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之餐

张军

       说到吃，当兵的和老百姓相比，的确有许多特别之处，野战军就更加特别了。

        先说怎么吃。当兵的饭前列队唱歌，是个老传统了。一日三餐，不管饭菜是否香味扑鼻，不管大伙是否饥肠辘辘，歌是要唱的，而且必须唱得齐，唱得响。唱完歌，按班依次开吃。同样一个吃，野战军吃出了别样风景，曾引得驻地附近的老乡围观。

        我当兵的年代，条件艰苦，连队没有饭堂，于是操场成了我们的“大饭堂”。百十号人围蹲成一个大圈，圈中央是饭桶汤桶。全连一起默默地吃，没有讲话声，只有餐具与碗的撞击声，间或有吧唧嘴的声音。一年四季，除了雨雪天，几乎都是在露天“餐厅”进餐。一阵风起，连忙转身挡尘。绝活在手上，所有人都一手端俩碗，一碗饭一碗菜，就是连蹦带跳，碗都不会掉的。这样的持碗方法好处多多，除了躺下无法进食，无论是蹲，是坐，是站都能顺利吃饭，甚至还能边走边吃呢！开始，我这手上功夫不到家，端不住，不是饭洒了就是菜泼了。把碗放在地上，刮起风来，又要护住饭又要护住菜，手忙脚乱的。时间久了，功到自然成。所以能不能一手端好两个碗，也成了区分老兵新兵的重要标志。

        驻地附近的老乡见到当兵的这种奇特的吃法，纷纷端着碗，围拢过来，边吃边看。老百姓当然只端一个大碗，饭菜尽在其中了。这时，一个有趣的景象出现了：衣色杂乱的老百姓围在外圈，吃着议论着；我们在里圈，专心地吃着，圈内有三三两两的鸡和狗瞅着我们的饭碗，等着洒下的米粒。尽管被人围观者，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食欲，一顿半斤大米，结结实实地揣进胃里。

        在拉练中，我们遇到一次强行军，一天徒步六十公里。中午大休息由一个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这还包括埋锅造饭的时间。饭做好了，吃饭的时间不够了，好在我们连炊事班的野炊技术过硬，还能让我们端着饭边走边吃。有的连队就没那么幸运了，炊事班抬着夹生饭，战士们空着肚子上路了。

        说完怎么吃，再说说吃什么。六七十年代，我们老步兵的伙食标准四毛五一天，如果不搞副业生产，这个标准往往是捉襟见肘。

        当年由于部队调动频繁，尤其是文革期间在城市“支左”，连队的副业生产是个空白，全靠一天四毛五，伙食是可以想象的。记得我到连队的第一餐，就是糙米饭加腐乳。

        后来部队调防到农场，条件虽是艰苦些，但总算是安顿了，可以搞副业生产了，连队养了猪和鸡鸭鹅。搞起了副业生产并不等于就改善了伙食。那年，我连司务长提到营里当管理员，新任的给养员没经验，再安排生产任务时，只给每个班下产量，结果夏天光吃冬瓜，冬天只有白菜萝卜。那玩意儿重，打秤，完成任务没问题。

        伙食差归差，打牙祭的机会还是有的。记得一次开饭，大伙还在唱着歌，一股浓浓的肉香扑人鼻翼。开始打饭了，指导员高声喊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吃驴肉！”驴肉真好吃啊！细细嫩嫩的，入口即化，真美！可惜少了点。这顿驴肉“大餐”让人回味了很久，过了一段时间，大伙谈起来仍拼命咽口水。谁知炊事班长私下对我说的话，让我大倒胃口：“你知道那驴肉为什么那么嫰吗？那是一头母驴生下的小死驴！”天啊！驴肉早已在我胃里消化完了，可我的胃还是翻江倒海起来。我追问：“哪来的小死驴？”炊事班长就是不肯说。

        后来，我们的给养员在工作中不断摸索，积累了不少经验，连队的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养的家禽家畜不断地进了我们的菜碗，这时的伙食是真的改善了，伙食费也有结余了。结余的伙食费买来了篮球、乐器、书籍，连队一片生龙活虎景象。我们班有个河南兵，在家是烟农，他向班里要了不大的一块地，用家乡寄来的烟种，种了几棵烟草。收获季节，他种的烟草几乎有半张桌子大。我用他的烟叶学会了卷喇叭烟。

        现在，部队的伙食和我们当年比，真有天壤之别，伙食和一些上档次的自助餐有得一比。但他们没有我们当年在自己的“自留地”侍弄蔬菜的乐趣了。那时候，只要是训练间隙，人人都荷锄奔向心爱的小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