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从荆州走出的性病克星胡传揆

快乐依然

胡传揆教授

作者手记:1989年秋，我带着刊有《从荆州走出的性病克星胡传揆》的杂志走进了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见到了原北医大校长、著名皮肤病专家胡传揆的夫人陈晞丽。她90多岁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也是北京城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她带我参观她的宅院，胡家的陈设十分简朴，墙上挂着林则徐的后人、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凌青书写的条幅，书房里有个小书柜，里边除了几本外文书外，还有一本《李白诗集》，这些似乎都在无声地诠释着主人那胸怀苍生，心中无我的医者仁心。

从荆州走出的性病克星胡传揆  

作者：张俊

北京医科大学教学标本室里，树立着一个四周镶有玻璃罩的铝金框架。里面悬挂着一幅制作精细的人体骨骼标本。看上去，它与其他骨格标本并无多大区别，然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大学生，到这具特殊特殊保护的骨骸前，都会深怀敬意地躬下腰去……

框架左边半人高的木柜上放着这位逝者的遗像。他魁梧的身材套着毕挺的黑呢中山制服，宽阔的前额之上，一头短硬的头发银白如雪，十分惹人注目。细眯着的眼镜显得深邃睿智，流露出和蔼慈祥的神采。这是一个标准的学者形象。他，就是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皮肤病性病学家、《中华皮肤科杂志》总编辑、国家一级教授胡传揆。

这颗照耀祖国医坛半个多世纪的巨星，就是从楚都纪南古城腾空而起的。

男儿要远行

 

1901年4月1日下午，残阳如血。

一辆挂着响铃的马车驶出荆州城北门，风风火地朝纪南城附近的枣林铺朱胡李三场奔去。车内坐有一人，他头戴郎中方巾便帽，身着长袍马褂，一只出诊药箱就在脚边轻轻晃动。他就是方圆几十里都享有盛名的胡郎中。刚才，一个熟人捎话来说他的妻子就要临盆了，他暗自责怪这两天没有守在爱妻的身边。

终于，他看到村头那株浓荫遮日的槐树。树下，是一幢白墙青瓦屋。门前一个老婆婆正将一块红布条拴在门框上方，这是乡下人表示生了孩子的标志——避开血光之灾。

胡郎中心里咯噔一震：“怎么，生了！”

接生婆见了胡郎中笑咪咪地说：“恭喜！恭喜哟！你得了个挂酒壶的。”

“啊——”胡郎中冲进房内。平卧在一张古式大床上的妻子朝他疲惫的一笑。旁边，一个尚未打包的男婴儿正在嗷嗷大哭，声音十分响亮。胡郎中见了儿子喜得浑身哆嗦，手足也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妻子莞尔一笑：“看你——，还是快给伢儿取个名字吧。”

胡郎中略一凝神，脱口说道：“就在胡家传字辈后加个揆字吧，揆者，道理、准则也。希望他日后规矩做人。”

妻子又小声问：“男伢还得有字号呀？”

胡郎中呵呵呵一笑：“叫子方吧！一来行道有方，再说将来象为父一样，悬壶济世，游子四方。”妻子扑哧一笑：“看你想得几美。”

婴儿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手足乱动，哭声更加响亮了……

夫妻俩谁也没有料到，床头的一番戏言，竟被这男婴长大成人后灵验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胡传揆就到了束发之年。胡郎中先让儿子在荆州城一所小学堂里念了几天“子曰诗云”，随后，即举家迁往沙市，将儿子送进了圣路嘉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沙市，这座鄂中南重镇，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内陆资源的港口。从黄金水道开来的一艘艘插有太阳旗、星条旗、米字旗的驳轮，不仅带来大宗花花绿绿的洋货，也载来一群群异邦商贾和教士。他们开洋行，设教会、办学堂，自然也带来一些新的科学和文化。当年胡郎中为什么一改初衷，不让儿子留在身边潜学“黄道经络”之术，而去新学堂接受达尔文的“人是猴子变的”学问呢？现在看来胡郎中的抉策是颇有些远见的。

清末民初的荆秒之地虽说有叶任和、孙程九．李雅清等六大名中医挂牌行医，但外国教会医院的势力也在逐年扩大：1895年美国天主教会在康家桥设西医诊所；1897年瑞典行道会牧师晏立禧又在巡司巷堤上设慈济西医诊所；1908年，康子铎，周乐如、刘子美等炎黄子孙公开亮出改弦易辙的旗帜，分别在沙市三府街、民乐直街、龙堂寺办起了西医诊所。西药的魔力正在悄悄地撼动小城。虽然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的“废止旧医”（中医）提案是在1929年提出的，但胡郎中却似乎早就看出了西医在未来医界的霸主地位，于是，他果断地让儿子走上另外一条大道。

胡传揆在沙市圣路嘉学校只呆到1917年。这年冬天，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石星川联合襄陨镇守使黎天才在荆沙宣布荆襄自治。昔日繁华商城四处炮声隆隆，已不再是殷殷学子“悬梁刺股”的好场所了。于是，就在是年底的一个寒冷的早晨，胡传揆踏上了去省会武汉继续求学的旅程。

当小火轮徐徐离开沙市洋码头时，胡传揆眼里噙满了眷恋故乡的泪水。象鼻矶上，那尊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七级宝塔，颇似一个慈祥的老人在默默为他送行……

博士的新课题

 

胡传揆来到省会后，非常顺利地考进武昌文华中学。这也是教会办的一所学校，授课用的都是英语。他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对其他学生来说重如负山般的功课，他轻轻松松就攻了下来。浮余的时间除去图书馆阅览书籍外，更多的则是独自一人静静的思索。
1919年的初春，他怀着寻求出路的渴望，只身来到当时中国政治文华的中心——北平，准备报考北平协和医院预科班。
1919年5月4日，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在朦胧的春雨中，北平大学生3000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蜿蜒数里的游行阵列中，胡传揆也奋力地挥动着胳膊，喊出一串串滚烫的口号。他穿着一件乡下人常用的那种土蓝布做的学生服，个头又十分矮小，也许那些大哥哥姐姐们谁也没有正眼瞧他一下，可他心中沸腾的热情一点也不比他们少……
就在这以后不久，他认识了一个叫朱家炘的人。朱是辛亥首义五烈士之一朱子龙的族弟（朱后与胡家联姻），此人颇有些激进思想。当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朱家炘便常常拿些《新青年》一类的书报给他看。尽管胡传揆要全力应付这年秋天举行的大考，可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去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真理的火种迅速点燃了早已埋藏在心田的“干柴”，自然也拂去了常年淤积在心头的困惑。“以天下为己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8岁的胡传揆开始调整人生的航向。他仿佛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普罗米修斯：尽管手脚都戴着沉重的镣铐，可仍然顽强地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走着，手里高擎着两只熊熊燃烧的火炬——一只是民主，一只是科学，他要用生命之火去点燃黑暗尽头的朝霞……
1919年秋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院预科班，而后又升入本科。在这所美国人创办的院校里，他象一头闯进菜园子里的饥牛，头也不抬地大啃大嚼起来：病理学、人体解剖学、药理学，生理学……，一门门深奥的学问被他轻易地踩在脚下。那些金发碧眼的洋教授们都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东方青年，同院的中国学生则暗自为有这样一位同胞而感到自豪！
1927年的秋天，他终于摘下了那顶象征着胜利的桂冠—美国纽约大学博士的称号。随后，胡传揆获准去协和医院担任实习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

这是192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胡传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开了傅瑞士教授的门。傅瑞士是美国医学界的一位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当时是北平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胡传揆正在他的手下当实习医生。
傅瑞士非常高兴地将他让进客厅。两人斜靠在沙发椅上，一边听着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边畷着清香的咖啡。傅瑞士发现，柔和的壁灯下，胡传揆的脸涨得通红，于是会心地一笑道：“胡，你说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胡传揆呐呐地说：“教授，我想……请您收下我这个学生。”
“哦—”傅瑞士笑道，“你不是已经在我这里工作了吗？”
胡传揆摆摆手道：“我是说……想正式当一名皮肤科医生。”
傅瑞士眨眨眼说：“胡，你可要考虑好，干皮肤科这一行是要担一定的风险的哟，有好多种传染病，诸如麻风啦、牛皮癣啦……”
“别说啦，教授。”胡传揆动情地站起身来，“就是下地狱，我也跟着您去！”
“OK！傅瑞士豪爽地大笑道：“我早就看中了你。胡，愿我们从此愉快地合作！”
“谢谢！”胡传揆恭恭敬敬地行了个东方式拜师礼。傅瑞士则一把将他搂在怀里，耸耸肩说“Thank god that I have such a good student.(感谢上帝，使我有了这么一个好学生)。”
其实，胡传揆这个决心可以说是两年前就下定了。那是一个周末，他刚刚出学院大门，就碰见了傅瑞士。傅瑞士手里提着药箱，显然是要顺路去出诊。他俩沿着护城河北行不远，就向左拐进一条胡同，胡同口有一个小小的斜坡，再往里行，就看见沿巷两侧的小院门口，一盏盏红灯笼在风中晃动，灯笼上金箔剪成的大字十分惹人注目：什么怡红、春花、逍乐呀，五光十色，目不暇接；门口，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对着他俩讪讪笑着。空中响起一阵阵打情骂俏的浪声……
“老师，这是什么地方？”胡传揆好奇地问。
“八大胡同。”傅瑞士头也不抬。
“好怪的名字！”他心里纳闷。“哪八大胡同？”
傅瑞士瞪他一眼：“不要多话！”
他俩来到一间低矮破旧的瓦屋前，推门进去，只见一张木板床上，横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他上身赤裸着，下身只盖一层灰布单，一股浓烈的腥臭刺得胡传揆只想呕吐。那男人见了傅瑞士，只是懒懒地睁一下眼，看来这是老师的一个老病号了。傅打开药箱，又轻轻地掀开灰布单——“啊”！胡传揆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男人阴茎四周长满大大小小暗红色刺瘊状的赘生物，一团团浓血正从溃烂口处涌出。天啦！他还是一个人么？简直是一块腐肉！连狗都不会吃的狗肉！
傅一声不响地替那人用药水擦洗。从屋里出来，胡小声的问道：“老师，那人的病可以治好吗？”
“不可能，晚期梅毒，只有等死。”傅淡淡地说。
“为什么不可能？”他问。
“你过两年就懂了。”傅神秘地一笑。
“．．．．．．”
他过了两年，确实也就懂了。当他第一次从医学课本上看到梅毒这个字眼时，浑身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多么阴森的名词啊！”他自言自语道。从历史课本上他还知道了这种疾病的“悠久历史”——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圣谕，在广州府设立海关贸易机构——司泊使时，他想到的大概是千帆归来的宝船，而绝对不会想到那些在异域寻花问柳的水手们会把性病带回大唐帝国；更不会想到一批批身高七尺的壮汉会被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梅毒螺旋体彻底地打垮！这些飞快繁衍的病原体，就象是从潘多拉盒子里爬出的魔鬼，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肆意横行；在一代代人的阴暗部位顽强地延续了十多个世纪！然而，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医学文化的民族，对这种疾病却没有一种特殊的治疗办法．．．．．．。
“难道就这样任其下去么？“胡传揆反复地追问自己，特别是他看到一个先天性梅毒婴儿眦目咧嘴的惨状时，这种痛苦感就更加强烈！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向这古老的病魔开战！首先，就从皮肤科开始攻关。从此，这个喜好网球、滑冰运动的年轻人从运动场上消失了，他一头扎进了医学的海洋。
1930年，他和傅瑞士合写的《维生素甲缺乏的皮肤病》一文公开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维生素缺乏和皮肤病关系的文章，一经付梓，立刻就强烈地轰动了世界医学界。在北欧丹麦召开的世界第八届皮肤病学会上，各国专家交口赞誉：“这是皮肤病学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

胡传揆在北京协和医院照

1932年，胡传揆踏上一艘远洋邮轮，和同学刘子豪同赴美国纽约罗氏医学院研究院进修。罗氏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学府，以教学严谨，造就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人才著称。胡传揆利用那里丰富的资料和先进的实验设备，首次成功地完成了梅毒螺旋体中国种的分离工作，并将它和外国种进行了对比研究。
在加利福利亚州的空旷海滩上，在犹他州浓密的森林里，在田纳西的荒原深处，人们常常看见一个奔忙的中国青年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篇篇闪耀着真知灼见的论文，从太平洋东海岸冲向世界！它向一群从诺亚方舟飞出的鸽子，给整个人类世界都带来绿色的希望！
胡传揆——这个当初发誓“下地狱”的年轻人，终于以他的勤奋和才华感动了“上帝”，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进医学的天堂。

“我为国人效劳”

1942年。北平。
这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寒冷。长城外袭来的北风终日暴掠着古老的皇城。空旷的大街上，即便是大白天也难得见到几个人影，只有一辆辆日军军车呼啸来去，横冲直闯。
在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每天早上9点多钟都会走出一个穿西装、拎皮包的中年人。他步履匆匆，目不斜视，几乎不正眼看一下擦身而过的日本宪兵巡逻队，这个神态自若的人正是两年前从美国返回的胡传揆。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胡氏皮肤专科诊所”的老板，这个小小的诊所除了他外，再就是妻子陈晞丽了。
1939年他再次离院，去美国西米根大学深造。1940年他拒绝了美方高薪留用的请求，毅然回到沦陷中的祖国。他满以为自己精湛的医道，是可以替多灾多难的中国减轻一点痛苦的。然而，现实的冰水却将他满腔的热诚浇了个透凉，医院已经控制在日伪政权手里，各个主要部门都由日本医官亲自把持。诺大一个北平协和医院，除了颐指气使的手势和奴颜婢膝的媚笑，再就是可怕的沉默……。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要说去做学问，就是呆上几分钟，也觉得受不了。于是，他拒绝回到协和医院，便悄悄的开了一个私人诊所。
近一年来，他几乎天天都去几家孤儿院里义务巡诊。他用自己新近配制出的治癣药——醋酸铊为孤儿治疗头癣。这种药既便宜，又有神奇的疗效。在不多长的时间内，几家孤儿院里患头癣病的儿童都长出了黑黑头发。社会上的穷苦孩子，也一群群地涌向他那小小的诊所……
胡大夫的名字很快在北平城里传开，自然也引起日伪政府的注意。当时，在北平大大小小的医院里住满了日本病员。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从随军“慰安妇”那里染上了性病，而丧失作战能力的官兵。修复这一架架报废的“战争机器”，是北平伪政权的当务之急，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来胡传揆。
一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步子刚走到胡同口，妻子陈晞丽便迎上前来，说有几个人正在屋里等他，看来来头不小，他是不是回避一下。胡传揆冷冷一笑，摇头拒绝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可不愿意当一只缩头乌龟！
门前，停着几辆乌黑锃亮的吉普，几个站岗的日本士兵在来回走动，一派阴森森的样子。他会心一笑，看来今天的“客人”还颇有些身份呢。进去一看，堂屋里端坐的几人果然都是华北伪政权里把握医界的赫赫要员。其中一个穿皮袍的胖子，见了胡传揆忙站起来说：“胡博士，你可是人在深山，名传闹市呀，就连我的这几位一向深居简出的日本朋友，也都忍不住要来看看你哟。”旁边，几个穿呢军大衣的日本医官连忙起身敬礼。
胡传揆摆摆手：“不敢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一个留小仁丹胡子的医官说：“胡博士，今日来府上打搅，一是慕名拜访，二是恭请出山。我们希望博士立刻回到医院，与我日方精诚合作，为大东亚共和国的兴盛做出贡献！”
胡传揆淡淡一笑：“传揆一介民医，穿街走巷，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哪有什么大名，又谈何‘作贡献’？”
胖子插话道：“传揆兄，你这又是何苦。这么个地方，也实在是委屈了你呀。只要你答应出来做事，什么条件都是可以商量的嘛。以胡兄之才，坐上北平卫生局长的交椅也不算过份嘛……”
胡传揆依旧淡淡一笑道：“家传古训，悬壶济世，莫要为官。传揆心里只有病人之形，绝无半点乌沙之影。诸位的一片好意我谢谢了。”
顿时，那几位日本官面露愠色。胖子还要说点什么，却被那个仁丹胡子制止了。他用手套拍着皮靴上的浮土说：“胡博士，今天领教了，我们后会有期呵！”说罢，几人钻进汽车气冲冲地走了……
1942至1945年间，胡传揆多次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靠着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一直艰难地坚持到抗战胜利。
1 946年初春，胡传揆接到他的老师傅瑞士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这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恩师，还没有忘记当年自己选定的得意门生。他在信中热情地写道：米斯特胡，还是快快离开你的苦难之邦，到阳光灿烂的新大陆来吧！这里每一所第一流的实验室都向你敞开着大门，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的……
然而，胡传揆的回信却是：“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决心为国人效劳！”

胡传奎的学生们

不久，他应邀出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1946年底，胡传揆又出任附属医院院长；1948年，当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一群显贵乘机飞美时，他却留下来，毅然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当时和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彭瑞聪，以及由北平军管会派来的潘秀森等人一起，为稳定学校人员，保护教学设备不受破坏，日夜奔波忙碌。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登门去聘请了一批有名望的学者来校任教。在他真挚诚恳的请求下，毕华德，马万森、王叔成、张庆松等专家都相继来到他的帐下……这是共和国医学界的第一批主力军呵！

在轰隆的礼炮声中，胡传揆与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攻克性病“禁区”

1949年隆冬，中南海紫光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此刻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紫檀木桌前，用一只红蓝铅笔在一份材料上仔细圈点着。他那浓黑的剑眉不时微微扬起。这是由国家卫生部呈送来的一份《全国性病调查材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伟人倒吸一口凉气。他忧虑地抬起头来，缓缓巡视一下大厅内前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后，加重语气说道：“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要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性病，医治旧中国给人民共和国留下的沉疴！”

总理的声音犹如春雷滚过，大厅内立刻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在大厅一角，有一穿黑呢大衣的人没有抬起头来，他的双手不安地搅动着，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尽管这是幸福的热泪，可他也不愿意让人看见。此刻，他正呆呆地回忆着一件往事……

1929年，胡传揆在协和医院当皮肤科医生期间，对北平几十所妓院作了调查。在对近千例性病患者病情分析的基础上，他写了一份详细的防治梅毒计划书，随后又亲自送到北平卫生局。后来，北平卫生局长倒是在官邸里召见了他。但除了一番不着边际的夸奖之外，对防治计划却只字不提，这使他十分懊恼。他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国民党政府每年征收的“花捐”是多么重要的财政来源。可如今，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即亲自来抓此项工作。两相对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别啊！这如何不叫他感慨万端……。

从中南海出来，车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仰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心里暗暗说道：“传揆呀，传揆，你可不能辜负总理的重托呵！”

从此，胡传揆象一辆加足马力的战车，轰隆隆地朝着梅毒的王国开去！他要用自己全部的知识和才华，将这些人类的龌龊彻底铲除干净。

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协同国家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查禁娼妓。这是治本之举。

当时北京前门外韩家沟一带，是妓院密集之地。这里艳旗高张，嫖客如鲫，俗称“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是指韩家潭、百顺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矛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土娼。她们大多隐藏在各条胡同深处，仅在门前挂有“某某公寓”的字样，一遇客人，便送欢索钱……她们既是不幸的人群，又实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1949年隆冬的一个夜晚，一辆辆武装军车奉命开往各条胡同。胡传揆带着数百名医务助手也随车前往。在他的严厉监视下，一群群妓女被迫押上卡车，前往新的医疗集训地。在她们身后，那一扇扇飘着脂粉气味的大门永远地关上了……。

据当时统计，此次行动共封闭妓院224家；解押妓女1303人；1257人是性病患者，患病率高达95%，其中梅毒病人竟占1107人。

一串多么可怕的黑色数字！

这是残留在人民共和国一处溃烂的伤口呵！现在是轮到胡传揆和他的助手们用药水和绷带来包扎的时候了。

天刚蒙蒙亮，胡传揆便来到医疗集训地。他不仅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治疗方案，而且，每天还要亲自看十多个病号。当时在押的妓女，最大的约52岁，最小的才13岁，其中半数以上是18至25岁的年轻妇女。胡传揆望着这群面容消瘦、蓬头垢面的女人，心里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对这些妓女，他以为不仅要治疗好她们肉体的伤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她们心灵上的毒症。她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长年过惯了腐朽糜烂的生活，早已养成了种种恶习，现在被迫接受治疗，一时很不习惯。有的整天高声叫骂，有的竟去抓男医生的下身……。在这疯狂的女人国里，胡传揆就像一个具有惊人耐力的驯马师，慢慢调训着这一匹匹“野马”。

当他看着一个个恢复健康的妇女，身姿轻盈地走出集训地，或从良而嫁，重为人母；或学习文化技术，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时，他的眼里又一次噙满了泪水：“啊——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根治性病的良方妙药呵！”

从此．他怀着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性病防治工作中去。

1950年底，他征尘未洗，就亲率一支医疗队奔赴内蒙古大草原。而后，又转道甘肃，新疆、青海、安徽、江西等省，行程数十万公里，一边为各地建立性病防治网点、培训专业医务人员，一边做艰苦的调查工作。

1950年底，一份由他亲笔起草的《全国性病调查报告》呈送到政务院总理的案头。

1951年春，他在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上，亲自部署了用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方案。

1954年中央皮肤病研究所成立时，他亲自兼任第一任所长。

在繁忙的教学与领导工作间隙，他还挤出时间撰写出一批性病、麻风、雅司病防治手册，在全国性病防治工作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少奇主席与胡传揆教授谈心

1955年5月11日，这是胡传揆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他带着家人去北京西郊游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定睛一看：迎面走来一人，高瘦的身材，身着黑毛料中山制服，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朝后梳着。啊，是刘少奇同志。刘少奇拉着他的手说：“传揆同志，我们随便谈谈好吗？”说罢，两人挽着手向郊外走去。
在一棵大树前，刘少奇同志诙谐地指着说：“传揆同志，只好请你坐这里了。”他说着就带头坐了下去，一如他当年在延安上课时那样随便。随后，刘少奇关切地问他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直接向党中央报告。临别时，刘少奇紧握住胡传揆的手说：“传揆同志，党和人民对你的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
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胡传揆还呆呆地佇立在那棵大树下，他想了很久很久……
1958年，国家卫生部在江西宁都召开了全国性病防治现场会议。胡传揆激动地挥着拳头说：“同志们，我相信数十万白衣战士，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的重托，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地消灭性病！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汇报……”
实现诺言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这是1964年春日的一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家级新闻发布会上，胡传揆精神抖擞地走向讲台，对着中外记者手中无数盏眼花缭乱的镁光灯，很有风度地点点头，然后庄严宣告：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现在可以这样说，我们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性病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基本消灭了！”
刹那间，热烈的掌声如暴风骤雨般响起。胡传揆在轰鸣的声浪中，微微仰起头，任凭泪水在脸上流淌，这一次他没有掏出手绢。
第二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纷纷对此作出反响。英国《泰晤士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基本消灭了性病，这实属东方奇迹……”
当夜，在中南海周总理寓所为胡传揆亲设的便宴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打开了一瓶法国香槟酒……。

1963年3月10日，在全国卫生科学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与会代表，右四为胡传揆

黑云遮不住的星辰

 

1968年8月18日，首都工人体育馆。

大厅内万头攒动，吼声如潮。“首都各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在震耳欲聋的进行曲中拉开帷幕……。

当晚，在东城区西总布胡同13号院内，一盏白炽灯一直亮到东方发白。听完电台的实况录音广播后，胡传揆晚饭未吃，焦虑不安地在书房来回踱步。胸口有点隐隐作痛，是该休息一下了吧？可淤积在心间的烦闷又使他坐卧不宁。他预感到一场风暴正朝自己袭来：“灾难，这是多么可怕的红色‘梅毒螺旋体’呵！”

8月23日下午，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燃气熊熊大火，一堆堆精美的古装戏袍、一本本历朝原版线装书，一幅幅千古绝笔的名帖诗画，都在火光中化成片片黑蝴蝶随风飘舞；他熟悉的赵鼎新、张梦庚、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人，都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人架着飞机，站在火堆旁挨斗……。这些都是曾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的风流人物呵，为什么一夜之间竟成了猪狗不如的“败类”？

北京协和医院大门上，出现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协和医院”牌子被摘了下来，以“反帝医院”取代之。这是他的母校呵！1921年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它时，恐怕绝对没有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会被一群中国学生冠以反对自己的牌名……。

他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困惑。

几个月后的一天，胡传揆刚走进办公室，随后就跟来几个人。其中一人厉声喝道：“胡传揆，从今天起不准你再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胡传揆轻蔑地盯他们一眼。其中两人原是他的属下，曾几何时，见到他这个大院长时，是何等地恭敬卑谦，怎么小鬼一下子变成了判官？

“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装什么蒜，人民的医院不需要你这种人！”

胡传揆冷冷一笑：“那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啰？你们这样搞，国无宁日，院无宁日，还像个样子吗？”

“住口！”一个头头拍着桌子大声喝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你要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跟大走资派刘少奇的关系。”

“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其余无可奉告。”胡传揆摊摊手说，“还有事吗？没有就请出去，我要工作！”

仍是那个头头阴险地一笑：“你要工作？那就去扫厕所吧，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几个家伙得意地笑起来。

胡传揆的脸闷得通红，他愤怒了！然而，在雷电的轰鸣中，是听不见小草的呻吟的。他终于带着满腹忧怨和愤怒，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那间象征着工作权利的院长办公室。离别之前，他只带走了一件白大褂。在几十年通往科学顶峰的山路上，他都是穿着这件白色“袈裟”，像苦行僧似的在顽强攀登，如今只能穿着他去扫厕所了。

回到家里，看到的同样是一幅悲惨的情景：书橱被人掀倒在地，一本本硬壳包装的医学专著上印满皮靴底的痕迹；多年收集的资料卡片象钱纸撒落在地，一片狼藉。他弯下腰来，颤抖着去拾起那些凝聚着大半生心血的纸片，每弯一次腰，仿佛就觉得心里渗出一滴血来……。

1927年，当他获得博士学位时，一位校友曾这样赞誉他：“胡君善演词，其音清润，声彻云霄，登坛一呼，四座皆惊……”然而，时隔四十年后，这位“演说明星”却沉默了。昔日让人颇感敬畏的老院长，从此像个机器人一样，按着固定的程序机械地在楼内厕所里满跚而行……。

名誉、地位、生活优待条件，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然而，有一件事他却始终放心不下，这就是正在开展的治疗头癣的试验。

头癣，俗称“瘌痢头”。患者虽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却极易损坏容颜。1940年，他在北平菜市场某孤儿院虽说用口服醋酸铊辅以X线照射脱发部位的方法，治愈过300多例头癣患儿，但由于X光机部件大，在医疗条件极差的广大农村推广此法时就极为困难。

周恩来总理对农村广大头癣患儿是非常关心的。他曾经要求医务工作者努力去解除他们的疾苦。有一次，总理亲自给他讲了这样的事：在50年代初期，新疆有个地方要建新村，由于有一些头癣病人也要住进去而引起了村民之间的激烈冲突。总理沉痛地讲完之后，紧握着胡传揆的手说：“传揆同志，我希望你攻下性病这一关后，再把头癣这个顽症彻底地从中国人头上抹掉！”

他时刻牢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在60年代中期他就在北京近郊的通县、延庆等地搞了几个试点，探寻一条利用口服灰黄霉素治疗头癣的新路。在工作条件尚好的时候，他都定时驱车前去检查治疗情况。需要什么东西，只要跟身边人打个招呼，或是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可如今，当手中的电子显微镜变成扫厕所用的大扫帚时，这一切都变得麻烦了：要药——发药的人脸一板：“还走白专道路哇！”要车——更不用说了，得有造反派头头的批条。他一咬牙，提着个大药包，挤进了通往郊县的公共汽车上……。

直到两年后，他的处境才稍微好了一点。他被允许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去门诊坐班。当他再次在处方签写下“胡传揆”三个字时，一行老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山沟里来了“活神仙”

 

北京，1976年秋。北方的秋日，蓝天白云，金风送爽，正是香山看红叶的好时节。在通往山顶的曲径上，胡传揆在妻子、女儿的陪同下，正奋力地朝上攀登。74岁的人了，不用人搀扶，一鼓作气就爬上了山顶。
山上的风真凉快呀，吹得人精神爽朗，飘飘欲仙。放眼远眺，顺坡而立的枫树绵延数里，漫山遍野地燃气一片火红。“真美啊——”他无数次地登过香山，但唯有1976年的红叶才给他带来最大的欢愉！“我解放了！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业了！”面对湛蓝深邃的苍穹，他真想大声喊叫。
是的，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被剥夺的一切又都归还给他了。一顶顶“桂冠”重新戴在头上之后，所带来的不是权利欲的满足，相反，一种更沉重的压力感竟使他日夜不宁——周总理生前亲自给他布置的治疗头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忧虑使他失眠了。
灯下，他铺纸提笔，直接给国家卫生部写信。建议立刻把消灭头癣（主要是黄癣）列入议程。随着笔尖沙沙走动，他跟前又浮现出1916年在武昌江汉关下看到的情景——一个洋人抬起钉有铁掌的皮靴踢着一个头上长着黄癣的车夫；几个衣着华丽的女人遇见一个长癣的孩子如同踩着一堆粪便，马上用手绢捂住了鼻子……。如今，人民共和国已成立27个年头了，可头癣的病菌仍在广阔的国土上蔓延。不！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一定要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在信的末尾他动情地写道：“头癣的存在，是有损国威的，我们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77年2月，在他的积极倡议下，全国防治头癣会议在京召开。他在会上振臂疾呼：“黄癣如果不能消灭，这将是我们皮肤科医生的耻辱！”
1977年4月，一支由北医皮肤科骨干医生组成的医疗分队带着大批器械和药品，踏上了通往湖北英山的征程。年逾古稀的胡传揆，不顾家人和学院其他领导的劝说，毅然率队亲征。
英山，位于湖北省东部。据民国9年编撰的《英山县志》载：“万山磅礴，控引皖湖，自东北以迄西南，皆峻岭崇山，蔽亏日月，肘腋罗、霍、潜、太、襟带蕲、黄，诚皖鄂之咽喉，江淮之要地也……。”由于地域封闭，交通不便，尽管解放20多年了，但大部分山民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至于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些住在深山老谷的山民打前几辈起就没见过一个郎中，只听说过县城西南有一座冯大仙庙，人生了病痛，只要对着仙庙遥拜一番就成了。头上生了黄癣，这大概是对冯大仙不恭之过吧……。
公元1977年的春天，一个活着的“冯大仙”终于驾着祥云来了。
在通往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山道上，胡传揆停住脚，他敞开衣襟，让山风拂去脊背上的汗滴。在他那件肥大的中山服口袋里装着两样东西：一件是冠心病发作时急救用的硝酸甘油片；另一件是写着名字、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的卡片。他对随行的人说：“你们不要管我，尽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带着这张卡片，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倒下，都会有人把我送回家的……。
他豁出去了。
刚到县城时，热情的主人给他预备了最好的客房，并指定专人料理他的生活。主人们诚恳地劝他，您年纪大了，就在这遥控指挥吧。想下去看看，我们给配车；累了，还可以去洗温泉，看看英山八景。胡传揆一摆手说：“我是医生，病人需要我。”
4月，正是江南梅雨时节，山里的雨季，更是风大雨凉，满山遍野的松涛吼叫起来让人日夜不宁。
胡传揆住在一间简陋的瓦屋里。白天，他和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查访病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县八个公社、100多个大队都留下他的脚印。夜里，他则根据收集来的病例，结合当地土药材资源丰富的特点，精心制订出以灰黄霉素为主，外用中药为辅，如服茵陈酠的治疗方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围满求医的山民——
在红山公社，他亲自为1000多名小学生进行检查。
她——A姑娘，容貌清秀，年方20，正是充满憧憬的年龄。可她的眉头却整日深锁，头顶上一年四季都包着块花布。即便是酷夏也不愿意解开，那块黄色的癣疤象一道恶毒的咒符锁住了姑娘的欢乐和歌声……。
“姑娘，我会还你一头黑发的。”胡传揆慈祥地笑着，将药膏涂在她的头上。
他——B小伙子，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可都30好几了，就是没说上媳妇。上门相亲的女人，一见他头上的癞痢，二话不说扭头就走。小伙子气得几次冲向悬崖，想一头栽下去了事。
“小伙子，可别灰心，我看你明年准能抱上儿子的。”胡传揆笑嘻嘻地说着，将一包药塞在他的手上。
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经他治疗的18000多名患者中，病愈率高达99.86%。
山民们带着红枣、山梨、鸡蛋、野味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要“供奉”这位下凡的“活神仙”。一个白胡子老头神秘地说：“咱英山在大清年间，可是出过一个叫金印的神医。那年间世宗（雍正）皇帝病了，金印写了一个方子就给治好了。后来，世宗授他博士衔，升太常寺卿，赐一品朝服呢。我看这个胡医生的本事一点也不比金印差，怎么还往山沟沟里钻呀?”
人群轰笑了：“老头儿，你那老皇历就别翻了，人家胡医生不仅是真格的博士，官当得比太常寺卿还大呢。”瓦屋里，那个比金印还有本事的老人欣慰地笑了。
胡传揆治疗头癣的方法很快就在湖北省和全国其它地区得到推广应用，并取得极大的成效。仅湖北一省治愈者就高达50多万人。
1979年，他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全国治疗头癣现场会。在卫生部呈送给中央的简报上，李先念同志对胡传揆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最甜莫过家乡水

沙市，1977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位于繁华的中山路的章华饭店灯火通明，有四个行客匆匆朝服务台走来。
“证件？”女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招呼。
为首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将自己的工作证递过去。
“胡传揆？”女服务员一笑，“怎么跟《沙家浜》里的胡司令同名呀？”
“胡老，天气热，开个好点的房间吧？”同行的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主任汪心治说。“能省，还是省一点吧。”胡传揆摇头说。站在他身后的女婿朱有平哑然一笑，他了解自己的老丈人，月薪虽有300多元，银行存款已达5位数，但却从不肯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他最爱吃的东西不是国宴上的鱼翅、猴头，而是几角钱就能买一大堆的玉米棒子。每年秋后，他都要给他捎去一包。瞧他——脚上的那双皮鞋都打了几个“疤子”，可就是不肯扔掉。
这是胡传揆自1916年离家后第二次回到故乡。头一回是1975年，他由女儿胡家玲陪同，可刚一到沙市，就被市一医院院长毛世春给“劫持”走了。大名鼎鼎的医学专家回到家乡，岂有不给同行“讲经”的道理？结果，他在讲学间隙仅只抽出点时间去故地匆忙看了一眼，便带着好多的遗憾回到北京。这一次，他不想惊动任何人，只让少数几个亲戚随行。他要会一会儿时与他一起嬉戏的伙伴，仔细去寻觅那依稀在梦中出现的田垄和池塘……。
次日下午，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弛出章华饭店。胡传揆拉开车窗，兴奋地朝外张望着：“哦——这条繁华的中山路，简直跟北京王府井一样热闹哟。”他对同行的远房侄儿毛光明说：“小时候，我常跟父亲一起到街上来采买药材，给人看病。那时候，这条街又窄又脏，青石板路也凸凹不平，现在建得这样好了，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便河的波影映入他的眼帘。他默然注视一会后，不无感慨地说：“便河倒是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那时的水多清亮呵，两岸的人家都到河里挑水用，鸭子浮在上面，真是‘红掌拨清波’哟。我还记得逢了端午节，我就揣上几个粽子跑到便河桥上看划龙船。两岸人山人海，划船人吆喝的声音真是威风哟。”稍停一会又说，“光明呀，你是搞环境保护工作的，这个工作很重要。拿出治理环境的措施，等于是开了一张大处方嘛……。”
车轮沙沙转动，胡传揆一路指点，说个不停。可是，等车在他魂牵梦绕的故地——朱胡李三场停下来时，他反倒沉默了。
风从田野上吹过来了，夹着泥土的清香和谷场上麦梗的气味，这是多么熟悉而醉人的空气呵！他深深地呼吸着，有几分陶醉了。

少小离家老大还，

乡音未改鬓发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胡传揆热泪盈眶地朝村里走去。
村头那棵大树还在，粗大的枝干伸向空中，肥绿的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是在为阔别多年的游子还乡鼓掌。树下的那幢瓦屋早已不复存在了。一排排新居，青墙红瓦，抹去了他记忆中的那个以茅棚居多的村落印象。
“传揆哥，传揆哥。”有人在叫他。迎面走来的那个老头是谁？
“嗨！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传典呀！”老头赶紧自报家门。
“哟——堂弟，是你呀，真认不出了。”四只青筋暴起的大手紧握在一起了。
胡传揆突然象似想起了什么，忙问道：“传典呐，我们家后面的那条大河呢？我记得它好宽好宽。”
传典笑着指着不远处一条小水沟说：“喏，就是它。”
胡传揆哈哈笑道：“哦，到底是眼光不同了哟……”
“快，屋里坐，喝茶去。”胡传典兴奋地张罗着。
“等等。”胡传揆摆摆手。“我家那口井还在吗？”
“在呀，在呀。”
“走，看看去。”
正是这口井，青石琢成的井围，呈八角状嵌在一条碎石小道的尽头。
“快拿只桶来！”胡传揆大声叫着。
“干什么？”胡传典慌忙摇头说，“传揆哥，你现在可不比小时候哇。”
“没关系，没关系。”胡传揆挽起袖子。
一桶清澈的井水提上来了，胡传揆拿起粗瓷碗，满满装上，一扬脖子咕咚地灌下去。
“真甜呐。”他笑嘻嘻地用袖子擦着嘴。
乡亲们看看他的“表演”都轰笑起来。
他愣了一下，终于也爽朗地大笑开了……。
他喝过密西西比河的水！
他喝过塞纳河的水！
他也喝过威尼斯的水！
但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水都没有家乡的水甜！

巨星陨落

他终于苏醒了。环顾四周：白色墙壁、白色的吊灯、连游动的人影都是都是白色的，只有床头那个象巨型炮弹样的东西是蓝色的。一根橡皮管将自己的鼻孔和它顶端连在了一起。“哦——这是急救用的氧气瓶。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拼命地回忆着：早晨，起床后去卫生间刷牙洗脸，可刚拿起搪瓷口杯，突然心脏一阵剧烈的绞痛，顿时就觉得天昏地暗，他竭力去撑住墙壁，可还是一头扑倒在地……
现在怎么样了？他试着活动一下脚趾头，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想抬起手臂，也是那么的木然。“我瘫痪了？”一股可怕的意识像毒蛇般啃咬着脑神经。
1983年10月4日，一个十分普通的秋日。窗外秋阳灿烂，天高气爽。年轻人都还穿着国庆节的盛装。然而，对胡传揆来说却是生命悲剧的开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卧床不起。他不能说话，不能写字，表达意思只能凭借眼神。内心抑郁的痛苦，使他想起一只被割去声带，砍掉四足的狮子。随着他那略显肥胖的身躯渐渐变得枯瘦，他明白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仿佛看见病魔正拖着黑色的棂车朝他走来，那吱吱咔咔的车轮滚动声一天天的清晰了……。
遗憾吗，现在好多60多岁的北京老头，每天不是去天坛古龙柏树林子里玩鸟、打拳、就是去陶然亭里一边喝茶，一边“侃大山”（北京土语：聊天）。可你呢？1977年从英山回来后又风风火火地奔赴延庆山区，继续头癣的研治工作；1982年6月，你从日本参加国际皮肤科学会第16次会议回来后，又匆忙地拟定了三项工作计划：一是继续对性病、麻风、头癣进行研究，做好扫尾工作；二是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科研队伍；三是组织人力对牛皮癣进行攻关，争取在10年至20年内拿下这个顽固的堡垒。如果说人生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不能亲眼看见实现的那一天了……。
后悔吗？回答更是一连串的不字。在80多个春秋里，他是一个辛勤耕耘，收获累累的辛运者：作为学子，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作为医生，他使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健康；作为专家，他攻克了无数个医学禁区，先后发表或出版了80多部（篇）论文或著作，影响波及世界医学界；作为校长，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医学人才，桃李满天下；作为人民代表，他曾和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伟人一起，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共商国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上，我已经尽到了做人的责任了。我太累了，是该去彻底的休息一下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鹏，轻盈地朝白云深处飞去。哦——，在那高高的云端里有一座玉雕冰砌的殿堂，他的父母，他的老师傅瑞士，还有那些先他而去的学友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臂……。
1986年3月17日6时25分，胡传揆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溘然长逝，享年85岁。一颗医学巨星终于陨落了！
3月23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出他的遗照，向全世界沉痛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1986年3月26日下午，胡传揆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他安卧在常青松柏和鲜花丛中，灵堂两侧摆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李 鹏、万里、杨静仁、周培源、廖云台，以及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卫生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送来的花圈。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知名人士周绍静、杨拯民、崔月犁、陈敏章、钱信忠、马海德、黄树则等亲自参加了告别仪式。与他并肩工作多年的诸福棠、叶恭绍、严仁英、彭瑞聪、曲绵城等专家也带着数百名师生来了，他们面对着老校长那慈祥熟悉的遗容深深弯下腰来……。
在灵堂正方供奉的巨幅遗照下，摆着老友诸福棠亲笔书写的一幅挽联：“庆盛世足迹四海遍铲除性病根治发癣防止麻风从来良医疗疾君是先驱；忆往事同窗八载余欢迎解放振兴医学培植新人而今老友凋谢我愧独存。”
人们脚步轻轻地绕他而去。他，永远地安息了……。

永恒的墓碑

早在1976年10月19日，胡传揆就立下了一份正式遗嘱。他这样写道：

遗 嘱

1、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解后，尽量利用其它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
2、凡以我个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医党委补助皮肤科（主要是附属一院）的科研经费。其它存款按名字发给本人或下一代。
3、西总布胡同13号后院的房子，由我爱人陈晞丽住管。她去世后，交北医党委或国家机关分配使用。
在签名的右上方，他还特地盖上印章，然后将这份遗嘱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锁进办公室抽屉。
1986年3月26日，在八宝山行罢遗体告别仪式后，胡传揆遗体即被专车直接送往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解剖教研室，开始实现他“尽量利用其它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的遗愿。
他安详地躺在解剖台上，象似等待着一次庄严的洗礼！
病理科主任高慧珍早已带着有关人员守候在场。大家默哀致敬后，一丝不苟地开始操作，验证了病情诊断、观察了体内其它病变，留下了宝贵的病理切片和各项记录。基础学院解剖教研室的高汝勤技师，是一位有31年工龄的老同志，经他的手曾组装过无数幅教学用的骨架标本。可是，当校院领导把制作胡传揆骨架的任务交给他时，他却一连几夜都失眠了。“这是我崇敬的老院长呵，我怎么舍得下手……”但为了不辜负老院长的一片诚心，他还是用颤抖的手拿起刀来，皮肉一刀刀地被切割掉了。由于胡传揆久病脱钙，有的骨头皮质薄的象一层纸；有的部位经脱脂操作后骨松质外露，每逢到这种情况，他就细心地用骨色塑料进行修补。
当骨体全部暴露出来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胡传揆的脊椎病变十分严重，不少椎体上长着骨刺，有几节腰椎简直就融合在一起了。高汝勤流着泪水说：“老院长的这些病变，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他生前一定十分痛苦，可是他一直为工作日夜劳碌奔波，可见他是多么的坚强！”为了让后人了解这些情况，在骨头穿接时，他在照顾整体美的前提下，尽力使骨架保持着本来的状态。为了使骨架洁净、牢固，他还把骨头进行了漂白，并涂上有机玻璃保护层……。
经过几个月不懈的努力，一幅牙雕玉琢般的骨架终于制成了。
1987年3月14日下午，北京医科大学隆重举行了首届“胡传揆科研成果奖”（根据他的遗嘱，校方用他捐赠的14000元存款设立）授奖仪式暨胡传揆名誉校长遗骨首谒式。

北医大新生向胡传揆骨架致敬

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蓝色绸缎帷布徐徐拉开，胡传揆再次以他独特的风姿与亲爱的师生们相会了。

国家卫生部长崔月犁、著名医学专家诸福棠、叶恭绍、彭瑞聪、曲绵城等400多人，面对他的遗骨再次深深弯下腰来。

崔月犁部长深情地注视着骨架，而后含着热泪题词：“向胡传揆教授学习、致敬！我死后把尸体也献给这个解剖室，说话要算数。”

胡传揆学友诸福棠再次赋诗一首：“故人献身又献金，高风亮节全校钦。两个文明传后代，万千学子沐甘霖。”

啊——胡传揆，你这个由乡下郎中的儿子成长起来的著名医学专家，虽然没有自己的葬地和墓碑，但在千万人的心中，却早已为你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在千万人的心中，你是不死的。

胡传揆——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者单位:荆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原裁1989年《沙市纵横》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