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我父母受磨难的地方

杜 明遠

引 言

2016年8月2日，母亲走了。我自高中毕业就远离了父母，父亲走的很早，母亲我也没有照顾，但最后的3年里我几次回去，她总是不停的唠叨着过去的事。所以，很多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和母亲讲过的一些事就总在脑海里过目，还是写下来留作记念吧。

我，杜明远，1959.9.1出生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的赛士克农场。1978.10考上南京大学离开青海。现在日本农业与食品产业研究机构农业环境变动研究中心工作， 任主席研究员。

　　父亲，杜唐禄，1922年农历五月出生在山西省孝义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参军,10月入党，后去延安在军委通信学校学习，1938年11月跟随刘少奇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洛阳办事处做电台工作，1939年1月开始跟随李先念做电台队长一直到1946年中原突围被国民党逮捕。营救出狱之后一直做部队通信教育工作。1955年支援青海建设由部队转业到青海。经历次政治运动磨难，终于1980年11月平反调回原工作单位:当时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作，1981年5月因得西安地方传染病-出血热去世。享年59岁。李先念说“你一小就跟着我走南闯北地打仗，你扒了皮我也认得你”。

母亲，刘文性，1928年农历腊月初五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1945年5月参加新四军，在大别山脉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中经历了中原突围，又随同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西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母亲参与了军事通讯学院的建立，并被保送高等院校学习，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随我父亲举家西进，踏上青藏高原，协同千军万马，辗转创立和开拓了唐格木农场、诺木洪农场、赛什克农场、德令哈农场，深入戈壁荒原，垦荒屯田，为祖国和人民生产出当年紧缺的粮食。母亲陪伴父亲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坎坷，尤其是文革运动的冲击磨难，一同迎来了平反解放的重生。最后在西安安度晚年，与2016年8月病世，享年88岁。

目 录

引言

目录

第一章 我的出生

1.1 我的父亲

1.1.1 参加革命

1.1.2 到延安

1.1.3 跟随刘少奇去洛阳（西安）

1.1.4 跟随李先念参加抗日战争

1.1.5 中原突围

1.1.6 从事通信教育事业

1.1.7 奔赴青海，支援边疆

1.2 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

1.2.1 参加革命

1.2.2 恋爱结婚

1.2.3 被捕入狱

1.2.4 生儿育女

1.3 我的出生

1.3.1 出生在草房

1.3.2 父亲坐监狱，我喝面糊糊

1.3.3 及其困难的3年天灾人祸

第二章 我小时候的一些事

2.1 幼小的记忆

2.1.1 我丢失了

2.1.2 上学了，我的家庭出身是下中农

2.1.3 父亲被批斗

2.1.4 拾煤球，捡破烂

2.1.5 五七干校，耕作队

2.2 我的要好同学

2.3 我突然觉得长大了

第三章 青海湖农场

3.1 我到青海湖的秘密

3.2 青海湖杂谈

3.2.1美丽的青海湖边，青海湟鱼

3.2.2 强度劳动

3.2.3 高考

第四章 离开青海

4.1 父母的彻底平反

4.1.1 西宁上访

4.1.2 北京上访

4.1.3 我的北京游

4.2 哥哥姐姐们的离青故事

4.3 家人最后的离别青海

第五章 离也离不开青海

5.1 我所学的专业

5.2 学而用之，再回青海

5.3 同学再会

结束语

第一章 我的出生

母亲总对人说我是喝面糊糊长大的。我于1959年9月出生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的赛士克农场。父亲，山西人，母亲，河南人。我怎么就出生在青海了？又为什么是“喝面糊糊长大的”？这就说来话长了。

1.1 我的父亲

　　我17岁离家，与父亲的交流不多，这里对父亲的回忆，大多是根据父亲的悼词，结合母亲的一些讲述，我的体会和网上检索而写成的。常记得只要报纸上出现谁的名字，父亲就会讲一下他的印象（见面，电报），长相，脾气什么的。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就连我后来在南京和北京见过的父母的战友也想不清楚了。真佩服父母的，特别是母亲的记忆。我把父亲的经历，分成三段（参加革命到中原突围， 参加通信教育事业， 奔赴青海），用表综合起来，一一介绍吧。

38年3月，应为8月，4月应为9月

1.1.1 参加革命

　　我父亲，杜唐禄，1922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在山西省孝义县上柱扑村。我只是5岁的时候随父母去过一回，只记得村子的窑洞是在山坡上，山下有河流，可以采摘野山果，而田地却在山顶上。现在网上查到，现有人口785人，户数255户。

　　孝义产煤，所以现在成为了全国500强县之一（山西只有孝义）。但父亲出生时的孝义，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属于吕梁地区。对于吕梁，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一部《吕梁英雄传》能勾起很多四、五十岁人的儿时记忆；唐朝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说的吕梁汾阳的酒家，今天的汾酒集团。对于吕梁你还了解些什么呢？黄土高原，革命老区，连片贫困地区？是的，正是因为是革命老区，父亲才从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提起新中国建立，你自然会想起延安、想到西柏坡，但你不一定知道，吕梁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你肯定想不到，1935年毛泽东带领经过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那时红军只有1.3万人。面对陕北地形狭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毛主席就把目光投向了黄河东边的土地，这块土地就是吕梁。在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决定——红军东征，主战场就是吕梁，毛泽东亲率红军在吕梁战斗了75天，扩军8000余人，筹款50万大洋，而且高高举起了抗日旗帜，占居了民族解放的道义制高点，回师陕北定都延安，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红军东征留下了很多红色旧址，毛泽东在石楼严村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当你走进这里，仍然能看到创作时的窑洞，感受到“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意境，感受到“山舞银蛇，原驰腊象”的雄浑，体悟一代伟人的雄才伟略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正是这次红军东征，把我父亲带上了革命的征程。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时在各占领区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父亲的村里来了两位地下党员，严正禄，罗顺祥。他们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组织抗日救国，父亲那时才只有13岁，就给他们当交通员，传递情报。那时候东征红军救国救民的言行和准备抗击日寇侵略的义举，呼唤着人心，感召着民众。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彰显出灾难深重的山西吕梁山人民的民族气节。“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来了就欢迎，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声四处荡漾，传遍吕梁、传遍山西。孝义县西庄附近的煤窑工人和村里的一些青年人在红军离开时，就有许多青年人跟着当了兵。父亲小没能参军，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父亲参加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为了国共两党更好的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改编命令，数万名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9月（八路军）又组编为第十八集团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二次出兵山西，迅速派遣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进入晋东北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序列。这时父亲已经15岁了，他联系到地下共产党人严正禄，罗顺祥，还有李映芬、杜秀珠、李竹茹三人为中共党员，临走时还带走上父亲，赶去参加了八路军（引自孝义县党史）。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父亲一参军就赶上了这次战役。

父亲说，怕爷爷奶奶不同意，自己去参军是悄悄地走的。当爷爷知道后，连夜让奶奶做了布鞋，带了些吃的，追赶了7天7夜才赶上部队。爷爷先是想劝父亲回去，说他太小以后长大了再送他参军，父亲说，我决心已定，指着身上的军装说他已经是党的人了。爷爷只好同意，想把奶奶连夜赶做的布鞋给他，可是只有一只了，另一只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父亲就这样离开了爷爷，直到爷爷去世再也没有见到过爷爷一面。

老家的样子

1.1.2 到延安

父亲参军后不久，由于过去当过交通员和参加过“牺牲救国同盟会”，很快就由严正禄，罗顺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部队看父亲年少体弱，但有文化，就决定送他去延安学习。父亲在家读过高小，当时家境还算好，有自己的窑洞和平房，自己的地，自己家种地还有牛，所以入党时定的家庭成分是中农。

在那个时候，电台是唯一可靠的通信联络工具，离开了电台不仅不能及时指挥部队的行动，就连部队被敌人吃掉都还不知道。因为那时部队是高度分散的，尤其是抗日战争，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有时一个团，一个营的部队都被敌人分割成几块。所以，当时电台的作用是很大的，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的。那时上至中央，下至各部队，指示、情况反映，都得靠电台，各种战役战斗的组织，部队的协调动作也全靠电台。各级首长对电台的重视，是因为他们亲自体会到电台的重要性。所以，父亲被送到延安瓦窑堡，进了军委通信学校，简称“延安通校”。成了延安通校12期的学员。

父亲说，那时的生活和学校条件都很简陋，但学员们都很努力，首先学收发报，译电文。还要学习电台原理，甚至外文。1979年我大学一年级过暑假时，父母在西宁上访，我惊奇地发现父亲还会英文，有一口标准的发音（因为父亲山西口音很重）。父亲说，英文一是收听敌人的情报，二是迷惑敌人和紧急时呼叫用的。那时的学员党支部书记是朱士扑，也是山西人，和父亲处的很好，后来成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1981年1月份我到过他家，非常热情，谈起一起学习的情形。没想到5月份父亲就去世了，朱书记亲自主持了父亲的追悼会。

父亲学习勤奋，高小的基础又好，得到了学校政治委员的王诤和孙俊人老师的欣赏，毕业后留在了延安军委三局，做报务员。

1.1.3 跟随刘少奇去洛阳（西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会后刘少奇赴任时需要一部电台和一位业务熟练电台台长，经当时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的王诤介绍，刘少奇带我父亲等多人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前往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竹沟。他们在西安逗留了半个月后来到洛阳办事处。父亲就作为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电台台长的身份往返于洛阳和竹沟之间，担负着延安于中原的电台联络任务。刘少奇的著名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辗转中原，抵达竹沟后修订完成的。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劲夫、张爱萍、张震、方毅、朱理治、陈少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竹沟工作和战斗过。在竹沟创刊的共产党著名报刊《拂晓报》、《小消息报》，宣传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原局、河南省委还在竹沟举办教导队和党训班等，培育党政军干部 1400 余人。竹沟又是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的发祥地和三师、七师部分骨干力量的出发地。当年，刘少奇同志看到这里如火如荼、生机勃勃的大好革命形势 ，高兴地说：“延安有党的领导，竹沟也有党的领导；延安有窑洞，竹沟也有窑 洞；延安有抗大，竹沟有党训班；延安有延河，竹沟有溱河。这里简直成了小延安！”从此，竹沟以“小延安”的美名传扬全国。

1.1.4 跟随李先念参加抗日战争

　　1939年1月，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下，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化名李威)，参谋长周志坚。刘少奇将父亲交代给李先念，担任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的电台队长。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5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3、第4支队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6月，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挺进团是武汉沦陷后，出现在豫鄂边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将党领导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陈少敏，参谋长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郑绍文。下辖4 个团队，至8月发展到7个团队。

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成立初期，因通信工作没有基础，确实遇到不少困难。电台白天、晚上都不能停止工作，可是就父亲一个报务员，吃饭、睡觉、大小便都无人换班，长期睡眠不足，疲劳到极点，有时带上耳机就睡着了，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以后才逐步改善。他勤奋好学，除了延安学到的东西，他还自学成才，对无线电机务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修理各种无线电机，又能装配整机，无线电原理也有相当水平。他经常为机、报人员和训练班上课，他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出不少通信人员，

1939年秋，国民党由原来的政治反共转向军事“剿共”，在豫南制造“竹沟惨案”。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12月初，豫鄂边区党委成立，陈少敏代理书记。翌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3个总队，全军9500余人。豫鄂边区党委的成立和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标志着豫南、鄂中、鄂东党的武装力量已实现了全面统一。父亲作为豫鄂边区党委电台队长，还是跟随李先念左右。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梁兴初为独立旅旅长，全军9万余人。父亲担任了第五师电台区队长，仍然跟随李先念左右。到1941年9月，新五师全师官兵增加到15300余人。

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的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的工作。父亲就成了河南军区司令部电台区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和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与正在桐柏山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4县交界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将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与自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质斌任副政治委员），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刘子久）、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郑绍文）、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和第1纵队（司令员由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 中原军区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之一，领导和指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东达津浦铁路、西至陕西省山阳县之间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父亲还是跟随李先念，成为中原军区司令部通信处电台大队副科长。

1.1.5 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也就是在这次突围中，一直紧跟李先念的父亲，由于母亲怀孕在身不便跟部队一起行动，化妆转移中不幸被捕了。

 

（待续）

注1：延安通校

1935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和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军委通信学校，校址在陕北瓦窑堡，校长为吴泽光，政委为曾三。1937年冬，学校迁址距延安＋几公里的盐店子村。这时，学校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优秀教师，其中有在英国留学的陆亘一，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程明升，上海交大毕业的孙俊人、罗沛林、周建南、孙有余等。1938年5月，学校建立了实验室，开设了实验课。学生在实验室可以做各种电路实验，装配收发报机、收音机、手摇发电机等。这一年，学校招收了第12期和13期学员。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大后方的高中学生，还有个别大学生。他们都是从远隔千里的大城市来到延安的，都是有觉悟能自立的有志青年。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学校从第13期学员中选出了60人、从在职的通信干部中选调了40多人，共计100多人组成高级班，主要学习大学无线电原理以及收发报的装配维修技术，这一高级班于1939年8月毕业。自1940年以后，军委通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学生入校的文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办学环境相对稳定，教学设备增加了许多。在这种情见下，中央军委决定将军委通信学校扩建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1942年春，电信工程专科学校在延安正电信工程专科学校在延安正式成立，但"电信工专"这一校名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始终没有传开，人们仍然称之为"延安通校"。军委通信学校、电信工专在延安办学12年，分别开办了速成斑、晋通斑、高级斑，坚持了学以致用、力求专一、重视实物教育等教育方针与方法，培养了800余名通信干部，源源不断地支持着抗日前线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与建国后的各个时期。通校的办学模式成为了各解放区无线电训练斑的楷模，通校的校歌成为了全国各解放区通信单位共唱的歌曲。通校的毕业生奔赴了全国各根据地，他们把延安精神、把延安通校精神传遍了祖国各地。

注2：孙俊人

孙俊人，电子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院长。我国军事电子科研和教育事业的重要创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电子学会的创业者和民主办会的力行者。早年投身革命，为兴办军事电子工程院校、主持国防电子研究院和营建大型国防电子工程系统、发展电子工业、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新中国军事电子科技事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军事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培养大批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俊人，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属上海市）。1934年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入电机系攻读电信专业。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他和同窗好友孙友余、周建南等4人，不待毕业就同赴南京谋求为抗战出力。辗转到达武汉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指引下，一起取道西安，于1938年元月到达延安，受到陈云、李富春的亲切接见，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入中央军委三局下属的延安通信学校任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任电信总局副局长。后任军委工程学校一分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院长，因为认得我父亲这个学生（当时在延安）和教员（当时在张家口），1980年8月，父亲到北京上访时，我曾经在他家见过他。2001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注3：王诤

王诤，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人。生于1909年5月16日。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创始人。1931年2月任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在陕北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曾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1942年春，延安通校更名为军委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后，王诤曾兼任校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任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1950年5月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第一书记、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信兵主任，1956年9月当先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6年仍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年8月13日逝世，享年70岁。

注4：朱士扑

注5：军委三局

中央军委三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领导机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军委三局克服种种困难和险阻，率领广大通信官兵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娴熟的业务技能、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顽强的战斗作风，转战南北，反击敌人围剿，抗御日寇侵略，为中央运筹帷幄、前线指挥作战和白区地下工作建立畅达联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盛赞"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新中国成立后，军委三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政务院邮电管理部门，为新中国电信、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委三局还为我国电子工业、气象事业、广播事业、新闻电讯等领域的发展，培育了人才，奠定了事业的基础。

注6：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古城内西五路北新街七贤庄1号，取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七贤"二字，院落座北朝南，共十所，现在建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办事处前身为红军驻西安联络处，"七七"事变后更为现名，为全国15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6年至1946年，中共中央在此相继设立秘密的交通站、半公开的"红军联络站"和公开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纪念馆建于1959年，共有5道院，内有接待室、会客室、办公室、重要领导人的住房、库房、厨房、电台室、译电室、机要室、救亡室等。馆内收藏有文物460多件、资料525年、回忆录623篇、照片3000余张。虽然那里有父亲可能使用过的电台，但父亲在西安办事处的时间很短，又只是个报务员，在纪念馆里没有留下姓名。

注7：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巩固统一战线的成果，经与国民党政府协商，我党在全国设立了8个办事处，其中在国民党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建立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这样，一旦日军占领豫西，我党即可在伏牛、桐柏山区及豫鄂皖边区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0月，"洛八办"负责人刘向三率50余人从延安赴洛阳。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怕在洛阳设办事处对他不利，不同意设办事处，经刘向三反复力争，程潜勉强同意在洛阳设立通讯处。1940年5月，通讯处正式改名为办事处。洛八办成立后，留下十余人开始工作，一部分同志前往渑池并在城东关建立了渑池兵站。那里还保留了刘少奇旧居、八路军兵站旧址和豫西特委会议窑洞旧址三部分。刘少奇旧居位于渑池县城海露大街93号，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刘少奇在这间普通的民房里曾撰写了政治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38年10月至1942年2月，洛八办从筹建到被迫撤离只有三年半时间，但它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刘向三等人的努力，洛八办成为连接延安、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纽带，还在一战区联络、掩护、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搜集情报。毛主席为洛八办的筹建给予很多指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徐海东、彭雪枫等都亲临洛八办指导工作。当年，许多热血青年追寻共产党走进了抗日队伍，其中通过洛八办介绍远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就有1400多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旧址，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旧址被辟为纪念馆，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洛阳市一处重要的革命旧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那可以看到父亲的名字。

注8：鄂豫皖边区 鄂豫皖边区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是在大革命时期，由中共领导红军在鄂豫皖三省边界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七•七"事变后，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面临着由反对国民党"清剿"的战争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略转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响应国民党当局关于停战谈判的倡议，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红２８军和地方武装及便衣队共１８００多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４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揭开了鄂豫皖边区军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篇章。　

注9：鄂豫皖边区游击支队 1939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又称鄂豫皖边区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化名李威)，参谋长周志坚。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5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3、第4支队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6月，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挺进团是武汉沦陷后，出现在豫鄂边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将党领导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陈少敏，参谋长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郑绍文。

现在的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一角

注10：李先念

　　1909年6月23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他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1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1940年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8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1．5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2月，他抓住占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1942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他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赞扬他们“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12月，李先念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1944年，他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1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摘自百度百科）

注11：新四军五师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梁兴初为独立旅旅长，全军9万余人。其中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当年的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先念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任命，当天他正率领部队与顽军程妆怀部在大悟山展开激战，一举歼灭了2000多名顽军。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这一任命，他没有立即就职，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议，极力推荐任质斌担任新五师政委，全面主持鄂豫边区领导工作。新五师正式组建后，李先念又在4月18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一次提议由任质斌任新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任质斌则从抗战大局和边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要以李先念为主，极力推荐李先念，两人互相谦让，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胸怀。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情况，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于1941年7月任命任质斌代理新五师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五师师长兼政委。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李先念在《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中宣告：“职统帅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奋战到底，并亟望全国抗战党派、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师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到底。”到4月10日，部队一律使用新番号，并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五师师部机关由司令部(内设参谋处、情报处、军需处、军医处和副官处)、政治部(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民运部、联络部)、后勤部和卫生部组成。下辖第13、14、15旅3个正规旅及第1、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第13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第14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第15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第1纵队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第2纵队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刘子厚；原区党委警卫部队扩大为区党委警卫团。9月，鄂东地方武装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新五师全师官兵增加到15300余人。在抗战的日子里，新四军五师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新五师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军在鄂豫边区和邻近地区发动的军事进攻。在日伪顽夹击中，第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边区扩大到鄂豫皖湘赣5省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300万人口，38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朱德总司令在对日军的命令中指出：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派代表到大悟山，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新四军五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动员全部力量占据辖区内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命令日伪军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并在指定地点集结，否则予以消灭。边区党委、行署成立武汉工作委员会，并任命杨经曲为武汉先遣军司令，负责接洽日伪军投降，同时派出先遣队进入武汉市区宣传调查，准备接管武汉。在10余天的受降中，新四军五师毙伤俘日伪军3500多人，攻克中小城镇12座，使这些沦陷区的人民重见天日。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摘自百度百科）

注12：中原军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将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与自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质斌任副政治委员），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刘子久）、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郑绍文）、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和第1纵队（司令员由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 中原军区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之一，领导和指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东达津浦铁路、西至陕西省山阳县之间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立即纠集大批军队抢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准备向中共领导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为加强中原地区的力量，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的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的工作。为了避免国民党军对分散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个击破，1945年10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和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与正在桐柏山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4县交界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鄂豫皖中央局于1945年10月30日改名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任代理书记（书记徐向前未到职），李先念为副书记。中原局共有9名委员：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5人为常委，另4名委员是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和任质斌。中原局下设江汉、鄂东和河南3个区党委，驻地在桐柏县，后移至宣化店。1946年7月，中原局鉴于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等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决定让他们返回延安，由任质斌协助李先念，全面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工作。豫鄂陕军区创立之后，李先念和任质斌也奉命于9月下旬动身，10月下旬达到延安。鉴于中原局大部分领导人先后返回延安，194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中原局，继续领导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直到1947年5月16日，中央组建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原局随军行动，中原局的工作才自行结束。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向东突围的皮定均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二十二岁的皮定均率领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均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均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均的率领下屡立殊勋。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以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惟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大喊：“都给我回来！”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还觉得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中原突围路线图

二、我的母亲

1928年农历腊月初五日，母亲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境殷实的士绅家庭。自小聪明好学，知书达理，16岁便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有点文化，参军后就参加了报务员的培训，结识了我的父亲，妈妈说“我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待续）

第四章 我小时候的一些事

（待续）

第五章 青海湖农场

我在青海湖农场青年队的经历，既是身体的锻炼，更是精神的历练。那时不是想扎根在那，而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个过度。但短暂的下乡生活，有永远忘不了的回忆，那时的锻炼是我一生都受益的。有了这段经历，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难倒我的事情。

一. 美丽的青海湖边，青海湟鱼

我下乡之地也是个美丽的地方：青海湖边的【青海湖农场】。那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秋天，那时曾经美丽的草原早已变成了农田，据说过去的草原上没有放牧的，草有半人高，到处是野兔和狼。对于我们本来就在乡下长大的，农田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当时我们青年队就在当时青藏铁路的最西头的火车站边：哈尔盖。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也没坐过火车的乡下人，那个高兴劲儿，盼望着早日能坐火车回家（我们出生生长的地方在更西边的柴达木盆地，现在青藏铁路正好连接两地）。更让人兴奋的就是到青海湖捕鱼（现在已禁止），几网下去就可以捕一大卡车。

青海湖的鱼，叫青海湟鱼，据说由于是高原水温低又没有食物，这湟鱼每年只能长一两，一条1公斤的鱼就是20岁的鱼了。湟鱼是裸鲤的俗称，是青海湖中的特产，以其鲜嫩味美而著称。它在鱼类中属鲤科，学名叫做“青海湖裸鲤”。裸鲤全身裸露，几乎无一鳞片，体性近似纺锤，头部钝而圆，嘴在头部的前端，无须，背部灰褐色或黄褐色，腹部灰白色或淡黄色，身体两侧有不规则的褐色斑块，鱼鳍带淡灰色或淡红色。也有个别全身呈浅黄色或深绿色的。由于藏族人视鱼为神，是不吃鱼的，而且有一部分人死了是要喂鱼吃的，所以才有当时我们捕鱼的好收获。可是现在多年人为的滥捕已造成青海湖湟鱼的大量锐减，由于全球变暖，大气干旱，降水减少，加之青海湖水位年年下降，含盐量和碱度不断上升，湟鱼的生存受到很大影响。目前，青海湖湟鱼资源已不足开发初期的十分之一。

湟鱼是青海湖鱼鸟共生和草地生态中的核心物种，湟鱼资源的衰竭将会破坏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稳定。同时，青海湖为贫营养水体，湖中鱼类组成结构简单。湟鱼是湖中惟一的大型鱼类，其资源的衰竭将会破坏水体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现有的生态平衡，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如刚毛藻和无隔藻等生物的大量增加，使青海湖水环境恶化进而危害到水生生物的生存，最终使青海湖成为一个“死湖”。据有关专家介绍，成为死湖的青海湖不再是阻挡风沙的天然屏障，不再是调节青海气候的“调节器”。到那时，青海东部，甚至周边省份一些地方的气候不再是现在的状况了，青海湖的美丽以及青海湖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也将不复存在。

青海湟鱼属春夏型溯河洄游石砾产卵鱼类。雄鱼比雌鱼成熟早。每年3至7月产卵群体由青海湖进入各河中繁殖。我们春天往农田灌水是常有产卵的鱼进来，捉鱼就有成了劳动中的快事。

二. 强度劳动

虽然农田的劳动只有15个月，但我们干了该干的所有农活，一个1百多人的青年队，却管理着5千亩耕地，虽然有大型农机，但高强度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秋收，除了机器收割以外，每人还有20多亩地要收，要脱粒。5千亩地，从住处走到远点儿的地里也要1到2小时，秋收时每天天不亮起来吃饭后走到地里刚好有点亮开始干，白天在地里吃3餐，晚上黑了再往回走，到住处再吃饭睡觉，好像还没睡着就又被叫醒吃饭出工。一天6餐，每餐能吃8两到一斤，一干就是半个月。虽然已经锻炼了近一年，可这秋收开始的几天还是累的全身酸痛，可几天以后就干劲十足，一天能收2亩多油菜或青稞（青稞英文名：hullessbarley是禾本科大麦属的一种禾谷类作物，因其内外颖壳分离，籽粒裸露，故又称裸大麦、元麦、米大麦。主要产自中国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粮食。青稞在青藏高原上种植约有3500年的历史，从物质文化之中延伸到精神文化领域，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了内涵丰富、极富民族特色的青稞文化。有着广泛的药用以及营养价值，已推出了青稞挂面、青稞馒头、青稞营养粉等青稞产品）。

秋收过后就是打场脱粒，就是要把青稞粒和油菜籽提出来，这一干就是3个月，正好这时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可是农忙，没有时间复习不说，连去报名都没有时间（报名要到离我们5公里的乡上），没有照片，没有照相馆。好在有摄影爱好者，自己洗相片，最后终于单位准假去报名，可我们所在乡里的报名截止日期比报纸上公布的早一星期结束了。我们被剥夺了高考的权利！

三. 高考

但还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本来没能去考，并不气愤。因为本来文革10年，我们在学校10年，根本没有学习，高考大纲一看有一半听都没听过。所以想去考也是白考。可是，当看到各地的77年高考试题以及录取分数时，就气愤了。这么简单，怎么就不让我们去考！于是，我本来的理想（当一名机械修理工）放弃，要上大学！78年分配工作，为了复习，我选择了当老师。1978年1月我成了青海湖农场中学的老师，在短暂的10个月里，我教过初一的生物（因为新设，没有老师，所以我先学习再教学生），初二的政治（代课）和数学（自己申请的，好复习），初三的化学（因为只有一位化学老师，年龄也大了，想培养我），还担任班主任。虽然繁忙，我还是到邻县海晏县考场（我所在刚察县不设考场）参加了78年的高考，以青海省前50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本来教师是必须上师范大学的，可我因政审不合格，没有师范大学要我。最后被我没报名的南京大学给捡了去），结束了我2年多的青海湖农场生活。

第六章 离开青海

1978年10月，我离开青海去南京上大学了。从此，我离开了出生和生长的那块土地。可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离开那里还有很多的故事和很长一段时间。

6.1、父母的彻底平反

1977年底在全国范围展开关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