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鲁海

这些年，一直想写一写我的母亲，却迟迟没有动笔。客观上疲于芜杂，没有精力，其实是信心不足，缺乏能力。我深知自己蹩脚的文字水平，担心写不出一个真实的母亲。没有能力就没有信心，缺乏信心就缺乏勇气。可是，一旦形成想法，搁在心里就像一个疙瘩，牵肠挂肚。思忖再三，还是破题了，算是赶鸭子上架吧。

写这篇文章，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母亲的佩服和景仰。当然，其中也包涵了对母亲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篇文章也主要是叙述我母亲的各种不幸，以及她的执着、顽强、勤奋、善良的性格特点。

我母亲生于1937年4月，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母亲出生三个月后，杨柳青的的天空弥漫起战争的硝烟。

母亲幼年的时候，就遭遇了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残酷和不幸，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涩与悲哀；五十二岁那年，我父亲病世；六十二岁那年，我大哥暴病归西。人生之三大不幸无一幸免。

小时候，我常常发现母亲怔怔地望着远方黯然伤神。她下意识地停住手中的活，好像在努力地思考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因为想到了什么伤心之处而潸然泪下。我一个懵懂的孩子，怎么能读懂母亲的眼泪吆！

一，悲惨的童年

关于母亲的身世，我们不忍心触碰那些陈年疤痕，担心揭开伤疤引起老人家不尽的伤痛。有时候，迁就某个环节或话题引起老人家对往事的回忆。然后，沿着这个线索“因势利导”，便引出一段穿越时空的悲惨故事。那些悲惨故事，尽管历史久远，却深深地铭记在母亲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母亲的祖籍是东昌府城西张家楼。母亲如是说。

民国初年，战乱疾病、自然灾害相继爆发。苍凉的鲁西万户萧疏、民不聊生，母亲一家在劫难逃。为了活命，母亲的父母推着一辆独轮车走上乞讨之路。一辆独轮车，两条打狗棍，三床旧棉被，四只破饭碗，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业了。一对瘦骨嶙峋的庄稼夫妻，妻子前面拉绳，丈夫后面推车，车上坐着哑巴儿子和咿呀学语的闺女。老少四口，艰难地踯躅在北去逃难的路上。走过一村又一村，逃过一难又一难，多少个风霜雨雪，多少次泥泞坎坷，漫无边际，风餐露宿。最后，贵人相助，在杨柳青一个叫“堤上”的地方停下脚步，从此落地谋生。在“堤上”，母亲的母亲又生下一个儿子，两个闺女。

以乞讨和拾“破烂”为生，五个孩子嗷嗷待哺，日子举步维艰。迫于无奈，母亲的父母犹豫再三，含泪把这个最小的女孩送给一家张姓夫妻做养女，这个柔弱女孩后来就是我的母亲了。张姓夫妻膝下无儿无女，早就有意收养个孩子，他们两家平常关系不错，又都是张姓，事情一拍即合。

一个活泼孩子的到来，给这个沉寂的家庭带来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老两口一时乐不可支，对孩子热情有加。

可是好景不长。这类家庭状态所形成的沉寂、戒备、自私、规矩、孤僻的性格习惯不久便暴露无遗。母亲出生在逃荒要饭的家庭，一大帮姊妹在贫穷中挣扎并快乐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状态，必然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发生碰撞。而碰撞的牺牲者毫无疑问就是这位无助的孩子。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让母亲及早地品尝了人生的苦涩。但是，她毫无办法，只有在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中慢慢理解觅渡。

幼年的母亲，就担当起所有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赶集上店，缝衣浆裳，刷锅做饭……辛苦自不必说，难为的是这位养女必须看着养母的脸色行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呵斥甚至打骂。同时，母亲还必须遵循他们家的各种规矩，比如吃饭：必须等两位老人吃饱喝足，养女方可上桌收食残羹冷炙。至今，母亲还保留着吃剩饭，挑鸡爪、鱼头鱼尾的习惯，她说这是小时候练出来的。如此说来，所谓养女，无非是这个家庭的小佣人而已，佣人谈什么尊严。母亲说，她的养父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非常疼爱养女。但是，他也很无奈。

几年后，厄运降临到这个三口之家。抗战结束不久，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内战打响了。为了糊口，我的外祖父（养）每天要到附近的小河里给大户人家挑水，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那时候，外祖母所在的鞋帽厂因战火而被迫停产，失去工资来源。丁亥年腊月十八日，天津解放。正是这一天，外祖父被奔驰的战车撞击致死。可怜的老人没看到一缕和平的阳光就闭上双眼，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走了，撇下孤儿寡母，杨柳青无法继续下去了。外祖母便带着养女和外祖父的灵柩回到山东老家——博平县郝庄村。

母亲回忆说，解放天津那会儿，飞机大炮震耳欲聋，当兵的你来我往，像拉锯一样，分不清谁家的队伍。尸横遍野，就像“谷个子”，一个个面目狰狞，缺胳膊少腿。活着的人失魂落魄，从腐朽的尸体上横冲直撞，抱头逃窜，有胆大的扒拉开尸体寻找有些用的东西。飞机超低空飞行，机枪“嗒嗒嗒”地疯狂扫射。邻居家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出于好奇，探出头来看飞机。刚一开门，一串子弹打穿头颅，小姑娘立刻倒在血泊之中，惨不忍睹。

回到山东老家，安葬了故人，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孤寂清冷的生活。为了防止我母亲与其家人联系，外祖母故意断绝了我母亲所有书信来往。从此，母亲与她的家人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1953年，母亲十六岁的时候，获悉生母辞世，万分悲痛。她再三央求养母，争得同意后赶往杨柳青奔丧。此后的几十年里，母亲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又过几年，知情人捎口信说，母亲的全家毁灭于一场食物中毒。据说是误食了一种什么有毒鱼。全家六七口先后出现症状，根本来不及送医院就气断身亡。只有舅舅家的一个幼女幸免罹难，后被送往孤儿院。除了出嫁的两个姐姐，我母亲的娘家人就剩这个孤儿了。后来，这个孤儿也失去音讯。母亲的两个姐姐，一个嫁到北京，早年失联，一个嫁到天津北站外何兴庄，就是我的大姨了。大姨夫是个热心肠，心地善良。他怀着一颗执着的心，若干年不放弃，苦苦追寻，费尽周折，终于在我外祖母暮年的时候找到了我们，圆了母亲和大姨她们骨肉重逢的心愿。毫无疑问，重逢的喜悦归功于虔诚的姨夫，没有他的执着和努力，就没有母亲姊妹重逢的可能；毫无疑问，天各一方，杳无音讯的悲剧，应该归结于我那位不可理喻的外祖母。

几十年，亲骨肉天各一方，姐妹俩百感交集，万语千言。之后的岁月，母亲几次去天津探望姐姐，每次都得到热情款待。对这位失联多年的远方“老姨”，家人们嘘寒问暖，照顾有加。如今，大姨走了，姨夫也走了。母亲心里空落落的，心中的悲凉与谁诉说？母亲对大姨家的孩子视如己出，孩子们也拿老姨当亲妈似的。这些年，表弟常常忙里偷闲，携家眷前来探望老姨。每每这个时候，老人家心情愉悦，又心事重重。

二，煎熬的三十年

母亲的幼年和童年，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母亲的困境大概是两个阶段：前二十年，饱含了生活的艰辛，与我父亲的分歧，以及孩子们上学的困扰；后十年，生活逐步改善，却又面临亲人离别之痛，可谓喜忧参半。

（一）纠结的家庭关系

外祖母年迈之后，生活起居诸多不便。为此，父母商量后把她接到我们家一起生活。

当今社会，娘住闺女家是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可那个年代的鲁西乡下并不多见。这样的家庭需要的是相互迁就，相互尊重，彼此理解，毕竟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家庭环境造就不同的生活习惯。各自谦让，顺风顺水，海阔天空，稍有不慎，日久天长，“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事情果然如此。老太太不喜欢迁就，她以自己固有的习惯捍卫着毫无意义的尊严，固守着她的虚荣。于是，虚荣与现实之间毫无悬念地产生对峙。一边是养育之恩，一边是结发夫妻，对峙的结果是让可怜的母亲左右为难。好在我父亲顾全大局，无论外祖母怎么不待见，他都装聋作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外祖母脾气怪异，个性明显。回到故土，她没有入乡随俗，而是把城市的习惯一一照搬过来。

老太太特别爱干净，这本是优点。可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于现实去评判它的优劣。那时候，以温饱为最高要求的乡下人，哪有什么资格追求那些不靠谱的排场，恐怕连那样的梦都懒得去做。

外祖母每天坚持漱口、刷牙、打头油，用心细细地打扮。这在当时的乡下是绝无仅有的。别说看惯看不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甚至都没见过刷牙这等怪事。每天晚饭后，老太太半躺在土炕上，枕着高高的被子，让我们兄妹几个轮班为她捶腿解乏。这也无妨，只是心里不太舒服，那些电影画面老是在眼前晃动。为了不让母亲做难，我们会装作非常努力的样子。

对我们这个窘迫的穷家，老太太颇有偏见，因为偏见而显得傲慢，落在这个家里她纯属无奈。她似乎谁都看不惯，尤其是瞧不起我父亲。嫌我父亲龌龊、懒惰、不识字等等，反正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老太太嗜茶，所谓嗜茶，无非是农村集市上廉价的茉莉花茶而已。那也不错了，没大事小情的，乡下人谁舍得花钱买茶喝。老太太喜欢在茶水里放几片苹果皮，大概觉得那样味道更好些。于是乎，空气里弥漫起茉莉花和苹果皮的混合香味。茶水稍稍冷却的时候，水面是结一层细细的薄膜，她认为那就是好茶了，脸上便出现一丝少有的笑容。老太太喜欢吸烟，是一只黄铜水烟袋。她用力撮一口，水壶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老太太便眯起眼睛，十分享受的样子。吃饭方面，也要特别一点，做些茶样的面食尽量让她满意。

老太太这种做派，丝毫没影响我母亲对她的一片孝心。母亲不计前嫌，尽心竭力，毕竟是养育之恩。特别是老太太晚年因病卧床不起，母亲一把屎一把尿，细致入微，直到老太太寿终正寝。

外祖母生于农历三月三，卒于六月六，享年七十七，可谓诗意人生了。

（二）恓惶的家庭生活

母亲生育了五个孩子：我大哥，两个妹妹，我有个姐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因此，那时候包括外祖母在内，全家有七口人。七口之家，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是当然的“缺粮户”。几分自留地，等不到庄稼成熟，就一点一点收下来接济生活。那时候，村里有许多枣树。初秋时节，累累果实。一场风雨，青的红的一地蔫枣，七大八小。这东西可随意捡拾，一般没人要，村干部和看庄稼的也不管。于是，我们捡回来，母亲把蔫吧枣洗净剁碎掺上棒子面蒸熟充饥，吃饱是硬道理吆。

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们的主食都是地瓜，一年四季泡在地瓜里。晚秋季节看吧，农家的房顶上、院子里、道路上、坷垃地里，到处晾晒着地瓜干。而秋季又经常闹天，阴雨连绵，这个时候，瓜干来不及收拾，又缺少足够的地方存放，就容易霉变长毛。长毛的瓜干或苦或腥，质量口味下降，可是，谁也不舍得扔掉。农家的大锅里满满当当离不开地瓜，周围一圈黑饼子，中间一箅子黑窝头，夹缝里挤满鲜地瓜，箅子下是地瓜或瓜干粥。地瓜叶子也是好东西，叶柄还是可以做凉菜的。到了秋后，没钱买萝卜，母亲就用地瓜代替白萝卜腌咸菜。地瓜面虽然不好看也不好吃，可是它产量高，浑身都是宝，还是救过我们命的。

1976年我上高中了。这时候，每天要在学校吃一顿午饭，所谓午餐，依然是地瓜面窝头外加老咸菜。地瓜面窝头黝黑发亮，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胶皮窝窝”。上高中了还吃胶皮窝窝，母亲心理很不是滋味。孩子大了要面子，母亲心知肚明但是毫无办法，无奈和苦涩清清楚楚地写在母亲的脸上。午饭时间，吃玉米面的同学飞快地跑向伙房，生怕自己的干粮让胶皮窝窝们给抢走了。每每这个时候，我心里都弥漫起难以名状的酸楚。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胶皮窝窝围坐一起，中间一两瓶老咸菜，边吃边聊。不同生活标准的同学，一般不在一起用餐，免得尴尬。

为了填饱肚子，母亲变着法地改善伙食，费尽心机。比如包地瓜面蒸饺，做榆皮面饸饹等等。那时候，白面是绝对的奢侈品，一年当中只有端午、中秋和春节才能勉强吃上一两顿白面馒头，平时是不可能。

后来的几年，队里就能分一些麦子了，不过还是数量有限。这时候，母亲要好好算计一下：过年的、过节的、老人的、病号的，人情礼往的，最终能自由支配的往往是寥寥无几。倘若数量宽松，母亲便打发我大哥去平阴，把麦子换成瓜干或玉米，这样可以找给几块钱或多换几十斤瓜干，目的是为了“全面统筹”，不至断炊。那时候，大人们常常糊弄孩子：“白面不瓷实，不如棒子面抗饿。”懵懂的孩子眨巴眨巴眼，似懂非懂：“熏人呗，还是馍馍好吃。”

1980年前后，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状况慢慢得以改善，麦收之后，农家就能吃上一段时间白面了，但一定不能可劲吃。那时，我家自留地里自留地种植了“方瓜”，据说是一种猪饲料之类的品种，产量特高。就别管它喂猪喂牛了，挡饿就行。每天午饭，每人一个小馒头，够不够瓜菜凑。母亲带头少吃甚至不吃馒头，我们兄妹都有很自觉，像母亲那样尽量少吃一口馒头。眼馋是必然的，可谁都不会多吃一口，而且馒头越少越能余下。食用油更是紧缺了，油罐里常常是空的。因此，有时候买猪肉，就央求人家给点肥肉膘子。然后，母亲把肥肉炼成大油。

大概我五六岁那年，邻村一位朱姓老爷子，每天擓着篮子走村串巷卖包子。猪肉大葱的包子隔墙闻香，令人垂涎。我们家穷买不起包子。于是，每当听到吆喝，我就“哐当”一声关上大门，跺着脚骂骂咧咧：“滚你娘的，俺吃不起”。母亲着急又心疼，她做个暂停的手势，然后拽我胳膊：“娘给你拌疙瘩汤好不好”。母亲便找来两块砖头，支起那只可盛放半碗水的“小铝锅”。空气里立刻弥漫起柴寮土灶的味道。不一会儿，疙瘩汤好了。母亲用一根筷子在油瓶里蘸一下，碗里泛起好看的油花。

那年头也奇怪了，人穷老鼠也跟着起哄。由于食物匮乏，老鼠与人抢吃的。结果，胶皮窝窝常被这些家伙偷偷啃噬。啃噬的窝头，母亲不舍得扔掉，细心地切除老鼠啃过的部分，再用开水过留下来。

别说吃饭，就连点灯烧柴都是问题。许多个夜晚，为了省油只能摸黑唠嗑，摸黑吃饭，摸黑收拾家务。

有时饭没做熟柴没了，半生不熟的一锅地瓜，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容，母亲急得直掉眼泪。一到冬天，田野里到处干干净净，一片苍白，连棵干草都找不到，老百姓戏说这叫“卫生地”。为了解决烧柴问题，每到春冬两闲季节，我们就到沙窝里拾柴禾、刨茅草根。沙窝地广人稀柴草相对较多，但也是有规矩的。田庄有个叫“七大肚子”的护林员特别认真，拾柴火的要是让他逮住就倒血霉了。所以，只要听说“七大肚子”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头也不回。

有年除夕，上午乡亲们照样合伙到沙窝里刨茅根。当“噼噼啪啪”炮仗响起的时候，大家知道该回家上供了。一脸苦笑，一路匆忙，一路辛苦。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那年冬天，大哥与村里几个爷们合伙去邯郸拉煤，来回二百多公里，每人一辆地排车，一千多斤无烟煤。累了靠在地排车上就地眯一会儿，饿了啃口硬梆梆的黑窝头，巧了路遇茶馆讨口热水。实在耐不住了，请店老板用白菜烩一下窝头，算是奢侈了。来回七八天，风餐露宿，坡陡路滑，人困马乏。回到家，大哥的鞋底子磨破了，脚底板鼓起血泡，肩上血痕累累。“可怜的孩子！”母亲心疼地潸然泪下。

吃的喝的烧的是这样，住的同样窘迫。那时候，我们和伯父同住一个院子。一共五间北屋，我们住西边三间，伯父家四口住东边两间。由于两家不和睦，中间砌了一道土墙，把五间房子隔开，两家共走一个大门。

那些年，两家发生过不少纠葛。伯父为人傲慢强势，他瞧不起我们。我父亲性格懦弱，母亲有文化讲道理，但脾气不好。两家为些琐事没少犯了口角。后来我们又加盖了两间西屋。西屋主要是外祖母居住，我们六口就挤在三间北屋里。好在那时候我们还年幼。

三间土坯房，粗糙的木头门窗，透风撒气。每当秋末冬初，母亲早早地张罗着用柴草把窗户上方封堵严实，再用旧报纸把门窗缝隙裱糊好，后门用秫秸苫成门斗。即使这样，风依然可以从门窗和墙缝里挤进屋子，它们似乎比母亲更清楚那里的每一条缝隙。于是，屋子里仍旧结冰，有时候甚至饭碗都冻在一起。

这样的土屋子冬天难过，夏天也不省事。遇到阴连阴雨，屋外大下，屋内小下，屋外雨住，屋里还下。到处滴滴答答，盆盆罐罐全都排上用场。特别是晚上遇雨，大人孩子都不敢睡觉，蜷缩在墙角等待天明。

那年月，老天仿佛故意捉弄与穷人，天也冷，雪也大，雨也疾，风也狂。

穿衣问题呢？只能是大孩子穿完了小孩接着穿。一套棉衣服就是一冬天，根本没有替换的衣服。鞋子前边露出脚趾头，下边露着脚底板。除了冬季，其它三季是没有袜子的。冬天，用旧套子作鞋垫，甚至用麦秸冲当鞋垫。裤腰带是旧布条拼接而成的，疙瘩一个接着一个，越是内急越解不开腰带，眼睁睁地尿在裤子里。

为了生存，父母煞费苦心。只有几十平方的小院子，墙角下种上“千斤瓜”、丝瓜，后园子里满满的蔬菜。清明节前后菠菜收获了，母亲安排我们一捆捆送给邻舍。我家后园子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它们都很争气，每年硕果累累。有一年，桃子熟了，母亲让我大哥赶集卖桃子。中午，大哥擓着空着篮子回家了。母亲问卖的怎么样，大哥满脸通红，十分难为情的样子：“都给亲戚熟人分了”。大哥满以为会受责怪，因为家里还指望着卖了桃子买盐呢。然而，出乎大哥预料。母亲不但没埋怨他，还鼓励他，给他讲为人处世的道理。

几只老母鸡也是收入的来源之一。所谓“鸡蛋换盐，两不找钱”。

最有创意的是“山羊奶猪”：母山羊产仔后，适时卖掉羊羔，再买一两只瘦弱的猪仔，让山羊哺育猪仔。这的确是颠覆性创造。起初，老山羊拼命反抗，十分厌烦这怪物。无奈主人恩威并施，久而久之习惯了。

有年冬天，我家西屋里响起悉悉索索地弹棉花声。那年代，私人弹花是投机倒把行为，极其危险。一旦被告发，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依法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弹花既需要下真力气又要巧劲。三四个人合作，其中两人合力蹬弓续花，一人收拾成品。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半夜就得加餐。我母亲既要负责做饭，又得壮着胆子到胡同里打探情况。

记不得哪一年，哪一月，家里是实在找不到可以变卖的东西了，所谓家徒四壁呀。父母犹豫再三，决定抽出北屋的一架房梁兑换一些口粮，好歹捱过春荒。为此，两个人唉声叹气，不知道纠结了多少个难眠之夜。抽掉房梁，除了危险，还有忌讳，还有难堪。诸如此类，父母心知肚明。危险不必多说，所谓忌讳：梁者，栋梁也。既是房屋之栋梁，也象征家庭之栋梁。无论房屋之栋梁还是家之栋梁，都是重中之重，不可或缺。因此抽掉房梁是不祥之策。所谓难堪，抽掉房梁显然是没有本事的结果。谁不要脸面？可是，等米下锅啊，七张嘴巴等着吃饭呢！

毫无疑问，如此可怕的决定，完全是出于无奈，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挨饿吧。因为无奈而去冒险，而所有的冒险都需要勇气，所有因冒险而产生的勇气都需要付出代价，为了活着而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过年本来是件快乐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纯净的孩子们。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几顿好饭，穿几天像样衣服，过一把炮仗隐，好好地疯一阵子。然而，过年也是母亲最纠结、最辛苦的日子。母亲过年的纠结主要是手里没钱，“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穷人的大年就是一家之主在“过关”，要不怎么说“年关”呢。虽然家境穷，那时候，年的仪式感还是相当浓厚的，作为一家之主，还得努力地让年体面一点，力争应有尽有。因此，不得不掰着手指头算计手里仅有的这点积攒能够买哪些年货。所谓应有尽有，纯粹是无可奈何地走形式而已，从数量和质量上搞一些变通。猪肉是有的，只是数量少点；鱼是有的，像瓜干一样的小咸鱼；炮仗只有十九个头，留出上供、上坟所用，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藕是有的，集市最后包原的头头脑脑。当然还要有敬天、敬地、敬祖宗的火纸，还要请灶王、老天爷爷等等。其余的则是萝卜、白菜、粉条之类的大路蔬菜，它们才是农家人过年的“主角”。春节的几顿好饭，除了三顿饺子，就是除夕中午的大餐：“猪肉炖粉条”。这是我们家几十年一贯制除夕中午的招牌饭。所谓猪肉炖粉条，不过是白菜炖粉条，上面两三片猪肉“盖帽”而已。

母亲春节的辛苦，还在于她的“有求必应”，忙了东家忙西家。大年一过，又开始为期半个多月应酬一波一波来来往往的亲戚。母亲不喜欢走亲戚，也少有需要探望的亲戚。

（三）严峻的家庭矛盾

这里所说的家庭矛盾，主要是我父母之间的一系列分歧。母亲和父亲吵吵嚷嚷半辈子，抽丝剥茧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格格不入的脾气性格，二是难以为继的家庭困难。脾气不合造成分歧，这不是个别现象，比比皆是，而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的日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亲抽烟喝酒，不修边幅，满脸胡须，生活上极不讲究。这些习惯不光外祖母反感，母亲也不喜欢。母亲喜欢干净，无论日子怎么艰难，一定收拾得有模有样，包括孩子们的衣服，那怕补丁摞补丁，也一定要干干净净，不允许窝窝囊囊。可是，对我父亲她束手无策。

父亲几乎不识字，可脑子里的封建思想却非常顽固。母亲有文化，村里的大事小情，包括会计账目疑难，往往找她商量讨论。普及样板戏那会儿，村里“剧组”请我母亲在《沙家浜》中担当角色，并且各村巡回演出。这让父亲极为不满，他的斗争策略是冷战，蒙头大睡。久而久之，沉默酝酿成疾风暴雨，轻则大吵大闹，恶语相向，重则摔桌子打板凳，一片狼藉。接下来又是长时间冷战。但是，我的记忆里，父母无论怎么吵闹，不曾拳脚相加，这倒是不幸中的万幸。面对父母之间不断爆发的“战争”，我们兄妹往往躲在一边战战兢兢地“观战”，却从来没人去劝阻。或许不知如何是好，或许自知无能为力。

父亲没有城府，起码是城府不深，遇事容易冲动。这一点，我很像我的父亲。可是出了事端，父亲又不善于斗争，得过且过，忍气吞声，斗争策略也是蒙头大睡。我父亲1947年“大参军”那年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9月复原回乡。《复原军人证明书》上写着：“部别：32师通讯连”。

回村后，父亲一直担任村干部。我们村是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村，乡里院里，亲戚礼道，低头不见抬头见。村小矛盾不少，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父亲没有文化，加之容易冲动的性格，工作起来不够策略。因此，常常得罪一些人，有的甚至找上门来大吵大闹，指鼻子挖眼，凶神恶煞。面对激烈而尴尬的局面，父亲理亏似的一言不发，任凭发落。对于父亲的怯懦，母亲怒火中烧。她喜欢讲道理、摆事实，不能无理取闹，更不容忍颠倒是非和混淆视听的恶毒攻击。她一面憎恨别人的恶语中伤，又愤恨我父亲的懦弱。在那些风雨五常的岁月，除了村里的斗争，父亲也经受了莫须有的外界伤害，被批斗的事情也是有的，我曾亲眼目睹。除了严峻的客观风云，也受不识字和易冲动性格的影响。没文化，对问题的理解、表达就容易引起偏差。

父亲待人热情，情商不低。这一点，在我们家独树一帜。父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他的鲜明特点是知足精神。他常说：“有吃有喝，这不很好吗，还想嘛去”。他喜欢围锅就炕，对未来没有什么奢望，对孩子的未来也没有过高的要求。走南闯北，读书考学，当兵入伍，什么都不感兴趣，在家种地就行。母亲上过学。那个年代的农村，一般家庭不支持女孩子上学，高小毕业识文解字，算是有文化的。母亲深知文化的极其重要性，她极力支持孩子们上学，不管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只要是那块料砸锅卖铁都得供”。这是一个母亲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对于庄稼人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与我父亲的格格不入。不上学的孩子能挣公分，放羊、喂猪、拔草、拾柴禾，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学的孩子，不仅耽误农活还得花钱。对此，母亲毫不在乎，一心一意供我们上学读书。

父亲的性格不够坚强。他怕风、怕雨、怕冷、怕劳动，更怕恶人。甚至遇到疾风骤雨、闪电雷鸣，他都慌慌张张地关门闭户、熄灭灯火，蜷缩起身体。到了晚年，父亲特别好哭，特别是逢年过节亲人欢聚一堂，他的泪来了。这往往引起一些误会，好像受了什么虐待似的。母亲性格刚强，她什么都不怕，包括恶人和“魔鬼”。无论怎么委屈、艰难，众人面前她毫无表现。有时候正在流泪，只要听到有人来了，立刻抹去眼泪笑脸相迎。对任何艰难困苦，甚至绝望，她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毅力：不退缩，不妥协，大不了从零开始，从头再来。她认为，所有的痛苦与磨难都必须留在自己心里，暴露给别人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人替你分担，遇到好人表示同情，遇到坏人反遭耻笑，看你的热闹。

父亲的晚年是从五十多岁开始的，六十岁的时候就拄上拐棍，“哼哼嗨嗨”，老态龙钟的样子。晚年的父亲多重疾病缠身，身体极度瘦弱。而父亲又讳疾忌医，打针怕疼，吃药嫌苦。以至于后来打针都找不到合适之处。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公元1989年9月18日，父亲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才度过六十五个春秋。父亲是在那个晚秋的深夜走的，弥留之际我们父子竟然没有见上一面。

回想往事，总感觉愧对父亲。父亲一生几乎没过多少好日子，生活刚刚有点起色又病魔缠身。这么多年，特别是患病期间是我大哥和母亲悉心照顾，我都没有好好的伺候老人家。如果当时家庭条件宽裕一点，父亲也许能多活几年。

我父母之间尽管分歧颇多，但无论生活还是治病，母亲毫不怠慢，照顾有加。父母之间长期的分歧，造成我们的不安和恐惧。后来，父母都上了年纪，没有力气吵架了，孩子们陆续长大，不能再吵了，而且家庭状况一天天好起来，不再为生存而纠结，气也少了。

随着岁月流逝，我慢慢理解了父亲。我想，父亲所有的“弱点”都是以战争的血腥和惨烈做为参照物。比如忍让，战场上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在村里面对的是自己的兄弟爷们，乡里乡亲；比如惧怕闪电雷鸣，也许他又听到了前线隆隆的炮声；比如不修边幅、知足精神……

我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父亲的弱点》另一篇是《我误解了父亲》算是对父亲的深度理解和忏悔吧。

（四）多重的疾病困扰

七十年代末，外祖母年纪越来越大，老年人的常见疾病相继凸显，我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我们兄妹四个还都年幼，除了吃喝拉撒，还得上学，一系列难题相继显现。

晚年的外祖母，体态臃肿，行动不便，由于气管炎症，呼吸困难，整天“吼喽吼喽”，让人窒息。再后来，卧床不起，浑身水泡，疼痛难忍。母亲四处求医问药，天天为她消炎、按摩、悉心照料。但所有的努力都没能留着她的生命，老人的病情迅速恶化，不久离开了人世。

同时，父母最担忧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小时候，我特别瘦弱，由于瘦弱没有抵抗力，经常感冒发烧，气管炎症。每当犯病，气喘吁吁，父母如坐针毡，又无能为力。母亲常常让大哥背我去公路北面的田庄，请田仁菊老先生打针开药。打完针拿了药，大哥背我绕道许庄公路道班。那里有个饭馆，花几分钱买一个“胡家火烧”，然后，沿羊肠小道从土窑回家。脚下小路弯弯曲曲，路边庄稼浩浩汤汤。我趴在哥哥背上，啃着香酥火烧。刚出炉的胡家火烧外酥里嫩，味道好极了，打针的痛苦抛到九霄云外。大哥吃力地背着我，不时地扭头问：“火烧好吃不？”我把半个火烧凑到他嘴边，他闻一闻，抽抽鼻子，摇摇头……来回七八里，背上柔弱的我，脚下坎坷的路。一次次苦行，一串串脚印，难为大哥了！有时候，几分钱的火烧也买不起，母亲照例烧一碗疙瘩汤。直到今日，我还特别喜欢这一口：一把柴火，一碗汤，一生浓浓的母爱。

由于瘦弱，母亲不得违心地听从高人劝说：“鲁姑奶奶就是我们跟前的观音菩萨，普渡众生，有求必应。请她老人家带一带孩子，会管用的”。于是，就有了“鲁海”这个名字。可是，鲁海鲜为人知，包括鲁姑奶奶也未必知晓鲁海是谁。

由于瘦弱，我似乎生性不合群。别人家的孩子疯疯癫癫，打打闹闹，我常常憋在家里，大门不出。或帮母亲打扫卫生，收湿晒干，或拆洗衣被，烧火做饭。像拔草、放羊、拾柴、挑水、积肥、喂猪、捡煤渣这样的农活，农家孩子谁还没做过呢。

由于瘦弱，小时候的我性格内心，人送外号“大闷缸”。不喜欢说话，不想说，不会说，不愿说，无话可说，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喜欢开朗活泼的性格，对这个外号尤其不看好。

由于瘦弱，我都快十岁才上学。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所谓学校，有名无实。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自带凳子笤帚。有条件的孩子带块石板，美滋滋十分骄傲的样子。我们家穷，没钱买石板，只能眼巴巴羡慕人家的份了。

（五）坚定的供读决心

到我两个妹妹上学的时候，学习环境稍微有所改观，她们的成绩不错。但初中以后都辍学了。一方面是家庭需要劳力，另一方面是为我“让路”，集中精力让我考学。

1978年我高中毕业，复课三年才考上聊城农校。长期复课压力山大，家庭、社会、老师、同学，方方面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家庭压力主要是我的自责，自己非但不能为家庭分忧，反而增加不少负担。特别是到县二中复课的日子里，学校要求统一拿麦子，我不能例外。因此，我的生活就和垂危的外祖母和瘦弱的父亲一个标准。不下力还得吃好的，这让我心神不安。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捂上被子偷偷流泪。在村里，乡里乡亲见面寒暄：“你又到哪里复课去了”，这话让我无地自容。同时，因为继续上学，队里少一个挖河的年轻劳力。学校里，每年都有同学被录取，在同学老师面前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迫于压力，1979年高考落选后我准备放弃考学，当兵入伍。那时候想法很单纯，有高中文化到部队也许用得上。如果上战场光荣了，也算祖坟冒了青烟。那时候，中越前线战事正酣。这是一个真实的想法，但却遭到别人的质疑：“真的那么崇高？”其实，也不是什么崇高不崇高的问题，而是高考压力造成的一种逃避。母亲的脸色，让我看到了她的失望。

在那些因为落榜而郁郁寡欢的日子里，母亲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给予最大的理解、鼓舞和支持，这成了我继续努力的不竭动力。

家里没有钟表，母亲每天早晨看着星星月亮起来给我做饭。她悠悠地拉着风箱，尽量把风箱声音压得最低，用白菜烩一下饼子。做好饭，看看时辰差不多了，蹑手蹑脚地换醒我，为的是让我多睡一会儿。

1981年，我被聊城农校录取。不管学校如何吧，总是目的得以实现，没白费功夫。兴高采烈，范进中举的样子。母亲不动声色，满满的成就感，发自内心的高兴不言而喻。

临近开学，母亲领我到集市上买两件新衣服。“上了学，破破烂烂的，别让人家笑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穿成衣。

农校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7.5元。虽然标准不高，比家里生活强多了，乡下长大的同学特别知足。菜汤光光的，碗底光光的。国家下拨的生活费肯定是不够吃用，还需要家里补贴一点才能维持，哪里抽烟喝酒的奢侈余地。回家向父母要钱是件难为情的事情。母亲常常对我的“预算”适当追加一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穿上平生第一双“三接头”皮鞋。那时候，有些同学就戴手表了。大哥看出我的心思，从他同学那里借一只“宝石花”，我戴了两年多。那几年，同学们往往把手表往上撸一撸，偶尔有意无意地显露一下。“犹抱琵琶”，酸酸的样子。

三，牵挂的晚年

母亲的前半生饱经沧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她的后半生不再为温饱而奔波，核心问题是辛苦和牵挂，尤其是晚年愈加鲜明。牵挂我大哥一家子；牵挂在外工作的我们；牵挂出嫁的闺女；牵挂悲哀的伯父一家；牵挂亲戚朋友……所有牵挂的人、牵挂的事，唯独不曾牵挂的是她自己。

对大哥一家的牵挂。母亲的牵挂千千万万，但是，对大哥一家投入的精力和心血是最多，这也是必然的。

大哥走后，老家还有四口人：进入老年的母亲，撑不起事的大嫂，和懵懂的两个孩子，并且问题跌出，麻烦不断。

大哥走后，先是嫂子患了严重的颈椎病，嘟嘟擦擦，拉不动腿了。不得不手术治疗，如果她再倒下，麻烦就更大了。同年，母亲为大哥的长子操办了婚事，半年后，怀孕仨月的媳妇离家出走，不久提出离婚，对簿公堂。一个从悲情中筑成的安乐窝还没暖热就轰然坍塌了。大侄子承受不了沉重打击患上严重的癫痫。至今，光棍一个，离不开药物，干活趁高兴，吃饭要高口。

大哥的次子体力不错，为人厚道，能吃苦肯下力，但智力欠佳。大哥去世后，我母亲一手操持着给他盖新房、娶媳妇、成了家。

孙子媳妇颇有心计，过日子是把好手，对奶奶言听计从。他家儿子从小跟着太奶奶，聪明好学，成绩不错。我母亲对这孩子倾注大量心血，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样一个家，母亲牵挂是必然的。而所有的苦难与坎坷，反过来助力了母亲的坚强。一心一意，千方百计把曾孙拉扯长大、培养成人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柱。

家人的努力，赶上当今的好时代，嫂子有低保和老年补贴，大儿子入了五保，生活上有保障。

母亲对我的牵挂。母亲对我的牵挂不同于大哥家，主要担心工作不好，领导不满意；脾气不好，群众不满意；身体不好，身体出问题。

母亲很少来城里的家。1987年，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把母亲接到工作的镇上，三两天回家了。1999年大哥突然去世，我怕母亲承受不了突然的打击，接过来也只住了三两天。人在外边，心在家里。说来也是，家里几口离开我母亲，没了主心骨，的确不是个办法。

2013年11月，我“离岗待退”。临近春节，我和母亲商量，这个春节是不是到城里过年。一来我离岗了，有了充足的时间，母亲也应该享受一下城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老家过年有个习惯，每年三十晚上要喝辞年酒。父亲在的时候，他辈分高又一直当村干部，大半个村都礼节性的来家坐坐。后来，大哥延续下来。现在大哥也不在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个过场没必要继续了，不能让村里的兄弟爷们为难。这个想法和母亲不谋而合。母亲破天荒欣然接受。2013年春节，我把母亲接到城里过了个年。也就三十、初一两天，大年初二就回家了。母亲总感觉城里不如老家方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憋的慌。说白了，主要是牵挂着家里那几口子。几十年了，风风雨雨，好也罢歹也罢，相依为命，依靠惯了，老人家不在家，没着没落的。

我的两个妹妹都儿孙满堂一大家子，可是，母亲依然牵挂着她们。是啊，儿女再大，母亲面前永远都是孩子。所谓一家门口一个天，她们各有各的难处。母亲的牵挂不无道理。

大哥的悲哀。在这里，我想着重说一说我大哥的情况。我们兄妹四个当中，大哥智力不错，但他生活上不讲究，不喜欢上学读书。因此，那时候，他是母亲教训的对象，没少挨了揍，轻则拳头巴掌，重则笤帚疙瘩。在这方面，我们兄妹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无论谁挨打，都不会逃跑，䞍着挨招呼，颇有点“宁死不屈”的豪气。可这往往让大人下不了台：不打，站在那里䞍着，让人来气；真打，自己的骨肉，舍不得下手。

大哥孝敬老人，热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因为这些优点，我心服口服。初中时候，他获得的唯一奖状是学校颁发的“劳动模范”，就是毛主席去安源那幅著名油画。 晚年的父亲，病病怏怏。一旦身体不适，大哥二话不说背起父亲去看医生，从不折扣。但是，他生活上不讲究，不修边幅，不讲卫生，凑凑呼呼，这有些像父亲。

两个妹妹勤勉明理。大妹妹小时候头上长疥疮，受了不少罪。母亲给她清洗、换药，细心调理。她为人善良，快言快语，吃苦耐劳，情商不错，与母亲也最划得来。小妹妹性格干练、脾气刚烈、个性突出。无论什么性格，她们对娘家的事情都尽心尽力。

我大哥的一生是短暂，也是悲哀的。他受苦最多，受累最多，担当最多，也让母亲操心最多。

四十四岁，本是年富力强，家之栋梁，却一夜暴病身亡。人生的基本任务除了娶妻生子，送走了父亲，主要任务还在后头。一个好端端的家轰然坍塌。

《破窑赋》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而这不测风云不偏不倚，常常笼罩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家。

1999年农历正月十九。大哥和往常一样，凌晨两点多起床，开三轮车去聊城卖韭菜。这是一个早市，凌晨菜贩子从这里收购新鲜蔬菜，当天要送到周围城市的农贸城市。去晚了商贩少、不好卖。早晨四时许，悲剧发生了。大哥突发脑出血，瘫倒在市场附近的厕所里，后被老乡发现，送到市三院。老乡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语言表达能力。黎明时分，我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风风火火赶去医院。那时，大哥已经不能自主呼吸，经急救后，院方认为手术救治生还的可能性极小，不敢确定能否顺利做完手术，即使活过来，很可能是植物人。与嫂子商量后决定放弃手术。这个决定成了我永久的悔，悔不该草率决定，但凡有一丝生还的希望就应该积极治疗。

一个大活人，转眼气息奄奄。突如其来的噩耗像晴天霹雳，母亲几乎晕阙过去。我寸步不离地陪着母亲，担心情绪失控，一边料理大哥的后事。出乎预料，母亲竟然表现得极为镇定，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情绪失控。那种状态让大家感到恐惧，倒不如大哭一场，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出殡那天，我挽着母亲胳膊，强忍着极度悲恸走在人群里。几百米的路，那么漫长沉重，记不清我们是怎么走过去的。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这娘俩怎么也不哭啊”。是啊，我们怎么不哭呢？难道我们的心不是肉长的吗？我们的眼泪已经化作悲愤的血在心中流淌。天塌地陷的时刻，母亲选择的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顽强。

三百人的小村，支部书记一夜之间暴病身亡，激起怎样的波澜，可想而知。消息像一阵风扫过十里八乡。人们为之惊讶、愕然。同情的、可怜的、惋惜的、不怀好意的、看热闹的、麻木的……这正是我母亲选择顽强的原因所在：决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同时，危难时刻她要担当起家人的主心骨。

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表现需要何等毅力；灾难来临的时候，她把泪水咽进肚子，给孩子们做出样子，给世人一个回答：人不能倒下，天不能塌了，日子还要过！

这一年，母亲六十二岁。本来到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竟遭此厄运。长夜漫漫，鹖鴠不鸣。多少个阒寂的深夜，孤零零的母亲在噩梦中惊醒，她的伤痛何人知晓，这个家走向何方，谁人替她分忧？

大哥的一生是悲哀的。而这悲哀的苦酒，是他自己亲手酿造的。这话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大哥本来有两次大好机会，都被他白白断送了。

1974年，大哥高中毕业。之后，有一次保送“社来社去”上大学的机会，他放弃了，选择了娶妻生子。

经过几年的努力，花千把块钱盖了三间屋子。1977年结婚，次年生子，1980年又生次子。嫂子怀孕次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形势已经特别严峻。对此，母亲明确表示反对，她的观念本来就超前，父亲是村干部，生怕影响不好，重要的是家庭负担问题。不过，母亲也没有强烈阻拦，毕竟大哥不是小孩子了。大哥按照自己的路子，如愿以偿。为此，东躲西藏，当了一回“超声游击队”。

当初，筹建婚房就十分勉强。一垛茅草根，是我们兄弟一个冬天努力的成果，那就是压房草了；请人帮忙打制的土坯，“破四旧、立四新”的扒坟砖。两三年的时间，兄弟俩不是拉土垫宅子，就是拉锯备木料。

扒坟砖阴气重，民间是有忌讳的。若非无奈，谁能把那东西用在房子上。

是巧合还是诡异，后山墙即将封顶的那天中午，突然起风，西北角“扶斗”轰然倒塌。在场的人没在意，若干年后一系列悲剧接踵而至，让我们匪夷所思。

新建房屋的后墙上，白底红字通栏标语：“苦战三五年，建成大寨县”，一行大字工工整整，弥漫着浓浓的时代气息。

第二次机会是上级安排他当民办教师，这回他听话了。可是，任教十几年后，竟然放弃执教回村当干部，实在令人费解。接他工作的老师后来转正，一个月好几千块，过着悠哉悠哉的好日子。

两杯自己酿造的苦酒，他自己喝下了。两杯自酿的酒，有没有让他清醒，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村规模小，底子薄，历史矛盾错综复杂，工作不好开展。激烈的矛盾斗争，像一股股凶猛的暗流，险象迭生。对此，他保持沉默，忍气吞声。这一点也颇像父亲的做派。

大哥性格内向，有话憋在肚子里，抽烟喝酒生闷气。去世头一天，为村里的烂事，从中午喝酒到深夜。那天下午，母亲叮嘱我嫂子：“喝这么多酒，赶明儿就别去聊城了”。嫂子习以为常，没往心里盛。母亲回忆说，那天下午，母亲和大嫂在村后棚里割韭菜。傍晚时分，几只乌鸦在附近坟头间盘旋怪叫。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头皮发麻。她没言语，预感到情况不妙。没成想，第二天果然出事了。

大哥的死，有着深刻的根源。除了自己的身体因素，外部环境加剧了他的毁灭。一是儿子结婚未果；二是村里错综复杂的矛盾。双重打击使他心力憔悴，精神崩溃。

1998年春节将近，大哥紧锣密鼓准备长子婚事。

接嫁妆这天（结婚的头一天），乡干部突然造访，告知不准结婚。原因是村里有人举报孩子年龄不实。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哥懵了，家人急得团团转。婚礼用品置办完备，所有事宜安排妥当，通知全部到位，更重要的是如何跟人家女方交待？

不准结婚，说得轻巧！经济损失事小，名声事大。这个火候不是故意让人难堪吗！一家人长嘘短叹，颜面扫地。这事像一块烫手山芋，吹不得，打不得，我肚子里窝了一团火。

如果孩子年龄有问题，应该提前介入工作。这个节骨眼上找茬是不是阴谋，起码是不厚道、不正派。我性格容易冲动，一直把这事憋在心里。一次醉酒后，终于爆发了，跑到村里骂大街。那一刻，酒精战胜理智，疯狂战胜尊严。对此，母亲心情复杂，一方面生气我大哥“茶壶里煮饺子”，另方面又着急我酒后失控丢人现眼。

街也骂了，人也丢了，气似乎也出了，孩子婚事依然搁浅。两个月后，大哥愤懑中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知情人透露，所谓举报人，不过是乡里某个领导干部故意制造的阴谋。这个孩子的情况他最清楚，目的是捏我大哥这个软柿子，拿个村支部书记当典型，杀鸡给猴看，以此推动全乡计生工作的开展，扭转被动局面。

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妥善处理，是对农村干部的支持、关心和爱护，才是负责的精神，才是厚道和担当。这样的节点，这样猥琐的手段无疑是下流，也是对基层干部的极端不负责任，是对党的事业和形象的亵渎。

但是，无论什么理由，骂大街都是荒唐的，我应该忏悔。

大哥的悲惨，更是母亲后半生最大的伤痛。他把家庭这副担子轻而易举地交给了进入老年的母亲，母亲义无反顾地接过这副担子。大哥走了，撇下我嫂子和两个懵懂的儿子。嫂子忠厚老实，却是担不起事的农家妇女，除了不识字，料理家务算不上好手。大哥的两个儿子眼看到了结婚年龄。我在外边工作，远水不解近渴，一切负担都落在母亲身上

大哥去世使这个家一夜陷入危难的深渊。一个个愁眉不展，恐惧和无助的情绪溢于言表。面对如此残局，都没了主意。我曾经和两个妹妹商量：这四口子，是不是我们分开负担起来。

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厄运是坏事，也可能转化为动力。正是这样的逆境，再次验证了母亲顽强性格的力量。经过几年拼搏，这个家没有掉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这足够了。道路跌宕起伏，局面来之不易。这种局面是一家人在我母亲的顽强带领下咬紧牙关、拼死拼活从魔窟中挣扎的结果，当然离不开亲朋好友、邻舍本家的帮衬和支持。

伯父的麻烦。按说，伯父家的事情我们可管可不管。管，理所当然，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无可厚非，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无所谓该不该，况且两家早年并不和睦。

与我们家相比，伯父的境况更加糟糕。他有三个孩子，大闺女早年出嫁。两个儿子依着我们兄弟俩分别叫小三、小四。小四十三岁那年突发“急性肝坏死”，不治身亡。小四这小子听说听道，和伯父最划脾气，小四的死让伯父死去活来。土墙那边，不分白昼，哭嚎连天，令人不寒而栗。小四死后几年，眼看着小三到了结婚年龄，三口挤在两间黑屋子里，别说娶媳妇，平常住着就足够尴尬。伯父伯母无能为力，赶集不拿秤——论堆了，小三又能如何？盖房娶媳妇的事想都别想。

彼时，母亲悄无声息地为这个家操起心来。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两家有隔阂，难说谁的对与错，清官难断家务事。“现在他们做难了，咱们情况好一些，咱不管谁管。看他家热闹，兄弟爷们笑话的是咱们家，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于是，东拼西凑，筹措款物，向村里申请了四分宅基地。备料、开工，紧锣密鼓。不久，四间新房子拔地而起。虽标准不高，可伯父一家三口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没花钱、没操心，住进了崭新的大北屋，乡亲们交口称赞。伯父高兴之余，心生愧疚。

人世间许多事情，就是说不清道不明。早年的伯母身体壮实，推磨碾米、挑水做饭，体力活都是她的。伯父似乎体质欠佳，不是头疼就是牙疼没好时候。直到有一天伯母脑血栓倒下了，伯父的毛病立刻消失了。是不是装病，他自己心里明白，事实上伯父确实换了个人似的。于是，家里的所有事情又落到他的肩膀上。 再后来，伯父因病去世，撇下瘫痪在床的伯母和小三，娘俩相依为命。伯母瘫痪卧床十几年，我们两家就更没法分这那了。

小三是个孝顺的孩子，为瘫痪在床的老娘喂水喂饭，擦屎刮尿，照顾周到，老娘躺下这些年多亏了他。老天眷顾，三十多岁，基本就是光棍了，又娶了个漂亮媳妇，比他小十来岁。三口之家顿时焕发生机，小三乐得合不拢嘴。“小三能娶上媳妇，哪辈子修来的福？”大家高兴之余，还是夸奖我母亲。

可是不久，新的麻烦盯上了。婚后半年，卧床多年的老娘走了，大概是娶了儿媳心满意足，不想再给小两口增加麻烦，毫不犹豫地走了。新婚燕尔，草草埋葬了久病的老娘。丧母之痛，媳妇无所谓，小三痛在心上。尽管卧床多年，毕竟母子连心，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走了人生只剩归途”。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三媳妇怀孕八个多月之际，有一天，小三趁媳妇不在家喝了剧毒农药自杀了。半瓶子敌敌畏，谁能救他的命？事后大家分析小三的死是因为他是迫于生活上的压力，无法自拔，抑郁至死。三媳妇不会做庄稼活，地里的活忙不出来，外面债台高筑。同时，眼看着孩子即将出世。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一系列麻烦把他推向死亡的深渊。临死前的几个月他憋在家里，不出门，不下地，天天睡觉，已经露出异常迹象。

小三死后一个多月，媳妇生下一女婴。我母亲像侍候自己的孩子一样，伺候孤儿寡母。又一个月后，媳妇撇下孩子走主了。母亲眼含热泪，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找个合适人家送养了。

至此，村里的户口簿上再也没有伯父这一家了，永远没有了！绝户了！侍候完了老的，侍候少的，最后一个个都走了。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母亲呆呆地望着天，茫然若失。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辛苦付出换来的竟然是埋死人、还欠债、送孤儿……死的死，走的走，留下一座冷冰冰的空屋子！

不平静的2003年。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的灵丹妙药。大哥去世几年后，这个家就像一棵枯树，慢慢萌发出新芽，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到了2003年，又是波澜起伏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家发生了几件大事。

大哥家次子喜结良缘，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组织眷顾，我当了某乡乡长；推倒老屋建起新房子，又喜得爱子，这都是喜事。不幸的是，这年三月，我爱人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险些要命。

这年三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一大早，我驱车到五十里外的某乡上班。

三月的鲁西，春寒料峭，一片凋敝。省道两旁光秃秃的枯枝随风摇曳，正在改造的省道黄土飞扬。

车子开出十几分钟，手机铃声突起。电话那边传来朋友急促的声音：“嫂子腹疼，送医院了，注射杜冷丁后还是疼痛不止”。我预感情况不妙。妻子曾经犯过此类毛病，认为就是胆结石病，并无大碍，这一次好像麻烦大了。化验结果显示淀粉酶过高，初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事不宜迟，立即转市医院就诊。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疾病，死亡率极高。市医院外科主任这样告诉我。说实话，在这之前我都没听说过这种病，甚至根本不知道胰腺是什么东西。在市医院普通病房住院几天，没有效果，高烧疼痛腹胀不止，后来转入ICU。又几天，依然不见好转。妻子身上满是管子，心电监护、呼吸机，止疼泵、输液瓶……

戴着呼吸机没法交流，细心的护士准备了写字板。落在写字板上最多的文字，当然是那个刚出满月的幼小生命，这是她垂危生命的最大牵挂。那一刻，我感受了生离死别的滋味。陪护人员必须按指定时间探视，空气异常紧张。前来探视的亲戚朋友无不眼含热泪。

一个个深夜，妻子躺在二楼ICU病榻上，忍着剧烈的病痛，我蜷缩在楼下的汽车里。夜阑人静的时候，遥望星光闪烁，楼上“ICU”彻夜通明。多少次迷迷糊糊，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孤独、恐惧、无助、悲凉……

我到乡里不足两个月，还没有开展工作，如何向上级交待；那苦命的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月余，难道就要失去母爱？我家的祖坟上难道又要添一座新的坟茔？那里，四年前刚刚埋葬了我的大哥，亲人的哀号还依稀耳畔……

这天上午，主治大夫告知我：你得有心理准备了，病人已经成为“婴儿肺”。这就是所谓病危通知吗？我惊呆了，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知所措。

后经商量，立即转省立医院就诊。当天，高烧退下，腹胀缓解，疼痛减轻，情况明显好转。一丝希望，就像云缝里射出一束微弱的光芒，照在我们的脸上，让我们从绝望中慢慢苏醒过来。

为了给妻子治病，我们辗转聊城、济南、上海，手术两次，历时一年。总算从死亡线上生生地拽回一条性命。

为了不让母亲担忧，起初我没有告诉老人家实情。那时候，六十多岁的母亲，背井离乡，心情忐忑地照看那个幼小生命。病危告知之后，不得不实情相告。母亲老泪纵横，她问苍天、问厚土，到底是怎么了，如此不依不饶！

还是说喜事吧。第一件喜事是二侄喜结良缘。老二娶上媳妇大家为之高兴，甚至全村都高兴。因为，老二智力不好，他爸爸又走了，母亲不能主事，还有个患病的哥哥。这样的状况能成家，多亏众人帮衬，贵人相助。

第二件喜事是组织安排我到另一乡镇履职。这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来说，当然可喜可贺。扪心自问，自己何德何能，全靠百姓支持，组织厚爱。

第三件，旧屋变新颜。这一年，老家出了件怪事。春天，我母亲住在外地，老家两座旧房子空闲起来。暮春时节，母亲推开大门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院子里干干净净，寸草不生。本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这是什么情况。母亲感到奇怪，却没敢言语。

就在这个夏天，一个闷热的深夜，突然天降大雨。霎时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这时候，险情发生了，年久失修的屋顶局部坍塌。一个斗大的洞连泥带水“呼啦”一声滚落下来，就落在母亲就寝的土炕上方。顷刻，密集的雨水沿着漏洞倾泻而下，刺眼的闪电射进黑黢黢的土屋子。风声、雨声、雷声、土墙的倒塌声。一个独居老人，如何的恐怖。好在母亲反应敏捷，侥幸躲过一劫，真乃万幸。

看起来，这房子必须要翻盖了。和母亲商量后，决定把前后两座旧房子全部扒掉，在旧址上重新翻盖。三个月后，四间新北屋竣工了。为了看病、盖房子，那一年，借的到处是张账。

对那个有惊无险的雨夜，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当初，她想本修缮一下讲究着住。她深知，发生那么多事情，根本没有精力翻盖房子。

四，不服年老的脾气

母亲已八十六岁高龄，依然不服老，许多事情喜欢自己亲自做，别人做了不放心。

老家的院子，任何时候都是干干净净。春天花香四溢，秋天硕果累累。紫薇，樱花，柿子，核桃，十几种花草树木，把小小院子挤得满满当当。应该修剪的花木，趁孩子们不在家支起梯子自己修剪。低矮的栅栏内，各种应时蔬菜一畦畦，整齐划一，除了自己吃，大包小包，分给大家，满满的获得感。大门外的院墙上钉着县妇联“美丽庭院”小牌子。

有年秋天，我陪母亲去天津。有这样一个细节：母亲和两位七旬老人一同下楼，人家一边一位欲搀扶着她，一来为安全，二是为礼貌。可母亲偏偏不领情，严词拒绝。

小孩子的衣服，母亲还喜欢亲手缝制。省钱、放心、舒适，最主要的是一片心意。晚辈们谁家快添孩子了，尿布、小衣服早早的备好了。一包包，一件件，叠放整齐，备好待用。

前年春节，除夕上午要挂“家堂”。她担心孩子们挂的不是那样子，竟然蹬上八仙桌亲自去挂，着实吓了大家一跳。

为了给院子里蔬菜浇水，我把压水井安上电力泵。为了省电，母亲愣是把它卸下来放进仓房，继续用她的手压井。大水桶足有二十多斤，她一桶一桶浇地，一桶一桶蓄水。

星期天、节假日，孩子们回家看看，慢慢成了规律。特别是近些年，孩子们几乎每周都去看看老人家，有事回不了打个电话，免得挂念。一旦不能如期而至，母亲就会担心、失落和焦虑。

那年寒衣节，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一定要回家，可持续几天浓雾，出行困难。头天晚上，母亲电话叮嘱：“天不好别回来了，让他们烧烧算了”。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我还是照例开车回去。先到坟上烧了纸钱，然后回家。走进胡同，一缕炸鱼的香味迎面扑来。听到门响，母亲迎过来：“给你说别回来，非得回来，我知道说了也白说”。边说边进厨房，把一盘子小炸鱼小心翼翼地倒进方便袋。“拿着吧还热乎哩，知道你愿意吃这个”。没几分钟，母亲就催促“快回去吧，天不好，别耽误孩子上学，这才是大事”。此情此景，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表。驱车路上，闻着炸鱼的香味，心潮起伏。区区小事，尽显母爱。

倘若我们不能正常到家，母亲便到胡同口一趟趟地打量。遇特殊天气，母亲便早早打来电话：“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着”。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其实是替我们担心，怕影响公事又怕路途危险。

近年来，每每算计着孩子们该来了，头两天就开始准备吃的、喝的。这常让我感到不安和愧疚。如今，曾孙也住校了，家里没什么事，老人家就抽空包饺子、包包子，放进冰柜冷冻起来，孩子们来了省得手忙脚乱的。吃完了，一兜兜带走。母亲说：“干不了别的，只能做这些了，以后想干也干不了了”。这些话，让我们心里酸酸的。

孩子们欢聚一堂，老人心情当然高兴，既期盼又担忧。母亲说：如今什么都不缺，好过、难过算什么，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这是母亲的真心话。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母亲和所有的老人一样缺失的是陪伴，惧怕的是孤独。

每年，一进腊月门，母亲早早地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情了。首先把我的房间收拾干干净净，一遍又一遍地晾晒被褥，再铺上电褥子，收拾好蜂窝炉。

十几口子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这时的母亲最高兴也最忙碌，炒菜、做饭，给孩子们找吃的、喝的、玩的，还得给他们“断官司”。开饭了，她坐在一边不吃不喝看着大家，既是休息，也是习惯，更是别样的享受。此时，母亲仿佛心事重重，谁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之后，又一波一波送走上学的、上班的、种地的、打工的……最后留下的是一位孤独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接下来便是院内院外的收拾，收湿晒干，栽花种草……她在用忙碌稀释孤独，又在忙碌中回忆过往，思考当下，展望未来。过了周三，又是一个轮回……

我感谢我的妹妹和嫂子，他们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两个妹妹为家里做了很大贡献，乡亲们有目共睹。鲁西北的农村，一般出嫁的闺女，娘家的事可管可不管。可是，我的姊妹们对娘家的事始终如一。嫂子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但是她特别听话，这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对母亲近乎暴躁的脾气她百依百顺，毫无反感，婆媳之间从未红过脸。母亲脾气不好，稍有不济，大声小气，不留情面。这时，她怔怔地杵在那里，一言不发，任凭数落。

不光是嫂子，她的孩子们也特别依赖我母亲，也都非常关心老人家。包括外甥、外甥媳妇，这些晚辈们对老人家同样关心备至，他们对这个家给予足够地关心和支持。也正是一帮人的共同努力，相互理解，相互帮衬，才撑起了这个破碎的家！

同龄人中，我母亲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母亲生活十分简单，基本是粗茶淡饭，不吃鸡蛋，也不喝牛奶。尤其近几年，以青菜为主，面食都很少，晚饭象征性吃几口。一次，我陪母亲去济南看病。化验结果显示营养不良，有的指标比参考值还低。在这个营养过剩的年代，老人家竟然营养不良，这让我很没面子。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道路硬化，灯火通明。不少老年人三五成群，散步聊天。我母亲从来不去锻炼，更不会站大街凑热闹、说闲话。她没有这些习惯，在家多干点活就行，用不着专门锻炼。

这些习惯倒是符合老年人健康长寿的要求。可是，营养不良却有点过头了。

“小时候幸福是简单的，老了以后简单就是幸福的”。母亲特别喜欢简单清静的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出门的时候，她总是坚持送到胡同口，并目送车子移出视线才慢慢踱回。这从某种意义上看母亲是老了！人的变化总是在漫不经心的岁月中悄然发生。母亲本来个头不高，如今还不到一米五的样子，体重不足九十斤。头发白了，脊背驼了，牙齿落了，耳朵聋了，走路缓了……老年人的一系列症状渐渐凸显出来。唯有思想不老，意志坚定，精神永恒。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上了年纪的人管这叫“损头年”，非常忌讳，到了这个年龄有意识的避开不直说。我们也跟人家学着含蓄一点。可是，母亲从来不在乎这个。她说：“人都是命，我还不能死，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她的心里话。

陆树铭的《一壶老酒》好词、好曲、好唱，我很喜欢，因为他唱出了所有儿女的心声。我又特别害怕这首歌，因为，他常使我热泪纵横，羞愧难当。

是啊，就像歌中写到的那样：“一年年都这样走，一道道皱纹爬上头；一辈子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我羡慕陆树铭先生，他敢一步三回头，我真的不敢，甚至匆忙上车，快速离开，生怕看见母亲那双眼睛，看到那牵挂、留恋、茫然、不舍的眼神。车远了，回回头，冥冥之中，母亲仿佛还孤独的站在胡同口的寒风里。

五，母亲的“十个坚持”

在与命运的长期搏斗中，母亲始终固守着那些古老的传统和思想，归纳为“十个坚持”。她以顽强化解艰难困苦，使学习贯穿生命始终，用真诚和善良换取理解支持，视粗茶淡饭视为生活享受，把劳作当做锻炼休闲，以爱憎分明捍卫自己的立场情怀……这些固守，后来我在《增广贤文》中找到答案。母亲的高小时期主要课程应该有两门，一门算术，一门国语。算术里一个重要门类是珠算，母亲的算盘打得不错。国语除了背诵“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也许还有《增广贤文》另外就是毛笔字。母亲的钢笔字、毛笔字是拿的出门的，我的字不如母亲的子更舒展。

其中，有的可能是偏执，有的甚至是谬误。比如坐着打盹也坚持不午睡，说是怕形成习惯。这个岁数，午睡难道不是好习惯吗？又如坚持吃剩菜，她说：“吃了这么多年剩菜剩饭什么事都没有，这毒那毒就是不信”。那些深入骨髓的坚守，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因此，只有顺其自然。子曰：“色难”。不能因为刻意的改变，无端地制造不悦了。

当然，更多优秀传统思想还是坚持的好，如果连她们这一代人都再不坚持了，那么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真的悲哀了。

酷爱学习。母亲喜欢学习，村子里家喻户晓。

那时候，农村人主要是通过书信来往沟通联络。谁家来信了，找母亲念叨念叨。母亲一字一句的念给人家听，听不明白一字一句地解释。念完了再写回信，根据人家口述写下来，读一遍，细述綦详，直至满意而归。

母亲的字潇洒漂亮。早年间，每逢春节忙着帮大家写春联。写完了还要帮人家贴上，因为那时候乡下人识字的少。村里人添了孩子，习惯上要“发码子” ，便请我母亲写“码子”。

曾孙从小跟着太奶奶，吃喝拉撒全由我母亲负责，除了生活上的照料，最要紧的是孩子的学习，这是个不小的难题。母亲学的是旧式汉语拼音，老人家硬是现学现卖，啃下这块硬骨头。曾孙成绩不错，生活、学习各方面习惯也挺好。这与我母亲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前些年，母亲还订阅了《大众日报》农村版和《特别文摘》。

因为酷爱学习，善于思考，乡亲们大事小情喜欢找她问一问。“二奶奶这几天天气怎么样呀？”“二奶奶这药怎么吃啊？”。母亲简直成了百事通。

目前为止，母亲的床头枕边常放着旧书报、老花镜、收音机几样东西。

因为酷爱学习，善于思考，母亲的思想观念不落伍，言谈话语完全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谈社会、论人生、说当下、话未来，交流没阻力，沟通无障碍。

意志顽强。母亲鲜明的性格特点是意志顽强。艰难的日子里，大家勒紧腰带过日子，再苦、再累、再难，装在自己心中，从不外露。母亲不是党员，但她坚信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只有依靠自己。与其愁眉不展，怨天尤人，不如挺直腰杆，勇敢面对。

经历那么多不幸，能挺得住、走过来、跟得上，靠的就是意志顽强，坚韧不拔。正如职场所言：“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面对亲人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没有倒下，她深知倒下无疑于雪上加霜，只有挺起来才有希望。

大哥去世，是最危难的一年，好心人为这个家捏一把汗。母亲带着嫂子一家三口，跟自己的庄稼地拼了命。老人家只有一个信念：豁上这条命也不能让人家看笑话。无尽的伤痛化作无穷的力量，硬是把几亩庄稼地收拾得人见人夸。顽强掩盖了痛苦，痛苦化作力量，力量换来丰收的喜悦，更换来了众人的服气。

母亲一生灾难深重，她只有独处时以泪洗面，她把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把所有的快乐和喜悦奉献他人。

这年十月，三秋大忙，母亲在家做饭，不慎弄翻锅灶。一锅开水全部倾倒在脚上。母亲没顾及烫伤的脚，慌忙收拾锅灶包子。到这个时候，她还一心想着忙秋的孩子们。这时候，母亲的脚已经虚胀起来，因为麻木，一时失去知觉。慌乱中，她把脚放进冰凉的污水桶里。即使这样，孩子们回来后还是轻描淡写。第二天，实在忍不住了才去村卫生室治疗。医生说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烫伤面已经溃烂。至此，还一再嘱咐孩子们谁也别告诉，省得都挂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恢复起来特别困难，无端的多受老些罪，所以说顽强是需要代价的。这次顽强的代价是：一个月不能下床行走，两个月离不开拐棍，六个月才初步痊愈，三年还留有后遗症……

母亲这个年龄并不是毛病毛病，她的心脏不好，只是硬撑着。各种各样的药品原封不动，坚持一个字“忍”。随着年事愈来愈高，身体状况日渐衰退，加之固守着顽强，偶发心脏病，好几次险些丧命。

有一年，老家的破北屋养了500只肉鸡。母亲一人昼夜伺候着。为了保温，冬天的鸡舍里生起火炉。结果，煤气中毒摔倒在炉子跟前严重烫伤，又一次死里逃生。

亲戚朋友，邻舍本家给孩子点零食，母亲固守着老思想，婉言谢绝，有时也觉得尴尬。其实，新时代、新风尚，人之常情，不是施舍，而是面子。

本族孙女北京创业，中秋节给老奶奶买点北京特产，说“忘不了小时候老奶奶一心一意地照看我”。母亲却执意把东西如数送回。我说，这样不妥，孩子一片真心，送回去她们心里不安。“安不安的管不了，反正是不要，她安了我就不安了”。面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母亲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乐善好施。母亲不信佛，却有一颗菩萨心肠，总是有求必应。自己再怎么做难，依然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

母亲尤其同情弱者，她深知穷人的不易。因此，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周济那些比自己更难过的人。

我们家至亲不多，远亲不少。有聋子，有哑巴，有憨的傻的，母亲从不嫌弃、不小看，而是高看一码，厚爱一层。她常常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瞧不起人，谁都说不清自己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那年头，常有要饭的造访。或孤身一人或拖家带口，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母亲就见不得这些人，赶紧地给人家找吃的找喝的，翻箱倒柜选几件旧衣服。乞讨者千恩万谢，磕头作揖，痛哭流涕。她常说：“人家吃了传名，自己吃了填坑”

外祖母家曾经收留了一个战争时期掉队的四川战士，按照郝庄姓氏取名张荣兴。这战士五小身材，其貌不扬。唯我母亲，对他照顾有加，拿他当个娘家人。“战士”念念不忘，喜欢和母亲唠家常。

邻居有个五保户，按辈分喊我母亲“二奶奶”。这人不是没吃的就是没烧的、没穿的，整天价哼哼唧唧、赖赖歪歪，可怜又不招人待见。也不怨别人看不起，这人一点志气没有，更别说什么尊严了。平日里，没人的时候还好，越是有人越是哼哼，装模作样，可怜兮兮的样子。久而久之，谁见了躲着走，没人理会。

他却成了我家的常客。“二奶奶有开水吗？”“二奶奶给我个馒头吧”“二奶奶有感冒药吗？”成天有事。没柴烧了，不管谁家的，拽起来就走，连个招呼不打，装憨卖呆。不过，倒也没人与他计较。

那年，朋友送给我们两只野山鸡。这东西野性大，难驯服。放进笼子，撞的头破血流，一地鸡毛。有天晚上，大公鸡悄然溜走了，剩下那只母山鸡更不省事，以“绝食”相威胁。母亲心软，硬是放开笼子，让它自由去了。母亲从来不杀生，也从来不忍心看别人杀生。

孩子们喜欢我母亲做的饭菜。尤其是她烙的千层饼，吃饱了打包带走。孩子们说“最美的饭菜是奶奶（姥娘）的味道”。吃着、拿着，母亲心里暖暖的。

饭菜手艺好，每到年关可忙坏了母亲。除了忙自己的还得帮助别人。特别是“打白糕”，她请去帮忙，因为，送闺女的“白糕”，一定要像模像样，拿的出门。

母亲的针线活特别好。她做的衣服舒适合身。谁家衣服穿着不舒服了，一定要找她给调理一下；搞祭奠的找她扎花圈、做“摇钱树”；做鞋子的找她拓“鞋样子”……

我们家是穷大辈，父母人缘好，串门的自然就多。农家人不讲究，凳子不够坐门槛、坐炕沿，随便一坐，说话唠嗑、拉家常。土生土长的庄稼人，谁都不嫌弃、不在乎。

宽严相济。对待家人，母亲细心呵护的同时要求严格。放手不放纵，关爱不溺爱。特别是母亲年轻时候，谁做了错事，轻则教训，重则挨揍，毫不留情。对待别人，母亲则给予足够的包容和谅解。因此，我们的邻里关系和谐融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邻里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谅解，相互帮衬，友好相处。

反对迷信。母亲不信鬼神，过去不信，现在也不信。对于烧香磕头之类的事情，她始终认为作贱钱没意义，“活人眼目”。不错，就是“活人眼目”。但是“活人眼目”不可或缺，因为它是一种传承。对此，母亲漠然处之，不鼓励也不干涉。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有一年，妹妹受了惊吓，按乡下风俗要“收一收”。办法是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炕前烧一把麦秸，然后提着孩子上衣在火焰上方转几圈，念叨念叨。那时候，自己家没有麦秸，要到生产队场院里去偷拽。要求必须在夜深人静、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去拽麦秸，路上见了任何人都不得回头说话，否则不灵验。于是，母亲拽上我壮胆。时值隆冬，凛冽的北风携带着黄土一阵阵掠过，枯树枝子咯吱咯吱作响，下弦的月亮悬挂在深邃的天空，给凄凉的夜色撒下一丝柔弱的光。目光所及，影影绰绰，若鬼影晃动。娘俩胆战心惊、疾步前行。突然，胡同里窜出几只老鼠，“吱吱”乱跑，顿时毛骨悚然。据说书的讲，这还是孤魂野鬼出没的时辰。

母亲手里抓着麦秸匆匆忙忙走在前面，我紧紧抓住她的衣裳角哆哆嗦嗦，深一脚浅一脚紧跟其后。其实，我胆子更小，老是听着后面响着脚步声，是人是鬼，岂敢回头！

说来也巧，刚到胡同口，迎面过来一个黑黢黢的人影。那人突然大喊：“谁呀！”迫于规矩，不能说话。我们娘俩撒腿就跑，把那人闷得够呛。

生活简朴。母亲历尽苦难，因此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因为苦难而珍惜，因为珍惜而节俭，由于节俭而简单。

多年的旧衣服、旧被褥、旧物件都不舍得扔掉。孩子们买的新衣服不舍得穿，仔仔细细地收藏在柜子里。一方面觉得旧衣服穿着舒适随便，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张扬。我有时候劝母亲，孩子们给你买的衣服最好穿上，买了就是穿的，穿在身上自己精神，孩子们脸上有光。

固守着极简生活，她从不跟风，很少出门，闲来无事，看书、看报、看电视做家务。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为方便赶集，我特意给她买了个拉杆包。可是母亲把它包装好放进仓房，目的就是不搞特殊。

最好的饭食是喝白粥、吃咸菜，她始终这样认为。有时候，过除夕早晨也喝白粥，让人忍俊不禁。吃家常饭，穿平常衣，说家常话，干庄稼活，咱本身就是庄稼人。简简单单，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这是老人家一贯的信念。

类似这些观念，除了母亲个人的思想积淀，还有深刻的外在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不张扬，不搞特殊，不能让人家指指点点说自己是“局长母亲”。其实，县里所谓的科局长不过“九品”官员而已。特别是像我这样浑身散发着泥土腥味的寒门小卒，谁放在眼里。但在老百姓眼里仍然是个官。因此，母亲从各个角度保持着普通农家人的一切，甚至还不如平常百姓洒脱。母亲的这些想法从不表露，但彼此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在家种地，母亲过得更踏实一些。难为老人家了。

爱憎分明。母亲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好就是好歹就是歹，绝不苟同。

看电视本来是轻松愉快的事情，老人家却也不轻松，因为她太认真、太投入，情绪受故事情节影响太严重。故事悲惨的、痛苦的、被陷害的、误解的、欺诈的，人家哭她也苦；遇见可气之人、可恨之事她咬牙切齿。因此，她在电视跟前擦眼抹泪。

他特别愤恨《宰相刘罗锅》中的和大人，只要和珅一露面，气上心来，骂不绝口。

诚以待人。母亲喜欢忠厚仁义，她自己这样，也要求孩子们这样。面对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母亲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老主义：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老实人长远。别人的事咱管不了，自己的事情得管得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坏良心，做那些不仁不义，让人家指脊梁骨的事情。

有一次，和母亲一起吃饭。席间，有位朋友打电话说来赶场。电话里，我顺口说了句：“赶紧来，等着你还没开席哩”。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表现出不悦：“咱明明连吃带喝，唬弄人家不仁义。实话实说，不能虚乎，孩子们都看着呢”。闻听此言，我面红耳赤。

一路走来，母亲历经了栉风沐雨、含辛茹苦的悲惨，也享受了丰衣足食、含饴弄孙的快乐；亲眼目睹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光明与黑暗，富足与贫穷，快乐与苦难，五味杂陈尽在心间。

文章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从2016年初稿到2023年2月七年来数次修改，有删节，有补充，有纠正，总是感觉不尽人意。拖拖拉拉，文字冗长，只与作为水平有关。

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和众多的农家妇女一样，为家庭操劳一辈子。而普通老百姓对自己家庭的奉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社会的奉献。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组成了整个社会。“人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一些人为它负重前行”。

母亲历经人间苦难，过着平凡的日子，演绎着平凡的人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而人世间无数个平凡汇集成为了浩瀚，汇集成了伟大。

母亲早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全凭她不经意的回忆和我零散的记忆。我参加工作以后，整天行色匆匆，疲于奔波，与母亲拉家常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且，为了不影响我的精力，母亲有意识地隐藏了许多事情。因此，本文涉及的内容只是母亲的一部分，而绝非全部。但也无妨，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发现、挖掘和完善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