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我接到他病危通知的电话赶回去的路上过世的。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最后一面。弟弟说他去的很安详。临走前他说：“我累了，我要休息了。”
我的总是沉默寡言的父亲就这么安详地睡去了。
记得每次我回国探望父母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
“回来了！”然后默默地把他平时留着的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面前，用眼神示意着让我吃。并从远远的地方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一脸满心欢喜的样子。
父亲虽然总是默默的，但态度永远是赞许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那样，乐呵呵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跟人发生的唯一的一次争执，是那年我考上大学，家里决定把猪杀了给我去上学，我跟父亲去卖猪的那一次。
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把杀好的猪结结实实地绑在爬犁上。叫醒我，上了离农场大约有二十里地的生猪收购站。
像往常一样，父亲沉默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方冬天的雪地里，只有爬犁在雪地里发出吃、吃的声音，和我们的脚步发出的枯楂、枯楂的响声。我跟父亲一人拉着爬犁的一边，花了约莫两个多小时，来到生猪收购站已经是满身大汗。
如果不是急需着用钱，谁也不会这时候把猪卖了，如果再过一个月，等猪长了肥膘，价格会更好一点些，所以生猪收购站里没几个人。父亲拿下头上带着的棉帽，夹在腋下。他一言不发地等那人开价。那人左看看右看看示意两个人把猪放上磅秤说：
“这猪，这猪差几天，算三等。”
“不行！”父亲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那人吃了一惊，他大概并没有料到父亲的反应，抬起头看了看父亲：
“这猪确实还差几天啊，”他后退几步重复着。
不知道是因为赶了十几里地的缘故还是屋子里温度比较高，父亲的脸看上去很红，而且还在不断地流汗。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坚持：
“不能算三等！”他很不舍地看了看那头猪：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等钱用，我是不会杀的，”他一边用语气强调是因为我要去上大学才卖猪的，一边点着头用眼光示意我，然后向收购站的人说：
“怎么能算三等呢？”他的脸上充满着骄傲的神情，在向那个收购站里的几个人炫耀着，这个时候来卖猪是一件多么不平常的事啊，这件事情是跟儿子上大学有关的！
“这猪怎么也得算二等！”他坚定地补了一句。
当时二等猪和三等猪的差别大概是七分钱一斤。看着父亲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人反而嘿嘿地笑了：
“这，这明明应该算三等嘛，你看，你看，”他指着那头猪：
“这腿瘦的，还真差点儿......”父亲看上去有些着急了，不等他说完：
“我这猪喂的全是精饲料！如果再过半个月、一个月，卖一等呢！这不、这不等着钱花嘛。”他把夹在腋下的棉帽揣在怀里，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收购站的人看看我，眼睛里充满着羡慕。那是第一届恢复高考，新鲜和热衷的话题就是高考。而我，是这方圆几百里，唯一考上大学的。
父亲看那人没再出声，又咕噜了一句：“这猪怎么也得算二等！”
他好像是在做最后的定论，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收购站的人不再跟父亲争论。一边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一边让其他人把过好磅的猪卸下来。父亲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帶着一种坚持和期待的神情。
等那人算好了账，拿出一叠钱递给父亲：“给我算你二等。”
父亲接过钱，面带感激地点着头。点了一遍卷起来，用他那块皱巴巴的手帕包起来塞进怀里对我说：
“走吧。”
他一边说，一边带上帽子拿起爬犁跨出门外。
出了收购站，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照耀在冰雪覆盖的小路上，发出刺眼的反光。
跟在父亲的后头，回去的路好像短了很多。
12月7日2009年写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