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蔡莉丹

　　我看见她面容上青春的光泽，随着那有些佝偻的身影渐渐远去，母亲老了。

那年，那天，那人。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那个饥荒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降生了。虽然寒酸但又幸福地享受了七年的童年温暖后，她那勤劳能干的慈父撇下一家老小九口人撒手人寰，当时最小的孩子才整一岁，家里瞬间天塌地陷。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母亲说，她勉强上了几年学。一天，母亲目睹姥姥拿着笤帚满巷子里追着舅舅赶他去上学，而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极度严重的时代，她知道她必须得辍学，品学兼优并连任班长的母亲选择在十三岁退学了， 她决定用她那瘦弱的双肩挑起整个大家庭的重梁。她也确实做到了，纺线、织布、染布、骑自行车赶几十公里的路去卖布匹、偷乘拉煤车去太原卖豆腐、跟朋友蹭火车去海南谋营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年，过早的家庭责任感培植了母亲坚毅无比的性格，把她简直炼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

那年，那天，那人。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我的母亲出嫁了。坚强的母亲，从饥荒的年月里长成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尔后在那一天走进父亲简陋的家门，将所有青春和梦想悄然掩埋，抚养着我们。母亲梦想着外面的世界，但一日三餐洗锅刷碗这些简单周而复始的程序束缚了母亲的脚步。母亲只能为我们的家——这个天底下最坚实的粮仓，在故乡飘雪的黄昏站成最动人的图腾。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一年年的长大，可是岁月摧老了母亲的模样。母亲经常盯着以前的照片发呆，她再也找不到梳着两个辫子眼睛炯炯有神的姑娘了，她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个她了。母亲说我就是许多年前的她，当我要走的时候，母亲如孩童一样贪婪地注视着我的离去。

那年，那天，那人。

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哥哥和我同时上了师范学校，七千元的学费一交，我们家顿时捉襟见肘。那一天，母亲凑够了学费送走了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执着坚毅的母亲，在父亲本家几十口人的坚决反对下拍案而起，用一种背水一战的气魄撂下一句话：“谁再反对我买车，我俩孩子以后的学费就找谁要”。随后，借钱、买车、找活儿。从此我父亲的副驾驶上多了一位女跟班。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或是漫天飞雪，父亲那高超的驾车技术，母亲那吃苦耐劳的性格，总能使这辆解放牌卡车昼夜不断地平稳地行驶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我那能言善辩的母亲还要随时应对公路稽查人员和交通警察的盘问刁难（也许我对公路执法人员的憎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车上这一对含辛茹苦的父母，总能在那一吨一克的煤炭里抠算出孩子下一学期的学费。

那年，那天，那人。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我出嫁了。当爱人把我从屋里抱出来时，我努力地在人群中找寻母亲的影子，但我能看见的只是满院憨厚的乡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双熟悉的慈爱的眼睛。而我最终还是被爱人牵出家门，来到婆家典礼时，当司仪说到娘家妈时，我极力控制住我的泪水，任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长这么大，我连一句“妈妈我爱您”都没对她说过，也从没给过她一个拥抱，一个吻，我甚至在出门时都没找见她，我的内心针扎似的疼。也许那时那刻，我的母亲躲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流泪，哭她的小棉袄被人穿走，哭她从此少了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看我的结婚录像，每年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在满院子里找母亲，十年了，还是没有找见。母亲躲在哪儿呢？

那年，那天，那人。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是姥姥下葬的日子。一方矮矮的坟墓，母亲在外头，母亲的母亲躺在里头。我陪着母亲在坟前哭了整整一天，母亲几次哭得昏厥。直到送葬队伍全部离去，我才搀着近乎瘫软的母亲回到家。那是我见到过母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从她的眼泪里感受到她对早逝父亲的怀念，对自己命运多舛的无奈，对她的母亲本该颐养天年却过早离世的辛酸。“有娘在，家才会在”，我最终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的母亲，她再也没有了母亲。

那年，那天，那人。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母亲节。我在母亲软硬兼施的劝说下，答应和她一起花五千块钱购回了一辆二手的小吃车。从此她开着那辆三轮车，起早贪黑地穿梭在各个学校和小区的门口，开始了和城管的游击保卫战。第一个月收入不菲，母亲的脸上乐开了花。也许是她多年劳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也许是她舍不得血汗钱的缘故，一向最爱吃水果的她，在那个夏天竟没有买过一个西瓜。我知道她舍不得。当我把西瓜拎到她面前时，母亲说她有糖尿病不能吃西瓜，其实她舍不得我花钱，她知道我的收入也不高，还要顾家。母亲没有生下艾青，没有生下穆旦，母亲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儿，读了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干了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既不能使母亲骄傲，也不能使母亲像大堰河一样尽人皆知，更不能让母亲从平凡走向伟大。女儿普通和平凡得让我不止一次在母亲面前忏悔，我总害怕，害怕有那么一天，母亲都老了，而我仍然一事无成。母亲啊，您不该生下只知道忏悔的孩子。

那年，那天，那人。

‍ 二零一七年那年冬天，小摊的生意萧条至极，父亲和哥哥都外出打工，母亲也不闲着，骑着她那破旧的电动车来回奔波二十里路去城郊的一家饭店后厨打杂，她说她有手有脚干得动，不要我管。我几次三番的劝说竟无济于事。母亲说，孩子有自己的家，决不能拖累孩子。我拗不过她。我与母亲租住的地方相距不足一里路，可我却已经十几天没见到她了。她起早贪黑的地工作，晚上回来也累了。我不忍心打扰她，我也尽量避免和她谈生活，她有一肚子的心酸，我一提就发酵，她准会难过地流泪。看着母亲疲于奔命，我又心疼。

那年，那天，那人。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父亲突发脑出血，错过了抢救，母亲颤微着签字放弃治疗，救护车拉着父亲回到老家。那天，母亲失去了丈夫，我失去了父亲。我的家再也不是个全乎家庭了。多少个夜晚，母亲彻夜难眠，以泪洗面，老来伴，老来伴，她的伴没了。每逢过七数，母亲烧纸钱痛哭流涕，嘴里念念叨叨。“狠心的俊平，你一声不吭就走了，也不叫我伺候一天，想死我了，你走了，啥心都不操了，留下我该怎么过，你叫我的儿女都叫谁爸爸呢，你叫我的孙子都叫谁爷爷呢”。这些话在我们的脑海里都刻成印了。

‍ 这年，这天，这人。

‍ 2024年7月21日，哥哥查出了肝癌晚期，加上三年前的颈椎脊柱压迫的手术后遗症，病情恶化非常快。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越发显得苍老无力。10月10日早上7点40分，我的哥哥，母亲唯一的儿子撒手人寰，留下年迈的母亲，痛哭的妻子和恐惧的孩子。从查出病情到离世整七十天，经历了疾病带来的生不如死的折磨，用他那已经不能说话的嘴巴非常清楚地答应了母亲和我到那边跟爸爸好好照应，安详地走了。丧事没有大操大办，因为逝者年轻，上有老下有小，也因为顾念生者，不能操办。林林总总，我们在哥哥下葬后当天就把母亲带来了，免得她一人会跑到坟头，再看左右两侧相距20米的老坟新坟，丈夫，儿子，心烂得无法处置。

‍ 这就是我的母亲，在她的大半辈子里，有多少个不平凡的那年那天，而这年这天，她已六十四岁，已经慢慢地老去。而我，她唯一的女儿，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把眼光多落点在她的身上，而不是让她含着泪看着我渐行渐远。

我看见她面容上青春的光泽，随着那有些佝偻的身影渐渐远去，母亲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