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史举

我和父亲（1999年春节期间）

我的父亲史立成，生于一九二五年农历二月十九，属牛。我也属牛，但与父亲相差四轮，也就是说父亲48周岁时我出生，可谓老来又得子。正因为如此，在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当中，父亲特别疼爱我。

母亲1989年去世后，随着二姐的出嫁，我和父亲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年。父亲过了70岁，基本不能下田劳动了，就由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一对一个月地轮着过（二哥二嫂一家在外工作），当时村里人都开玩笑说，“老四”也随父亲“轮着过”了。这期间，正值我读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所有的学杂费及衣食费用均由哥嫂提供（二哥二嫂出了绝大部分，当时大哥大嫂也要供与我相差无几的侄女读大学，为大我三岁的侄子找工作、找对象成家等；三哥三嫂的孩子也要不少的花销，这对于在农村的两个哥哥来说，负担本身就很重了），姐姐姐夫们也时常资助我。

通过举全家之力，经过七年的刻苦学习，我拿到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凭，并在河北省工行参加工作。本以为能在工作、成家后多孝顺孝顺父亲，可就在我工作两年半后的二〇〇一年腊月初七（公历2002年1月19日，星期六），正在单位加班的我接到三哥的电话，父亲病危，要我千方百计回家探望。在我携妻回家的路上，得知父亲已经去世，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遗憾。回家的路成了“奔丧”，一路上，我的心情何等复杂，无以言表……

今天，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父亲在将近七十七年的人生中，可谓对得起国家这个大“家”，也为我们这个小“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收获了敬重和威望。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我们晚辈、亲朋好友和同村的人，至今提起父亲来，都是“竖大拇指”的。

值此父亲去世十五周年之际，我谨以简短的文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我的父亲……

父亲小时候，日子过得很苦，但他很少提起，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都很苦。父亲经常提起的是，日本鬼子曾经八次火烧白羊峪（我们村地处燕山脚下，扼守长城关口——白羊关，紧邻当时的伪满洲国热河省，是当年八路军活动较多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乡亲们多半时间在山里搭的窝棚里度过。1947年6月、10月，爷爷奶奶先后将两个儿子（父亲和二叔）送到前线，参加了解放军。当时，母亲正怀有身孕，三个半月后大哥出生。父亲1955年初复员回村时，大哥已经快八周岁了，父子相见，好多年后才建立起真正的父子感情。

参军后，父亲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

父亲的解放东北、华北解放纪念章

父亲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给父亲的三等功勋章

父亲的和平万岁纪念章

小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们讲起，1948年底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在离我家不足二十里的冷口关，部队过了几天几夜，母亲日夜沿途打听，但未能找到父亲，也未打听到关于父亲的任何消息（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1948年11月22日开始南下入关，各纵队分3路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等处进军关内。父亲在哪里入的关，如今也无从查证了）。

漫长的八年，父亲音信皆无，不知是死是活，母亲带着大哥，侍奉着太爷爷和爷爷奶奶，苦熬苦等了八年！因为两个儿子都杳无音信，奶奶思念担心成疾，神经受了刺激，处于半疯状态。

还好，1954年9月，父亲和二叔都从朝鲜平安归来，并先后复员回家，奶奶的病好了，母亲的心也放下了（父亲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于1951年6月21日入朝，1954年9月29日回国；二叔所在的第47军于1951年4月11日入朝，1954年9月24日回国。父亲于1955年2月复员回家，二叔于1956年11月复员）。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左一）和战友们

在我与父亲相处的二十多年中，父亲最津津乐道、时常向我们讲起的，就是他当年当兵打仗的故事。如今时间久了，我记得的也已不多了，但父亲当了八年迫击炮兵，辽沈战役的惨烈、朝鲜战场上与美军（联合国军）对阵两年多 ，战友们“赴朝时一列火车，回国时几节车厢”（父亲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67军入朝后，先后参加了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和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这些都深深扎在我的脑海里。七年多的枪林弹雨（期间，父亲参加了九次作战，1952年8月荣立三等功一次，1952年9月受当众奖励一次），父亲可谓九死一生，为建立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名中国军人应有的贡献！

父亲当年就是这样的迫击炮兵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我们眼中，在我们心中，父亲还是一个这样的人：

父亲是重视教育的人。父亲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22岁参军时也只是“初小二年”水平），当兵期间，通过部队识字班、文化课学习，复员时，达到“相当初小四年”水平了。不仅如此，在抗美援朝期间，父亲还学会了几句朝鲜话，会用朝鲜语写自己的名字等，这些到他70多岁时，仍记得一些。父亲因为自己受了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苦，所以特别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大哥小时，像他一样大的孩子很多都不上学，但父亲将大哥送到了学校，一直读到完小毕业，这在当时的村里，已经是“高学历”了。二哥、三哥当时上到初中就算可以了，因为毕业后可以到生产队挣工分了，很多和我们家境差不多的，都是这个时候或再早些就不上学了。但二哥、三哥都是读到高中毕业，要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也许两个哥哥都能考上大学。正因为是高中毕业加上在大队部的优异表现，二哥后来被保送上了中专，毕业后成为家里第一个吃商品粮的人。大姐、二姐也是一直到因身体或学习等原因，自己提出不上学了，父亲才不再勉强。

正是由于父亲的坚持与执着，我们家六个孩子可以说都是同龄人中学习时间较长的，是相对“有文化”的人。

父亲是心灵手巧的人。父亲没有什么特长，就是种地也种不过同龄人。但父亲生来手巧，且爱学习，肯钻研，虽不是很专业，但父亲确实是半个木匠，半个泥瓦匠，家里简单的木工活、砖瓦活，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还会扎笤帚，每年秋冬天，父亲就用脱了粒的高梁穗子，在屋内房梁上吊一根钢丝绳，一缠一踩，再用铁丝绑牢，如此几次，不大会儿就扎出一把漂亮的笤帚来，笤帚有用来扫炕的，有用来扫地的，都不用到集市上去买，有时还帮邻居、亲戚扎上几把。在生产队时，秋天打场、春天烧白薯秧子炕（育苗）等都算是技术活，这些，生产队都安排父亲来做。

后来，三哥扎灯笼、当电工、做泥瓦匠，成为村里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也许正是更多遗传和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吧！

父亲是干净利落、善于持家的人。八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父亲一辈子的军人作风。父亲爱干净，屋里、院子总是侍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在农村，一般都是春节前扫一次房子。那时住的瓦房没有吊顶，房梁上经常会积尘土，房间里还时不时有蜘蛛网。在我家，每隔一两个月，父亲就扫一次房子。至今，父亲架上梯子，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笤帚，打扫灰尘和蛛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对于农具的摆放，父亲也有规矩，首先不能随意乱放，其次带尖的、带刃的，尖、刃一定要朝内放，以免一不小心伤着人。对于吃饭，规矩也较多，首先是人坐齐了才能吃，夹菜不能“过河”（不能夹别人面前的菜），不能在菜里翻来翻去，吃饭时更不能随意说话，而且要吃得一干二净。印象更深的是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这么做的），“穷灶火坑子，富水缸”，烧火做饭完毕，灶台、灶口要打扫干净，盛水的水缸，要经常是满的。也就是说，人要勤快。如今，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用上煤气罐、天然气以及自来水了，但我们小家的厨房总是干净的，客厅、房间也是整洁的。因为，我总是想，如果脏了乱了，父亲会不高兴的。对于衣着，父亲也有要求，就是不管多么补丁罗补丁，但不能邋里邋遢，要尽量体面些，干净些。出门回家前，一定要将衣服上的尘土拍打干净，不能带着一身尘土回家。父亲每天早早起床，从不睡懒觉，而且也是这样要求我们。小时候，每天早晨，听到最多的话是，“国兴（三哥的小名），快起来，该下地干活了；老四，快起来，该上学了。”……

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晚辈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父亲是培育良好家风的人。父亲对国家是忠诚的，是奉献的；对家是负责任的，有担当的。父亲对爷爷奶奶是非常孝顺的。爷爷1979年去世，奶奶1982年去世，他们在晚年虽没有享过多大的福，但父亲母亲没有让他们冻着、饿着，生病卧床时，都是父亲母亲端屎端尿，一口饭一口水地喂，东借西凑地买药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父亲母亲可以说是村里最孝顺的之一。父亲一生洁身自好，不赌不嫖，他常说，“你母亲在不知我是死是活的情况下，等了我八年，我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任何事情。”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父亲最讲兄弟情意，作为长兄，对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尽自己所能的关照，四兄妹的感情一直很好。我们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六个兄弟姐妹加上堂（表）兄弟姐妹都和睦相处，特别是哥嫂们对我，可谓如父如母般的爱。我常说，如今虽然我没有了父母双亲，但三个哥哥给了我父亲般的疼爱，三个嫂嫂给了我母亲般的慈爱（大哥大嫂1947年生，大我26岁；二哥二嫂1956年生，大我17岁；三哥三嫂1959年生，大我14岁）。父亲在时，每逢春节，都是我们一大家子陪父亲一起过年；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哥儿四个一直保持着几家人一起过年的传统。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当过副乡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当过村干部，虽说都是芝麻大的小官，但父亲对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都没有往家里拿过。父亲在去世前几个月和我的通话中，一再告诫我，工作来之不易，要好好干，不要做对不起他、对不起祖宗的事。没想到，这是父亲给我留下最后的话。十几年来，我不论从事什么岗位工作，都时时以父亲的话提醒自己：好好干工作了吗？所作所为对得起父亲、对得起祖宗吗？

父亲是村里小有威望的人。父亲为人正直，公道正派，在村里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父亲在村里经常承担两个角色：家庭、邻里关系的调节人，红白喜事的“知客”（大知宾）。每当哪家父子、兄弟、妯娌、邻里闹了矛盾，或是儿子与父母分家单过，一般都请父亲去充当中间人、调节人，父亲听取双方意见，这边谈一谈让一点，那边说一说退半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职责也就尽到位了。这些事，往小里说，促进家庭、邻里和睦；往大里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红白喜事当知客，费时费力费心，有时还不落好，但父亲一般都能协调处理好，因此深得村里老老少少的信任。也正因为这些，父亲在村里是一个说话有份量的人，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一个小有威望的人。

此外，父亲一生中，一直有一个最大的知足，一个最大的庆幸和一个最大的骄傲。最大的知足就是他的四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村里和父亲儿子数差不多的人家，几乎都有打光棍儿的），而且是用娶两个儿媳的钱娶回了四个儿媳（二哥和我娶妻未花家里一分钱）。儿子都成了家，也就让他了无牵挂了。更为关键的是，儿女都孝顺，让他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最大的庆幸是我一生下来，没有送给别人家。当时人家都找好了，最后17岁的二哥说了一句话：“不能送人，长大了我来管”（后来在我的学习、成长过程中，二哥真的做到了），坚定了父母将我留在身边的决心。最大的骄傲是他儿孙满堂，且四世同堂，特别是二儿子一家在外上班，四儿子以唐山市文科状元、河北省前五名的成绩，考上了村里人最仰慕的北京大学！我也很知足、庆幸和骄傲，因为父亲的“三最”中，都有我的“身影”……

总之，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为人的标杆，处事的榜样。

敬爱的父亲，您在天堂还好吗？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