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蛮”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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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野蛮”母亲

一

从前，母亲不“野蛮”，非但不“野蛮”，还很温柔。

母亲兄弟姐妹九个，二男七女，母亲在家里排行老二。母亲十三岁便出了家门，到上海去给人做保姆。母亲小学都没读完，但人很能干，她常对我们说：“若是我不退学，怕是能中个状元哩，若是我不去上海，跟着你们外公学剃头，怕也是个剃头的行家里手哩。”我外公是个剃头匠。

父亲和母亲成婚后，从省城回到了老家，那是个沙地小镇。父亲在花边站工作，母亲则进了胶木厂。

母亲在胶木厂上班，活儿很是辛苦，需得三班倒地干，生产各种开关盒子。母亲负责加工，把胶木粉装进铁模具里，再将模具推入机床中，加热加压，如此，胶木制品便制成了。前道工序倒还简单，后道工序却既难又费力。加压加热完成后，须得由人把几百度高温的模具取出来，先冷却，再将模具里的半成品取出，翻转，而后用力磕打，方能把半成品磕出来。模具既烫又重，必须戴厚厚的手套，还得有强大的臂力和腰力。

为了节省厂里发的线手套，母亲尽量用旧的，破了就用胶水一层一层地粘。她把节约下来的手套给我们做线衫、线裤、线帽和线袜。

母亲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厚厚的，像是打了一层袼褙。我曾多次想要动笔，写一写母亲这双手，可每次一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写起。那手上的每一处伤痕，每一个老茧，似乎都在诉说着母亲的辛劳，一想到这些，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悲伤，双眼也不禁湿润起来，实在不忍心继续写下去。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还会在三班倒的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做些花边活。碰到时间紧的活儿，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忙碌。

母亲的辛劳给我们带来了安逸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小镇上的小康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对政治运动毫不关心，父亲却加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成为保皇派的一员。那时，父亲整日灰头土脸，只能借助抽烟排解烦闷。他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发雷霆，甚至对哥哥动粗，打得他死去活来。母亲总是在一旁哭泣，到了无法忍受的时候，她会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边哭边喊：“不要打了，要打就打我吧！”那时，母亲刚过三十，却看上去已经像个中年妇女，眼角出现了鱼尾纹，手背上也有了明显的褶皱。

后来，父亲被调到县城工作，母亲便承担起管教我们的任务。母亲对我们管教得不怎么严，只是在作息时间上，却要求我们严格执行，别的方面则基本不管，因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更多。

记得初冬的一个晚上，风高月黑，母亲去上夜班，我和哥哥到后门的池塘边玩，发现湖面上有鱼在浮头。哥哥拉着我回家，拿了手电筒、鱼叉和水桶，一路小跑，来到池塘边。

那天晚上，我们一共捉了半水桶鱼，可谓收获颇丰，我和哥哥都高兴坏了。

哥哥掏出钥匙开门，谁知门却被反锁了，我俩敲门，使尽浑身解数地敲，敲了十几分钟，里面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心里一沉，想：坏了。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街上黑黢黢的，隔壁小太婆家里窜出几只猫，它们闻到了鱼腥味，眼睛在黑暗中闪着荧荧的绿光，在我们脚下停下。寒风阵阵，身上的汗被冷风吹干，我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这时我才感到家的温暖，可我们却被母亲关在门外，因为我们违背了母亲的规定。母亲要求我们“十点之前必须睡觉”，但现在已经过了午夜。

在寒风中，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站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此时，门隙里透出一点亮光，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紧接着，吱呀一声，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满脸憔悴，眼里噙着泪花，哽咽着说：“你们是不是要我死？你们在门外面，我怎么睡得着？你爹回来我非告诉他不可，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她看到鱼叉，又看到水桶，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弯下腰，拎起水桶，把鱼倒到街上，说：“谁稀罕这几条鱼！我要是小太婆就好了！”隔壁小太婆八十好几了，一生独居，只有十几只猫陪伴着她。

鱼在地上蹦跳着，银色的鳞片在夜色里下一闪一闪。旁边的猫看见了，飞也似地扑过去，又引来了一群猫，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荧荧的绿光。我知道，把这半桶鱼倒掉，母亲也很心痛，但与我们不守规矩相比，这鱼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她只是吓唬吓唬我们，免得我们遭受皮肉之苦。

母亲不善言辞，她所有的温情都体现在日常的行动中，而她刚烈的一面则被她藏在心底，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她绝不轻易展示出来。

我和哥哥能够健康成长，母亲居功至伟。

二

一九九七年，父亲得了尿毒症。开始我们都觉得这病能治，跟别的病一样，只要打针吃药就行。后来，我才知道这病是不可逆的。但母亲不相信，四处求医问药，西医不行就看中医，中医不行就求神拜佛，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做血液透析。

母亲通过熟人，从省中医院请了个老中医，据说这老中医专治尿毒症。母亲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那时的父亲，人已浮肿，用手指在脸上一抠，就是一个小坑，身上还出现许多红斑，体内的毒素已经开始往外攻了。老中医开出的药方是用中药泡澡，一天两次，用出汗代替小便排毒。

在父亲用中药泡澡那些日子里，正值仲夏，家里整日弥漫着一股呛人的中药味。母亲亲自为父亲洗澡，每次都累得大汗淋漓，身上沾满了褐色的药汁，活像个油漆匠。

经过中医治疗，父亲的病情有了些起色，母亲喜出望外，逢人便说中医的好处，对肌酐、尿蛋白等肾功能指标也说得头头是道。她坚信父亲的病一定能治好，厄运绝不会降临。

然而，出乎母亲意料的是，父亲的小便突然枯竭，中医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母亲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中医疗法只对急性肾衰病人有用，而父亲的双肾已经衰竭，只有通过血液透析和换肾才能保命。

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做血液透析。在作出这个决定前，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声不吭，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擦着眼睛。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那泪水是从他心底涌出的。

父亲心里清楚，这尿毒症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他才五十五岁，看上去却像七十岁的老人。

母亲见父亲落泪，她那刚毅的一面立刻展现出来。她扶起父亲，安慰道：“血透就血透，我会照顾你的，等有了肾源，马上换肾，你肯定能恢复如初！”

第二年，父亲患上了肾衰综合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心脏积水引起的心衰，常常在后半夜发作。如今，只要晚上十一点后家里的电话响起，我就会习惯性地心里一紧，心跳也会随之加快，生怕父亲又发病，需要立刻送去医院抢救。有时我和哥哥去得稍微晚了些，母亲就自己背着父亲，从六楼艰难地走下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在寒风中焦急地等我们。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生病的父亲身上，却忽视了母亲。其实，母亲也老了，她比父亲还大几个月，身体也不怎么好，她的右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是青光眼，那是她年轻时做电焊工留下的后遗症。此外，母亲还有胸膜炎，时不时就会发作……

一九九八年的岁末，父亲做了肾移植手术。换肾后的父亲，容光焕发，又重回工作岗位，精神头十足。他还有一年才退休，他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母亲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重拾自己的爱好，家里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父亲竟然感染了病毒，住进了上海长征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母亲在医院附近的社区招待所住下了。我们让她住宾馆，她不肯，说：“宾馆不能烧饭烧菜，招待所可以。”母亲还是想亲手做饭给父亲吃。

医生把能用的抗生素都用了，还是不见效，只能靠物理降温，在肛门里塞“消炎痛栓”。这活儿护士都嫌脏，母亲却亲自做。为了不弄脏医院的床单和棉被，母亲在做之前先把父亲抱到躺椅上，再在床上铺上吸汗的布，然后把父亲抱到床上进行物理降温。父亲有时会大便失禁，弄脏母亲的手，母亲就去卫生间清洗干净，回来继续为父亲降温。当我们看到母亲这么做时，心里都不是滋味，决定给父亲请个护工，母亲却坚决不肯，还怒气冲冲地说：“要别人来照顾的话，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也不用去上班了！”

母亲独自一人在上海，举目无亲，既要买菜烧饭，又要到医院照顾父亲，更苦的是她还要跑别的医院。由于一些特殊的化验在长征医院没法做，要到瑞金医院，母亲便拿着血样挤公共汽车。她心里挂念着父亲，心不在焉，一不留神，就被汹涌的人潮挤到了门边，手里的血样险些被挤掉。她连忙用身体护住血样，手里紧紧攥着，生怕有什么闪失。好不容易到站了，母亲晃晃悠悠地从人群中挤下车，汗水已经湿透了她的衣衫。她顾不得自己，一路小跑着赶到了瑞金医院，将血样交给了医生。母亲一下子瘦了十多斤，头发也白了，她含辛茹苦，一心只盼着父亲能早日康复。

父亲的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是无法治愈。要保肾，性命都难保。到后来，父亲又出现脑梗死，神志不清，我们只得让父亲弃肾，舍车保帅，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剂，回萧山第一医院治疗，重新做血液透析，以排除父亲体内的毒素，增强父亲的抵抗力。

回家后，我们让母亲在家休息，若再让她照顾父亲，她怕是要彻底崩溃。可是，母亲坚持做饭给父亲吃，还自己送到医院。看我们照顾父亲，她怎么看都看不顺眼，又开始自己动手。失去知觉的父亲，眼睛朝母亲一瞥，母亲就很兴奋，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一动手，你爹就高兴。”

也许是母亲的行动感动了上苍，父亲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过了二个月，父亲可以起床活动了！

一切像是做了一个梦，一切从头开始，父亲再次依靠透析机生活。

二OOO年，父亲第二次换肾。母亲汲取教训，没有特殊情况绝不许父亲外出，如外出必须戴口罩，饭前必须洗手，饭后必须刷牙，管父亲像管小孩子一样，非常严格。母亲有时外出买菜回家，发现父亲不在，就急得不可开交，一边拨打我和哥哥的电话，一边到小区里去找，像找离家出走的孩子，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以前母亲怕父亲，现在父亲怕母亲，父亲也知道，如果没有母亲，他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但是，老天给了父亲机会，给了他一盏神灯，可这神灯的油还是干了，因为他没有像阿拉丁那样，有枚神戒。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八年。

二〇〇八年，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母亲得知后，突然“野蛮”起来。

我和哥哥咨询了许多专家，决定不让父亲动手术，采取保守疗法。母亲知道后，情绪瞬间变坏，歇斯底里地喊起来：“你们说不动手术就不动手术？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爹死！你们必须去上海，去北京，哪怕去美国也要给我把最好的医生请来！！”

父亲是肾移植者，且移植了两次，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否则移植的肾就会被排斥。如今，父亲又罹患肺癌晚期，如果再动手术，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为了母亲，我和哥哥还是带着父亲的病历和影像资料去了上海长海医院，找到了朋友介绍的教授。这位教授曾医好了我朋友的朋友的肺癌。

教授看了病历和影像资料后，直摇头，说：“看来不行，动手术百分之百不行！”我忙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教授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进行介入疗法，我同学他们在搞，对肝癌很有用，肺癌不知行不行，我打电话问问。”

教授拿起手机，拨通了上海肝胆病医院翟博士的手机。翟博士是吴孟超的学生，而吴孟超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名师出高徒，师徒俩还都是黄菊治疗小组成员。

我们见到了曙光。

翟博士与教授会诊后，告诉我们：“手术摘除肿瘤，万万不可，唯有采用介入疗法一试，但成功率极低，你们需要自己拿主意。”

这种介入疗法名为“射频消融法”，是以高温射杀癌细胞。

我们犹豫不决，心下忐忑难安。黄菊不也未治愈吗？

治与不治？这成了一个难题。

回到家，我们将情况告知母亲。母亲情绪激动地说：“速速请来！”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然而，介入治疗进行了三次，不仅未见成效，反而加速了父亲病情的恶化。父亲身上的脂肪，仿佛被癌细胞吞噬殆尽。母亲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突然大发雷霆：“谁让你们动手术的？还吹嘘给黄菊治过病，我问了，黄菊早就死了！你们爹我不管了，你们自己管！！”

母亲就是如此“野蛮”！说完，她便拂袖而去。

为此，我一直自责，满怀歉疚。以父亲当时的状况，在治疗中承受痛苦，何如带他出去旅游，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父亲的死亡报告上这样写着：尿毒症，肾移植二次，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脑瘫，肺癌，肺癌转移。世间如父亲这样集多种病症于一身的人，怕是再难找出第二个了。

幸的母亲，在父亲生病的十多年里，她既是妻子，又是保姆，还兼任医生和护士，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三

父亲去世后，母亲欲哭无泪。她承受了最大的痛苦，流尽了最多的眼泪，熬过了最难熬的绝望。母亲整个人都垮了，神思恍惚，与人说话时，眼睛不看对方，而是看向别处，仿佛在自言自语。

正如《心是孤独的猎手》里所说：为什么？相爱的人，有一方去了，为什么剩下的那一个不追随自己的爱人而去呢？仅仅是因为活着的要埋葬死去的？因为那些必须完成的有条不紊的葬仪？因为那个活着的人好像走到了临时的舞台上，每秒钟都膨胀到无限长，而他正被许多双眼睛观看？因为他要履行职责？或者，因为有爱，剩下的那一个必须活下来，为了爱人的复活——因此走了的人就没有真正地死去，而是在活着的灵魂里成长再生，为什么？

当别人问起母亲老周到哪里去了时，她总是轻声回答：“老周出差去了。”

我察觉到母亲的异常，她的眼中充满了无奈和无助，仿佛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我联系了医生，希望能帮她走出困境。

“我不去！医院我去的还不够吗？我就是死也不去医院！”母亲激动地嚷道。父亲在世时，她把医院当作圣殿，那是她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父亲的依赖；父亲去世后，医院却成了她心中永远的伤痛之地。

我只好自己去找医生。我找到了萧山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他曾是第一医院的院长。我详细地向他叙述了母亲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专业的帮助。

他认真地听着，不时皱起眉头，然后轻声说：“你母亲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说完，他开了药方。

这药很特别，需要搅拌在饭里，和饭一起吃。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吃饭前，我们都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把药放进饭里。

然而，母亲最终还是发现了。她默默地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那一刻，我看到了她内心的脆弱和无助，她像是一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母亲勃然大怒：“你们以为我得了精神病不成？怪不得近来我总是觉得不对劲，总是昏昏欲睡，原来是你们在捣鬼！从明天开始，你们都给我回自己家去吃饭，我不需要你们陪了！”言毕，她将饭碗连同其中的饭菜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再三解释，说这是治疗神经病的药，并非精神病药物等等，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说到底，我们自己也难以厘清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抑郁症究竟是属于神经问题还是精神问题，或许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解释清楚。

面对母亲的“野蛮”行径，我们只好暂时退让，以退为进，让她尝尝一个人的滋味。同时，让我的妻子充当联络员，每天与母亲通个电话。

就在那时，一群推销保健品的人瞄准了母亲，他们一口一个“妈”“大姐”“老板娘”地叫着。他们说母亲病得不轻，先让她听课，免费试用，还赠送礼品，然后就……

母亲就像战士归队，精神振作了起来，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坚决认为自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她说身体整天摇晃，尤其是腿，像踏在棉花上一般，有时像弹棉花。推销员说：“这病只有他们能治！”

于是，母亲慷慨解囊，花一万买了一只饮水器，升级又花好几千，说会生产碱性水，这碱性水包治百病。又花了一万多买了康佰磁性床垫，这床垫也治百病。买了孢子粉，蛇酒，虫草，海参，海藻，螺旋藻，玛咖……三万元一只的神戒，磁枕，磁衣……在保健品推销人员面前，钱不再是钱，如同毛草纸。

当钱用得差不多时，母亲想到了我们，但又难以启齿。她另辟蹊径，打电话给我妻子：“我便秘了，痔疮发作了，我要去医院把它割了。”

当一个人有病时说无病，无病时说有病，那么，他或她，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我立即联系医生，在萧山医院安排好床位，让母亲住院。

动手术前，看见别人都在做肠镜，母亲突然提出也要去做肠镜，说自己便秘可能不是痔疮引起的，是肠出了问题。

母亲做完肠镜，第二天割了痔疮，我们给她请了护工。想不到她与护工又较上了劲，动不动就骂护工，要辞退她，说护工的工资她可以买好多保健品，让人哭笑不得。但与邻床的张伯伯却很投机，张伯伯是个退休教师，两人还出去散步。我以为有戏了，让母亲找个老伴不失为一个良方。我高兴得屁颠颠的。

可是，我一打听，人家的老伴健在，这姻缘如同喇嘛头上的帽子，黄了，否则，母亲成第三者插足。

我们希望母亲在医院里多住一段时间，等痊愈后再出院。想不到她只待了五天，吵死吵活要回家，说家里的花要渴死了。

我们又一次在她的“野蛮”面前，弃械投降，顺应了她。

到回医院复检的时候，又出了状况。母亲在复检时突然尖叫起来，把医生吓了一跳，还以为是他做的手术出了差错。医生连忙把我拉到护士站，低声问道：“你妈怎么回事？”他以为母亲有精神病，我赶忙解释道：“我母亲患有抑郁症。”他点点头：“怪不得，手术前，她的举止就有些反常，老是说腿不行，摇晃摇晃，把一丁点不适无限放大。我开个单子，你带她到精神科去看看。”

精神科，不叫精神科，叫心理科，求诊的病人很多，个个神情都与我母亲差不多。看病时，母亲还好，与陌生的病人聊天，但一到家，看了所配的药，她就不乐意了：“这医生有病，又给我配精神病的药，坚决不吃！”说完把药扔出窗外。

这药名叫“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只有医学博士才能明白，里面只有八粒药，说明书倒很大，有报纸那么大，正反面皆是。从药的成分分析到抑郁症病人自杀的原因，自杀还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人到老年人，分门别类，连篇累牍，洋洋万字，佶屈聱牙，字又小得如女人脸上的雀斑，仅不良反应一览表就占四分之一的页面，涉及人体的各个方面，从身体到身心，都有副作用，而功能只有几个字：用于治疗抑郁症。怪不得母亲起疑心，正常人也会被逼疯。

我们和医生都治不好母亲，但是，一场意外的事故却治好了她。

四

那天，我甫进办公室，便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妈出车祸了，情况很严重，正在第一医院急诊室。”

我惊愕不已，如遭雷击。

我赶忙叫上司机，冲进电梯，又嫌电梯的速度太慢，恨不能从十七楼跳下去。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到医院后，母亲正在拍 X 光。我冲进 X 光室，结果已经出来了。

谢天谢地，还好，只是左手肩胛处脱臼，没有骨折和骨碎，而且也不是被汽车撞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

母亲的脸煞白，如一张白纸，嘴唇浮肿，还流着血。

她坐在轮椅上，失了魂儿似的，被吓得哇哇乱叫，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我们推着母亲回诊室。医生忙得焦头烂额，病人个个都疼痛难熬，眉头紧锁，龇牙咧嘴地呻吟。

医生从电脑上看了母亲的 X 光片子，说：“还好，只是脱臼。”说完立刻开始治疗。

治疗完毕，母亲的脸渐渐有了血色，再也“泼”不起来，手臂搁在绷带上，像伤兵刚从战场上下来，嗫嚅道：“幸亏穿了红裤头，不然命都丢了。”母亲属马，那年是她的本命年，犯太岁。

出院后，暮色苍茫，在外面吃了晚饭，就直接把母亲带到了我家，强行让她住下。她无可奈何，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她从来没有在我家睡过，也没有在我哥家睡过，她太倔强，太执拗了。

我搬进新居后，曾叫母亲过来住，她死活也不肯，说：“宁愿死在老小区，也不住在你家。老屋热闹，晚上你父亲要回来。”我父亲就在老小区的家里驾鹤西去的。

第二天，母亲嫌白绷带难看，就用丝巾代替，无所事事，白天到我哥那儿，与缘孙女一起在小区里逛。以前她基本上不去，怕带不好小孩，遭我嫂和侄女她们白眼。现在的孩子，很金贵，像我侄女的女儿，保姆都换了四个，其中三个是菲佣，现在那孩子就由菲佣管着，英语也会几句，与太婆有些生分，但这次受伤，倒是让一老一小产生了感情。

到了晚上，母亲就爱坐在电视机前。她常看的节目有“阿六头讲新闻”“老娘舅”之类，最爱的要数相亲节目，特别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每一集都不会错过，我还以为这节目被广电部枪毙了，已经好久没看了。

母亲看电视时，我通常会在旁边看看书，或者用 iPad 上上网。母亲对节目里 24 位女嘉宾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连那些被牵手的嘉宾她也记得。我很是奇怪，后来才知道有些是重播。她最喜欢那位主持人，说他有特点，嘴有点歪。

看着看着，母亲突然会兴奋地叫起来：“爆灯了！”我问：“什么爆灯了？”母亲说：“就是女嘉宾看上男嘉宾了。”果然，24 位美女中有一位面前的灯亮了起来。母亲还总替男嘉宾担心，说：“男的话绝对不能多，话多了，灯也灭了。”

母亲在我家待了不到半个月，就把小区里一半人家的情况都搞清楚了。她知道我家楼下的人家是哪儿的，为什么只有周末才来住。隔壁一楼住的还是靖江老乡，这我倒是知道，但记不清她家里人的情况，母亲说：“她娘当过靖江公社的妇联主任，她有个女儿，刚出国留学回家。”还知道有一家只住着一个老太婆和保姆，老太婆怀疑保姆偷东西，而她女儿却认为不打紧，去个强盗来个贼，保姆都一样，与其换个人来偷，还不如老的好，该拿的也都拿了，会生悔过之心的……

总之，如果母亲在我家住半年，小区里的人估计也都认识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邻里关系很差，如同陌路，主要是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少了，我们呢，热衷于赚钱，人情自然就淡了，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连自己的同学也只是发个微信什么的，很少见面。

母亲在我家时，家里养的花都起死回生了。

冬天里，我对家里的花儿怠慢，既不把它们搬进屋里，也不浇水，结果好多花儿都快死了。母亲见了，就嗔怪道：“要么不养，要养就好好儿地养。别以为冬天就不用浇水了，人为什么天天要喝水，花儿也是一样。”说完，她就去摆弄那些花儿，尽管只有一只手能用。

随着早春的来临，那些原本病恹恹的花儿，竟奇迹般地发出了新芽。

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场车祸让母亲不再“野蛮”，家里也终于云开雾散了。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从前，母亲温柔地呵护着我们，我们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当母亲变得“野蛮”时，我们却不能用温柔去化解母亲的“野蛮”，甚至连陪她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呜呼哀哉！

《完》

2023年12月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