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上海

芦荻

<h3>常有人说,因为《长恨歌》了解了你们上海人,你们上海人吧啦吧啦……有人不服,王安忆?她只是那种大院出来的&quot;上海人&quot;而已;言语中颇有不屑,你还是去看看程乃珊的上海吧;也因此,李劼先生的《上海往事》书写了他心目中代表上海大气仗义的杜月笙和浦东人;金宇澄先生的《繁花》被认为是上海多阶层的真实而大热南北获奖无数;也因此有了吴亮先生新近发表的关于上海人&quot;我也有话说&quot;之《朝霞》。以陈丹青先生之说,我的&quot;旧上海&quot;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quot;旧&quot;;是故,每个生活于此者大抵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上海吧。</h3> <h3>王安忆,在她《成长初始革命年》开篇,&quot;倘若以演义的方式看历史,我们这类家庭,住进上海中心区的淮海路,掺杂于小康市民之间,就有些草蛇灰线春秋笔法的意思了&quot;。我不晓得王安忆是否耳闻人们对她代言&quot;上海人&quot;的质疑,然就她在本文书写的在上海的成长及&quot;融入&quot;经历就见得她的清醒与气度。从常识的&quot;工人阶级&quot;在上海这座资本城市中通过一首民谣的呈现,是一种一双空白的手挣出衣食温饱的&quot;满足与得意&quot;,而展开上海这座城市某种顽冥的历史生活与市民生活的以&quot;物质心与虚荣心堆垒&quot;的&quot;体面&quot;,是这座城市异于北京这类首善之地的高尚整体尊严的固有气质,具有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几近灭顶但大潮退下又露出水面的顽固性。</h3> <h3></h3><h3>回溯王安忆在文中详尽的成长心路,出身于新加坡的脱帽右派父亲和自幼丧母在孤儿院和部队成长自由又喜好文字的母亲组成的革命家庭,一岁随双亲入花花世界大上海左邻右舍皆为旧上海家庭有苏北保姆服务,在她成长过程中,新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观念的影响甚至冲突,无不影响了她的人生价值观从而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你无法否认,她代表的上海人,四九以后的上海人也烙印了如她所说的不变的历史生活与"体面",甚至在回视有意无意脱离父辈尤其母亲给予她的部队属性气质。在文中,写有编号的粗粝家具与别人家的红木蕾丝饭桌镶金银线碗盏;自家洗白的地板和三楼细柳条木蜡地;没有备用唯一套被床单和别人箱柜里整匹衣布;三楼小女孩玩具的"这些器物的残片,有一种华丽,又有一种颓废……它们散发出陌生而又魅惑的气息"和自己缩小版和幼稚化的索然无味的玩具"……或许彼时,王安忆已下意识怀疑否定从而一定程度上背叛其新政阶级,哪怕在小女孩带她去了票价昂贵某种阶层象征的跳水池令她某日终于承受不了对母亲代表的阶层的背叛而逃离的挣扎。尽管如此种种,这个没有原乡的家庭,因苏北保姆的"酱"生活和不改的"先生师母"主人称谓而脱离了"酵母和葱蒜"气味的鲁豫皖南下干部行列;楼上音乐家的保姆单独餐饮正襟危坐细嚼慢咽,尤其三楼来自花园洋房的老外婆和外孙女的有意识被陪伴和调教,带给王安忆身上地域生活文化和新旧政权生活状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回避,以至于这座城市不变的气质不经意间甚至主观上融进了她的血骨,而"体面",这种资产阶级的要素也成为她关注的点。</h3> <h3>在某个"还有些晶亮的阳光停留在梧桐树叶中"的夏季向晚时分,公共汽车站,一对穿了汗背心和拖鞋的父子,少年背心染一片血头顶敷着纱布;父亲与司售人员商量能否乘一站路,"即便大革命时期上海公共场所还保留旧式遗风其中着拖鞋和背心者不能乘坐公共交通";"那女售票员欠起身子,望着门口的父子,有片刻迟疑,然后点头,允他们上车。……车厢里一片肃静,车行走在梧桐树夹道的林荫里,阳光透明。这城市依然美丽,少年的背影则抹上一道血痕。……"看到王安忆以如此细腻温情的笔触书写曾经的一抹,你会为她心目中的这座城市而感动,也为融入这座城市的她而感动。那种上海与她的质疑也因此而无力。</h3> <h3>此刻,冬阳下的梧桐,闪着经年不变的斑点。永恒的梧桐。</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