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深切缅怀我的伯父冯德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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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星移斗转。今年的2月20日，是我的伯伯，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诞辰110周年。回顾伯伯为了科学，为了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回顾自己和伯伯虽然不多但印象深刻的接触，不禁思绪连绵，感慨万千！

一、惜时如金，兴趣广泛，刨根问底

我小时候，祖母与伯伯一家同住。每周一次，我都要随爸爸到伯伯家看望祖母。每次去，如果伯伯在家，他就会从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兼工作室的那间房间里出来，与我们见个面，然后便是一句"你们坐，我还有工作。"于是爸爸就忙不迭地说"你去忙"。伯伯的言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也养成了我不肯浪费时间的习惯。

要是伯伯不在，我就会跑到伯伯的房间东看西看。伯伯的房间是卧室连着室内阳台。他卧室一面墙的上部，有一层书架，放的全是他的外文专业书，我既够不着也看不懂。他的室内阳台里，则有一个小书架，里面除了外文书，也有中文书。我就从那里找到了我想看的书。比如："红旗飘飘"，"志愿军英雄传"，甚至还有许多"人民音乐"小册子。当时，我有点疑惑：伯伯不是科学家吗？科学家也看文学书，音乐书吗？现在想来，其实伯伯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他除了关心科学的进步，同样关心世界的潮流，祖国的命运，也爱好音乐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一九七三年，我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工作。那时伯伯被剥夺了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有了较多的闲暇。我在崇明，一年只能回沪两次，一次是夏天忙完夏收夏种，一次是过年。每次回沪，爸爸依然要带着我去看伯伯。那时，伯伯就会在自己的那间房间接待我，饶有兴趣地听我讲我在农场的工作和生活。有一次，我忙完夏收夏种去看伯伯，随口讲起自己开插秧机。没想到这一话题引起了伯伯极大的兴趣。他一层一层地问我：插秧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人坐在插秧机上感觉是怎样的？这种机器的工作效率怎样？工作质量如何？安全不安全？等等等等。有些问题我根本没注意过，也没想过，只好一边想一边回答，有的就是想了也讲不清楚。这个时候我就想，伯伯怎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我从崇明回来，也告诉过自己的爸妈我开插秧机的事，可他们顶多要我注意安全，然后就没有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科学家与普通老百姓的区别吧？

二、祖国的科学事业是他毕生的牵挂

1994年冬天，当得知伯伯病重，我和特地从湖南长沙赶来的二哥一起到医院探望。当时，伯伯气管已被切开，不能说话，但意识是完全清楚的。伯伯从被窝里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手。我看着伯伯消瘦的脸，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当时在场陪护的伯伯的长子，我的堂哥告诉我：伯伯"最高兴的就是所里来人了。他听他们向他汇报科研的情况，自己不能说话，还要拿纸笔把他的想法写出来告诉人家"。我听了非常震撼！我想：以科学为生命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啊！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伴随伯伯"遨游于神经肌肉接头和突触研究35年"的荣辛未先生的文章。荣先生写道："老冯病重，还要我每隔两天去医院向他报告实验进展，陪伴他的家属告诉我，他看到我时，是最高兴，精神最好的时候。当我告诉他已经有了不少进一步的实验可以肯定上述现象，他高兴得要坐起来。这时他的气管已经切开，不能讲话，就要了纸和笔，艰难地写下了建议我将这工作发表时使用的题目。这也是老冯留给我的最后字迹。老冯在如此病重时，脑子还是想着研究工作。"荣先生的文章正好印证了我堂哥当时告诉我的话，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科学家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科学事业奋斗的感人形象！

当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也无力回天的时候，伯伯还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对前来探望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理所的领导说，自己当年在美国讲学，得了一些报酬。希望以这些报酬为基础，成立一个基金，专门用于生理所的科研人员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伯伯不但自己这样做，他还对在一旁陪护的子女说，如果你们有能力，也希望你们给予赞助。得知伯伯的愿望，他的长子冯嘉迅立刻和生理所的人事处长一道，赶赴我的家乡浙江省台州市，以最快速度出售了台州市政府在冯家的宅基地上为伯伯建造，供伯伯居住的房子，得到的钱款全部交给生理所，供建立基金之用；不仅如此，我的堂哥还个人出资两万元，为基金添砖加瓦。1995年4月10日，伯伯与世长辞。伯伯去世之后，生理所运用这个基金，邀请国际知名的外国同行，专家来中国讲学，为所里科研人员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宝贵的渠道。

三、胸怀大爱，九死不悔

1993年2月28日，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伯伯写道："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如不愿寄人篱下，要自己创业，英雄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也是我一生身体力行的。"这是伯伯告诉年轻人的话，也是伯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伯伯从小天资聪颖，读小学时跳级，读中学时提前毕业，15岁进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考取庚子赔款赴美留学，拿到硕士学位后赴英留学。在英国读博期间，发现了静息肌肉被拉长时产热和氧消耗量增加，肌肉代谢升高的现象，该发现被称为"冯氏效应"，载入科学史册。博士毕业后，不留恋文明世界的优裕生活，不贪图在异国土地上任教的优厚薪金，却像游子思念祖国一样匆匆归来，投入祖国的怀抱，就是想用自己的所学，为当时积贫积弱的民族争一口气！

1948年秋，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召集各研究单位负责人开会，要求就研究所迁台问题人人表态。时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的伯伯旗帜鲜明，当场表态"研究所是国家的研究所，不应跟什么人跑！"正是由于伯伯和像伯伯一样的一批科学家的坚持，才为新中国留下了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根！1950年起，伯伯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8年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分院）副院长。

可是，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上海的老科学家当中，伯伯遭受的迫害和人身折磨算得上是最惨的了。其中的一大罪状，就是说他"是朱家骅留下的潜伏特务"。当年朱家骅动员不走的人，却被某些人说成了"特务"！那些迫害他的人甚至对他动用了渣滓洞特务们惯用的酷刑。

十年动乱结束后，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198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伯伯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部主任。伯伯对个人的荣辱得失毫不在意，却为中国科研水平的落后，科研人才的青黄不接心急如焚！他关心研究生的学业，看他们的实验常至深夜，就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买夜宵，而他自己一件在英国留学时就穿的睡袍，一直穿了六十多年，补丁无数还在穿；他甚至亲自按时为科研人员补习外语------。

在漫长的岁月中，伯伯为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建立中国生理学研究队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学生遍于全球。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生理学会、美国神经科学会、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的荣誉会员，1981至1993年连续三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理事，他的朋友遍于天下。他的长子，我的堂哥告诉我，伯伯亲口对他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在1997香港回归祖国之年，他的九十大寿，邀请全世界的生理学专家，他的主要学生到香港，共同交流研究成果！我听了之后感动万分！其实当时伯伯已经年近九旬，但身体依然硬朗，一心想的依然是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伯伯的这个愿望，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他对祖国赤子般的爱，对科学事业那颗追求不止的心！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的名句。我觉得用来形容我的伯伯是再恰当不过了！在纪念伯伯诞辰110周年的时刻，作为他的子侄辈中年龄最小的侄女，我深深抱憾的是我对伯伯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尽管如此，仅仅是我了解的这些，已经足以让我为他骄傲和自豪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敬爱的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冯汉珍

2017-1-2

引用文件："伴随冯德培先生遨游于神经肌肉接头和突触研究35年"，作者：荣辛未

参考文件："六十年的回顾与前瞻"，作者：冯德培

参考文件："记冯德培教授"，作者：钱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