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求乞寻找党(作者马廷士1961年)

飞马飞驴

千里求乞寻找党   

中共赣南区党委书记-马廷士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工农红军，于 1934 年从江西出发，辗转十省，奋战两年，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红军西北会师后积极发展革命根据地，准备抗日。这时张国焘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不服从中央决定，与 1936 年假冒中央名义，私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队伍西渡黄河。 

        

         1936 年 12 月 12 日 发生了“西安事变”，爱国将领抓起了拒绝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蒋介石。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团结抗日，不究既往，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去西安，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释放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却在这时指使西北军阀大举围攻红军西路军。西路军由于离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过无数次血战后，弹尽粮绝，遭受失败。 （后注：此文是1961年出版，从1981年底起，西路军的老领导们要求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当时中央新时期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造成西北抗日局面，逼蒋抗日停止内战。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在张掖附近，我所在的部队被敌人骑兵追击打散了。当我避开敌人的搜杀，隐蔽到一个偏僻的山沟时，只剩下一个人了。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部队，象离群的雁，多么孤单啊！敌人还在巡回搜索，我是南方人，在这西北高原上是隐蔽不下去的，被敌人发现必然九死一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装回到黄河以东革命根据地去，找红军！

我分析当时形势，虽然西路军遭受了失败，但红军主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对革命是非常有利的。形势一明，心里就亮，信心也就更足了。我下定决心冲破一切艰难危险，讨饭也要回到革命根据地去！也要找到红军！

改装

我身上还穿着红军的灰色军装，这套列宁式的红军制服是多么宝贵啊！我穿着它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途，它上面沾染过多少汗水和硝烟啊！虽然它很旧了，我还是十分珍惜它。可是，现在为了回到革命队伍，我不能不脱下它了，就象要离开亲密伙伴一样，心中充满了难舍之情。

要改装就得要有便服，我身无分文，无法去买，只能向人家要。富有人家是仇视我们的，穷苦人家又很少有多余的衣服，这真是件难事，但我还是决定去找穷人，因为只有穷人才会同情和帮助我们。

天黑时，我离开山沟找到了一所单独的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位老汉和一位大娘。老汉问我是什么人，找他有什么事，我一说出我是红军，他就把我拉进屋去，紧紧的关上门，对我说：“小伙子，危险啊！这附近今天还有马家军（注一）来往。”我请求他换一套便衣给我，他慷慨的答应了，从里面拿出了一件破旧的光板老羊皮袄，老大娘忙找针线缝补裂缝。我脱了上装，换上了这件没有布面的羊皮袄，可是下身仍是军裤。 老大娘看了摇摇了头说：“这样还不能在外面走，碰上马家军，一下就会认出你是共产军（陕北人都称红军是共产军）。”老汉叹口气说：“唉，可惜我没有一条棉裤，要不换给你就好了！”这两位在打土豪斗争中政治上经济上都得过好处，对红军有一定认识的老人，这时都望着我发愁。老大娘想了一会，突然一拍大腿，眉开眼笑地说：“咳，有了！去年我闺女死了有条棉裤，给你穿！”说着进去找出那条棉裤来。我接住一看，是绿色面子的扎脚棉裤，大小还可以，就是那绿的颜色男人穿起来不像样。我捧住看了一会，急中生智，把棉裤翻过来，使白里子朝外，还勉强可以穿。

便服穿好后，老汉给我一顶破瓜皮帽戴上，腰间再系一根布带子，这样一打扮，像个帮地主家放羊的羊倌。再背上一个布口袋，拿一根木棍子，又活像个讨饭的乞丐。我再三道谢后，告别了这两位好心的老人。

红军的服装和用品我都送给了老人，有一件我舍不得丢弃的东西，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银质五星奖章。这是 1933 年我在湘赣省保卫局工作时，在扩大红军运动中获得的扩红模范奖章，看见了上面有“保卫局”的字样，肯定要抓去杀害的。经过再三考虑，为了保存自己，找到红军，继续革命，我忍痛地把它埋进了泥土。心想只要能回到革命队伍，赤胆忠心的为党工作，就不愁得不到新的奖章。

我进行最后一次检查，认为没有破绽了，便开始了我的两千余里路程的“乞丐”生活。

选路

从甘肃西部到陕北去，走那条路呢？必须慎重的选择。走错了路线不但到不了目的地，而且有生命危险。我在部队里是搞侦察工作的，经常调查研究情况，对地理、社会和敌情比较了解，对民情、风俗习惯也有研究，这大大的帮助了我正确的选择了路线。

我分析了一下，在我前面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河西走廊沿着兰新路向东南走去，在兰州一带过黄河到陕甘宁地区。这条路是平原，路近，好走，人烟多，物产丰富，气候也比较好；但是，走这条路很不安全，因为红军沿着这条路和敌人作过战，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严密，沿路驻扎有反动军队，危险很大。另一条路是从张掖到永昌地区后，就离开红军作过战的区域，向东北到民勤、横穿腾格里沙漠，进入宁夏，到银川附近过黄河，沿长城进入陕北，这条路大多是荒凉的沙漠，人烟稀少，吃食困难，气候十分恶劣；但是国民党统治也不严，有的地方反动的保甲制度还没建立，所以比较安全。把这两条路比较后，我为了保存自己，继续革命，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忍受饥寒之苦，穿过沙漠的这条路。

从张掖到永昌一带，是红军到反动派部队作过战的地区，战斗结束不久，白天敌人骑兵经常来往巡逻，搜捕红军。我虽然改了装，但一开口就是南方口音，碰见敌人还是会被发现，只好昼伏夜行。

这时正是冬天，西北高原白雪皑皑，朔风凛冽，严寒逼人，晚上行路十分艰难。有一次我跌入了雪窖，大半个身子被雪掩埋了，如果不爬出来，很快就会冻僵。我手脚齐动的往上爬，爬上又滑下，爬了很久才爬上来，但一只鞋子却掉在雪里找不到了。我的脚本来就冻坏了，现在要光着一只脚走路，真如走在刀尖刀刃上，刺骨的疼痛，走不多久就麻木了，幸好这时走到了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向老乡家讨了一块旧羊皮，包着脚继续往前走。晚间走路不易分辨方向，有时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一看，还在离原地不远的地方。

在这样人地生疏、敌骑横行的地区行走。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真是寸步难行。别说白天无法隐蔽，会被敌人发现，就是晚上行走，不知哪里有敌人，也会碰上敌人；更不用说，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一个人身无分文，饿也会饿死。由于红军来这里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但影响很大，群众对党和红军有了初步认识，所以现在群众对我军人员是同情和支持的。白天，群众让我藏在屋子附近的土窑里，这种土窑每家都有，是用来堆放干饲料的，藏在里面既安全又温暖。天黑时分，我就出去向老乡要吃的，老乡大多是穷困的，自己也吃不饱，但还是省下一点给我吃。当我向他们告别时，他们就给我指点路程方向，告诉那里危险，那里安全，那条路好走，那条路不好走。这样，才使我夜行半个多月没有遇到一次危险。

除了紧密的依靠群众，自己还得机警灵活，随机应变。我凭着过去搞侦察工作的常识和经验，观察周围环境，分析判断情况，并对民情、风俗、习惯进行调查研究。对住着敌人和富人的土围子、镇堡、大村庄，我远远避开，只找那三、五户的小村庄或独户人家讨饭、借宿，因为这里面住的都是穷人，有阶级同情心，思想上容易接近，因而有求必应，比较安全。

在路上，有时会碰到个别的同志，他们和我情况差不多，也都改了装，为了便于讨饭和隐蔽，不宜许多人结伴同行，所以碰到了还是分手前进。过了山丹，我碰到一位姓张、一位姓刘的同志，三人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同行。在走那条路的问题上，我们争论不休。我主张走沙漠那条路，他们却主张走兰州那条路。我再三告诉他们，那条路敌情严重，危险性大；他们却说过沙漠找不到东西吃会饿死，太艰苦了。特别是老张，消极悲观情绪很严重，他几次叹着气说：“苦，我已经吃够了，还要我吃那种苦？逃得出就逃，逃不出就算了，捉去也不过是做苦工坐班房，最多就是死。”我对他这种怕苦的消极思想进行批评，他便不吭声。

一路上，我想说服他们和我同行，好在过沙漠有个伴，互相照应，他们却想说服我和他们同行，我们之间的意见统一不了，走到永昌时，只好分手，他们沿河西走廊向东南走去，我则独自一个人，朝原野茫茫、黄沙无垠的东北方向走去。

过沙漠

披星戴月，忍饥挨饿的走了半个多月，到达了甘肃边境的民勤县境，这里是 腾格里沙漠的边沿，要过沙漠，必须在这里做好准备工作。

沙漠，过去我没见过，穿过沙漠，我以为最多是艰苦一些，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信心也很足。可是向几个过路人一打听，就像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使我的心冷了半截，他们称沙漠是“沙老虎”，说是不但过沙漠危险，就是住在沙漠边沿上也是危险，有时庄园和农田都会被流沙吞没。当我告诉一个年轻人，我要过沙漠时，他惊奇地望着我说：“你没有骆驼，有没有骡马，想过沙漠？”他摇摇头：“你还是别去送死吧！不说别的，一迷失方向，你就进的去出不来了！”

听了这些骇人的述说，我的思想有些动摇了。沙漠能不能过的去呢？如果过不去，白白牺牲了性命，太不值得，回头走兰州那条路吗？有很危险，这真是进退两难啊！在这为难的时候，我想起了党一再教导的遇事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决定再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

在访问了几户沙漠边沿上的人家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沙漠是可以步行过去的，不过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识路的同伴；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干粮。危险并不如传说的那么大，艰苦却是十分艰苦。调查研究以后，我心中有数了，下了最后的决心：不畏任何艰苦，坚决走过沙漠。艰苦，我是不怕的，在一个革命者面前，艰苦算得了什么？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在枪林弹雨中，我走过二万五千里，在饥寒交迫中，我夜行了上千里，现在再走它几千里吧！雪山、草地已经过了，现在再过一次沙漠吧！万水千山挡不住我们北上抗日，这一块沙漠也挡不住我寻找红军，继续革命的决心。

首先，我积极准备干粮，到处找人家乞讨。这里人烟稀少，又多是穷苦人家，有时连走几家讨不到一点吃的，一般是一家只能讨到一点点，有的是炒面，有的是窝窝头，什么杂粮都有，我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积少成多，忍着饥饿不吃它。积蓄到七、八斤以后，估计够了，便到沙漠的路口等着熟路人同行。

站在路口，每天都碰见有人进沙漠去，可是我不敢跟他们同行，因为他们都是坐着沙漠之舟——骆驼，或是骑着骡马，除了自己两条腿之外，还有四条腿帮忙！我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跟不上的，必须找一个步行的同伴才行。等了两天，一个步行过沙漠的也没有。我越等越急，望着无边的茫茫沙原，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过去，飞到陕北去！我心中暗想：难道真的没有牲口就过不了沙漠？不管它，耐心的等待吧！

第三天，终于等到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小伙子，牵着一匹骡子来了。骡子背上驮了一些东西，我肯定他们是要步行过沙漠的，满怀高兴地跑上前去，对老汉说：“老大爷，你们是过沙漠去的吧！请你带我同去！”老汉用疑惧的眼光打量打量我，见我这个褴褛样子，又是外乡人的口音，不知我是什么人，摇摇头说：“我们不过沙漠，是到附近走亲戚的！”他这么一说使我大失所望。但等了三天，才好不容易等到这伙步行的，绝不能轻易错过机会，我还是跟在后面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分析他们是不是走亲戚。我想，这沙漠里根本没有人家，他们到哪里走亲戚呢？从骡子上驮的干粮和装水的大葫芦来看也不像走亲戚的。我肯定他们是过沙漠，便紧紧跟上他们走去。

老汉见我跟在后面，神色有些慌张。低声跟两个小伙子说了一句什么，三人就放慢了脚步，缓步而行，想让我走到前面去。我见他们想摆脱我，便也放慢了脚步，仍然跟在后面，老汉便向两个小伙子丢了个眼色，拉着牲口绳子快步向前走去，想甩掉我。我一边加快脚步赶去，一边想道：看这三人的装束和骡子上驮的东西，不会是有钱的，也不会是经商的，那他们一定是劳动人民了，是劳动人民就好说话，应该想办法打消他们的顾虑，红军又有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现在正是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了，于是我赶上几步，与他们并行，和两个小伙子搭讪。老汉见摆脱不了我，便问我：“你是什么人呀？”我考虑这是安全地区，不会有危险，便告诉他说：“我是红军！”老汉惊讶地说：“啊！你是共产军！”我问他们：“你们过去见过共产军吗？”两个小伙子摇摇头说：“没见过”。老汉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共产呢？”我知道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没有认识，便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从南方革命根据地人民如何当家作主，过着幸福生活，说到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如何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红军为了民族利益，如何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北方来抗日；然后说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等地区，发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最后说到马家军的围攻和西路军的失败。我一面叙说，一面观察他们的表情，只见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听着，越走越挨近我，眼中的疑惧神色消失了，换上了友好的色彩。我讲完后，老汉叹了一口气，说：“这么说来，你也吃尽了国民党的苦！”我乘机反问一句：“你也受过国民党的苦？”老汉愤愤的说：“要不是国民党到处抓兵，闹得安生不了，我怎么会带着他们过沙漠！”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他是带着儿子过沙漠到蒙古躲壮丁的，心中暗暗高兴，就把话引到正题上来：“老大爷，国民党马家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患难朋友了，你就带我过沙漠去吧！我是去找红军的，陕北那边有红军的主力部队，我回队也是为了革命，给穷人报仇！”老汉一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吧，小伙子，同走！刚才不是我不肯带你，是这世道坏人太多，我怕坏人在晚上偷我的牲口。”我忙说：“老大爷，只要你能带我过沙漠，就是我现在的救命恩人，我忘不了你。牲口，你放心吧，有我们四人在一起，谁敢偷？”老汉听了，笑着点点头。

旅伴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刚才我只顾和老汉他们说话，没有觉到走路有什么问题，现在老汉答应同行了，却发现走路是个大问题。脚一踩下去，就陷入绵绵的深沙，每走一步，都要费劲拔出脚来。这还不说，更糟糕的是，我穿的是双大布鞋，一拔出脚，鞋内便装满了沙子，沉甸甸的，加重了双脚的负担，就像过去练功的人穿着铁鞋走路一般。我望望老汉和两个小伙子，他们都穿着长筒靴子，沙子进不去。原来，在沙漠不仅步行要穿长靴子，就是骑牲口的也都要穿长靴子，我这一双不合脚的布鞋都是向人家讨来的，当然谈不上穿靴子。我的身体经过长征和西路军的转战，再加上这段“乞丐”生活，已拖得非常衰弱了，这样消耗体力的走路确实是吃不消的，但我重回革命队伍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我以坚韧的毅力向前走去，不仅仅是走，而且要走的快，跟上老汉他们三人，否则，一掉队我就会迷失方向。

天黑以前，终于走完了一小站路，在站上歇下来。所谓站，就是沙漠中的一块低洼地方，稍可避避风沙。有的站有水源，有点儿稀疏矮小的草木，还有被烟熏黑了的几块石头搭成的小灶，除此之外，别无所有。老汉选择一块地方，用一条布斜搭在地上，我们便把头藏在布下面睡觉，避免沙子灌进眼耳口鼻。老汉十分警觉，他把牲口的缰绳系在枕头下。一刮风，他就叫我们坐起来，提放被飞沙掩埋。沙漠的气候十分恶劣，尤其是晚上，奇寒袭人，我穿着老羊皮袄还冻得打颤。

第二天一早，我们装好了水，继续赶路。沙漠上的路，只能从牲口的脚印和粪便中隐约的看出一条路，风一吹，沙子一掩盖，就完全看不出路了，不识路的人往往因此迷失方向。老汉是民勤县沙漠边的人，对沙漠很熟悉，他能从茫茫一色的黄漠中，找到形状不同的沙丘作标记，辨别方向和路线。所以我们有时虽然难免会走错一段路，但他能及时发现，回到正路来，因而没有迷失过方向。

一路上，我常给他们讲国内的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实际行动影响他们，自己走不动，也抢着帮他们背一些骡子背不了的的东西；晚上疲惫不堪，也坐着放哨，防备风沙。这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越来越亲密了，老汉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带的水和干粮都分给我吃。

晚上，有时遇到风雪，寒雪扑面，冷风灌人，叫人喘不过气来；有时碰到大风，黄尘滚滚，叫人睁不开眼睛，鼻子嘴巴都会进沙子，叫人难受，幸好没有遇到能够掩埋人畜的大风沙。沙漠的空气特别干燥，走了几天便喉干唇裂，说话都困难，吃干粮更困难，咽都难咽下。我的两条腿象灌了铅似的，沉重难移。这样艰苦的旅程走了七天，终于走出了腾格里沙漠。

到了沙漠外的小市镇王爷福，我和老汉他们三人分手了。七天的友谊，使得我们难舍难分，我再三谢老汉的深情厚意；老汉送我一些干粮，再三祝福我一路平安，早日找到红军！

归队

走过沙漠，我已是体力耗尽，骨瘦如柴了。一个多月的“乞丐”生活，讨一点，吃一点，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只能讨到一些洗锅洗碗水喝一喝；过沙漠时，七天没有沾过一点热食，没有尝过一点油盐，营养是少到极点。而体力消耗又大到极点。这还不说，偏偏那破羊皮袄里又生满了虱子，它们躲在羊毛里面，要捉也捉不了，只好听任它们在我身上开展大规模“游击战”，日夜吸允我的血液，我自身的养料都供不上，还要养活这许多小动物，真是吃不消。极端恶劣、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又受这些血吸虫的包围袭击，真是身受内外夹攻，我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

过了贺兰山，就是宁夏平原了。大陆虽然平坦好行，我走起来却十分费劲。这时候，我只要思想一动摇，就会躺倒地下爬不起来，但革命必胜的信念支持着我继续前进。

我走上了直通银川的大道，沿路人烟稠密，行人很多，我碰见衣着穿得好的上中阶层的人，或是成群结队的人，就远远避开，怕生麻烦；碰见少数几个穷人就和他们同行，打听打听银川情况，问他们会不会抓兵。有一个农民告诉我，银川走就走得，站就站不得。我牢牢地记住并分析了这句话。这里虽是比较安全地区，我还是没有放松警惕性。在离银川十几里路的地方，我找了一个偏僻的小庙住了一晚，第二天才随着人流从西门进城。我望着热闹的街道，身子虽然疲乏，肚中虽然饥饿，但我认为这里不可久留，水都没有停下喝一口，就直接从东门出城。

出城再走三十多里路，就到了黄河边上，我问过渡人讨钱付了渡船费，终于坐渡船回到了黄河东岸。

当我踏上黄河东岸的土地，心中真是充满了喜悦，这时我的身体虽然更坏了，但精神却更好。虽然还要走二百来里路才能找到红军，但和红军的距离是走一天近一天，走一步进一步了。

谁知就在这时，我稍一疏忽大意，就出了事。在离清水不远的地方，我讨饭忘了带打狗棍，碰上了一只大狗，扑向我乱咬，把我的棉裤撕碎了，在我的脚上咬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倒在地上不会动弹，几个好心的老乡赶开了狗，给我找了些草药敷上伤口，用块破布包扎好。

本来行路就困难，现在又被狗咬，真是苦上加痛，祸上加灾。我靠着一根拐棍，咬紧牙关，忍着疼痛，一脚高一脚低的向前捱去，每走一步痛一下，真是步步艰难，一天也只能走十几里路。

我以无比的毅力走了五天，当我走进一个小村庄，看见墙上有红军写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标语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两脚一软，坐在地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群众告诉了当地的地方工作干部，当他们来问我时，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才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了我是西路军逃回来的。他们忙搀扶我进了屋里，端来饭菜给我吃，吃饱了，扶我骑上毛骡，派人照护着送我到了盐池县城。

盐池驻着红军 29 军的一个团，团政委李长渭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当我用镜子一照时，简直不认识自己了，蓬头垢面，两颊深陷，瘦骨嶙嶙。李长渭同志要我洗澡理发换衣服，我想先照个像做个纪念吧，可惜当时盐池这个小城没有一个照相馆，只好把那件老羊皮袄放在院子里用火烧了，直烧得那些吸血虫“噼啪”作响。我重新穿上了红军的服装。

休息了一天，团部派人送我到了 29 军军部所在地定边，在定边休养了几天，又继续启程，骑着牲口走了七天，像孤雁回到了雁群，象儿子回到了母亲怀抱，我终于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我能胜利地回到革命队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发出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我的眼，照亮了我的心，照亮了我的前进道路。是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革命烘炉的锻炼，给了我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饶的毅力，敢于和困难作斗争，从斗争中夺去胜利。是群众的关心爱护和有力援助，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使我战胜了敌人、沙漠、严寒和饥饿。

我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应当感谢党！感谢人民群众！

（注一） 马家军指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反动队伍。

1937 年 4 月 18 日 马廷士同志于延安城着新军装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