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欧阳修与荆州 作者: 张 俊

快乐依然

欧阳修塑像

一

    以往每读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都会感叹安徽滁州人有福。位于滁州城西南的琅邪山和大丰山，既无崇山峻岭之雄，又无幽谷清流之秀，却因当年滁州知州欧阳修的两篇游记，都成了著名的风景名胜地，游客们寻幽访古的去处。在羡慕安徽人之余，我有时也忽发奇想，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欧阳修被贬到夷陵（今宜昌）做县令时，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他在公干闲暇时，怎么就没到与夷陵咫尺之遥的荆州来看看，也给八岭山、纪山什么的来上一篇游记，这样不就恩泽荆州人了吗？
    没想到的是我这奇想并非虚幻，后来在翻阅《荆州府志》时才知道当年欧阳修不仅来过荆州，而且还专门为荆州写了一篇《游倏亭记》，这篇奇文就载于《荆州府志》，全文不过280余字，却写得意境雄奇、思想深邃、文采斐然，读后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这篇游记的全文是：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吾兄晦叔，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无所用以志，然其胸中亦已壮矣。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陋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乌用蛟鱼变之为壮哉？故名其亭曰游倏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

欧阳修画像

二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四岁丧父后随母迁居湖北的随州，依靠叔父为生。因家境贫寒，其母“以荻画地”教他识字。聪慧好学的他二十四岁中进士弟，后历任西京留守推官、县令、知州、按察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军政要职。

    欧阳修作为政治家，早年坚定支持范仲淹等人倡导的“新政”，曾与反对派进行过斗争，因此屡遭贬官的厄运。他在做地方官时，积极推行与民休息的“宽简”政策，可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晚年曾卷入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之争。他在宦海沉浮的经历，使他比常人对治国平天下更有一番深刻的认识；作为北宋新古文运动的旗手，他推崇韩愈，力斥时文，在文坛劲吹清新朴素之风，一手栽培了“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询、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五位大家，成为引领文坛潮流的一代宗师。他一生写作勤奋，可谓著作等身，他的《欧阳文忠公文集》（共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新唐书》（与宋祁合修）等巨著，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欧阳修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游遍名山大川的广阔视野，更有一支点石成金的如椽巨笔，因而在我看来这篇《游倏亭记》，应是在立意与文采上毫不逊色于《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的上乘佳作。尤其是文中提出的勇者之观，更是浓缩了他对社会人生和万事万物的基本理念。在欧阳修的眼里，一个真勇者应是视野广阔、博学多才、为人正派、安贫乐道、恬淡虚无的人。一个人只有具备如此襟怀，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从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有所建树。时隔900余年，静心领会《游倏亭记》中所讲的道理，仍令人掩卷长思，非要品出一丝别样的滋味不可。

三

    《游倏亭记》写于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四月二日，应是在他被贬外放，到荆州探访其兄欧阳晦叔后，乘船返回任上的途中。刚刚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挫折的欧阳修，离开了尔虞我诈的权力中心，来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江汉平原，那压抑的心情应该是舒坦了许多。然而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触景生情的仍是万物表象后的宏大景观。他在舟中望辽阔苍天下，观一马平川的原野，目送滚滚东去的大江，想到的是为民治水的大禹，是百川归海的壮观景象，是万事万物瞬息万变的无常。一个真勇者观察客观世界的目光，能从现实看到历史，从量变看到质变，从具像看到虚幻，进入到不畏浮云摭望眼，于无深处听惊雷的大境界。正因为他具有这种睿智的目光，他才能在夜间读书时听到秋声，感慨“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引自欧阳修《秋声赋》）；才能在朝中不顾夏竦、王拱辰等一帮权贵的反对，坚定的站在范仲淹、韩琦等改革派一边，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意见，发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引自欧阳修《朋党论》）的声音；也才能在“庆历新政”失败，他负谤遭谪，被贬到滁州任知州之后，在琅邪山上摆太守宴与民同乐，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引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千古名句。

欧阳修手迹

四

    一个真勇者，应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敢于对邪恶势力说不的人。欧阳修出生贫寒，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曾发誓要好好供养母亲的他，在二十四岁进士及弟后，本可以选择一条圆通练达的为官之路，以保住到手的荣华富贵。然而当人生面临义与利的取舍冲突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改革激进派范仲淹上疏朝廷，揭露宰相吕夷简进用私人乱了王朝家法。范仲淹因言获罪被贬为饶州知事后，朝中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纷纷议论要予施救。然而，时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仅一声不吭不说，反而私下在朝官余靖家中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看不得这种小人嘴脸，出于义愤，他写了《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这个“君子之贼”的卑鄙为人，表明自己“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辩是非”（引自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的磊落之志。这次取义舍利的结果，使他由一个馆阁校勘的京官，被贬到蛮夷之地做夷陵令。在他一生中类似的经历曾先后有过三次，但他从不会因此而“总结教训”，仍一如既往地言他所言，行他所行，“荀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一个真勇者从来都是一个斗士！

五

    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4年），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学生说：“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在他看来，一个人在追求修身立德、做事立功、著书立言“三不朽”时，立德是根本，是至要，其他是枝末，是次等。德者“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引自欧阳修《朋党论》），一个人为人处事时刻把这些奉为圭臬，才能“视富贵而不动，处卑陋而浩然”；才能为人讲品位，为官轻阶位，如他的朋友范仲淹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化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自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大境界。其实修身立德者也未必就吃亏，正是欧阳修一生奉德为尊，他的人品与才干才最终得到朝野的公认，后欧阳修官至副宰相，封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这也算是社会对修身立德者应有的善报吧。

图绘欧阳修

六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不抱怨时不我予，不悲叹怀才不遇，从而以恬淡虚无的处事心境远离名利场，去寻求真正的人生乐趣。纵观欧阳修的一生，无论是得志还是失意时，他都能持这种文人的心态去笑傲人生。

    据《避暑录话》载，欧阳修在杨州时，常在暑夏的凌晨，同文友们一起前往蜀岗上的平山堂宴饮。他让人从邵伯湖摘来荷花，并让歌女给客人献花，摘花数瓣饮酒，趁酒兴呤诗作赋。“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少年，尊前看取衰翁”（引自欧阳修《朝中措》）。在闲适中游名山大川，让秀美的风光一扫心中的块垒；以文会友在与诗文的唱和中抒发高洁之志，是一个真勇者才有的文人心态。
    在《游倏亭记》中，他重墨赞美的那位晦叔哥哥，一生无钱无势，饱读诗书，困于卑位，但却能保持浩然心境，其乐陶陶的过着日子。在荆州看不见汪洋和高丘，那就挖一个水池，养几尾倏鱼，再建一个亭子。人坐其上，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醉眼中所见涟漪与汪洋无异，倏鱼与蛟龙仿佛。当一个真勇者用文人眼光去看世界时，那么大与小、有与无、得与失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庄周与惠施在濠梁观鱼，看出了“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引自《庄子·秋水》）。一个懂鱼乐的人，必定是一个无浮躁之气，少抱怨之声的人。人生需要如是观。
    晚年的欧阳修将原号“醉翁”改为“六一居士”，即“吾家藏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常量酒一壶，还有一老翁陪伴五物间，岂不为六一乎？”这名号的改变不仅体现了他对人生悟出的真谛，也展示了他一介书生的浪漫情怀。
    或许欧阳修所赞美的勇者观还会有许多的内涵，但恕我目光短浅不能在这里一一识得。匆匆写上几笔，也算是我读《荆州府志》所获得的一点心得吧。

（作者单位：荆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