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往事(一)

海纳百川（聞覺）

文/孟澄海 编辑/海纳百川(闻觉)

 壹

 

我相信宿命。

1982年秋，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祁连山麓的某中学仼教。秋天里，衰草连天，黄叶萧萧，心绪茫茫如飞蓬飘絮，不知归途。那日，从张掖西关乘辆老旧的班车，携了简单的行李，就向西南驶去。一路上，看见两边的田野上空空荡荡，偶尔冒出几株向日葵挑着金黄的花盘，独立西风，似在摇晃地老天荒的孤独。愈向南，愈感到祁连山区的冷寂、荒芜，譬如戈壁与沙滩、枯河与野地，还有冷清的村庄，褐黄的陈年草垛，飞来飞去的鸽群、叫声连绵的寒鸦……所有景物都在秋阳下呈现出一种荒寒、落寞的色彩和情调。

那一年，我的梦想是回到故乡。因为，我的父母已进入黄昏晚景，风烛残年，久卧病榻。我想找一处离双亲不远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更重要的是，我的根在那里，血脉长河中，掩藏着依恋故土的情结。不管走多远，梦里闪现的总是焉支山顶的白雪，萦绕的是窑坡山村的炊烟、雾岚、朝暾和夕照。但那个时代国家还实行分配政策，面对事业前途，个人几乎没有仼何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当第一次拿到那张巴掌大小的派遣证时，我便感到已无力改变现实中的一切。就像蒲公英的伞盖，被命运抛进天空，随风飘去。

汽车摇晃着走了两个小时，黄昏时抵达县城。我在学校报到后，便到了吃饭时间。单位一同事给我借了几张饭票，热心地带我去食堂就餐。记得那里是一个大院子，许多地方长着杂草，灰条或辣辣草之类，有一株苹果树，叶黄枝瘦，一幅憔悴的样子。学生食堂和教师食堂相连。学生都抬着铁皮水桶去打饭，吵声沸腾，很是热闹。老师不多，餐厅显得有点冷清。不过吃的却好，是又肥又嫩的民乐羊肉，每人一份，用铁丝扎起来，捞出锅便可大快朵颐。大家都蹲在门外的台阶上啃骨头，咂吸脑髓，吱吱有声，引来学生不停朝这边张望，目光中有一种充满饥饿的羡慕……

吃罢饭，我独自来到街上。夜暮已经降临，没有路灯，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照亮路边的水坑，一片浑浊迷离。中心什字，不知什么人在焚烧冥币，火光飞起，映红了几张皱纹密布的老脸。街面上，有两个醉汉在高声呼叫，像是在唱着秦腔，声调颇为恓惶。转过街角，那里有一间饭馆还未打烊，有个黑影忽然从里面窜出来，问我要不要哈拉（旱獭）肉，我吓得不敢搭腔，匆匆向单位跑去。那晚，我在学校单身宿舍的火炕上入睡，第一次梦见了县城的秋天，满山遍野都落着雪。梦境里的我，就站在几棵云杉下面，随风摇摆，像一株孤独的草。  

贰

 

我参加工作时，县城规模极小。东西南北被村庄和田野环绕、包围，是典型的村庄里的城镇。站在东山远眺，县城颇像一枚树叶，那贯穿东西的街道就是叶脉，而纵横交错的巷子则属于叶纹，至于人、屋、车可算为叶子上的斑点。造化神奇，也就是因势赋形的这么一片高地，成了人的集居之所，它冷清、安静、空阔、寂寥，市声喧嚣被高原的天风天籁过滤，有桃源的意境。

单位门前为王氏家族的故居，几十户人家散落在此，东家的厢房顶着西家的堂屋，南院的灶门依着北院的烟洞。黎明，家家生火做饭，淡蓝的炊烟从院里升起，绕着屋脊回旋，然后袅袅飘进虚空。傍晚，牛羊归家，牧童哼唱着歌谣，甩出一声响鞭，将那种天真快乐带进天际。只隔一道墙，这边是校舍、讲坛，书声琅琅；那边则有老树、野鸽，鸡鸣狗吠……学校毗连农家，文明与古风相融相合，也是县城令人怀想的一景。

县城西靠大河。大河因何得名，我不得而知，多年后，才知道它又叫洪水河，大概取其夏季暴雨倾泻，洪水泛滥之意。工作闲暇，我时常去河岸散步，踩着荒草乱石，一直朝雪山方向前进。深秋至初冬时段，河水渐趋枯涸，河床上露出很大石头，狰狞恐怖。突然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句子：一川碎石大如牛，随风满地石乱走。唐代边寒诗人都来过西北，笔下的意象阔大苍凉，读后令人陡生豪放之情。每想至此，竟恍惚觉得看见了岑夫子倚岸斗酒，长河饮马的情景，不由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那时候，河滩上有大片荒野，里面长着芨芨草、马莲、猫耳刺、狗牙花之类的植物，风吹过，发出瑟瑟之声，犹如弹奏地老天荒的琴弦。荒野上有墓地，新坟旧坟连成一片，如果遇到鬼节，这里就有人来祭祀亡灵，或烧香献供，或磕头祈祷，但仪式都简单潦草，急急来，匆匆去，仿佛在走一个过场。

草莽之间，有时还能见到早夭的婴孩，尸骸被红布裹着，就陈放在冰凉的地上，落满了尘埃和枯枝败叶，看一眼就叫人寒心。不知为什么，我常发现在死婴的身边留有枣红纸写的字条，其字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是咒语，还是谶言？颇神秘，不明就里。

 记得西方有个哲学说，所谓城市，一半栖居着生命，一半逗留着亡灵。

此言极是。

叁

 

电影院是县城最宏伟的建筑。从外面进门，有五十多级台阶，拾级而上，迎面可看到巨大水泥立柱。剧院内为穹庐顶，上嵌密密麻麻的灯泡，开映之前，电灯闪耀，一片通明。售票窗口半圆，只有碗口般大小，伏在窗台上，正好看见售票员的脸，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脸色均一律严肃、牛逼，仿佛掌握着一种比县长还了不起的权力。

第一次放映《少林寺》，可谓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我们前三天就打探到了消息，但买不到票，无奈之下，给售票员买了一包“兰州”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口袋，而得到的答复是：等下一场！最后还是通过同事在组织部的哥哥，买到两张，座位在最后一排。没有想到的是，为看一场电影，我的钱包被扒手偷了去，损失四十多元钱，几乎是一月的工资。

  八十年代，我在这个电影院看过的影片计有《少林小子》、《小花》、《天云山传奇》、《知音》、《第二次握手》、《海之恋》……

  县城除电影院外，还有录像厅。后者为私人管理、放映，地点设在偏远城郊，一间民房，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气味浑浊，是一个暖昧、神秘、鬼异的环境。我曾在这里看过一个片子（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偷着溜进来的。那年月，看录像的人一般是无业游民或街头混混），片名《情人》，演员是珍玛.奇和梁家辉。那个影片由杜拉斯的小说改编，内容虽有情色，但不过分。故事叙述的是段铭心刻骨的爱情，宿命，悲凉，忧伤，唯美，充满了诗样的情调。至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部经典的爱情影片。

秦剧团是县城美人云集的戏班子。每年冬日农闲，文化部门便会在南市场搭起戏台，演出秦腔，《三滴血》、《铡梅案》、《王宝钏》等折子戏悉数等场，生、末、净、旦，水袖舞寒，刀戟闪光，吚呀吼唱，一演就是几天。乡下年青人为睹当家花旦的姿容，不惜卖掉家中的粮食，凑足路费盘缠，在县城的小旅馆里住下来，看一遍不过瘾，再看第二遍第三遍……

肆

   

改革开放伊始，县城依旧平静，波澜不惊。最早来这里的客商是温州人，摆滩修鞋，坐在街道的墙角旮旯，操弄着咔嗒咔嗒的机子，给人家的皮鞋上钉个铁掌，缝个口子，活计既忙碌又琐屑。都操着南方土话，叽叽哝哝，如同鸟语。据说温州最早就靠修鞋发家致富，几年里，从这里挣去的钱数以万计，纷纷在家乡修起了楼房。有个故事讲，他们隔三岔五便给家人寄钱，还顺便发一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人傻，钱多，快来。

街面上只有一两家卖牛肉面的饭馆，早餐时间，馆子前人头攒动，排着长龙似的队，等待吃那一碗热面。兰州牛肉面传入县城，算得上饮食行业的大事件。数千年以来，山城居民都以面食为主，但从未见过谁能把一团面拉扯得如此花稍：一细、二细、毛细、大宽、小宽、韭叶子……凡符合食客感觉、口味的拉面，均能在一两分钟内制作完成，师傅张膀扬手，一起一落，面就飞进了汤水沸腾的铁锅。待拉面煮熟，盛于大碗中，再加入一勺油泼辣子，几匙肉丁葱蒜，食客就可以大快朵颐了。牛肉面香飘十里，火爆空前。传言有个叫南丰乡的农民，秋收后卖了粮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怀揣票子进城，美美吃一碗牛肉拉面。

这期间，地方小吃也开始出头露面，譬如羊杂碎、搓鱼子、凉粉、烧盒子、油糕……凡有特色的各式小吃，也陆续摆上了街头巷尾，最有名气的是闫家凉粉，粉滑料香，口感极妙。另外还有陆大人的醪糟汤，喝起来酸甜适中，略带酒味，颇撩人胃口。

娱乐业刚兴起，唱卡拉Ok，跳迪斯科。那种活动都在晚上举办，参加者为男女青年，大家穿着喇叭裤，登着高跟鞋，唱呀跳呀，一直闹腾到夜阑人静，方各自归家。当然，但凡开放，有美的东西进入，自然也会带来肮脏丑陋的风气，八十年代，县城里也有了风尘女子，青楼宴饮，娼寮歌哭，风花雪月，鸳鸯蝴蝶，这些虽有若干故事，但污染笔墨，不值一叙。

伍

 

那个理发屋在城北，建于何时，无考。

我只记得是二间土坯房子，外墙泥皮垂落，渍痕斑驳。里面却亮堂，一边贴着画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张。另一边挂日历，也是画，很老旧的革命样板戏剧照。不知为什么，挂历好象从未翻过，一直停留在80年的4月。

理发师傅共三位，两男一女，都年逾花甲，皱纹满面，两鬓霜白，很是沧桑的样子。老师傅们手脚麻，态度也热情、和善，所以顾客甚多，每天都有人拥在小屋里排队，等待理发。这其中也有我。

每次，我躺在那把木椅上之后，姓张的师傅就走过来，麻利地操起推子、剪刀、剃刀，一边给我剪发刮脸，一边说一些于县城有关的陈年旧事，譬如哪年遇到了干旱，百日无雨，庄稼都晒成了黄秧子；哪年又来了土匪，杀人如麻，尸体堆满城壕；哪年人挨饿，有家人的孩子被邻居偷去煮着吃了……从民国讲到解放，又从解放讲到五六十年代。县城的历史仿佛都装在他的脑袋里，被他一一道出，悲凉、曲折，令人心惊。有时，他也会絮叨一些当地趣闻，谁谁家的公公扒灰了，谁谁家的媳妇偷情了，谁谁家的毛驴生了两个骡子，谁谁家的杏树腊月里开了花，说到兴奋处，就拿着银光闪闪的剃须刀，左比一下，右晃两下，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

来理发馆剃头的老人很多，他们喜欢这里理发师的服务态度和人缘，更喜欢喧谎、扯蛋、吹牛的气氛。我时常看见有耄耋者，剃个光葫芦头，扭着脖子，叼个羊脚巴烟锅，在那间逼仄拥挤的小屋里哼唱《小寡妇上坟》、《割韭菜》、《送王哥》等小调，唱得激情四溢，老泪纵横。而那个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已经很少有人传唱了。

跟热闹的理发馆相比，圣天寺绝对又是另一种景象。

出城北，向西，过一条河，就能看见圣天寺的山门。门南为农机修造厂，门北是禅院。上世纪未，禅院刚完成修缮，进了那个月亮似的大门，眼前是还未整理好的花圃，新栽的云杉和落叶松才有人高，而铁铸的香炉也没有烟火痕迹，炉膛空空荡荡。只有一棵老杏树，虬枝盘曲，树叶婆娑，对着大雄宝殿，似在凿证寺院古远的历史。

我进入寺院，偶尔会遇到几个香客，他们来自乡下，带着的供品很少，大概只是些面桃、水果、饼干之类。总是很虔诚地爬在那个蒲团上，叩头，一遍接着一遍。有时，他们也会告诉我进香拜佛的目的，或者是求一个儿子，或是求一桩婚姻，或是禳除病灾，祈求福禄平安……真诚、实在，无怨无悔。香烧了，供品也献了，但不知在佛前许下的那个愿实现了没有？

那些年，每逢高考来临，我的一些学生都要去圣天寺拜佛，祈祷能考上大学。他们往往在上语文时逃课，一去就是半个小时，回到课堂后，个个脸色红润，目含笑意，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为这事，我也从未批评责怪过他们。因为我相信：心诚则灵。

陆

 

县城多平房，白墙红瓦，一溜儿排开，被青苍的云杉和白杨掩映着，远看确也有几分美丽。那年月，每个单位都有高低错落的院墙，墙上新标语落着旧标语，有的用红漆书写，或行或楷，字迹清秀工整。有的则随意拿纸粘上去，风次日晒后，就成了条条绺绺，墨迹污黑，犹如伤疤。标语的内容绝大多数与政治形势有关，或传达中央指示，或歌颂改革开放，最具特色的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比如“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必须刮刮刮”之类，语句通俗、幽默、尖刻，雷人，令人过目不忘。

八十年代，国家最严格的政策就是计划生育。一般而言，无论城镇乡村，无论干部农民只要你属超生偷生者，都必须接受苛刻、严厉的处罚。那时候，最忙的就是计生员，他们负责动员育龄夫妇，响应政府号召，实行节育，所以忍辱负重，困难重重。有个笑话说，某计生员在村子宣传安全套的用法，为了让农民听明白，他将那玩艺套在拇指上比划。后来，有个村民的妻子怀上孩子，上面要求流产，他坚决不答应，还找到了那个计生员大闹一场。单位领导过问，原来那村民在实用安全套的关键当儿，竟然也套在了手指上。故事是否为人杜撰，我不得而知，但每次别人以此取笑农民的时候，我内心总有一种无比伤感、酸楚的感觉。

国家改革，百废待兴。较文革时期而言，国家法制虽然渐趋正规，但还未完全步入理性、严谨、符合人性人权的轨道。我记得那些年，过一段时间，县上就要举行一次公判大会，极隆重，也极严肃。那个日子，犯人一律五花大绑起来，脖子上挂着纸牌，上面用毛笔书写其罪名：强奸犯、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公判会场设在武装部广场，9时整，犯人由武警押送，乘卡车到达现场，那里早就用石灰划了警戒线，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

公判会要求高中学生参加。早自习结束后，我们便整理好队伍，吹着哨子，喊着口令向广场出发，按时到达。大会开始，主席台上的领导宣布纪律，一、二、三、四诸条，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但有学生仍然安静不下来，叽喳笑闹，你推我搡，仿佛是来参加一个运动会。一直到了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结果时，学生才把目光集中到那些光头犯人身上。其实，就学生而言，他们并不明白公审公判的意义，那种紧张甚至恐怖的气氛，如一阵寒风，过去就过去了。

公安部门过几年就要处绝一个要犯，杀场选在县城北面的沙河里。去看热闹的人极多，他们就站在不远的高坡上，敛声屏气，听那一声枪响。那天也是传播谣言的日子，人们就一个死刑犯，会演绎出千奇百怪的传闻。那种种似真似假的八卦故事，似乎可以写成一部书。

  自九十年代后，县城里再没有枪毙过犯人。我有一年夏天经过沙河，发现那里已长满了荒草

柒

 

礼拜六放假，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县文化馆读书。

就一个阅览室，人极少，安静。临窗坐下来，拿一本书或杂志，在明亮的光线下慢慢细读。偶尔抬起头，目光所及，近处是农舍、牛羊、树木，再远就能望见祁连山，还有银白的雪。此景此情，使读书的感觉有了一种想象中的旷远与寥阔。

那些年，我在这里读过的书有：霍桑的《红字》、毛姆的《刀锋》、托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粗略计之，大概有四千多万字。印象最深的是乔伊斯的《尤利斯库》，意识流，时空颠倒，碎片拼接。我花了近半年时间，还没有读出个头绪。如同进入宝山，搜寻万般，最后却空手而归。

除啃大部头名著之外，我也借阅一些文学杂志。《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每期必看，且书写读书笔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上分期登载，轰动一时。新到的杂志，很快被人借走，等挨到我读时，里边的纸页已开了几个天窗。因为那篇小说里有爱情故事，描写性爱的段落就被读者偷偷裁剪了，以致留下满纸的窟窿。这就是八十年代，有关男女情事、性爱，对青年人而言，还是那么新奇，那么神秘。

我在文化馆认识了吴老师和牛馆长。吴老师画画，擅长描摩中国古代侍女，笔下的侍女婀娜多姿，有古典风韵。因家庭困窘，闲暇时，吴老师也给人家画棺材，赤虎龙凤，金鸡望月，画得都是一绝。据说画好一个棺材可挣到四五十元钱，在那年代，也算不少的一笔外快了。牛馆长是领导，但为人没有官架子，极慈善。他曾带我去展览厅看文物，从石器、石祖、铜钱、瓦当，一直看到瓷碗、铁剑、水陆画，仿佛让我穿越时空，走进了一个县城的昨天、前天，触摸历史，跟遥远的古人对话。

牛馆长还喜欢给我讲盗墓贼的故事。他说，有一回他们搞文物发掘，在一汉墓里发现了一具尸骸，呈跪姿，贴近墓室出口。猜测是几个盗墓贼为争夺里边的宝物，发生了内斗，有一个人被杀了，就倒在了里面，反成了墓主人的殉葬者。他讲的那些故事，总是离奇曲折，让我第一次了解到盗墓贼的世界：幽深、神秘、恐怖、血腥……

那时候，我经常接触的还有王学斌先生。王先生本是兰州榆中人，后漂泊至此，在城南一村落了户。他极喜收藏河西宝卷，搜罗到的抄本有五六十种，有些世所罕见，可称孤本。据说某大学学者，曾跟他出版过一册宝卷，但书到他手上，却没有自己的署名，后多次询问、上访，均不了了之。面对侵权，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只好忍气吞声，归于沉默。

我到王先生家，喝茶、吃饭，待暮色四合，夜晚来临，先生就给我“唸卷”。宝卷属敦煌变文，是佛教作品，唸时，先生洗手焚香，三叩九拜，之后方从天蓝色布包里捧出一册，或《二度梅》，或《薛仁贵》，缓缓翻开来，文句字数大至一样，整齐押韵，先唸后唱，最叫人心静的就是那个接句：阿弥陀佛耶……

捌

 

他们。两个人，一男一女。男人二十多岁，无正规名字，当地人唤作马星娃。女人四十多岁，无姓氏，有小孩们称她为“烧鸡王”，很怪诞的绰号。

  两个人，都患有智障。那是一种疾病，患者因大脑缺陷，不能正常认知世界。他们的内心无人知晓，犹如被云翳遮蔽的月亮，永远只有褐黄的暗影。

  从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两个男女就在县城大街上游荡，出现，消失；消失，再出现。游魂般的影子，在正常人视野里，成了一种古怪、诡异的移动风景。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流逝的时光里，男人的脸上有了刀刻般的皱纹，女人的头发也泛起零星的霜花，但他们的形象始终没有变：黑垢斑斑的面容，佝偻憔悴的躯体，褴褛肮脏的衣裤，惨淡荒芜的表情……

  通常，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上，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前行。马星娃背一梱纸板，“烧鸡王”则提着塑料袋子，那里面装着垃圾食品，一块白菜皮，半瓶废弃的饮料，几颗腐烂的蕃茄……他们漫无目的走着，也许会走向某个墙角旮旯，也许会走向某个桥洞、房檐下、树荫里…

所谓“家”，就是几个烂纸箱，一堆旧绵絮，两件破大衣。不管是阴雨绵绵的夏夜，还是寒风瑟瑟的冬晚，他们都住在那里，依偎着，相伴着，躲避来自人世的炎凉。他们是朋友？是姐弟？是夫妻？没有谁说出真相，为什么要说出呢，在那两个单纯如雪的心灵世界里，只要还有梦，在梦中能看见明天的蓝天和太阳，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时候，医院里经常有婴儿患重病夭折，死者悲戚不已，手足无措，只能把婴儿的尸体交给马星娃处理。听人讲，马星娃处理这种事非常细心，他会把那具尸体装在一纸箱里，上面还要盖上报纸，用绳子一圈圈扎好，然后才扛上肩头，一直送到大河岸边，用手挖好土坑，再小心翼翼地埋进去。一个智障男人，面对刚来人间就随风凋零的生命，想到了什么，又为何这么作，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县城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烧鸡王”的身影。有人说，她死了。死了。就这两个字，算是“烧鸡王”留给人间的最后信息。

而马星娃还活着，时常出现在街道、巷子之间，瘸着条腿，晃着，蹓着，见人就咧嘴笑，笑得空茫，荒寒。

玖

 

学校只有一台彩电，24吋，索尼牌。校长每次开会都说：咱这电视可是全县第一，日本货，大家要爱惜，别弄坏啦。口气象是叮咛，更象是煊耀。不过，在八十年代，东邻鬼子的电器就是质量好，吃香。

那时候，学校电视放在会议室里，外面套着个巨大的铁盒，白天锁着，到了晚上才打开让老师看。因为学生不上晚自习，吃罢饭，我们便早早把椅子搬进去，抢占个好位子，然后静待拿钥匙的领导来开电视。

中央台与地方台合起来只有三个频道，其中一个播新闻，一个播电视剧。最先热播的是《霍元甲》，共四十集，功夫片，打得云里雾里，煞是热闹。接着播《血疑》，日本连续剧，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荡气口肠。

《血疑》大概看了二十多集，渐近高潮的时候，电视机叫贼偷走了。没有仼何蛛丝马迹，只留下那个空荡荡的铁盒子，被撬开着，黑洞洞地对着我们。学校报案，来了几个警察，一脸无奈的样子。他们说，就在最近几晚，县城里丢失了五六台电视机，包括公安局的，也被贼偷走了。一切，仿佛都是一个黑色幽默。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都悬在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里。恨小偷，并不是因为他偷走了电视机，而是他无端抹黑了我情感中的某种想象和回忆，使内心陡生出许多莫名的伤感与怅惘。尽管后来，我重新开完了《血疑》，并且看了两遍，但物是人非，走进中年的我，早没了青年时代的那种深情和惆怅。历经沧桑之后，对别人虚构出来的所谓爱情，往往看得比清风白云还淡。

城里的小偷如蚊似蝇，让人防不胜防。我有一朋友，新婚之夜，便遇到了蟊贼。那个家伙乘他们熟睡之际，破窗而入，溜进卧会后，将新郎新娘的衣服洗劫一空，害得他俩第二日无法出门。更有甚者，一小偷潜入某领导家，搜箱挖柜，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只好把一瓶随手碰到的“滨河御液”给喝了，主人回来，发现他竟然四脚朝天躺在沙发上，酒酬入梦，睡得像死猪一样沉。

外地一女贼来县城作案，以色相诱人，手段简捷有效。上钩男人，往往被骗到出租屋，给他喝几口放了迷药的茶水或饮料，等昏睡之后，乘机将其身上的财物偷走。这类案子影响极坏，后来破案没有，不得而知。我倒是见过本地一女性小偷，在其窃取商场物品之时，被售货员逮了个正着，于是就有四五个同事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耳光扇得啪啪乱响。瞬间，那小偷就有了鼻血，血淋漓而下，染红了衣裳。后经人证实，那小偷是城郊一农妇，家极贫，有嗷嗷待哺的小孩。那一天，她只是偷了一包奶粉，是打算拿回去喂自己的心肝宝贝。听罢，我内心五未杂陈。伟大的母性，可鄙的贼性，此二者，究竟该怎样取舍，评判？

拾

 

读史料，知道县城原属月氏和匈一奴故地，先后称氏池、金山等。最有名的人就是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他曾在金山屯兵万人，平定河西，建立了北凉政权。弹丸之地，留下过帝王踪迹，也是值得后人怀想的一件大事。然而，五胡乱华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远得仿佛在时光尽头，听不见北凉的风，也看不到西凉的月。山围故国，潮打空城。除了祁连雪峰，除了洪水大河，那些饮马弱水、弯弓射雕的游牧民族，什么也没有留下。未留下一座城池、一个坟丘、一枚鸣镝……

二十一世纪初，我曾随博物馆的几个朋友，在乡下搞过几次文物普查活动。去永固八卦村，考察汉墓群，站在那黑魆魆的盗洞前，扼腕长叹。面对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的冢茔，内心沉重，有崩溃感。后又往南古寻访沮渠蒙逊的遗踪，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当日西风愁云，千山暮雪，万木飘摇，此景此情，令我恍惚回到远古。幽思触怀，遂写成一篇《一个王朝的侧影》。没想到该文被南方一家杂志刊发，还获了奖。奖全不多，二百块钱，到手后就跟一帮文友买了卤肉和烧酒，一顿饕餮花个尽光。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再审视那篇长文，我忽然觉得，那些文字叙述，除了华丽和典雅外，一无是处。所谓想象与联象，可能永远无法抵达时光的远处，多么优美的文字，也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胡天八月即飞雪。胡天未变，胡雪犹飘。那是唐诗中的雪，从古及今，一落就是千年。

初秋，山城里总要下雪。而一旦雪霁，天空就开始变蓝，是那种深蓝、冰蓝、童话般的蓝，蓝得叫人陶醉、心惊，恨不得让灵魂也融入天穹，成为一缕蓝色的风，一滴蓝色的雨……

我在雪地上彳亍。从西街出发，一直走到南街。那里是邮局和车，所有的肉体和思想，都可以搭乘上属于自己的快车，通向四面八万。在邮局门口，常年游荡着一个瞎子，据说其深谙巫术，只要摸一下人的骨骼，即可断定生死祸福。曾有几个好事者，为验证瞎子的神奇预言，找他触摸手骨。瞎子一一摸捏，至最后一人，他突然停下来说：你长的是一身驴骨头，将来会遭报应。那人听罢，立马脸如土色，挤出人群，落荒而逃。原来驴骨为诬者隐语，是不赡养父母的隐晦说法。后经旁人证实，那人经常打骂爹妈，确有驴性。这个故事非我亲历，姑妄听之，姑妄言之。

我在车站附近一处空地，还时常看间祁连藏民的身影，两个人，一老一少，穿皮袍，佩腰刀玉坠。他俩就坐在地上，面前铺一块红布，上面堆放着许多藏药，熊骨、鹿茸、雪莲、冬虫草、藏红花之类。卖药材，却从不叫喊，招徕顾客，默默守在那里，若两潭沉静的高山海子。有人讲，那个老者学问很大，通佛经，还能背诵《格萨尔王传》。但我每次经过那里，从未发现他跟县城里的人有过说话或交流的场景。在历史上，祁连藏民的先祖吐蕃人，曾跟当地的土著，做卖买，通信息，粮马互市，交往密切，而现在，他们的祖先早已如影随风，去向一片迷濛。于当地居民而言，藏人的语言早成了神话，时空相同，谁也听不懂彼此的心声，唯剰石头一样的沉默。

拾壹

 

那时候，我只在战争影片里见过电话机：小匣子，黑色，有个把儿。一般放在指挥所里，战斗打响之前，往往有军官站在桌子前，握住那个把儿，使劲摇几下，然后就对着话筒大声吼叫，发号施令……

八十年代初，我来学校上班。彼时，单位只有一台电话，也带摇把儿，不过机体为枣红色，破旧却鲜亮。电话安装在门房里，用一木盒盛放，平时上锁，似有保密性质。单位有不成文规定：非领导不准随意拔打电话。

爱人在另一地方上班。有一回，家里有个急事想跟她商量，本来是打算步行去她单位告知情况，谁知走到大门前，正好遇见看门房的老人，跟他说了，他倒是爽快答应，让我打一次电话。老人用钥匙打开那个盒子，小心地把电话机抱到我跟前，催我快打，并再三叮嘱不要让领导知道此事。

我作贼似的迅速摇动那把柄，咯吱咯吱几声后，话筒里有了回应，一个女音问：喂，找谁？我赶紧答：找我媳妇。那边似停了几秒钟，暴怒：谁是你媳妇，神经病！电话嘣地挂断了，剩下的只是一串嗡嗡之声。那一刻，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脑袋仿佛被人敲了闷棍，两眼冒星，心跳不止。

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别人，怕害臊丢脸（其实，我真不会打电话）。好久以后，我才晓得那年代接打电话的流程：客人先拨通信号，说清要找的单位，再由邮局插线员转过去，待接通单位电话，这才可以联系到你要找的对家。就过程而言，麻烦、复杂，胜过古代的快马传书。我不懂其中的奥秘规则，随意呼叫，难怪人家生气，挨骂当属活该。

又过几年，学校的摇把儿电话换成了转盘拨号电话，迅疾又更换成自动程控电话，凡数变，一次比一次先进，且不再挂锁，许多办公室都装配到位，让教职工随意接打。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自从那次以后，我很少触碰单位的固定电话，生怕拨弄不好，再从话筒里无端冒出一句‘神经病’的骂语。

移动电话什么时间传入县城，已无可考。我所知道的是在手机普及之前，人们还拿过BB机和大哥大。BB机小巧，有同事常跟钥匙链挂在一处，平时就吊在裤带上，遇有电话呼叫，那玩艺儿会吱吱呀呀的响起来，其声颇像老鼠鸣叫。大哥大则厚实笨重，形状类似砖头，一般是老板才能拥用。我见过有人在街上打电话，一手插在裤兜，一手拎着大哥大，转几个圈说一句话，声音故意拔高几度，吸引别人的眼球。那时候，对土豪的评价是：腰里别着大哥大，怀里搂着红嘴丫。前者是说他用的电话时尚，后者是说他玩的女人时髦，都是有钱人的标志。

时代在发展，科技更是突飞猛进。大约在上世纪末，县城里有了电脑。我第一次跟同事去网巴，两人花了四元钱，他打游戏，我练习打字。初次按触键盘，手指拙笨如柴，怎么也戳不到那些字母，弄了半日，才鼓捣出几十个汉字，而同事也高明不到哪里，他玩的那个游戏，也只是个单机扑克牌，什么空档接龙之类。直到后来，学校配置了电脑，办了几期学习班，我渐渐有了点门道，知道了如何上网冲浪，如何用QQ聊天，如何写博客……

拾贰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夕阳下，校园的小径上，两个年青人手挽手向宿舍楼走去，他们的背后是满树的黄叶，是归家的蝴蝶，是淡蓝的晚风……

那个唯美而略带伤感的秋天，他们刚刚大学毕业，从省城兰州回到故土母校。一对情侶，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将黄河岸边的海誓山盟，化为一朵雪花，一片红叶，静静地泊于祁连山下。爱情与事业，即将从这里起航，没有谁怀疑，两个充满激情的三叶帆会遇到风暴巨浪，沉没在浩瀚的时光洪流之中。

他们，都当了老师。男的教化学，学生给取了一个雅号：摩尔。女的叫兰，教英语，课余闲暇，还写诗歌散文。我读过她的文章，含蓄，内敛，朴实，叙述中有一种轻轻的忧郁。最重要的是他俩为人谦和，低调，言谈举止都显出教养和儒雅，颇受领导同事的喜爱。

这之后，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买房，生子，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小家小户的日子，虽然年复一年，半凡而庸常，但他们过得有滋有味。那时候，在偏远山城，人们经常会看见一对年青夫妇，牵手散步，或行走于绿树成荫的公园，或来住在野花烂漫的河岸……摩尔和他的爱妻兰，浑身散发着一种小资情调，婉约、散淡、浪漫……

我一直想，任何悲剧的开端，总少不了喜剧的映衬，唯此，悲剧才更震撼人心，更具美学意义。婚姻如同祭台，祈福于此，可能得到神明指示，满怀皆是星座，也可能转身便要坍塌，只剩爱情废墟。

我已忘却了是哪年哪月，只记得有个下午，我上完课回家，突然发现兰抱着腿，半跪在门前的台阶上。我以为她崴了脚，赶紧上前扶了一把，想把她拉起来。兰没有动，只是抬起头，无肋地看我一眼，那一刻，我发现她已泪流满面。

又过了几天，我才从同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兰得了一种肌无力的疾病。肌无力被称为运动神经之癌，患者概率极底，但死亡概率极高。听医生讲，到目前为止，医学界还没有找到治愈此病的办法。也就是说，患上肌无力就等于判了死刑。

逾一年，兰已不能正常行走，请假休养，跟摩尔四处求医问药，结果仍是无效。再两年，兰瘫患在床，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后来，又为了财产，双方对薄公堂。法院开庭那日，我看到兰坐在轮椅上，由娘家人推着，去打那个寒彻心肝的关司。

婚姻破碎成瓦砾，爱情送进幽暗的坟墓，那些曾经的忠贞、坚守、誓言均被雨打风吹落去。成双成对的倩影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许诺呢?都成了镜花水月，都成了恍如隔世的回忆。

那个马拉松似的财产讼狱，最终结果如何，我并不清楚。我知道的情况是，摩尔辞职离开了学校，先是去甘州教书，不如意，再辗转到新疆伊犁，最后客死他乡，成了底道的孤魂野鬼。

摩尔死去不久，兰也跟着殒命。我去参加兰的葬礼，是冬日，乡村白雪茫茫。她的灵棚就搭建在一棵山楂树下，冷情，萧索。兰八九岁的孩子披着孝布，拄着丧棍，跪在雪地上，她的白发母亲高一声低一声地哭喊着女儿的名字……

两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相继离世，本应该悲剧已经落幕。殊料摩尔的老父竟怀揣炸药，将法院炸了个天翻地覆，自己当场殒命不说，还牵连了诸多无辜生命。这一事件惊天动地，成了中国当时最轰动的新闻。

我的一同事，曾经在网上发一帖子，试图将这个事件作出客观、真实地叙说。帖子逋见诸网页，就招来全国网民铺天盖地的付伐。其实，那个时代，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还有宽恕与反思，以及多元的法治视阈。

就我而言，最不愿忆及的就是与血腥和暴力。此事过去多年，让我思考最多的还是摩尔与兰的短暂人生，因为只有透过他们的生活、爱情及婚烟，才可以窥见一个人心灵的光明与黑暗，透视到人性的斑驳复杂。

2014年，我与几个同事编撰《民乐一中校史》，我负责“艺文”栏目，在收集师生文稿时，偶尔找到了兰的一篇散文，是写妈妈的，题目叫《母亲和碗》，仔细校对了一遍，再读，眼晴里就有了泪花……

拾叁

 

从前，这里是一片田野，农民种庄稼，小麦或油采，还有土豆、大蒜之类，夏日里，姹紫妍红，蝶舞蜂喧，一片田园风光。大约在1986年左右，这里建起了酒厂。名曰“滨河”。其实这里并没有河，离厂最近的应该是农家炊烟、青葱白杨以及庄稼的气息与清香。如果是冬天，厂墙四周的土地里，可以见到麦秸朵、飞来飞去的野鸽、流浪的野狗、牧羊的孩童……

那时侯，酒厂规模甚小，类似作坊。酿酒的原料多为本地小麦或玉米，制麯发酵，蒸馏勾兑都用传统方法。产量不高，但酒醇味真，入口清香，辣而不冲，绵软细腻，如同仙醪。酒从粮食中产出，有天地日月精华，故饮之可健身，可延寿。

酿酒产生糟子，或曰酒渣，有农人运回家，喂猪饲羊，种地肥田，环保、实用。酒糟堆积于露天，被阳光照着，被雨露浸着，被清风吹着，那种清香弥散于县城，氤氲出令人微醺的气息，整个天空大地均有被陶醉的感觉。窃以为酒乃神物，只有农耕文明才可以酿出其真味，一入工业时代，酒即失去其醇厚和清香，甚或变为毒物。

酒厂最早产“滨河液”，后又有了“特液”、“佳酿”、“御液”、“粮液”……整个系列，牌子有几十种之多，不可一一记述。最早的“特液”不过几元钱一瓶，而到了后来的“酒粮液”已愈千元。细算之，每杯酒均超过十元，那种价格让普通百姓只能望酒兴叹。喝名酒的不买酒，买名酒的不喝酒。一切都在贿与赂的链条上运行，美酒名酿已成败坏风气的恶魔。

我还是想回到“滨河液”的年代。

礼拜六下午，几个朋友各掏腰包，凑出二三十元钱，然后买几瓶“滨河液”，几斤卤肉，便聚在某人宿舍，围坐于热乎乎的火炕上，聊天，吹牛，闲话就着烧酒，喝得迷天糊地。有时侯，酒买了，但又没钱买肉，只好弄几个苹果罐头，或从邻家要一碟醃白菜，照样酒兴盎然。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单纯，就那么几杯酒，喝的是感情，喝的是真诚与纯朴。

进入酒场，时间一久，我也了解到当地的酒文化，打通过关，敬酒罚杯，都有学问。什么铁关、驴关、楼上楼关、风刮草帽关，什么吹拳、拍拳、卖拳等等不一而足。每一种划拳方法特点鲜明，可窥见其人的个性胸怀，或豪气干云，或激情万丈，或畏琐无赖，或胆小如鼠……尤其跟领导喝酒，酒场就会转化为会场，饮者须时刻竖起耳朵，听其训导开悟，生怕招来无端责问。一般而言，领导少有酩酊大醉之丑态，因为其输酒多被别人代喝，一场大战下来，自是不醉，且清醒如常。喝酒为领导保驾护航，也属酒文化之一。

八九十年代，县城饮酒之风，可谓空前浓烈。几乎每天，都能看见醉汉在街衢摇晃，有的喊爹骂娘，有的东窜西荡，尤如鬼魅。街上的树木，刚活过一年，就被醉汉们的酒尿，给浇洗得没了生机。两边的垃圾箱，也常常叫醉鬼们弄得东倒西歪。喝酒到如此境界，不能不叫人憎恶，痛恨。

拾肆

 

县城东有一村庄，曰保家庄。考其保姓来源，或以地邑为姓，或以官职为氏，颇复杂。有专家推测，甘肃保姓可能源自元蒙贵族王保保一族，但也无家谱族谱凿证，聊备一说，尚存疑。

不过从有关资料看，县城保氏至迟在明代就已在此地繁衍生息，可称为真正土著。几百年来，保家占据东郊一隅，或经商，或务农，几经沉浮，依旧瓜瓞绵绵，终成县城一大族。

我记得保家庄有一水潭，当地人称为涝坝。水不多，上面漂浮着一层绿垢，太阳照射，显出一种斑驳的颜色，犹如生锈的铜镜。夏天，经常看见孩子们围着水潭钓鱼，大呼小叫，胆大的竟光着屁股在水里戏嬉，浑身沾满黑泥，像一群活蹦乱跳的蛤蟆。涝坝低洼，临水处有一棵老榆，虬枝横空，树叶婆娑，被保家人称为神树。有老者言，那棵树是他们先祖所植，迄今已愈三百年之久，且树有灵性，祈祷即可禳灾祛病。我看过断枝处的年轮，实际不过百岁，致于灵性之说，疑其虚妄，不信。   临街，有保家铁匠铺。有三个工匠，一人司炉，拉风箱烧火；一人握钳，夹着铁块放在砧子上支挥；一人抡动大锤，起落如风，砸起的铁花往四下里飞溅。他们主要打制镰刀、铲子、狗铁绳之类，偶尔也为马挂掌。那些将控车的马牵来，用绳子将其绑在一木架上，然后由铁匠把打制好的掌子钉在马蹄上，以此防止马在行进中打滑。许多个夜晚，我从铁匠铺前走过，看见炉火闪着红光，光膀的师傅抡锤打铁，挥汗如雨，那摇晃不定的影子被光焰涂了靛蓝的轮廓，场景恍惚，仿佛回到遥远的古代。

保家也有屠户，以杀牛宰羊为业。年关将近，屠户便收购青海牦牛，从山里赶来数十头只多，聚于自家庄户前，进行宰杀。杀牛之前有祈告仪式，焚香拜神，把锋利的刀子浸在水盆之中，寒锋波光，恍如神的隐语。人杀牛，其行为已有罪过，那个拜神仪式，是否可算作心灵的某种救赎？

牛被屠杀，骨肉堆积如山。城里人蜂拥而至，不到半天，即销售一空。剩下牛皮，也悉数被人买去。山城有回回专收购皮货，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回蹓跶，车座上驮着牛羊皮，吆喝之声不断，招摇过市，也算一景。

我有一学生姓保，是保氏家族晚辈。我跟他师生情谊深厚，多有来往。有一回去他家，他父母用哈拉（旱獭）肉招我，当时正值鼠疫流行，卫生部门曾多次发出警告，禁止食用这种动物，我不敢动筷，谎称感冒腹泻，而学生老父则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流油。我发现他家墙壁上，四面挂着孤狸、岩羊、猞猁的皮子，那些玩艺儿被烟熏火燎之后，显出古旧苍黄的颜色，在昏暗的光线下似有张牙舞爪之势，令人恐惧。那夜，学生老父给我讲巫神赶尸的故事，说到高潮处，竟然连唱带跳起来，声振屋梁。我突然想起了消失于时光之中的游牧部落，眼前仿佛晃动着匈奴人、羌人、土蕃人、瓦剌人、鞑鞑人的影子。

每次走进保家庄， 总会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个马孔多的地方，恍然就在我的眼前，隐秘，古老，诡异……

拾伍

 

也不知道，这个县城里还有个作家协会。

名头很大，听起来好象是一个响当当的组织。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作家，最多也就是若干个文学青年，大家都有写作的爱好，互相抱团亲近，便成立了这么个组织。

当然，在中国的体制内，任何民间组织须符合政府规定和相关法律，否则随意搞出个这社那会的，蹦跶不了几天就会被依法取缔。县作协成立时，一切按照上面指示进行，开会，选代表，订章程，酝酿讨论，无计名投票……程序正规、严格、繁琐，好象选县长一样。其实，就那么十来个代表，大家心知肚明，选票发下去，该画圈的画圈，该打叉的打叉，不到十分钟，选举结果就出来了。

我当选为民乐县第一届作协主席。

从来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还与什么“主席”有了瓜葛。那一刻，仿佛就在梦中。我的一帮文友们却欢呼雀跃，那样子就像完成了一项伟大使命，恨不得牵着我上街游行，向全县人民作一次史无前例地煊耀。为了感谢文友，我只能自掏腰包，请大家在一个饭馆吃了一顿“炒炮”，喝了几杯黄酒，待酒足饭饱后方欣然散场。

其实，在上世纪九O年代，文学艺术已经边缘化，人们崇尚的是香车宝马、名媛豪宅的生活，物欲横流的时代，权力和金钱已攀上了金字塔顶，让万众匋匍在地，顶礼膜拜。而对舞文弄黑的人，社会上称为“文艺愤青”，或干脆叫“神经病”，充满了鄙夷与蔑视。

写作是一件丢人的事（多么悲哀啊），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去搞。往往在夜晚，待万家灯火熄灭之后，我才坐在书桌前，摊开一沓稿纸，写下一些文字，诗歌、散文、小说，都创作，但无一成就。写出的东西拿去投稿，将那个装满梦想的牛皮纸袋，作贼似地塞进邮筒，转头匆匆离开，然后就是慢长的等待。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待往往没有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等来一封退稿信，铅印文字，几句冷冰冰的套话，没有编辑的任何体温。

很少在公众场合谈论文学，怕引起别人送来的白眼。记得有一次唱酒，有个文友突然叫了我一声主席，瞬间，全场人的目光齐刷刷朝我射来，单位的一领导瞪大了眼晴，嘴角的肌肉霎时绷成了一条线。主席？谁选的主席？主席是随便叫的吗？我从他们的神情中很快读出了那种惊悚、迷惑及嘲讽，内心紧张万分，几近漰溃，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

但不管怎么说，那个作家协会都是我们文学爱好者的家园，如同荒原，虽远离红尘，寂寞孤独，但依然有野花野草，自由生长。彼时，跟作协常联系的文友有：中峰、思潮、振武、世永、真学、金花、剑丽、鸣飞、登学、如浩……十几个人，在自己家里轮流作桩，吃饭，喝酒。酒酣之后，便开始在精神世界里漫游，谈论唐诗宋词，也评说顾城、海子，涉及最多的是文学与爱情的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观点。

思潮是文联主席，有办公地点，平时主编《祁连风》杂志。我在课余闲暇，常去文联聊天、吹牛，有时也帮他们选些稿子。思潮和老薛都是热情好客，喜欢用马场青稞酒吊我的胃口，三人对酌，喝得天旋地转，方才作罢。喝高了，我们便登上楼顶，大声朗诵舒婷的《致橡树》，诗情与酒意合而为一，仿佛给我们枯燥的心灵带来了飞翔的翅膀。

那时候，中峰先生已年过花甲，他写古体诗，也创作骈赋，自己挑头创办了“海潮诗社”，但因为没有经费办刊，就到处化缘找钱，乞求赞肋，往往弄得一身疲惫，满眼无奈。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诗人的价值还不如一个乞丐。跟中峰相反，真学写诗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他曾自栩为激情诗人，夜晚灵感来袭，来不及寻找纸张，就把诗一首首默写在老婆的光背上，天明再看，尽是佳句。“妻背题诗”，一时在作协圈里被传为佳话。

九八年秋，我们组织会员赴山丹开焉支山笔会。听说，北京来了大作家，我们每人都准备好了习作，打算请高人指点，尽快提高写作水品。谁料专家太少，根本就看不过来。我们几个美女作者好不容易挤到跟前，那几个专家便匆匆离去了，连个签名也未得到。那个黄昏，我们依然坐在焉支谷里喝自己带来的烧洒，有文友醉了，把自己的文稿撕得粉碎，一把扔进河流，象凋零的花瓣，随水漂去。

后记

 

居祁连高地，不知不觉已是三十多个春秋。

抬头依旧是祁连雪峰，苍崖云树，白云山岫，岩羊雪豹，神鹰古隼，亿万斯年过去，依旧安静、自由，悠然，无悲无喜，犹如神之遗址，万物皆沉寂于此，在浩大苍茫的隐喻中，眺望远去的时光，如烟如霞，似梦似幻。

俯视人间，光阴流逝若西风长河，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消隐，旧貌换成新颜，新颜又变作废墟。人事匆遽，生命短暂，所有的繁华与喧嚣，恩爱和情仇，转身就是苍凉，就是空空荡荡的虚无。跟天空雪山相比，人间岁月，时事春秋，仅仅是一个眨眼而过的瞬间，看不见永恒，生命的存在，也只能停留在朝露般的虚幻之中。马尔克斯在其名著《百年孤独》的开篇，有一个经典的句子：多年以后……这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是作者的叙述时间，那个时间即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下和未来。我在写“县城往事”时，似乎也遵循了如此的时间设定。我把自己亲历的事件、人物，放在流动的时光岁月里，去表达，去再现，虽然都是断片与残简，但力求拼接出属于县城的一个特有时代原貌和风景。

当然，没有谁能真正回到事件的原点，当岁月流逝之后，所有的记忆已经被时光删减、修饰甚致篡改。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是超现实主义的。作家普鲁斯特以写实闻名世界，但他描写的巴黎也只是梦想中的天堂。所以，回忆只能算作语言的废墟，其中的一切无法用现实去佐证、考稽和说明。

我要证明的是，三十年过去，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看见这片大地上的雪山、云朵和星空日月。历经沧桑后，我依然爱着这个偏僻、荒寒、孤独的山城。

写完《县城往事》，冬至即将来临。冬天走到了尽头，依稀看见春天的背影就在不远处。突然想起了两句歌词：

如果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