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东北中学 作者：石光

石桓利

原东北中学教师 石光（张东之，字右彦）

一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为收容东北青年学生而创办的东北中学，最初叫东北学院，张将军亲任校长。这是在国难中成长的一所完全中学。

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略我国，从“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开始，魔掌伸向了沈阳，侵占了我东三省。东北军民奋起抗战，气壮河山；但蒋介石不抵抗，把大好山河让给敌人，使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不甘心作亡国奴的人们纷纷流亡到关内。大中学生，也逃亡到北平，东北中学就是在这里成立的。“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这个养育东北青年学生的学校，流亡于祖国各地。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武装这个学校的学生，张学良将军又发给这个学校枪支弹药，其中有机关枪、短枪、步枪，每人一支。

东北中学于1935年由北平迁往河南省境内的鸡公山。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后，国民党收缴了这个学校的武装。抗日战争开始后，即1938年的暑期，东北中学迁往湖南桃花江畔的桃花坪。过半年后，因战争吃紧，又从桃花坪水陆兼行，经贵阳而入四川，到达自流井。历经八年抗战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胜利后，这个东北子弟学习、生活的学校，就不知所终了。

我在东北中学，自鸡公山起经过艰难的路程至四川的重庆止，当了一年半语文教员，这个学校的前前后后我均无所知，仅就这一段而且是记得起来的，略记如次。

二

在我到达东北中学之前，那是1938年的春天，我正在汉口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反攻》半月刊当编辑，忽然听说青年诗人李曼霖在鸡公山被枪杀。

“七·七”事变前，张学良将军为东北人作喉舌，出资办了《东方快报》。我在这家报馆作文艺副刊编辑，李曼霖是外勤记者，记得他写了不少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式的新闻报道。“七·七”事变后，我和他先后离开沦陷的北平。

孤立在豫鄂边境鸡公山的东北中学，在张学良将军下野出国后，国民党当局想插手这个学校，蓄谋己久。“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这个学校改成国立，派赵雨时、赵尺子两个国民党员去鸡公山接收这个学校。东中学生拒绝了这两个党棍。接收人员进不去这个校门，就在校外设办事处，挂了一个“国立东北中学办事处”的牌子，东中学生理直气壮地说，学校就在这里，为什么又出来个办事处。学生去摘这个办事处的牌子，赵尺子等人调来了军队镇压，冲突终于发生了。

当时李曼霖为谋职业，来到了鸡公山，在学生和接收人员发生冲突时，他在学生中间宣传东北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希望说服学生，平息争端。部队的军官，错误地认为这个高个的青年在人群中串来串去，一定是个学生代表，便朝李曼霖开了一枪。枪是朝李曼霖的腿部打的，不是致命的地方，后因破伤风而死亡，这是我事后了解的详实情况。

赵尺子这个人，混迹于新闻界，我也认识此人。我曾寄信给他，责问李曼霖的死因，他回信竟颠倒黑白，说“学生闹事，部队向空鸣枪镇压，学生见部队开枪，情急夺枪反击，李曼霖中弹身亡。”

他把枪杀李曼霖的罪过，轻描淡写地转嫁给学生，如此狡猾无赖，实属罕见。

李曼霖之死，在武汉的东北人都十分悲愤。张庆泰（现在辽宁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和我商量集资，出版了诗人李曼霖的长诗《高粮叶》，作为纪念而寄托哀思。记得我在书中写了一篇悼文，痛斥国民党当局摧残了一株茁壮的文艺幼苗！

三

 

 东北中学的学生拒绝国民党当局接收这所学校，他们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当局妥协，撤回了接收人员，与学生协商，另派无党派人士当校长，达成了协议。一位地质学博士马廷英在学生的欢迎声中登上了鸡公山。

 马博士专心致志研劣地质，手持锤子，遇到石头，就敲敲打打，不问政治，也不问校政。这个学校有了这样一个博士表面上平静了。但也并非太平无事，因为掌握学校实权的，如教导、训育、总务主任等，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党棍，矛盾还存在，一触即发。

 可能有什么人指点过马博士：“东中”得有人组织领导学生，作抗日救国活动，东北人的子弟，连那些初中一、二年级的孩子，对国破家亡，也无不忧愤于怀，都有打回老家去的渴望，把这种思想感情，引导到对抗日战争的关心上，需要有人组织领导。但是学生对学校的当权者，不可能信赖，而是厌恶；学校中不乏有学问的教师，这些教师是很受学生尊重的，其中有不少在今天都成了名教授，可是他们在当时，清高自负，都以为过问教书以外的事，是庸俗的，是可耻的，这两种人都是不能依靠的，马博士乃想从校外请这样的教员来指导学生活动。经东北大学同学的介绍，也经东北救亡总会的推荐，我由《反攻》半月刊的编辑部，一肩行李半箱书，也走上了鸡公山。

 临行，东北救亡总会党内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和我谈话，嘱咐我去“东中”要爱护那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孩子，我铭记在心。

 雄立在豫鄂边境的鸡公山，风景秀美，杂花丛生，松竹长青。山顶的巨石状如雄鸡，这是鸡公山命名之由来。但在山路之侧，诗人李曼霖的孤坟偶然映入眼帘，悲伤之余，就无心浏览风景了。

 

四

 

东北中学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在“七·七”事变后，全部下山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我到达“东中”之始，由于不见党的活劝。开始我还认为保密，后来知道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东北中学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确实一个也没有留下，在东北中学的学生中只有一个“民先”组织。

由于我是从东北救亡总会来的，很快就和“民先”组织联系上了，也很快就和这些青年学生建立起革命的友情。

在东北中学，我教高、初中（鸡公山初六级——编者)两个班的语文。除了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之外，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和学生一起搞救亡宣传活动了。

这一时期，作抗日救亡宣传的积极分子，今天我能记得起的，有黄德甫、刘黑枷、吕伟功、苗雅丽、于自中、王书画、王的、戴临风等。宣传中，学生们写传单、编墙报，创作快板、小调、大鼓，作街头讲演、演活报剧。鸡公山不断地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在鸡公山是这样的，在由桃花坪，经贵阳到四川，一路也是这样的。他们艰苦奋斗，废寝忘食，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使城乡人民深受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抗敌的斗志。特别是由桃花坪，水陆并进，经过半年之久的长途跋涉，到达四川。一路在农村、城镇的宣传活动，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八年抗战的历史上，也应给这一支学生宣传队伍在功劳簿上大书一笔。

戴临风、钟冝洁在东中抗日宣传队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剧照

东北中学的学生，自桃花坪到四川这一路上做了艰苦的抗日宣传，也伴随敌人飞机的轰炸，这一路，多次遇到敌机投弹。记得在芷江镇，遇上敌机轰炸，我带领了一班初中生，跑到郊野躲警报。敌机炸过，一个学生拿着一块弹片给我看，说这块弹片落在他们脚边，得拿回家去给他妈妈看看，回镇，见到镇内炸出一个直径约五十米的大坑，屋倒墙倾，电线杆子倾斜，被炸死的同胞断肢、残臂挂在电线上，惨不忍睹！

五

东北中学由无党派人士掌政，表面上是平静的了，而掌握实权的，还是那些党棍，矛盾还存在，在学校到达四川之前，矛盾还没有大爆发。譬如宣传抗日活动，学校当局和学生之间有矛盾，当局不敢公开反对，却从经费、物资上加以控制，经过学生多次斗争也就解决了。东北中学的学生是受过军训的，学生对他们厌恶的教职员，没有礼貌，当局虽觉得面上无光，却也忍受下去。在街上遇到师长得立正敬礼，当时学生遇到他们尊敬的教师，认真致敬，口令也十分响亮；而遇到他们厌恶的教职员，则不予理睬，调头而去。天长日久，有些教职员就怀恨在心，面上形之于色，这些先生们，有一套看人的逻辑，对师生中有艰苦奋斗不辞辛苦的，他们一律视之赤化，名之为“不稳分子”。

学生们在迁校行军中，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到四川后，当局开除了一批学生，共产党员大部分被开除学籍。无党无派的马廷英校长，离开了学校，我不知道他是被免职的还是辞职的。

我被学校辞退了，还有什么人被辞退我不知道。

这个培育东北爱国青年的东北中学，在频繁的战火中、经历的是一个苦难的历程。青年学生在流亡中，忍受着加在他们身上的迫害，却也在艰苦的磨练中受到了锻炼，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流抵柱。

1984年

【编者附记：东北中学1941年被国民党教育当局解散，初中部并入静宁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并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

（本文作者：石光，载于《流亡青年的脚步》、《石光诗文纪念集》，本贴插图、图注：何军、杨峰、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