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军之路：（一）从军梦

王玉华

        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
        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
        伴着那骆驼刺啊扎根那戈壁滩
        摇着那驼铃吹着那鹰笛
        敲醒了黄沙漫卷灰蒙蒙的天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
        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
        丹心照大漠啊血汗写艰难
        放出那银星舞起那长剑
        撑起了艳阳高照晴朗朗的天
 
        啊…马兰
        一代代追寻者青丝化白雪
        一辈辈科技人情铸边关恋
        青春无悔生命无怨
        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前 言

　　我的军旅生话，虽只有短短六年（1969年3月至1975年3月），但同样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天山脚下，戈壁滩上，曾留下我年轻时的欢笑、苦闷、追寻、希冀，……哦，那座落在南疆的、一度神秘的马兰场站，如今离我是那么远、又那么近。

二0一六年八月一日

　　二0一六年八月一日用手机拍摄于家中

（一） 从军梦

我的高中是在离家约五十公里的省淮中就读的。这所学校是淮阴（现叫淮安）地区的重点中学，考取大学的几率比较大，当时家里人甚至还有亲友对我的未来比较看好，村子里的一些家庭还把我作为肯念书的典型教育他们的孩子。但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击碎了我的大学梦。

       高中二年级一结束，“文革”就开始了。校园里开始出现张帖在黑板报上以至办公楼墙上的大字报，其内容主要是传播高层以及外界信息，后来又逐渐出现批判学校个别领导或教师的所谓官僚作风、不当言行的内容。继而风行起红卫兵组织，佩戴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组织发展很快，一夜之间能一下子冒出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各组织的人数多少不同，有的甚至只有几个人，但都制办鲜艳的旗帜，集会或游行时都由组织头头或头头指定的成员举着，那情景有点像运动会入场式。旗帜上书写着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带有那个时代崇尚革命的色彩，如“五月风暴”、“井岗山”等。我们班也组织了一个叫做七三战斗队的红卫兵组织。开始热衷于书写、张贴以转播其他单位大字报内容的大字报（有点像现在微信转帖），后来还搞了一个叫做《战地黄花》的手抄报。但兴趣很快发生转移，1966年秋，高校学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我们也不安分了，不再热衷于大字报、手抄报，开始三五成团谋划如何像大学生那样，也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串连的理由是我们也要到外地学习“造反”经验，更好地把握斗争大方向。我们战斗队的成员都各显神通，陆续离开学校，踏上了去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串连之路。

           校园内开始出现大字报……

            继而兴起红卫兵组织，……

       “文革”开始阶段，我曾三上北京，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那次去北京的有四个人（巧得很，四人后来先后在自己家乡验上了兵），都是本班同学。当时真是用尽了心机，终于赶在1966年国庆之前到了北京，被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在一所高校，好像是北京医学院。我们几个还没来得及出去逛逛，见识见识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十分陌生的首都北京，就传来消息，要我们编队军训，以便I0月1日参加国庆游行活动。这当然很开心，军训中我们都很认真，安排来给我们军训的解放军同志也很卖力气。十六人一排走队列，开始是七前八后，不成样子，但慢慢的就走整齐了。国庆游行期间，解放军教官也一直护着我们，直至活动结束。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军人，开始萌发了从军的念头。
　　

　　这是1966年秋大串连期间在天安门前的拍照，后排穿白上衣的就是当年的我。那一年17岁。

当年一起去北京串连参加一九六六年国庆游行活动的四个人四十八年后（二0一四年十月）又聚在一起(仍按当时的序列拍照，只是前排两位由当时的蹲着改为现在坐着)。

　　大串连间隙及大串连叫停之后，我们都是或在学校搞运动，或回家赋闲，来去都没有人过问。各级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老师也跟我们一样，或者参加运动，或者赋闲，极少数因这样那样原因受冲击的除外。后来有不少人反思，说是如何如何躭误了青春年华。其实那时多数人（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师）都觉得很刺激，很好玩，甚至感到是难得机遇，遇到这样激情燃烧的时代。不过，这种生话状态也不是都那么令人激动、令人神往的。局势在不断变化，不久就出现红卫兵组织的分化，形成大大小小甚至是势不两立的派别。不同派别对领导干部或者是对新组建的临时领导机构产生分歧，为此进行大辩论，并以大字报、手抄报等形式相互揭露或指责对方，一开始还是说理，继而冷嘲热讽，继而升级为谩骂，继而演变为武斗，并开始出现因派别武斗而死伤的情况。为此，家长纷纷跑到学校，劝说自已的孩子回家避险。但处于运动风口浪尖的只是少数，多数是观望，是看热闹，称为逍遥派（这跟现在微信群中不太露面，潜水的群员差不多）。我们那个小小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属于逍遥派。
　　无事也会生非。我们那个战斗队的一众成员为管闲事，一度闯进了离学校不远但过去从不熟悉的董家小院。随着往来较多，我们和董家人日益熟络，其中两位年岁稍大点的同学还与董家女儿谈起了恋爱。后来，看到我们的衣着比较朴素，董家阿姨还把她离世的丈夫的旧军衣送给我们。那时流行穿军服，虽然董家阿姨给的军衣很普通，但穿起来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记得我也拿到一件旧军衣，并穿上在学校里招摇，结果被我一个校友也是同乡的瞧上眼，他软硬兼施地把我刚穿上不久的军衣换过去，之后再也不在学校露面。军衣的失去，我很是懊恼了一阵，但也再一次萌动从军之梦。

　　董家小院位于花街 (“文革”中改为东风街)的一个巷子里，离学校很近。班里一个同学熟悉董家，因故引进。

　　虽然想去从军，但从军之路並不顺畅。1968年春在学校进行的验兵，我很快就被刷下来，原因之一是身高不合格。那时虽已19岁，由于生活原因，个头並不高。接着是“四个面向”，“老三届”一起毕业，各奔前程。农村来的当然回各自农村，继承父辈的事业，参加集体的农业劳动。当时我们那个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正筹办小学代课点，队里的干部们见我是省淮中的高中毕业生，便一致要我担任代课教师。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认可就行。我曾推辞，但他们就是硬性让我上了那个既简陋又陌生的讲台。可不久我发现，管理这些小孩就不是易事，都是本村小孩，家长都熟悉，有的还是长辈。对这些孩子宽不得、严不得。队长是邻家叔长，他支持我严管，并亲自选了根柳条给我，说对不服管教的尽管用柳条抽。可我总感到下不了手。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征兵工作开始，于是我决心再去试一试，希冀出现奇迹，实现从军之梦。当时之所以迫切想去当兵，可以说既是心中不断萌动的从军之梦的趋动，同时也是为着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

         ……同时也是为着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