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北故事

拂尘（朱）

                       见证(下)

    ---潍北监狱建狱元老之离退休干部徐宝云、王敬礼同志
   

      徐宝云同志和王敬礼同志参与了潍北三个最早农场的建场工作：二场、四场、三场，从选址、圈地到搭建草房、挖沟堆田，直至场区初具规模。

       

      1953年7月，王敬礼同志从四场到利渔（村名，在潍北监狱北方）带领罪犯挖河，他们把帐篷支在盐碱滩上，四周光秃秃一片，除了几株低矮的红荆条见不到一丝生气。食物、饮用水都是从二场用人力推车运送。挖沟是出大力的活，罪犯们都光着膀子赤着脚干活，经常有晕倒的。这样连续干了二十几天，暴雨来了一宿没住。河水暴涨，帐篷被淹，伙房被雨水冲走，他只好带领罪犯抢救了部分生活用具，每人几件拴在腰上，找来几根树杆探着路，趟水往回走。水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的奔流直下，把他们冲得东倒西歪，身上捎带的几样宝贝碎的碎丢的丢，一样没剩。

       回到三场后，王敬礼同志又带领中队上的罪犯开始了漫长艰辛的开荒工作。他中队上有一百多个罪犯，只有他和两名战士看押。他们在无边无垠的一片草荒中劳作，不论酷暑骄阳、冬寒刺骨还是雪虐风饕、体倦身乏。那些条田蛮横地躺在那里，任由铁锨、步犁等粗笨的工具开垦。那些土地除了海水侵蚀、荒草杂生，静幽幽不知沉睡了多少年，忽然被那些个铁器惊扰，一副倔强冷傲不容侵犯的模样。有的土地几锄头下去仅伤了点表皮，铁锹挖来挖去挖不动，人工拉着的七步犁也愣是排不上用场，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胜利总青睐于坚持不懈者，他们不但征服了一方方的条田，还把地底深处的茅草根千方百计拔了出来。茅草根不但可以编成草筐绳，还可以晒干当柴火烧。这样几遍下来，土地变得越来越温顺，土壤颗粒也越来越松软。看着一畦畦井井有条的田地，他们心里乐开了花。

      春天终于来临，他们迫不及待的播上种子，祈盼着下几场春雨。他们一天几遍趴到地里瞅瞅种子是否已经发芽，可过了发芽期好久了，地里仍是没有一点动静。几位老人说到这里，都摇头叹息，徐宝云缓缓地说：“记得那会，我自己还偷偷跑到草沟里抹了会眼泪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播种就有收获。渐渐的种子从杂草中探出头来，虽然有的被杂草吞噬，有的成了蝗虫的美餐，有的经受不住苦风凄雨的摧残早早夭折，但终有部分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收成少的可怜，可粮食就是粮食，还有谁去计较呢，希望就在前方，只需大胆努力。
       徐宝云说，那时早上六点就得下地，他和两个战士看押着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罪犯出工劳动。不知节假日也没个礼拜天，整天就是昏天黑地的干活。天气的好坏对他们影响很大，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大家干活也舒服，可濒海的农场一年四季难得几个月好日子。

      听到这里王敬礼忽然一改满脸的严肃表情，露出微微的笑意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罪犯那时条件比我们好，他们夏天发蓑衣、草帽，而我们则穿着自己打着补丁的衣服。我们偷偷商量着多报上两套，下雨天谁带工谁就穿上。”徐老镇静地一句三顿地说：“我记得有次出工，雨下得特别大，我脚底踩滑摔到沟里去了，衣服全部湿透，旁边的罪犯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了我，一路上冻得我牙齿直打架。我把罪犯送进监狱，转身往回走，门岗上的战士用枪抵住我的腰呵斥说‘别动，再动我打死你’。那名罪犯远远地求情说‘千万别，千万别，那是我们队长’。老人们谈笑着，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那“笑中有泪，乐中有哀”的表情是那么的令人动容、使我再也无法忘怀。

      徐宝云同志1927年8月出生于昌邑县卜庄镇，1949年1月参加工作，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1951年8月任昌邑县闫家庄武装部干事，1951年9月—1952年10月任昌邑县公安局干事。1952年10月—1990年11月先后担任潍北监狱七大队、五大队、三大队大队长和生计科科长等职。

      徐老年轻时没上几天学，但他头脑灵活不管做什么他都能找到窍门，使事情变得简单易行。在生计科时他把罪犯的表格制作得一目了然，同事们都叫他“没文化的知识分子”。
        他和王敬礼都参与过三场的建狱工作，三场是当时劳改单位中的“红旗单位”。当寿光泃淀湖劳改队调到潍北后，他们选择了三场，所以原有人员只好全部撤出。徐宝云调到生计科任科长，他对三场怀有深厚的感情，时不时的去三场指导工作。当他看到三场的灌渠存在隐患时，更是放心不下。有天中午，他骑自行车去三场看灌渠，发现灌渠上出现了7个大漏子，周边的田地已浸满了水，沿着田埂哗哗往下淌。他匆匆把自行车一撂，双手抹掉鞋子，卷了两下裤腿就跳进了灌渠里。那时正是大暑天气，他浑身被汗水湿透，冷不丁浸到水里，激灵灵打了几个寒战。经检查那些漏子是7个老鼠窟窿，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堵好。上了岸才感觉浑身倦乏，竟然连自行车也扶不起来了。
回到家后，晚上发起烧来，家里人都没当回事。可第二天，徐宝云手脚开始起水泡，刚开始和黄豆样大，慢慢地变得像花生米、葡萄般大，而且开始蜕皮，他又疼又痒坐卧不宁。家人找来一名犯医看了看，开了一点药，吃了几天不仅不见起色，手指甲脚趾甲也开始脱落。蜕皮也从手脚蔓延到全身，新皮泛着血色没长全又开始脱，他浑身的皮肤比刚出生的婴儿都鲜嫩得多。他要冷起来，盖几床被子也不顶事，要热起来，再多蒲扇扇也没用。一位外来的大夫看到了，提醒他家里人说：“他的皮肤严重受损，已到这地步了，你们还不赶紧送他去医院。”这样，家里人才慌慌张张地把他送到了潍坊人民医院。在医院住了十九天，他的身上褪去5层皮，手指甲脚趾甲到现在都没长出来。病情控制住后，他回到工作岗位，但从此他手脚开始不听使唤的间歇性颤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老被打成“当权派”，被押送回昌邑老家批斗。村里人觉得他是个好人，没什么错误，拒不接受。造反派又把他押回农场，免去他大队长职务，叫他到伙房去做饭。过了段日子，饭也不叫做了，赶到野外去看坡。他感到羞耻、愤懑、压抑，但也只有独自空对长天叹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官复原职，但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每况日下。

        徐宝云同志1952年9月底一人带领90余名罪犯到达潍北后，艰辛的创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他盖房修路、挖沟排碱、抬土造田、开荒拓土、搞运输、烧砖窑、种庄稼……他一生历尽坎坷磨难，而今鲐背之年的他由儿子照顾着，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我见到徐老时，他拄着拐杖，双手颤抖得端不起茶杯。他口齿不清表述困难，却仔细聆听着他的老友和我的对话。看他的表情，我知道他心里是明白的。他是王敬礼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两人从到潍北的第一天就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共同历经了无数风雨挫折。我让王老说说他自己，他却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徐宝云身上。徐老满面的红光泄露了他内心的五味杂陈，他平静的外表下掩饰的是波澜壮阔的激动。我知道，每当说到处动情处，老人们的情绪都难以控制。那些逝去的往事一旦被重提，必将会带他们回到那永远无法割舍的岁月。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引领者，是那个时代的主宰，他们的是非成败、功过得失只有后人去评说。

      王敬礼同志1929年2月出生于潍坊市寒亭区南营村，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1退休。1951年8月—1952年1月在昌潍专署训练班工作，1952年1月—1952年9月在潍北县公安局工作，1952年9—1990年11月先后在潍北监狱一大队、三大队、七大队、九大队担任中队长、大队长等职。

      王敬礼今年88岁高龄，已到耄耋之年。退休后，他叶落归根回到了老家南营。一所普通整洁的农家院，院里一口古老的手压水井，井旁一架遮了半个院子的葡萄藤，门前一只忠心的看家狗。王老心胸豁达，除了耳朵有点背思维还比较敏捷。他拄着拐杖，天气好的时候就走出院子散散步，生活惬意舒心。

     徐宝云、王敬礼同志到潍北时还是两位羞涩腼腆的小伙子，如今已是日薄桑榆的花甲老人。六十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在他们人生的轨迹中却是浓墨重彩的年华。他们见证了潍北弹指六十年创造的令人瞩目的辉煌；见证了潍北日新月异、沧海桑田的变化；见证了潍北从荒无人烟的北大洼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崛起过程……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你才能感同身受到这辈人鞠躬尽瘁、任劳任怨、无私奉献、高风亮节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两小时眨眼间过去了，我们起身告别。他们是那么的不舍，相互一次次地握手，一次次地拥抱，一次次地道着珍重。我们临出门时，徐老伸出颤抖的双手轻轻搭在我的手上，低缓地一字一顿地说：“闺女，我想回潍北。”

                                         摄影:张振国

                                         文字:拂尘(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