周长胜将军

铁甲骑兵

周长胜将军

周长胜将军生平

　　周长胜将军（1911—1987），江西省吉水县人。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4军12师36团机枪连排长。红1军团2师5团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副营长、营长。苏鲁豫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第5纵队第1支队2团团长，115师教导1旅2团团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团长。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13团团长。教导1旅1团团长。鲁中军区4团团长，第4师参谋长。1943年春，周长胜率部参加了盐阜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1945年春，参加了解放阜宁县城的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月7日，新四军撤销津浦线野战军指挥部，成立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周长胜任鲁中军区警备1旅旅长。1947年1月21日，华东全军奉命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周长胜任第8纵24师师长，22师师长。鲁中南纵队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周长胜任第3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空军第4混成旅副旅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陆军第21军副军长。

1953年，周长胜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21军副军长，参加了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8年回国后，周长胜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周长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周长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7年1月1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76岁。

周长胜将军全身照。

周长胜将军的故事

《肖华救其一命》

　　周长胜在在红2师5团是一位模范连长，带领连队打过不少胜仗。

长征过夹金山前，打菠罗镇，周长胜左腿负了重伤，不能走路。5团领导向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汇报了周长胜的情况，随2师行动的军团组织部长肖华也在场，肖华当即表示：不能丢下一个有战功的模范连长。他指示由一个排长带领一个班，抬着周长胜过雪山。

周长胜躺在担架上进入川西北后，看到环境更加艰苦，天天行军，常有战斗，吃喝都有困难，长时间让战士们抬着，心里很过意不去，几次要求自己下来走，可战士们不答应，非要抬着他。走到离毛儿盖5里远的地方，抬担架的战士病到了好几个，团里几个干部经过商量，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安置起来。

周长胜知道后，情绪很不好，对人说：如果我过不了草地，就自杀。肖华听说后，果断地说：怎么能把周长胜丢掉？在困难的时候，丢掉一个有战功的人，动摇的将是一片军心！他命令2师师部两个骑兵通信员，另带着一匹马，去把周长胜接到师部。

周长胜到师部后，肖华把他交给了卫生队长，经过卫生队的治疗，在过草地之前，周长胜能够拄着棍子站起来了。

周长胜将军

《救卫立煌一命》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685团2营营长周长胜奉命率部绕到敌后运一部采煤机。途中，他们被驻在黄河边上的国民党西北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拦住了。

在卫立煌的指挥部里，这位堂堂的战区司令长官，开始根本没把这个小小的八路军营长放在眼里。可是，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卫立煌却对这位八路军营长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此时卫立煌所率的数万人队伍，处在前有黄河水面和左右都有日军围堵的困境，正准备渡黄河西逃。周长胜问：“司令长官，按你意见西渡，那么请问，准备了多少船只？”

当周长胜听到“没有，正在找”的回答后，不觉笑出声来。心绪烦乱的卫立煌大声吼道：“放肆，笑什么？”周长胜仍然轻蔑地一笑，平静地说：“恕我直言，敌人三面进逼，迫在眉睫，这几万人没有准备足够的船只，怎么能过渡？”

卫立煌边狠命地吸烟，边泄气地自言自语，露出一脸难色。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为抗日计，周长胜把胸有成竹的计谋献给卫立煌，他说：“我认为背水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渡河西去，这是冒险，应该抽少量浸透部队，牵制敌人；然后主力分兵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插到敌人侧翼，以图保存力量，在敌人两翼寻找战机再战。”

当天夜里，卫立煌按照周长胜献的计谋组织突围，一举获得了成功。事后，他在向八路军首长谈起此事时说：“这次困在黄河边上，亏得你们八路军救了我。”

1942年4月，刘少奇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部分领导人在山东临沭县朱樊镇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肖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杜明。

周长胜将军回忆录

《第一次解放张店》

周长胜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下，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假装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加紧进行内战准备。我党则针锋相对，坚决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其反革命的两手。这样，就出现了又打又谈、边打边谈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张店是胶济铁路和张（店）博（山）铁路的联结点，当时是个军事要地。驻守在张店及附近村镇的敌人是附近十一个县逃窜来的伪军、汉奸和土匪司令等，其中有已被国民党改编为“国军”保安第三师的原寿光县伪军司令张景月部；有博兴县伪军司令周胜芳部；桓台县伪军隽宇澄部；蒲台县伪保安司令成建基部；广饶县伪军李青山部；还有六个伪县政府、几十个伪区政府、几个伪警备队和六个特务队的人员，共约数千人。这股敌人在国民党的指使下，破坏停战协定，不断向我军挑衅、进犯，到解放区抢粮、抓丁、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作恶多端，罪恶累累，张店一带的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为了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内战阴谋，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拯救张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1946年6月初，我山东军区第四师奉命歼灭张店守敌。当时我四师师部驻在辛店，所属三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两个独立营，加上师部直属队共四千多人。另外还有鲁中、渤海两个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的配合，与张店守敌相比，我军略占优势。

为了掌握敌情，拟定好作战计划，在战前四、五天，师长廖容标命我（当时任师参谋长）与侦察科长刘锡坤、参谋处长宋炜、十团团长高文然、十一团团长柯邦坤、十二团团长方明胜等同志带领七八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两三个人一组，沿张店周围仔细勘察地形，了解敌情，选择突破口。在战斗打响的前两天上午，师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师长廖容标同志、政委王一平同志作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一定打好这一仗，坚决拿下张店。接着，我传达了战斗部署，具体布置了各团的战斗任务：十团（当时是四师主力团）由师长廖容标、政委王一平亲自率领，从张店东面进攻；十一团由我率领攻打张店的西北角；十二团由师司令部参谋处长宋炜率领，攻打张店的南门和火车站。会议以后，部队便积极进行战前准备。

6月6日晚8时许，我们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张店守敌发起猛烈进攻。我率领十一团经过顽强战斗，于晚上10点钟炸开城墙，冲进张店，并占领了张店的西北角地区。这时顽固的敌人接连不断地向我十一团实施反冲击，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敌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我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高房顶等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的反击。我们的机枪居高临下，象泼水似的向敌群扫射。手榴弹、拉雷也接连不断地在敌群开花。特别是鲁中军区后勤部制造的“拉雷”威力很大，一个下去，一炸一大片。就这样，敌人连续七次疯狂的反冲击都被我们打退了。阵地巩固以后，我带领十一团乘胜攻下了张店的南北大街。这时，我东面十团的进攻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进展较慢。我即令十一团三营营长带两个连队向东，从固守张店东面敌人的背后攻上去。在我两面夹击之下，敌人乱作一团，溃不成军，纷纷夺路向西南方向突围逃窜。宋炜同志率领十二团于晚上9点多钟攻下了张店火车站和南门，以后又把南门另外一些守敌打退。残敌退入张店街里，被我十团、十一团堵住消灭了。为了全歼张店守敌，师长、政委命令十二团迅速追歼向周村方向逃跑的敌人。十二团的两个营在团长、政委的指挥下，立即向周村方向猛追逃敌，在离张店七八里路的地方将逃敌歼灭，击毙和俘虏敌人约七、八百人。至此，我们取得了张店战斗的彻底胜利。战斗从6日晚上8点开始，到7日夜结束，共毙敌近两千人，俘虏千余人。连同渤海警备七旅追至邹平浒水铺、张家林等地消灭的敌人共五千人，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炸药三千多斤，其他军用物资不计其数。而我军伤亡只有百余人。

张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削弱了敌人在胶济铁路线上的力量。张店解放后，我渤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为我军日后在该地区进行自卫作战，抗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10月13日至12月18日，以贺龙为总团长，陈沂、康克清为副总团长的祖国慰问团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后排左2：志愿军第21军副军长周长胜、左3：旷伏兆、左4：贺龙、左5：志愿军政委王平、左6:谢明、左7:谢家祥;

前排左1:吴瑞山、左3：康克清、左4:严政、左5:陈沂、左6为志愿军第21军军长吴咏湘、左7丁盛。

《怀念老首长肖华》

周长胜

我听说肖华同志去世，一连几天都很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肖华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我对他有深厚的感情。他给我的印象是了不起的深刻。几十年来，他对我一直很关心，很爱护。我从一个连长逐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同肖华同志的培养帮助是分不开的。

肖华同志是我军的优秀领导人，很有魄力，很有朝气，在全军威信很高。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不摆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上实事求是，雷厉风行，很重视调查研究，讲起话来鼓动性很大；抗战时期他在山东，对罗帅很尊重，对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执行得很坚决。这几天我认真想了一下，在和肖华同志多年接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我在长征路上负了重伤，是肖华老首长派人救了我。那是1935年6月，我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模范连当连长，过雪山前打菠罗镇时我左腿负重伤，不能走路。当时团的首长向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同志报告了我负伤的情况。肖政委，听说我负了重伤，就指示由一名排长带一个班抬我走。那时环境非常艰苦，天天行军，常有战斗，吃喝都很困难。我不让他们抬，想自己坚持走，可战士们不答应，非要抬我走。走到离毛儿盖还有五天路的地方，大家由于饥饿劳累，实在走不动了，我有可能被丢掉．肖政委得知我的情况，果断地说：“怎么能把周长胜丢掉？他很能打仗，是模范连长嘛！”说罢，就在师部派了两个骑兵通信员，带着一匹空马，沿路找到我，把我接到师部来。刘亚搂师长和肖华政委都在驻地门口迎接我，亲切的问候我。肖政委仔细看了我的伤，我的腿肿得好粗。他立即把卫生队长叫来说：“周长胜同志是模范连长，你们赶快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好过草地。”卫生队长叫李之光，以后把我的伤治好了，这才能过了草地，到达陕北。如果没有肖华老首长对我的关怀、爱护，我可能早就死掉了。我一辈字子也忘不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身体那么好，却先我去世了。

第二件是，长征到了陕北，打山城堡。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红军会师后，接着进行山城堡战役。那时，我在一方面军二师五团当参谋长，我们是小团，四个连。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师长给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把山城堡的胡宗南敌军消灭掉，这是：个战役的关键。战斗开始不久，团政委陈彭同志就牺牲了，团的指挥员就剩我一个人。我是刚从连长提到团里当参谋长，指挥这么多部队还是第一次。肖华政委很了解我的困难，正好在这时候派了师参谋长熊伯涛来帮助我。熊参谋长向我传达了肖政委的三条指示 “一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二是发扬英勇顽强精神，不怕-切伤亡，坚决消灭敌人，三是发扬模范五团的光荣传统，猛打猛冲，敌人硬，你们要比他更硬！”这三条指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听了以后就向熊参谋长表示：“请你报告师首长，我坚决执行命令，只要我周长胜在，一定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他回到师部讲了我的态度，师首长也很满意。后来，电话线接通了，肖政委又打电话来鼓励我一番。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好，但在战斗结束后，没有捉到一个俘虏，敌人都跑到沟下面窑洞里去了。天亮时，敌人从窑洞里钻出来，我们用机枪一阵狠打，消灭了好几百，后来敌人缴了枪，一下子俘虏了一千多人。战斗胜利结束后，肖政委就来到我们团里，一来就找到我问：“吃饭了没有？”我说：“还没吃！”他很热情，很高兴，笑嘻嘻地说：“赶快搞点好饭吃。你们打得很好嘛！你这个参谋长可以当团长了。”这次战斗，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他及时派师参谋长来帮助，给我们具体指示，使我很受感动．这是鼓舞我们能够以少胜多取得战斗胜利的巨大力量。后来，我当团长、师长，到军里、省军区做领导工作，就学习运用肖华政委的好传统，好经验，注意深入基层，帮助下级解决具体困难。

第三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件小事。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当营长，肖华同志是旅政治委员。部队驻在山西省孝义县兑久峪附近。那时，我有匹好走骡，非常漂亮，走得很平稳。团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看了都说好，但是我还不想送给他们，因为我想送给肖华老首长。有一天，我牵着骡子到旅部驻地石象村，找到肖政委，我给他敬个礼。他问我：“周长胜你来了，什么事啊？是工作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我说：“不是工作问题，也不是思想问题，是牲口问题。”他听了很奇怪地问“什么牲口问题？”我笑着说：“我有匹好骡子，跑得很好，我带来骑给你看看！”我骑上去跑了一阵，他说：“不错，没见过这么好的走骡。”我说：“你看好吧，我带来就是送给首长的。”他说：“我不要，我有牲口。你留着自己骑吧。”我说：“首长，你要不收下，我就不回去。长征过草地前我腿上负重伤，是你派人带着牲口救活了我。现在我有了匹好牲口，送给首长表示我的心意，这还不是应该的吗？”我这么说，他还是不收。我着了急说：“你再不收，我就跪下给你磕头。”说：“你是共产党员，磕的什么头？小孩子脾气！”我这么说他也硬是不收。这时我忽然想出个办法，对他说：“收不收先别说，你骑上试试怎么样？”他答应了试，果然很好，他高兴地说：“暧！真是很稳，骑在上面还可以端碗水哩l”我趁这机会说：“是啊，这么好的牲口，你就留下骑吧。”可肖政委笑笑说：“还是你自己骑吧。”正在这时，陈光旅长来了，他一看这匹牲口这么好，就劝肖政委：“周长胜跑这么远给你送来，不要难为他，你就留下算了。”这样，肖政委才算把这匹走骡收下，又送我一匹马骑回来。这是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抗日战争时期这么艰苦，我有匹好牲口诚心诚意送给肖华老首长，他都再三不肯收。想到他的谦虚的美德，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就讲这印象最深的三件事，表示我对肖华老首长的怀念！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周长胜将军和夫人方治，怀抱儿子周建平。

《黄河边上》

周长胜

一九三八年初春，我们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们新二营是隶属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的，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

一天，团部的通讯员来叫我，说团长有急事要我马上去。我赶到那儿，杨得志团长已经在等我了。他看到我立刻笑着站起来，然后用手拉过旁边的一把小椅，说：“坐吧，研究一下你们的任务。"

我一听说有任务，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忙说：“什么任务，首长交代吧，我们保证完成！”

“看你这闯劲!还不了解情况，先打包票～～怕任务跑掉是不是?”团长边说边拍着我的肩膀，这时我倒有点不大好意思。他接着说：“说给你们，就给定了，放心吧！”

待我坐定，团长接下去说： “叫你们到兑九峪去怎么样?”他用征询的口气。

“兑九峪?”我暗自高兴。心中捉摸着：莫非让我们去敌人心腹地区打游击？对，任务越艰巨越来劲，仗是越硬越过瘾。

“是啊，去兑九峪，要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绕到敌人背后。”团长缓慢地说着。

“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吗？不成问题。我们早想请求……”我探出身子，兴奋地说。但没待我讲完，团长摇摇予说：“不，这次是特别任务。"

“特别任务!"它意味着特别艰巨复杂，我嗖地站了起来， “首长，任务再艰巨，我们也保证完成。"

“好，决定你们营立刻出发，到兑九峪运回一部采煤机器。”团长斩钉截铁地说。

　　“运采煤机器?"我楞住了。所谓特别任务，会是运机器，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怎么，嫌任务不对劲？”团长看透了我的心思，说罢快乐地笑了。

说实话，心里是有点不大对劲。但对首长交给的任务还能讲价钱吗？不能，况且先前已经打过包票。

“这机器很重要，是人民的财富，它留在敌人手里，就成为敌人的力量；我们把它夺了回来，就能为抗战服务。”他说到这儿，转过身去，然后用手在半空比划着，补充道：“别小看它，任务挺艰巨，一路上不但要遭到敌人的袭击，还要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执行这次任务的指挥员，必须机智、灵活、大胆、勇敢。”讲到最后八个字时，有意提高声调。

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听了团长这么一分析，的确，这个任务不简单哪，我的心里亮堂了。于是，我抬起头来，朝着正坐在那儿沉思的杨团长两脚“拍"地一靠说：“报告首长，明白了，我代表二营愉快地接受这个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保证圆满地完成。

团长走过来接着说：“我担心的，倒不是日本鬼子，鬼子再凶，再强，我想，只要你们拿出红三连的劲头，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不好对付的还是驻在黄河边上的卫立煌，他们是友军，对付他们要正确掌握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的确，团长这一提，我倒也想起来了。说真的，那时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全国人民的爱国呼声下，被迫起来抗战，但他们的行动是消极的，与其说抗战，倒不如说打抗战之旗，行反共之实。国民党军队对日寇一味地退让、妥协，对内则制造磨擦，坚持反共，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十年内战也还记忆犹新。

“团长，我们一定会小心行事。我想，只要不去惹他们，反正他也奈何我们不得!”

“不，”团长走到我的跟前： “问题不是我们爱不爱惹他，而是他要给你们添麻烦嘛!”

“那也不理他!”我坚决地说。

“不理也不成，是友军嘛，而且他还是这个西北战区的司令长官呢!按蒋介石的委任，咱们朱总司令还是他的副职，不理他，能行么?”团长说罢诙谐地笑了。

“那，我们……”我真碰上一遭复杂的难题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指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杨团长反复讲解了毛主席指示后又说：“卫立煌好骄，见到他时，应该注意关系，当然，当他提出阻挡、刁难我们的问题时，又必须一一据理说服，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态度。周长胜同志，必须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面前都代表着整个八路军。”

“是，我一定记住!”我严肃地立正回答。

当天，我回到了营部，与教导员、副营长他们研究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传达了团首长的嘱咐。我们都感到这个任务又艰巨又光荣。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决定提前行动。

第二天清晨，太阳没有露面，我们已经出发了。果然，不出团长所料，头一天，我们就碰上了卫立煌。

太阳已快西沉，约摸下午四点来钟，部队正沿着小遭前进时，传来了侦察员的报告，说前边是石楼张家沟，离卫立煌的指挥部不远。

“快速前进!”当我们获得这个消息时，毅然下了命令。

我们决心来个“过而不理”，打算急行军二十里，甩开这块是非之地，然后让战士宿营休息。

战士们也领会了我们的意思，虽然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却一扫白天奔波的疲惫，一个个生龙活虎，谁也不愿落在谁的后边。

可不，我们不想理卫立煌，卫立煌却要理我们了。正当我们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打算越过一条山岗时，听到后边有人在咋呼：

“前边是谁的队伍？站下，站下!”那人骑着一匹黄马，飞快地赶上来。

“你是哪一部分的?”走在队伍后面的文书反问道。

当这家伙走近我们，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文书，发现对方手臂上挂有“八路军”的符号时，便两手叉着腰，眼望天上傲然无视地说：“你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我正站在文书的旁边，见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恶心，便挺身走了上去说：“你是哪一部分的？有什么事情？”

“我么，当然有事。”他把马鞭从马背上抽了下来，两脚摆了个八字形，然后用大拇指指指自己的胸口自我介绍道：“我是卫司令长官指挥部的参谋。”

“参谋，嗯。”我也用两眼向他身上打量了一番，这小子打扮得挺时髦，一身草绿细卡，马裤、皮靴，嘴里还嵌着一对黄灿灿的金牙。

“有什么事，你讲吧。”我说。

他转过头来瞟了我一眼，大概从我身上拽不到与士兵不同的地方，便更神气地说： “不，找你们长官，我是来传达卫司令长官的命令的。”

“我们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二营，我就是营长，有话说吧。”

老实说，这些败兵在我面前摆臭架子，真叫人恼火，但是有任务在身，我还是抑制着自己。

“啊，你是营长。”他换了一副笑脸，赶忙脱去雪白的手套，伸出手来。当他看到我没有把手伸出来时，又赶忙把手缩了回去。

“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他谄媚地把头一歪，又装个笑脸细声细气地说：“卫司令长官发现了你们这支部队，认为你们的行动太冒险，而且严格地说，你们的行动已超越了你们的范围。”

“笑话，我们往东，是去打日本鬼子，打鬼子，只要是在中国打，何言超越了范围。”我理直气壮地说。

“这话是不错。不过，这里，嘿，就说前面，鬼子几万人呆在那儿，你们才多少入？要是你们一定要东去，那请去见卫司令长官。这，请原谅。”他说到这儿咧开牙齿一阵干笑，然后咽一口唾沫说：“好吧，就请去一次吧!”

麻烦已经缠到身上，不去一趟，问题不可能解决，于是我与教导员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按照我们早已研究过的方案回答那个参谋道：“好吧，我去一次。”

临走前与教导员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由我一个人去。教导员怕我有意外，硬耍我带两个通讯员去。我执拗不过他，便带了两个通讯员，跟蓿那个镶金牙的参谋到卫立煌的指挥部去了。

　　卫立煌的指挥部设在一座窑洞里，窑洞不很大但很深，夕阳通过窗户，投进来点点光芒，借着这仅有的光线，可以看清窑洞里简单的陈设。这窑洞象是新凿的，也许是因为赶时间，凿得十分粗糙。不太宽广的洞子里，挤着四五个木架子，木架上挂着几张折缝很深的大型军用地图；中间横着一铺大炕，炕上也铺着一张图，一个瘦瘦的黑高个子伏在图旁，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抓着蓬乱的头发在沉思。卫立煌穿着一身毕挺的黄昵制服，制服上挂满了一条条水波纹似的勋表，下身马裤，马靴擦得雪亮，宽阔的肩膀上披着一件草绿的呢大蹩，圆盘似的脸上嵌着一撮浓密的八字胡。他此刻正站在地图前面一只矮桌子上的电话机前，凝视着十几个电话机子发愁。

“报告!”参谋走进窑洞，两脚一靠，大声报告着，然后又象背书似地念道：“报告司令长官，您命令追回的部队属一一五师的一个营，营长现在奉命召到。”说罢站得笔直，活象根树桩。

卫立煌只顾自己看着电话机子，一忽儿，他转过脸来，轻轻地睨了我一眼，然后有气无力地哼了声“晤”，那参谍便乘机退了下去。

参谋走出去后，卫立煌并没有立刻与我说话，只是朝我全身上下看了一番。看了一会儿，从罐头里抽出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两口，然后又从嘴里喷出白色的烟圈来，慢慢地自我欣赏着。

停了总有五分钟，他说话了，这时我还按照规定立正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营的？”他又抽出一支烟，接上火，连看也没看我。

“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少校营长周长胜。”我大声答道。

“六八五团，嗯，团长是杨得志。”他想了一下说。

“那你们团部现在在哪里?"他又问。

“团部？”我的脑子里很快地闪过一个念头，记起了临走时团长的嘱咐。尤其是卫立煌问得如此突然，我不能不加提防，于是我找了个借口说：“我们出来七八天了，团部现在转到哪里已不详细。”

“晤，那你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报告，我们是奉命到敌后破坏交通，开展游击战争。”我把早已想好的话说了，因为运机器的事是绝对秘密的。

“敌后开展游击战?”他沉思片刻，把正在嘴里抽的卷烟拔了出来，然后喷出一阵白烟，问：“你们来多少人？”

“全营八百多人。”我仍然立正回答。

“八百，嗯，不少，比五百还多了三百；但是，还不满一千!”他嘿嘿地干笑一阵，然后看看我。对于这种挑衅性的语调，我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只是冷冷地对他回了一眼。

卫立煌看出我大概没有什么畏怯的表示，于是咬住了香烟，说：“你们装备怎样？”

“装备现在不太好，但打游击嘛，没关系，鬼子会给我们送来的。”我转个弯说。

“我问的是你们现在的装备!”他语气生硬，有些厌烦。

“全营十二条步枪，一挺机枪，每人八颗手榴弹。”我说。

“哈哈，”他听完竟忍不住地放声笑了起来，一张口，香烟掉落在地上。他从地上捡起吸了一半的香烟，熄去火，丢在桌上的烟缸里，然后走到我的面前讥讽地说：“我当你有十二门炮呢！哈，老弟，凭你这点家伙就可以往东去打日本人么？连我……唉……”说到这里他摇摇头：“荒唐，荒唐，实在荒唐!”这时，那个一直伏在炕上的黑高个也微微抬起头来，朝着我掀起脸皮淡淡一笑。

我知道卫立煌他们在讥笑我们的装备，而这些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与懦弱、退却、唯武器论主宰头脑的国民党军人的分歧点，我原想反驳他几句，但想起了临走时团长的千叮万嘱；万一在这个问题上争起来，惹怒了骄横的卫立煌，闹些岔不说，砸烂了锅却做不成饭，他硬阻拦，完不成任务咋办。于是我忍住了气，仍旧用平静的口气问遭：

“那按司令长官的意见呢?"

“按我之见，”卫立煌拧紧双眉仿佛在深思熟虑似地走到我的跟前，装出一副恳切的样子，说：“别往东了，这是用鸡蛋砸石头!要是你愿意，留在我这里，一起打日本抗战。”说罢，他紧盯着我的脸，足有半分钟，等待我的反映。

“留在这里一起打日本抗战？显然他不怀好意。”想到这，我全身紧张起来。

“卫司令长官，感谢你一番好意，只是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还必须往东去。”我严肃而又坚决地说。

“东去，东去，就凭你这寥寥数百人，区区几支枪，去得了么？自不量力!”他急躁地说，显然，有些恼火了。

“卫司令长官，几百人，十几条枪，与敌人的数量和装备比较，的确差得很远，可是我们有八百颗誓死抗日救国的心，却是难能可贵的，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摧毁不了的。况且……”这时我心里倒已平静下来。

“心，心，”他打断我的话，“它能顶住枪子，还是炮弹，啊？”说罢把烟蒂向下一丢，逼到我的面前。

“卫司令长官，可清楚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我不服气，理直气壮地反驳。

“此一时，彼一时也，你知道么？现在是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人作战!”

“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丢进博物馆里了，平型关大捷足可见证！”

“住嘴!”他勃然大怒；“你应该停止东进。一是随我行动，二是原路返回，两者选择其一。”说完跑到电话机前面，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两手抱头，眯着眼睛沉思起来。

窑洞里恢复了先前的宁静。在这片刻的宁静里，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任务，任务……”满脑子的任务在打转。任务一定要完成，我们一定要东去，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但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这确是个异常棘手的问题。我细细地把卫立煌的话琢磨了一遍，依照我的判断，当今国共合作之际，全国人民抗战热情激发，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吞并我们这支八路军的小部队，而担当破坏团结的责任。他所以一再阻拦我们东去，是自己怕“鬼”，又不让我们去打“鬼"，这是因为他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的缘故。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将军们看来，武器装备的优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战争的性质，是不足挂齿的。想到这里，我便下定决心，仍旧和他谈判，了解他的下一步行动，找出脱身之计，以便乘机提出东进。

　　这时卫立煌的火气已经消了大半，大概看我半天不响，认为还可以说服，便放缓语气，走到我的面前说：“老弟，你刚到这里，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贸然东去，凶多吉少！凶多吉少!

“请问司令长官，这里的情况？——"我乘机问到。

“情况么，”卫立煌摇了摇头，“不妙啊不妙，说老实话，不是你们十二条步枪可以顶住的啊!”然后他走到挂在木架上的一幅地图跟前，用短棍指着上面的红色箭头说：“日军有三万人，分三路，一路由兑九峪，一路沿汾阳公路，一路越过介休，正向这里逼进，我们已经顶了十几天了，四个军伤亡很大，目前我们只剩下四个旅，敌人继续西逼。你想，你们去一个营，给他上口，还填不满一个牙缝。老弟，要量力啊！”说完，将手放到身后来回地在室内走动。

“请问，贵军下一步行动?”我进一步接上去问。

“行动，”卫立煌好象早已胸有成竹，毫不思索地说：“往西，渡过河去，必要时去陕北。”

“去陕北?”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谁都知道，陕北是我们革命的心脏，毛主席和党中央此刻正在红色的革命圣地延安。卫立煌这四个旅，要是真象他说的那样，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这两三万人吃的穿的暂且不说，那毛主席、党中央，万一——我想得很多，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呢!这使我不能不想起历史的教训。但卫立煌的处境明摆着，或战或逃，两者必居其一：战吧，他们已被敌人追得丢盔弃甲，疲惫不堪，无心再战；逃吧，不过黄河去陕北，又叫他们到哪儿？这时我所考虑的，不单是如何脱身、去完成运机器的任务，而是考虑如何阻止卫立煌向陕北退却，保护党中央。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

问题是摊开来了。但是，怎样阻止呢？显然，凭我这样的年龄、职位，要告诫一个骄横自大的战区司令长官，是很不容易的。

“能不能帮助他突破敌人的重围？”我试想着。我又想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当共产党员和友党友军发 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

“帮助他摆脱强敌跟追的困境，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我瞅着这一幅标有敌人前进箭头的地图，脑子里苦苦思索着。

当前卫立煌的情况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老是被敌人打屁股，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就必然出现军官失去信心，士兵无心战斗，整个部队疲于奔命。这是指挥上的错误。要想转变这种情况，首先要避敌锐气，甩掉屁股后面的敌人。但是如何甩法呢?前有黄河断路，后有强敌尾追，前进和退却都不行。在此不动也顶不住，敌人也不会给他们喘息整顿的机会。南北方向虽然也有敌人，但力量较弱，而且有机可乘，看来只有南北两条路了。我假想着卫立煌四个旅有两三万人，抽出其中少部分兵力，譬如说一千两千，正面佯攻，吸住敌人，然后主力分两路突围。我满意自己的设想，虽然我没指挥过这样的大部队，但是这道理应该是一样。于是停了一下，便道：“司令长官，按你意见西渡，那么，请问，准备了多少船只？”

“船只，”卫立煌给我突然的问话问住了，他停了一下，从嘴里拔出烟头说：“没有，正在找。”瞧，这就是国民党的穷途末路，我不觉失声笑了起来。

卫立煌此刻的心绪是极混乱的，他听到我笑，瞪大了牛样的眼睛，怒吼道：“放肆，笑什么!”然后又走到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问：“笑什么?你说！”好象满肚子的烦恼要在我身上发泄似的。

“恕我直言，”我说；“我笑司令长官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试问敌人三面进逼，火在眉睫，这几万人没有准备足够的船只，怎能过渡?”

一句话说到了卫立煌的难处。他听了象皮球泄了气似地自言自语说：“不渡不行啊，日军锐不可挡!我们三面临敌，背水作战，留在这儿是死路。”说完又抽出一支烟狠命地吸了起来。“我倒有个想法，只是不太成熟。”

我见机会到 了，接上去说:“你还有什么好办法?”他半信半疑的。看了我一会，又说：你说说，什么办法?”

这时，那一直抓着头皮瞅着地图的黑高个参谋长也猛地从炕上跳了起来。“我认为背水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渡河西去，这是冒险；就是有了渡船，试问，鬼子如果从陆上进兵，又派飞机从空中追歼，那不危险更大？敌人的企图也是想在黄河边上歼灭贵军。我意见是不是这样：抽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增大宽面；然后主力分兵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插到敌人侧翼，以图保存力量，在敌人两翼寻找战机再战。”卫立煌听着我说话，开始，低头沉思，后来便抬起头来，当我说完时，霍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急步走到我的跟前说：“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便照样又说了一遍。

“对，对，对!”卫立煌听我说完了第二遍，兴奋地把香烟往地上猛地一摔，然后走到我的跟前，扬扬手说：“对，好计谋，好计谋!”当他看到我仍旧原地立正站着时，又赶忙补充道：“对，对，稍息，稍息。”说罢又亲自从罐头里抽出一支烟来递给我。

这时候，那个参谋长也走了过来，脸上一扫忧虑，眉飞色舞地说：“总座，是好计谋、好计谋!”“怎么样，下决心吧!”卫立煌耸耸肩膀兴奋地朝着他那参谋长说。“对，下决心!”参谋长坚决地说，然后抓起一支烟来，点上火。

卫立煌这一下来劲了，他把呢大氅一脱，大声朝着参谋长道：“下命令吧！要各旅旅长来开会。”

待那个参谋长下去打电话时，卫立煌又快乐地与我聊起来。这时我叫通讯员回去说明情况，同时要教导员布置全营就地休息做饭吃。过了个把小时，天快黑了，四个旅长都来了。卫立煌在会议桌边刚坐定，使用红铅笔敲着桌面说：“本来我们向西，现在决定改变一下，各旅抽四个连组成突击队，增大宽面，正面吸住敌人。南边张家沟南的两个旅归马旅长指挥，往石楼方向积极突出去，转到敌人左翼。我带直属队及另外两个旅同时往北面突出去，转到敌人右翼，要求主力坚决突，不决战，目的是摆脱被动，保存有生力量，尔后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如果我们往西的话，会遭到全军覆灭。”

这时那个姓马的旅长站了起来，用手指一边在桌上打着鼓点一边说：“此乃上策，总座改变得妙，妙！”其他几个旅长也跟着说起好来。卫立煌受着众人的赞美，摇头晃脑，但一忽儿转过脸勉强伸蠲手来，向大伙介绍道： “诸位，我忘了介绍，这位是八路军的周营长，方才那个决策是我与他一起研究出来的。”这一说不打紧，全窑洞的人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尤其那个参谋长，竟摇着脑袋喟叹道：“八路军呵八路军，八路军有人才!”

“周营长，还有什么补充。"卫立煌打断众人的议论朝着我说。

我骤地想起临走时团长的话：“必须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一举一动在友军面前都代表了八路军，要叫卫立煌觉得，我们坚决抗日，并且充满了同友军合作的诚意。”是的，我正代表着八路军，代表着伟大的共产党在和友军打交道。我应该遵循党的教导，表达出我党我军援助友军的无私诚意，宣传我军的抗日主张，于是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整整军衣说：

“刚才卫司令长官所提出的突围计划，是摆脱当前被动局面的唯一的好计划。其实也并不是我的什么发现。毛泽东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的主动。”接着我把话题一转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以不疲倦的努力，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军人，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同样，对目前贵军的处境，我们深表同情，为此我们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就这一点也足够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抗日合作的诚意。这在在座诸位也是有目共睹的。不再多谈了。这里就方才卫司令长官布置的贵军突围计划，再补充三点不太成熟的意见：一、突围宜在黑夜进行，切忌火光，保持肃静，正面打响后亦应注意隐蔽，使敌人猜不到，摸不透；二、主力分两路转移时，应派出一支小部队，在后面消灭痕迹；三、箝制正面敌人的部队，应该积极、勇敢，火力要猛，使敌人造成我正面突围的错觉。”

“好，好!补充的也很重要。”卫立煌这时也站起来重复着说了一些要注意的问题，那几个旅长自然又无例外地跟着说了一阵好话。

当夜，卫立煌就按照我们提的计划组织突围。我们也在卫立煌突围的同时，从敌人中间人不知鬼不觉地插了过去。第二天，卫立煌跑到我们师部，向师首长说了这件事的经过。并且说；“这次困在黄河边上，亏得你们八路军救了我。”我们不仅救了卫立煌；同时，急行军五十里，闯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腹地，在敌后顺利地运回了那部采煤机，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在国民党溃退时丢下的一个军火仓库里，找到了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当返抵驻地时，我们已经不是卫立煌讥笑的只有十二条步枪、一挺机枪的一个营了，而是每人一支步枪，每连十挺轻机枪、重机枪的头等装备的抗目部队了。当我把路上经过的情况向杨团长报告时，杨团长赞扬了我们营。

事情隔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每当想起它，我总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统一战线原则正确、伟大。今天，重温这个故事，就越发耐人深思。

周长胜将军和夫人方治在朝鲜

《活捉李仙洲》

周长胜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初期，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地区打了震惊世界的一仗，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

莱芜战役从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下午结束，为时不到三天。我军由子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因而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七个师六万余人，俘虏蒋军高级军官十八人。其中蒋介石的亲信、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蒋军北路总指挥、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

夜奔口镇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队以八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由明水、淄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企图同华东人民锯放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军在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以一部分兵力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

那时，我在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四师。这个师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部队。我们执行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战略意图，配合鲁南战役，开到莱博公路两侧，采用麻雀战术，袭击敌人小部队，破坏交通，使敌人既疲劳又恼火，敌人果然象愚蠢的水牛一样，牢牢地被牵制在这个狭长的地区。李仙洲也弄得举棋不定。

还是王耀武“机灵”，他看到我军在鲁南痛歼蒋纬国的王牌部队快速纵队马励武的二十五师后，提高了警惕，连连去电催促他的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向济南靠拢。但是李仙洲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匆匆忙忙地带着他的七十三军、六十四军缩回莱芜城里，妄想凭借牢固的工事与我军顽抗。

陈毅司令员看准了这一着，送到门口来的“礼物”是一定要收的。于是，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莱芜。但是正当大军准备向莱芜前进时，我们师却接到了进驻莱芜北面目镇的命令。

“去口镇，莫非是把我们调作二梯队!”我心中纳闷。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政委陈美藻同志，陈美藻同志也笑笑摊开手道：

“是啊，但是命令上明明写着‘连夜奔驻口镇，到达后修建、加固工事’。这里边就有名堂了。”他回过头来自信而又诙谐地补充道：“咱们陈司令员用兵如神，就是诸葛亮也难猜到”。说完我们都笑了。

我们下达了夜奔口镇的命令。这是一个月夜，我们借着明亮的月光，冒着敌机的漏夜扫射、轰炸，一口气奔往口镇；但当我们踏进口镇的外围阵地时，友邻部队已经攻下了这个重镇。部队一住下，就投入了紧张的修筑工事的工作。

卡住袋口

半夜，我接到电话，要我连夜赶往纵队指挥所。

王建安司令员在指挥所里等着我。他一见我进去，就招呼我。从他满是喜悦的脸上可以知道，咱们又有好仗打了。果然，待我走到一张横桌前面站住时，他说话了：

“老周，发急了吧?”他拿起一支烟，随手又抽出一支递给我。他的话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里，我接过烟，不好意思地笑笑。

“要打仗有的是，急可急不得啊!”王司令员向来沉着，他总是不慌不忙，可一到紧要关口，他的决心下得比谁都快。

他吸罢一口烟，霍地站起来，引我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面前，指着莱芜说：

“李仙洲进了莱芜，处境越来越不妙，他终于接受王耀武的建议，准备向济南靠拢了。”

“那我们就在莱芜解决他!”我听说李仙洲要逃，急着说。

“对，要解决他，彻底解决他!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握紧拳头，往空中有力地一击。

他指着莱芜到口镇那条十五公里长的公路，说：“西边是一纵，东边和顶头是我们，华东野战军集中了六个纵队，把莱芜团团围住，李仙洲部队已成瓮中之鳖。明天上午，总部决定发起总攻，解决莱芜的全部敌人，一共七个师，七个师。”他重复地说“七个师”，表现出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那么，我们该从口镇……”我还没说完，他接下去说：“在口镇站住，张开袋口!”一个宇一个字地，语气持重有力。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纵队和华东野战军首长真的把最重要的任务留给我们。

他接着又说：“根据情况判断，李仙洲一定会按照王耀武的命令，冒险突围，妄想夺取口镇向济南靠拢。陈毅司令员迎其所好，放开一个袋日，”他的手指着莱芜北头，“先让敌人在菜博公路上游行，再一举包围歼灭之!”说到这里，他两手一合，做了一个四面兜包的姿势。

“那我们师的任务是卡住敌人的脖子，卡住袋口!”我高兴地说。

“对，卡住脖子，卡住袋口!”他停顿了一下，“据说李仙洲还没有出莱芜城。”

“李仙洲!”我听到这个名字既愤恨又兴奋。“要是明天能亲自逮住他该多好!”我暗暗下了决心。

“野战军司令部指示三点，”王司令员介绍情况后又补充道，“第一，口镇很重要，北去济南这儿是必经之道，势必成为两军剧争之地，你们要牢牢卡住，卡得越紧越好；第二，决不能放走李仙洲，要活捉这个战争罪犯，而且也不放走他的一兵一卒，力求全歼；第三，战斗将从你们那儿打起，整个战斗以你们为信号，你们必须特别谨慎。”

“是的，我全明白了!”我激动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代表二十四师全体同志向纵队首长和华野首长保证：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托，一定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我告别王建安司令员时，觉得肩上担子重了许多。走出指挥部便加快脚步，要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赶快传达给全师每一个战士。

瓮中捉鳖

拂晓，我赶回口镇附近的师指挥部，与政委一起，根据纵队的指示研究战斗部署，把部队作了一番调整。

我们把主力团放在口镇外围的垂杨附近。垂杨正是从日镇伸过来的公路之上的第一个要口，前面横着一条沙滩河。敌人要进口镇，，必须经过这里。我嘱咐张副团长亲自带一个连，卡住垂杨前河滩要口；我和政委又分别带领两个团埋伏在附近：一个园伏在御架泉前的小丘山脚下，一个团伏在离莱博公路不远的王家后沟里，形成一个扇形的伏击圈。我告诉团干部们，待指挥部枪声一响，一齐从横里往垂杨压下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战士们接到任务，个个兴高采烈，有的盘算着能抓多少俘虏，有的盘算着能缴多少枪枝，都说要在这次战斗中换上好枪，特别是一听说李仙洲还在莱芜，都说要亲自抓住这个战犯。

好容易天亮了，真是一个挺好的晴天!我站在山头观察所里，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敌人正在莱芜东关集合，看样子真要有所行动了。

“瓮中捉鳖”，我看着莱芜的敌人，骤地想起昨夜王司令员的那句话。这时有人嚷着； “出来了，出来了!”我抬起头来一看，果然，敌人列队出了东关，转过头，往这儿来了。

“嗡嗡嗡……”我们正看得起劲，远处飞来了一排飞机，足有十来架。我命令部队“不准射击”，对敌机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优待!在往常，我鼓励战士打“铁鸟”——可今天不能这样，一打，惊动了莱芜的敌人，那就坏了。

我们的视线一直向着莱芜那头，敌人人数不少，前面约有一个圈，成四路纵队，随后一队汽车，数数也有几十辆。

“那里面有名堂……”政委看到汽车，诙谐地用臂肘碰碰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把手一扬说：“那我们去‘欢迎’!”说完放下望远镜与政委一起奔向阵地。

一场激烈的歼灭战开始了。大约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垂杨附近的主力团与敌人在沙滩河边接上了火。一声枪响，我们的战士顿时从四面八方出来，接着，莱芜那头野战军司令部的炮火，也轰轰地吼开了，仿佛春雷震撼大地。李仙洲部队本来已是惊弓之鸟，这一下给镇住了。他们丢了莱芜，又去不得口镇，真是驼背摔跤，两头不靠，在灰茫茫的公路上，散兵、汽车乱成一团。

李仙洲急中生智，在忙乱中组织力量反扑，气势不小；第一线就有整整一个团，排成四路纵队，恶狠狠地向垂杨这头压过来，企图夺得口镇，突出重围。

“给我狠狠打!”我紧握拳头说。战士们显出了自己最大的本领。“卡住脖子!”“活捉李仙洲!”在雄壮的口号声中，在猛烈的火力下，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压了回去。我们的战士越打越有劲，机枪的火舌一股劲地喷着，子弹也呼呼地向敌人吼着。忽然，我的前面出现了几辆汽车，它们从敌群中用最快的速度冲了出来，在公路上急驰着。

“对准汽车，不能放走一辆!”眼看四辆中卡护着一辆吉普冲将过来，我大声地下着命令。

汽车越开越快，我们的火力也越打越猛，阵地上的火力几乎全部压在这个焦点上。

突然，“轰”地一下，接着又是“咕噜”一声，前面那辆汽车停住了，跟着第二辆、第三辆也停着不动了。

“打得好!”我兴奋地喊着，只见一群群的敌人从汽车里钻了出来，有躲到汽车底下的，有没命地往后逃的，有掉到田里去的，显得狼狈不堪。

我军从四面八方渐渐压了过来，圈子越来越小。失掉了指挥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我带着警卫员冲到汽车跟前，汽车里已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汽车司机的尸体横在上面。

“难道给他跑了不成?”我脑子里闪起一个念头，但是很快地否定了，明明五辆汽车，连一个轮子也没有飞过阵地，他能跑到哪里去?我赶紧命令战士修好那辆汽车，开动机器，好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寻找李仙洲这个战犯。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算算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可是收获挺丰富，光战俘就有五千七百，子弹、枪枝更多，枪枝象甘蔗，一捆一捆往屋里扛，子弹用竹排子一堆堆地搬。就是不见李仙洲，不免使人烦恼。

李仙洲捉住了

战斗一结束，我们就紧张地投入甄别战俘的工作。我正在一间屋子里跟一个同志谈话，敌工科长急急地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师长，李仙洲的东西在汽车上找到了，人，准在我们这里!”

“对，去看看!”我边说边跟着他走了出去。

果然，就在上午与吉普车一起猛冲的一辆中卡上，我们找到了李仙洲的呢大衣、披氅、鸭绒被、电镀转轮手枪；在一堆乱纸里，还找到了写有李仙洲名字的名片和证件；在另一辆汽车上，还放着他的小厨房的火锅。

根据情况判断，李仙洲没有逃出口镇，而且就在我们的俘虏群里。我们把情况向纵队司令部报告后，纵队同意我们的意见，同时，我们又接到了华东野战军首长发来的务必查出李仙洲的命令。

清查战俘的工作象战斗一祥，漏夜进行着。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战俘中可能发生的逃亡，我们还命令各级机关、连队加强哨位，而且发动后勤机关的干部也来巡逻放哨。我们为李仙洲布下了天罗地网。战俘营里点着火把，连夜在五千多名的战俘中，调查询问。

但是查了整整一夜，李仙洲还是没有着落。我正考虑着耵他能到哪儿去呢”，忽然，桌上的电话机“嘟嘟嘟”地响了。

　　“请师长听电话!”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声音。由于说话用劲，耳机被震得嗡嗡发响。

“谁啊?我就是!”我对着电话机说。

“啊，是师长。师长，李仙洲捉住了!是真的，没有错。”他一口气地说着，兴奋得连我问他是谁都忘记了回答。

“啊，李仙洲捉住了？你是谁？”我又问。

“我是后勤粮秣科长。是的，李仙洲捉住了!”他还是大声地说着。

“好！你亲自扭他押到师部。我等着，别给他跑了!”我兴奋地说。站在我旁边的警卫员一听说李仙洲捉住了，一下蹦了起来：“李仙洲捉住了!李仙洲捉住了!”边跳边叫地跑了出去。

师指挥部外边的场地上，挤满了人，大家等着看李仙洲。

粮秣科曹科长押着李仙洲走向人群，人们紧紧地图着他们，挤得水泄不通，谁都想看看李仙洲这个战犯是什么样子。

李仙洲穿着一套与他胖胖的身子极不相称的小棉袄，搭拉着脑袋，两只手捂着艟予，一拐一跛地走着。这时，人堆里钻出机要科张科长来，他朝李仙洲端详了一番，然后用手指着他说：“晤，就是你啊！昨晚你一口咬定自已是‘伙夫’，要不是我坚持送你上俘虏营，差点给你跑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那四辆中卡正是李仙洲的指挥部，小吉普里坐着的正是他。李仙洲原想来个猛劲，冲过公路，企图死里逃生，怎知我们的火力死死地扣着他，他前面的一辆中卡终于给我们打中了轮胎，不能走了，小吉普也只得跟着停下来。这时李仙洲的腿上已经受了伤。他见情势紧急，赶忙跳下汽车，趁战场上乱作一团的时候，往士兵群里混了进去。他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在匆忙中脱去了呢予军装，丢掉了暖和的大氅，换上一套蒋军士兵的灰色棉军服，戴上一顶掩耳小棉帽，并且抓来一把锅灰往脸上一抹。就这样，他在被俘时混过去了。

夜晚，使他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俘虏营里正在逐个清查。怎么办呢?李仙洲又想了个对策。他瞅个空子，从矮墙里爬了出去。但是，他的运气并不好，刚剐翻过土墙，忍着腿痛，正要抬腿溜走的时候，却给一个声音喊住了。

“不要动！”随着一声吼叫，走来正在巡逻的机要科张科长。张科长用电筒照了一下，喝问：“干什么?”

“小，小便。”李仙洲打了一个寒噤。

“你是干什么的?”张科长又问。

“伙夫，侍候团长的。”他不慌不忙，把棉帽子直往下控。

张科长看着这个老“伙夫"，心里有些怀疑，但是天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好把他押回俘虏营去，交给清查战俘的同志，并且要他们加紧查询。

李仙洲被押圆俘虏营后，立刻受到了注意，人们打着火把，发现这个脸孔漆黑、胡子头发有些花自的老“伙夫”，耳根后商的皮肤自得出奇，于是再三进行盘问。可是他早准备得好好的，口供一点不露破绽。

李仙洲虽然滑过了这一关，但他知道俘虏营里非久留之地，在这儿迟早会被认出来的，于是又打算第二次逃走。

战士们接受第一次教训，看守得更严了，李仙洲只好眼睁睁地在那儿坐了一夜。但是，他的好运只有一夜，第二天，就在战士押送俘虏到一个地方集中的时候，他被我们机警的曹科长发现了。

李仙洲排在俘虏中间，搭拉着脑袋，慢吞吞地走着。显然，他在庆幸自己没有被发现。这时候，忽然从他背后传来“李先生！!李先生！”的声音。

李仙洲本能地随着声音回过头去，只见一个小鬼冲出队伍，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面前。

“你，你……”这可使李仙洲惊慌失措了，但一忽儿他又镇定了，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你认错人了!”说完，对小鬼直瞪着眼。

“没错，李先生，我是小王，卫戍排长的勤务兵。”天真的小鬼，真以为李仙洲花了眼。

“胡扯，你胡扯，你诬赖好人!”李仙洲这一下沉不住气了，他恼怒了，由于激动，已经忘了自己“伙夫”的身份。

这一怒可真起了作用，小鬼给他吓得直往俘虏行列里跑。正巧我们的粮秣科曹科长在旁边，他一听，这里面大有文章，便把那个小鬼叫出来，指着那个老“伙夫”问他：“这是谁?”

“嗯，他是我们……”小鬼象掉了魂似地瞅着那个老“伙夫”，然后胡诌道：“是团长，不，是排长!”

“再说一遍！老老实实，他是李什么？”曹科长严肃地追查着。小鬼见逃不过解放军的眼睛，只得吞吞吐吐地说；“他是，李……李先生，李司令长官，李仙洲。”予是，我们的曹科长就不客气地一把把李仙洲拉了出来。

说来真是好笑，当时这位煊赫一对的“中将副司令长官”还是不承认自己是李仙洲呢！他指着脸上的锅灰说：“你们错认了人，我不是李仙洲，不是李仙洲！”说完，他索性捂着肚子，坐在地上，赖着不走。直到有人出来证明他是副司令长官之后，才勉强地爬了起来……

我看着一脸黑锅灰的李仙洲，听完曹科长他们的汇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指着李仙洲的脸说：“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至于你想装蒜，也是枉然，你决逃不过人民锐利的眼睛!”说着，我叫战士取过洗脸水，命令李仙洲自己洗去黑灰。

当我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报告陈毅司令员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听了也很高兴。他要我好好看管李仙洲，别给李仙洲逃了。陈毅司令员诙谐地说；“李仙洲是善于“跑”的，要小心呐!”我回答说：“司令员！请放心，他再也跑不了啦!”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稿

一九六O年九月修改

1958年周长胜将军（左）下连检查连队武器装备管理情况。

《第一次考验》

周长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少先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江西，已经有了红色政权——苏维埃。少先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这是一支少年武装，规模很大，我们村子里就有三四百人，大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七八岁。每人胳膊上套块红袖章，袖章上还写有“少年先锋队”字样，孩子们挂上它，真感到神气。

少先队员们经常出外活动，每当外出总带着武器：木枪、木棍、梭镖、7马刀、铁叉。木枪完全仿真枪做，不过它不能射击；梭镖也挺神气。一般这两种武器全由大孩子掌握。我很幸运，一入队就弄到了一支木枪，我拿到它时的那股欢喜劲呵，现在想起来真有意思。我们也经常出操，教我们出操的是共青团组织的人，大都是当地学校里的青年教员。我们每个人学本领都很认真，年纪虽小，可操作时还不敢顽皮呢，立正、稍息、齐步、跑步，操得又整齐又好看。大人们看到了都称赞我们，要是谁说上一句：“你们不坏，真象小红军。”那真是最大的荣誉。

少先队也有自己光荣的任务，最经常的工作悬辅助大人站岗岗、放哨、送信、宣传。别看我们是孩子，做事还挺认真，赶市查路条，碰上可疑的人一定不给走。有次轮到我们小队站岗查哨，过来一个老乡，他确是邻村的匠人，就是忘了带证件，不管他怎么说，我们还是不让他走，硬要他回去拿来了证件才放他过去。因此，大人们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很放心，他们称我们“小山鹰”。“小山鹰”的称号不仅说眼眼睛看得精，还称赞我们送信快。的确，那时我们送信又快、又稳当。我们以站计，每站五里，甲组送到一站交给乙组就回来，不管在做什么事，接到信先得完成送信任务。当时很多重要的信都通过少先队员的手到了它需要去的地方。

开会，这是最起劲也最热闹的活动：逢到开大会，事前我们帮大入敲锣，发通知；开会时我们又拿着武器去维持会场秩序，对个别迟迟不到的干部，还要登门去找；开完会，我们又欢欢喜喜地忙着搬凳子、拆杆子。要是斗争恶霸清算土豪，我们还要看押犯人，挨到这些工作的，都感到很幸运。我也有过那么一次幸运事：与七八个孩子一起看守一个大恶霸。事后我还常常骄傲地把这事告诉别人。逢刭村里宣传什么，也少不了我们这批少先队员。那时正动员妇女放脚、剪头发，我们也积极投入了宣传运动，分组挨户访问，主动帮老乡做工，趁他们高兴时宣传一阵。要是别人不信，我们就轮流地整天跟着他们转，弄得他们没办法，只得放了脚、剪了发。由于少先队员们做了许多工作，在群众中影响很好，群众把我们的工作看最光荣的事。我过了很长时期有趣的少先队生活，直到参加红军，红军里没有少先队组织，我才结束这种生活。

入团。

我参加红军时已经十九岁了。论年纪不算小了，可还是满身孩子气。那时候，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还有很多是少先队员，我也带着少先队员的称号走进了红军这个革命家庭。

我参加的部队是红军一军团十二师三十六团，那是个老部队，除了党员，就是团员，哪有少先队组织：党团员一开会，我们简直冷清得别扭。但又没奈何，自己不是共青团员，哪能硬挤进去参加会议。想提出入团吧，又怕自己条件不够，这可把我矛盾死了。一天、两天、又一天，我终究憋不住了，我想自己已经是个战士了，既是战士那为共产主义事业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早该是个共青团员。我想着、想着，终于鼓足勇气走到连政治委员那里。

“连政委，我该是个共青团员了。”我直截了当地把早已想好的话一口气说完，为了不让连政委看出我的孩子气，我极力严肃些并且把嗓子提得高些。政委没有回答我，看着我光笑。停了一会，才侧过脸来问我： “为什么?”你看难回答不，我一下子不知怎样说，连早想好的话都忘了，脸红到脖子根。连政委见我发窘了，走上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急，好好工作、学习，努力争取，要求入团是进步嘛。”我记不清政委说完后我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很快地从屋里出来，跑回班里，呆呆地坐在那儿。“好好工作、学习，努力争取”，这几句话就象刀子刻的一样，牢牢地记在心里，想到它，我会浑身有劲，干事特别痛快。

不到半个月，我们班里的吕豫百同志找我谈话。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员，是个出色的战士，人爽直痛快，我很相信他。他那天和我谈话与平时不同，特别严肃，一本正经的，问我年纪、身世、家里情况。我知道这下准有门道了，于是象学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那样，问啥答啥，临末还补充了我的想法，恨不得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我满想这回总该入团了，可奇怪，他听完我的话，既不说我已经入团，又不讲我是不是可以入团，连共青团都没有提起。这可叫我纳闷死了。我想：入共青团多难啊。

过了三四天。那天，我正在洗衣服，听见有人唤我，随着声音跑去，看见是文书。他手里拿着几张表，一见我就说：“小周，来，填表。”“填表?"我很奇怪，想到了军人登记表上，于是我回答：“军人登记表不是早填过了?"

“不，这是填入团的表。” ．

“入团?我入团了!”我差点跳了起来，抢过表来，也不知怎样做才好。我那时还不会写字，文书就为我代笔，一张表填的时间不算长，可我心里紧张得一直在跳。填完表，人也觉得轻松多了。我一口气跑回屋子里，喝了两碗凉水，真不知自己该怎祥傲才好。晚上，吹了熄灯号，我躺在床上总睡不着，心里想着：“当共青团员了，不赖呀!可得好好千。”

第一次考验。

我入团后不久，部队遇到了一次重大的战斗。在那次战斗里，我接受了党和团给我的第一次考验。

战斗发生在江西。部队遇上了“追剿”我们的强于我数倍兵力的敌人。

敌人来得气势汹汹，企图把我们红军消灭在江西境内。敌人选了好枪、好炮，挑了许多高个子兵，真是“兵强马壮”。

而我们，那时的装备确实差，没有大炮，几挺机枪和几支好步枪也是刚刚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大部分战士使的是原始武器——梭镖、马刀，最好的也只发上一支土枪。谁要好枪，谁得从敌人那里去夺。我是新兵，当然没有枪，使的是一根梭镖。

战斗开始前，团里号召共青团员要当突击手，要向共产党员学习，从敌人手里夺过武器来装备自己。我在团小组会上激昂地保证：一定接受组织上给自己的第一次考验，不但保证夺回一支枪来，而且还要多夺回一支，帮助别人武装。

战斗开始了。这也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战斗。敌人火力很猛，在整排整连的远程射击后，采取了羊群冲锋，“白狗子”①黑压压的一片朝我们冲来。我第一次见到那场面，心里不觉有些慌了。我紧跟着班长，偏偏又横扫过来一阵子弹，我急忙伏在地上，再一抬头，不好了，我已经掉了队。班长他们已冲到前面，突击队开始和敌人混战了。“夺枪的机会了！”我从地上站起来想冲上去，心里一慌，脚踏在一块石子上又摔倒了。待我爬起来时，发现左侧角上，一个胡子大汉敌人正向我奔来，他张大着牛样的眼睛，握着枪，一只手扣在扳机上。

“还击!”我突然想起自己该采取紧急措施了，可是用手一抓是那根梭镖，咋能射击。我想与那家伙斗一下，可量量自己，比那胡子大汉差一大截。

“怎么办?”我开始紧张起来。那汉子离我越来越近了，估计只有十几米。他看我拿根梭镖，没有打枪，想活抓我。

“被他抓住不成?不!得拚，得想办法斗过敌人。”我把身子闪过一边，往右走几步。敌人见我这样，扣动扳机，“砰”一声，子弹从我身旁飞过去了。

“难道等他再放枪吗?怕死还是共青团员?”我严厉斥责自己，想起团小组会上的诺吉，我的血奔腾起来，抓起梭镖象猛虎似地从地上蹿了起来。“共青团员不怕死!”我大吼一声向胡子大汉冲去，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家伙把梭镖捅到敌人胸前，我记不起敌人放枪没有，只听到胡子大汉“啊”的一声狂叫，摔倒了。我丢下满是鲜血的梭镖，迅速地从敌人手里夺过那支乌黑发亮的长枪。我第一次做了胜利者，夺得了第一支枪。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忽然“嗤"一下，右边又飞过来一颗子弹。

我赶忙伏倒，环视四周，发现又是一个自狗予。我想：“这下我也有枪了，可得让你知道点厉害。"我赶紧抓起枪，瞄了一下，“砰”的就是一枪。子弹飞出了枪口，就是怪，没有打上他，连飞到哪里去了也没看见。白狗子大概看出我是个新手，胆子大起来，从障碍物边蹿出，端起检朝我直奔过来。我慌慌张张地想拉开枪栓放第二枪，枪栓就是拉不开。

白狗子越来越近了，他简直在快步向我这边跑，嘴里直嚷着“缴枪不杀"一类的胡话。这下真把我气极了，我想拚了也不把枪给你，否则还能算共青团员。我使劲拉着枪栓，累得满头大汗。

白狗子近得都可以用石头打到了，我的枪栓还是拉不开，怎么办?忽然想起我应该用枪托砸，“对，用枪托砸!"我拿定了主意。“杀啊!”我一边叫着一边从地上蹿起来，白狗子被我吓慌了，枪头乱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跑上去，当头就砸。那家伙喊了一声，跌倒了。我急忙解下那支枪，原来这家伙也在唱空城计，枪里的子弹早完了。我检查自己的枪，这才发现自已的枪方才给保险了，怪不得无论怎样也拉不开。我拧一手汗，背上两支枪赶忙撵部队。好容易追上了班长，班长他们也打得很好。他听说我单枪匾马彝了两支枪，很欢喜，说我不愧是个共青团员。第二天、第三天我跟着班长和班里的战友们一起冲锋、射击，越打越有劲，战斗整整打了七天，消灭了敌人。我们班十二个人歼灭了敌人一个多连，光缴到的武器就有一百多支长短枪、三挺机枪。

战斗结束后，我们开了团小组会，我们组六个共青团员，每人都能报出一笔漂亮帐。我们互相勉励、互相祝贺，同时在会上也以沉痛的心情追悼牺牲的战友。我们特别忘不了同一个组的共青团员刘玉佩，他在第二天战斗中为了夺取一挺机枪而光荣牺牲了，临死前还扑在机枪上高呼：“共青团员们，勇敢前进！”

“共青团员们，勇敢前进！”这句话以后成了我们复仇前进的口号。直到我当了团长，早是个共产党员了，我还常常用它在战场上鼓励我们的战士前进。

一九五七年于杭州

周长胜将军和夫人方治

《我的父亲周长胜》

周南平

我的父亲周长胜是江西省吉水县盘谷镇泥田同园村人。生于1911年9月，家庭成分是贫雇农，从小给地主放牛当长工。1928年在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任队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机枪连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1932 年4月19日，我红四军在向漳州进军途中，在龙山遇到敌机侦察，12师32团副团长陈冬生果断指挥，时任机枪排长的周长胜和机枪射手刘文将敌机击落，由此，漳州战役打下的飞机确定为我军打下的第一架敌机。1934年10月，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他领导的三连被评为红一方面军的“巩固部队模范连连长”，在甘肃三叉口战斗中，率领连队英勇抵抗敌四个团的堵袭，胜利掩护了主力部队的转移。长征过夹金山前，打菠罗镇，周长胜左腿负了重伤，不能走路。5团领导向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汇报了周长胜的情况，随2师行动的军团组织部长肖华也在场，肖华当即表示：不能丢下一个有战功的模范连长。他指示由一个排长带领一个班，抬着周长胜过雪山。周长胜躺在担架上进入川西北后，看到环境更加艰苦，天天行军，常有战斗，吃喝都有困难，长时间让战士们抬着，心里很过意不去，几次要求自己下来走，可战士们不答应，非要抬着他。走到离毛儿盖5里远的地方，抬担架的战士病到了好几个，团里几个干部经过商量，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安置起来。周长胜知道后，情绪很不好，对人说：如果我过不了草地，就自杀。肖华听说后，果断地说：怎么能把周长胜丢掉？在困难的时候，丢掉一个有战功的人，动摇的将是一片军心！他命令2师师部两个骑兵通信员，另带着一匹马，去把周长胜接到师部。周长胜到师部后，肖华 把他交给了卫生队长，经过卫生队的治疗，在过草地之前，周长胜能够拄着棍子站起来了。周长胜伤愈后，升任红5团营长、团参谋长。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副营长、营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38年底随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部挺进苏鲁豫边区，任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团团长，参加了开辟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1942年入中共华中局党校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十三团团长，教一旅一团团长，鲁中军区第四团团长，参加了山东大反攻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军区第四师参谋长、副师长兼参谋长、鲁中军区警备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八纵队二十四师师长。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岗、洛阳、开封、许昌、豫东、济南等重大战役。1948年11月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闽北地区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战斗。1950年6月参加组建中国在南京成立第一支空中力量，番号为空军第四混成旅，旅长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政治委员由第二航空学校政委李世安担任，副旅长周长胜、刘善本；10月31 日，毛泽东批准空军部队番号由旅改为师，随后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1951年1月调任苏南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参加指挥了朝鲜金城反击战。1956年回国，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浙江军区缩编为浙江省军区，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全家照。后排左起:周和平、周建平、周中平、周开平，前排左起:高丽雅、夫人方治、廖原、周长胜将军、周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