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步：谈刘星的篆刻

文人画研究

                     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

                     ——读刘星的篆刻艺术

                                   徐步

         刘星的篆刻艺术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朴茂古拙，率真自然。

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大凡艺术都要有规则，讲法度，并依照法则惨淡经营。然而，经过雕琢刻画之后，却要复归于朴茂的本初状态，保留和表现出本真的大美性情——这才是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无论是上古陶片，还是周秦古玺；无论是三代钟鼎铭文，还是秦汉竹简封泥，都具有这种朴茂而高深的意趣。刘星在书法的学习中，无形中受到这种形式感的熏陶，自然在篆刻中表现了出来。如“正平书画”（图一）一印，“正”字首横圆如锤棒，两竖带方味且一斜一正，并偏离该字中心，但却与右边上旋之竖盼顾呼应，使重心均横；下面之横沉向底边，然而，一犀利，一微波，意态有别，至使正中大片留白。起首一字便以章法之奇、刀趣之丰引人瞩目，如作诗起句突兀，造势成峰，先声夺人。其余诸字在点画的长短、粗细、曲直、疏密中，显得松紧有度、收放自如，无不隐含着作者平素的艺术素养，呈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童真之趣，令人想见古拙的上古陶片。“祥子印记”（图二）一印，看上斑剥模糊，几不可认读，然而，仔细品来，一字一画却明晰可辨。“子”字之首以肥笔醒目，下弯弧画若断若连，与“记”之两竖弯“一衣带水”似地成为一体，使印面“布白”变大，造成与“祥”、“印”两字形成的疏密之势上下相对，好像古玺摩挲日久，字形漫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古朴的气息。“刘星印信”（图三）吸取了汉印的浑朴沉雄，更远绍了钟鼎范铸铭文的恢宏凝重。汉印的方整厚重是此印的基本格局。观其点画构成，方中寓圆，静中有动，平中见奇。如在字形的设计上，“刘”比“星”宽，“印”比“信”瘦，恰成对角呼应，使四字组合中的“十”字空白线略有参差变化。整个印以复刀刻就，拙刀钝笔，老成迟重，不加修饰掩藏，反而意趣更多。这种统一中能变化，单纯中寓丰富的格调，无疑凝聚了刘星对大篆的心得体会，如《毛公鼎》的森严肃穆，《散氏盘》的恣肆跌宕，《大盂鼎》的圆浑大方，以及《史樯盘》的冷峻规整等，都能在他的笔中刀下错综融合。“斯明怡印”（图四）是一方朱文印。朱文印刻得不好，很容易显得板滞。但此方印不仅线条骨力遒劲，笔意多变，而且由朱文交错分割的大小方形、菱形，以及其它形状的空白，也同样多变，所谓大空小空，无一雷同，其鲜爽劲挺的风姿，好似古人刚捺的封泥。

刘星篆刻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自然。

时下有许多刻印者喜欢制做一种“流行”样式，营造一种表面的“张力”；但等多看几眼后，却往往显得多工巧而乏真趣。老子有言：“大巧若拙。”“巧”是一种方法和外在形式，艺术当然要有方法技巧，也要有形式美感。但中国艺术的极至是要“技进乎道”，“美本乎真”。技巧虽说要熟练，但熟练并不是目的；美要靠形式，但形式不能徒有外壳。因此，技巧的熟练不能掩盖真性情；而体现了本真的形式，即使表面笨拙，那也是一种“巧”，因为它往往更有魅力，更耐人寻味——这也许就是“大巧若拙”在艺术上的精义所在。刘星深明此理，在艺术实践中，也偏好那种随机而发、不假修饰的路数。所以，他不仅比较喜欢刻白文印，而且一旦刻起来，一般是不起印稿的，就像“急就章”式的即刻奏刀。当然，运用这种方法不是为了图省事，而是为了追求自由率真的刀趣和错落自然的章法，继而获得可遇而不可求的“神来之笔”。同时，这种方法的运用也是难度很大的，它不仅要求刻印者对篆文的书写非常熟练，更要明辨反写篆文，使进刀、控刀游刃有余，形成以刀代笔的效果。而最能体现以刀代笔趣味的是刘星刻的边款。如“刘星印信”的边款，把吴昌硕的古拙和齐白石的爽劲结合了起来，大小相间，疏密有致，磊磊落落，洋洋洒洒，俨然一幅晋唐人书写的行书手札。

总而言之，刘星所追求的“大巧若拙”的艺术趣味并不是一味地拙”，“大巧若拙”毕竟还有“巧”在其中。一般地讲，在艺术实践中，还必须有一个“巧”的阶段，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把生命张力的气势控制得恰到好处。二、把生命精神的韵致表现得细致入微。因此，刘星近期的治印思路是向规整雅致靠拢，以战国古玺和秦汉印章为本，再吸收明清文人篆刻的精华，加上他在绘画、书法和美术史论等方面的综合修素养，必能促进他自己印风的逐渐成熟和发展。

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可以指一方印章的刻制过程，也可以是指一个印人一生的治印过程。因此，刘星的篆刻艺术虽说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果，但总体而言，还是处在一个“雕琢”的过程之中。那朴茂深邃而又扑朔迷离的至美境界固然是很难达到的，但又是可望而可及的。因而，它总是吸引着人们不断地追求下去，不断地探索、探索，再探索。

徐步 2003年6月26日于无喧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