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山阴路上的亲人

浅草

在虹口出了地铁站，向人打听去大陆新村9号怎么走。一个匆匆行走的中年男子停下脚步，对我微微一笑，向身后一指，告诉我，四川北路走到底，再向人打听。我走到四川北路尽头，一个拎着篮子的老妇人又对我微微一笑，指点我过马路，进对面的弄堂，再向人打听。我走进弄堂，见一个少年刚跨上自行车，我着急地向他请教。少年赶紧刹住车，拢住龙头，脚尖支地，认认真真地告诉我：穿过这条弄堂，就是山阴路，9号就在这条马路上。

像接力赛似的，一段一段地，我被传递到山阴路上。

一走进山阴路，汹涌的人世就退远了。光阴静了下来，也慢了下来，人也仿佛回到从前，仿佛故人能够重逢。道路两旁长满法国梧桐，那些树在冬天里枝柯硬朗曲折，形态多姿，早晨明亮爽朗的阳光把枝干的影子投在赭黄或者白色墙面上，像一帧帧着了暖色的木刻版画。空气中有煎饼的香气，蒸馒头的香气，蒸汤包的香气，油炸豆腐的香气，都淡淡的。拎着包上班的人，挎着篮子买菜的人，推着车卖早点的人，蹬着三轮收旧电器的人，都不紧不慢，神态安详。他们都有事要出去呢，都不紧不慢地忙着。而他们的亲人，此刻正留在家里，伏在窗前的黑木书桌上，正奋笔疾书。屋里寂静，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给他的肩背镀上一道金边。

在一个不起眼的路口，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大陆新村”四个字。走进去，是个不长的弄堂，很安静，矮院墙下，泊着半旧的脚踏车、摩托车。竹竿上晾着的衣物在风中摇晃。这真的就是一份日常生计呢，仿佛一切未曾中断，那么，他真的在晨光里刚刚完成一篇檄文，将笔插在烧瓷龟背上，从桌前转过身来；他的夫人正埋首在一楼窗下的缝纫机前，踏踏踏地缝补一件衣衫；他们的儿子大声道过“明朝会”，由一位保姆领着去学堂。水龙头哗哗哗地冲洗着豌豆苗，砧板上嚓嚓嚓地切着竹笋，那都是他爱吃的菜肴；二楼楼梯拐角处的房梁上，悬着一只绍兴竹篮，篮子里面风着荸荠，在空气着散着很淡的甜香。

一切都未曾中断，一切都还在继续吧。

9号靠近弄底。萧红与萧军初到上海时，住法租界，去大陆新村9号作客，有一次坐到很晚，电车停了，天又下起了雨，先生跟夫人就挽留：那么再坐一会吧。留了又留，坐了又坐，直到夜深，先生跟夫人送客到楼下，先生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叮嘱：“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旁边的9号。”一面伸出手去，触着那个9号的“9”字。

管理人员打开铁门，我走进他的家。屋里阒寂无声，窗前的缝纫机罩着布罩，柜子里摆放着他的儿子的玩具。楼梯擦得铮亮，从地上一级一铺展上去。这楼梯上，曾经脚步杂沓地上去过多少彷徨的人，寒冷的人，困惑的人。当年，他们寻亲一样，川流不息地去到楼上那个灯火明亮笑声爽朗的房间，采了光，采了热，又四散开去，星火一样，有的兀自温暖，有的则在这片土地上照耀和燃烧。

我轻轻踏着楼梯上去，怕惊醒那些睡着的灵魂。楼上楼下，一应家具陈设都坚硬，硬桌，硬凳，硬木床，连躺椅也是硬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不肯舒适的人，困了也不上床，就在躺椅上翻翻书，权当休息。仿佛担心触及温软，人就会沉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忘却使命和责任。在世上，还有多少羸弱的灵魂需要喂哺，有多少蒙昧的心智需要点照啊!

墙上挂着他的一幅照片，眉眼浓重得像刀刻似的。这么一个坚硬的人，言辞犀利，下笔如匕首，吃油炸食物，病中也不肯喝浓汤和牛奶，内心却藏着的别样的恩慈与柔情。萧红后来搬到四川北路，每天晚饭后，穿过一条弄堂，来到先生家里，风雨无阻。有时候白天来了，晚上又来，先生从躺椅上站起身来，大声招呼：“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这个梳着小辫子，来自极寒地带，活得坎坷曲折的女子，像所有害怕寒冷和黑暗的生物一样，趋光和趋暖，也是本能的一种吧。活在人世，有一个大陆新村9号可以去，人生才是可以忍受的吧。漫长的梅雨季，偶尔天放了晴，就赶紧去先生家，奔上楼。

先生说：“来啦！”

她说：“来啦！”

跑得气喘吁吁的，连茶也喝不下。

先生就问：

“有什么事吗？”

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先生跟夫人就会心地笑了。

萧红要参加一个宴会，请夫人找一条缎带扎头发。两人开玩笑地搭了一条粉红的缎带在头上，请先生评判。不料先生生气了，叱责道：“不要那样装饰她！”是很重的生气，说完就不言语了。

粉红这种颜色确实艳丽，但也流于轻佻，是世俗的一种。先生也许认为这种颜色玷污了她吧。那么在他的心里，这个来自北方的扎着小辫子的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马路对面的东照里，有瞿秋白在上海的寓所。那是先生托朋友为他化名租下的。瞿秋白在这所石库门的亭子间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两年，也是他认为最惬意的两年。那时候，他娶自酉阳龙潭的美貌闺秀王剑虹（王也曾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已经染病去世，他的新妇是江南才女杨之华。这个才华横溢、斯文俊秀的革命家，对于理想与爱情，有着同样热切浪漫的情怀。他曾写给王剑红的情诗中，有一句是：“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的相亲相爱的社会。”

山阴路上的法国梧桐特别多，特别美。也是每天傍晚吧，风流儒雅才华横溢的的青年携新婚妻子躲过特务盯梢，踏着满地落叶，穿过马路，去到先生家里，两人彻夜畅谈，恨不终生。他们都是灵魂交会时铿锵作响的人，这就是乱世中的知己吧。那时候，瞿秋白穷困，在党内被排挤，又被国民党追捕，度日艰难。先生介绍他译稿，以维持生计。他就义前被疯狂追捕，先生三度把他藏匿在自己家里，住在二楼拐角的房间，夜里盖着蓝花布单的被子。士为知己者死，瞿秋白后来死了，但不是为先生。他被捕后，先生立即着手营救，跟弟弟周建人盘下一间铺子，想以此作抵，保释他的知己出狱，好让他命不至死。这个外表清矍满腹诗书的江南才子，其实更适合做一个文学家，一个翻译家。他的革命，其实就是赴死。

瞿秋白就义后，先生愤怒至极，悲痛至极。为纪念他，先生立即着手校注他的《海上述林》。那时候先生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他想抢在离世之前把译著出版。同时，他还在译《死魂灵》。他说，如果由秋白来译《死魂灵》，比他要合适得多。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伤心极了。

出了弄堂，拐角就是内山书店，再往前就有个邮局。每写好信，用漆封好，裹进蓝灰包袱里，夹在腋下，左手抓过帽子戴在头上，右手抓雨伞，脚已经跨出门。胶底靴穿着很不舒服，但雨天出门，行走很方便。时光是一刻也不能耽搁，寄了信，取回收到的信，同时从书店取回青年请求他看的稿子。回到屋里，雨伞竖在墙角，人已坐回桌前开始工作，雨伞静静地流了一摊水。不看电影，不逛公园，虹口公园就在离家200米处，却一次也不曾去过。他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公园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骨殖从万国公墓移葬到公园内，建了庄严的墓碑和宏大的纪念馆，安顿他的骨殖和灵魂。他虽然业已歇息，但仍然日夜不停地守护着他的亲人们，在这个倥偬迫促的时代，像一个稻草人。

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一边校注《海上述林》，一边翻译《 死魂灵 》。去医院拍片，显示肺部大面积阴影，肋部积水。不能下楼，躺在床上，水米难进。萧红去探病，先生听到脚步声，睁了睁眼，问：

“来了吗？”

然后咳着嗽，断断续续地解释生病的缘由，原来是去藏书室取书，受了凉。说话十分费劲，又有些愧疚似的。

萧红的目光已经不敢投在先生身上。先生看出了她的不安，对她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在所有纪念先生的文字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公认是写得最好的，文字克制，简约，记述先生的话，也只有寥寥数语，但有一种伤及心肺的底色。先生后来病情略有好转，萧红东渡日本，据说是疗养肺病。等她归来，先生已经长眠于松柏之中。先生最后的日子，萧红是这样记述的：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先生身后事，她只字未提。1936年10月的那场葬礼轰动中外，送别的队伍长达10公里。萧军等16名青年文学家执弟子礼，为先生抬棺。执绋者哀，据说萧军当时在先生棺前滚地痛哭，恸不欲生。先生身后事，她只字未提，估计她是不忍下笔，我们，也不忍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