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庆庆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深深感受到父亲、母亲这一辈子过得太不容易了，一直来都有一种想为他俩写点什么，为他俩留下点什么的愿望，似乎不这样做，有点于心不忍。退休后，有了闲靜的时间，这种想法显得更为强烈。于是在老四庆庆的牵头下，大家一拍即合，你提供一点，我扯上几句，慢慢回忆，细细思想，把父母亲在世时与我们交谈中那些片言只语穿合了起来，又把他俩平时收藏的一些老照片找了出来，经过反复筛选，终于以文字配相片，把父亲、母亲不平凡的一生构画了出来。图文并茂，并以书的形式给予呈现。也了却了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五兄妹对父母的一种感恩与怀念，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吧！     

　　光阴荏苒，大江东去浪淘尽，白驹过隙不复还。我们敬爱的父母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刻骨铭心的对双亲大人的思念之情，常令我泪湿衣襟，夜不能寐，饮水思源，百感交集，父母的身影，恍然眼前。一直有写点文字纪念长辈以示后人的心愿，可匆忙的生活节奏扰乱了我的思绪。近日，抖擞精神，静下心来，整理了珍藏年久的资料相片，将怀揣多年的思念之情凝诸笔端，寄托哀思。

　　父亲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生在浙江嵊州长乐镇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丧父。是奶奶给富人做佣人培养读书的。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从小天资聪颖，乖巧懂事。奶奶那年去当地一个叫裘先生开办的私立学校做佣人，父亲幼小，只好也跟着去。父亲很喜欢读书，就伏在窗口外面听老师讲课，老师叫学生背书，有的都背不出来，父亲就能接上去背出来。裘先生知道了父亲心思，也发现了父亲的天赋。有一次为了试探，他故意把钱丢在地上，父亲看到后，心里有多喜欢，可这钱不是自己的，绝不能要，就大声提醒，先生你丢钱了，裘先生大喜，觉得这孩子是棵好苗子，就要求奶奶好好培养父亲，到教室上学。可奶奶一人干活要养家糊口，哪来的钱给父亲读书啊？于是奶奶让十三岁的姑姑跟熟人到上海一家绸厂做童工，以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父亲就跟随裘先生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奶奶说，裘先生很喜欢父亲，还免了父亲的学费。这是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母亲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贫民家庭，自幼丧母。听母亲说，母亲从小缺少母爱，生活的苦，一言难尽，感觉总是饿一顿饥一顿的，苦水里泡大。母亲和二舅从小就寄养在伯伯家的，有好吃的伯母会把母亲和舅舅骗开让自家孩子吃。外公在杭州工作很少回家，偶尔会捎上衣服和鞋子给两个孩子。记忆中外公好像是法官，听说外公对书法很有造诣，方圆四周颇有声望，杭州西湖名胜景区曾留下外公的墨宝。母亲从小就被要求按外公的字贴临摹写字，所以母亲和两个舅舅的字都很漂亮（萧山天马加油站是二舅书写的，至今还在）。外公在母亲十二岁那年去世，从此母亲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母亲说，她的求学真不容易，没有一个固定场所读书，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特别记忆的是当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肆虐华夏大地，到处狂轰滥炸，学生们是一边逃难一边读书的。这是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母亲相识于湘师校园。这所学校创建于1928年，由于时局变化，湘师为避战乱，辗转七迁校址，历尽艰辛，在饥饿与瘟疫中挣扎，湘师在顽强的苦斗中坚持办学，面向全省招收贫困家庭学生，免缴学费，所以求学者甚多。我父母亲就学时，湘师搬迁浙南山区缙云县。因母亲从小就失去双亲，寒暑假很少回家，基本都住学校里。父母在湘师尽管不在同一班，由于假期都在学校里度过，所以一来二去也熟了。父母打小就是两根苦藤上结的瓜，相似的家庭背景，让两颗孤寂的心慢慢融合。听父母说过，时任湘师校长金海观十分关心和爱护贫困学生，经常到学生寝室探望并问寒嘘暖，如同父亲一般。春风化雨，以爱心感召学生是金校长的一贯作风。我父母的结合也是金海观校长促成的。

　　时任湘师校长金海观先生伉俪合影。金校长一家是和谐幸福之家，夫妻俩宽厚仁慈，关爱学生，视如己出。父母亲读书时生活清苦，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曾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

　　金海观校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的乡村教育家。金老去世后归葬故土浙江省诸暨。年迈的父亲满怀着对恩师的崇敬之情，在身体虚弱欠佳的情况下，缅怀先辈，前往扫墓。

　　2000年10月21日，我陪母亲参加恩师金海观校长立像落成典礼，慷慨捐资500元。母亲说，金校长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他倡导的“湘湖精神”、师表风范，在父母亲的教学生涯中受益一生。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是学生时代的父亲与湘师同学留影。

　　母亲湘湖师范简师毕业留念。

　　湘师毕业后，民国三五年，父母分别在诸暨开一乡小、临浦小学、定海沈家门镇小、萧山赫山小学任教。1949年到1954年又调到萧山城北第一中心小学任教。新中国诞生初期，百废待兴，师资奇缺，教师调动比较频繁，哪里教师缺少，就被调到哪里。在城北时，我父亲除了教书，还义务帮助区政府做些文书工作。因解放初，即使区政府的干部，文化水平也不高。由于父亲工作认真，积极肯干，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不久就担任了城北区校校长。

　　一九五四年，因工作需要，父母双双调到了瓜沥一小（当时的名称是瓜沥区第一中心小学），父亲当时担任一小的教导主任。

　　五十年代，父亲到瓜沥一小后，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开展扫盲识字教育活动，采取夜校，业余班形式办学，颇见成效。当时父亲学生，陆成庚，陆成东以及我姑姑，都是通过扫盲，认识了很多字，甚至可以阅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

　　父亲和董省非伯伯是湘师同学，又是城北区校的同事，更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在湘师读书时，董伯伯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的领袖（湘师校志有记载），父亲是学生会干部，后来又一起在城北区校任教。董伯伯是一个好学上进的有志者，五十年代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深造。我父亲受董伯伯的影响，在有四个孩子的情况下，通过考试也进了杭州师范大学读书进修。听父亲说，当时整个瓜沥区只录取了两名教师，父亲就是其中一名。

　　董伯伯和沈老师的婚姻是父亲促成的。我尊敬的董伯伯北大毕业后分配在浙师大任教。董伯伯与父亲患难之交，友情深厚，情同手足，每逢回家，他必来我家与父亲相聚。对下辈关爱有加，按惯例，总要检查我的作业，望着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禁不住让我胆颤害怕。董伯伯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他，知书达礼，博学多才，任劳任怨，才50多岁时在浙师大讲台上突发疾病，猝然离世。记得父亲赶赴金华送别吊唁，那天父亲到金华已经晚上，没了公交，父亲是连夜冒雨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的。

　　父亲参加当年高考俄文学科的准考证。

　　父亲大学毕业照。

　　大学毕业后，欣然接受国家分配，父亲再也回不去做他的一小教导主任了（后来有不少同事说，钱老师你当年如不去读大学，可能已当校长了）。到了绍兴齐贤中学任教，父母开始了漫长的两地分居生活。当时家里已有四个孩子，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看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的父亲只好把嵊州老家的老母亲和姐姐接出来照看孩子。

奶奶和姑姑帮带孩子，父母亲可以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瓜沥一小早先的校址是塘下高的高家祠堂。高家祠堂分为前后两井，建筑规模宏大，驻足观望，壮严肃穆。祠堂内不少地方放着高家先人的牌位，雕樑画栋，龙飞凤舞，尤显深邃阴森气氛，白天人多还好，一到晚上不少老师是当地的，住在学校里的不多。我父母一直来是以校为家的。尽管母亲受过教育，是个唯物主义者，但这样的环境谁见了都会害怕，特别是晚上寂静得真让人心里发颤、阴森可怕。没有电灯，只有油灯，如鬼火一般，有时老鼠走动，野猫怪叫，再加上当地一些老年人的传说，年轻的母亲真是度夜如年，父亲又在外地，肃然而清冷的环境，沉寂得让人可怕，更何况一个文弱女子，经常彻夜难眠，有时紧抱着小孩入睡。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的。岁月悠悠，长途漫漫，现在想想 ，我们都会后怕的，不知当年母亲是怎么度过的！

　　母亲自从调到瓜沥一小后，一直到退休，没有再调过学校。可以讲，她的一生兢兢业业为瓜沥镇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现在凡瓜沥镇的一些年长老者口中，一提起母亲陈老师，都有着较好的口碑。记得03年我母亲因病去世，在追悼会期间，她的老同事孔爱儿老师还提起，陈老师教书确是动足了脑筋（因母亲一直来在小学任低段教育），为了使一年级的学生记牢“碧”字的写法，釆用了“一个王同志，一个白同志坐在石头墩上”这种形象化识字教育，从而使孩子们能牢记这个字形。这种“童谣式“的教学模式，即使到了现在，还是很先进的。母亲对学生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学生作业没完成、错误没订正、书写不规范，她总是不肯放手，一定要达到要求为止。中午放学，傍晚放学让学生留下来纠正䃼习这是家常便饭，她宁可自己饿着也不肯放过。她的胃病也许就是这样经年累月落下。当时有个别家长还不理解，但更多的家长都很乐意开后门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母亲的班里。这些孩子由于小学低段基础打得扎实，在后来的学习中成绩一直不错。一些孩子的家长每每碰到我母亲，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与母亲攀谈几句，感谢母亲为他们的孩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想方设法促使学生提高成绩，毎次考试后，母亲总会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每月35．5元）拿出部分买铅笔、橡皮、小本子等奖励好的、有进步的学生。这就是爱心感化教育。

　　记得当初母亲班级有个很特殊的孩子，人很聪明，可个性不象别的孩子阳光，衣衫褴褛，冬季了，穿着也很单薄，有时穿着单鞋甚至拖鞋来上学，在刺骨的寒风下索索发抖。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从家访中得知，孩子的家庭也很特殊，母亲患有精神病史，他从小缺少母爱。善良的母亲从本身紧张的自家孩子衣服里，挑出衣帽鞋子让他穿上。并开导他好好学习，做个懂事明理的乖孩子。让他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母亲慈母般的爱心举动，深深打动了这位学生尘封己久的脆弱心灵，如沐春风，犹润甘霖，让他象换了个人似的，好学上进，并开始展露阳光般的笑容。母亲的爱心使他终身铭记，直到现在还感激零涕，每次遇到我们，总是念叨，你妈妈陈老师真是好人。

　　记得当时瓜沥中学沈子正的老婆高春梅到一小代课（她是从代课老师转为民办老师再转正为公办老师的），由于只初中毕业，缺乏教育方法。沈子正就特地跑到母亲这里，要我母亲做高春梅的指导教师。母亲言传身教，在她身上义务化了不少心血。母亲在工作上严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几十年来她几乎年年做班主任，在期末给学生写品德评语时，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离期末还有一个多月，她就开始写了。先打草稿，再反复修改，每天晚上都写得很迟。五十多个学生（当时每班学额都这样多）要写出不同的个性来真是动足了脑筋，有时母亲文字组织不好，就把某学生的个性讲给父亲听，要父亲帮她组织文字。当时看着这样辛劳的母亲，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想当老师了。

　　当时教师只有单休，周六上午是上课的，下午老师不是开会就是备课要上班的，晚上也得上两个小时的班，或开会或备课。特别是农忙期间和暑假期间，老师都得帮当地生产队干些农活，拔草、割麦、割稻、拔秧、背稻草等，我母亲个子矮，微胖，干这些农活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力气，流更多的汗水。每每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从田地走来，我们都感到于心不忍，但我们当时毕竟还小，又帮不上什么忙。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渡过她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家境贫寒，工作繁辛，未到中年，母亲的身体已渐衰退，吃药不断（当时连吃饱穿暖都不易，根本没有保健意识），当年出生的小弟，就显得特别瘦弱，营养不良，头上长着湿气，头发稀疏。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方面精心照料，一方面四处求医，利用星期天，抱着小弟，齐贤，党山等地医院四处奔波求医，有时甚至到乡下去看草头郎中，求偏方，很多医院都留下了母亲的足迹。为了小弟，母亲毅然让已读三年级的老二休学一年，抱小弟（当时叫人抱请不起呀，同时又不放心），直到小弟渐渐长大，抵抗力增强，又加上母亲的悉心照顾，身体才好起来。直到现在，在我们兄弟姐妹聚会时，老二还会对小弟开玩笑说，你还欠我一年的读书时间呢！多子女的母亲，为哺育孩子成长，操碎了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母亲带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

　　组织安排父亲到了绍兴齐贤中学任教后，工作十分繁忙。绍兴齐贤，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是南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每个学期都要放农忙假，这个“假”不是休息，而是学校不读书，学生回家帮父母收割劳动，教师去农村帮农民收割、播种。而且是实行“三同”，即教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般为半个月左右。半个月后，站在我们面前的父亲又黑又瘦，俨然像个老农民。父亲对贫苦农民的孩子十分同情，常常以情来感化学生。记得当时他班里有个学生叫易跃定，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得了癌症，家里无人照顾，不得不休学。父亲了解这一情况后，二话没说，便翻山越岭跑了五、六里路，去他家做这一学生的思想工作，并把其母亲接到自己房间，把床位让给学生母亲睡，以便就近照顾，使那位学生尽可能做到读书、照顾两不误。父亲自己干脆睡到了学生寝室，硬是让他在学校里完成了初中学业。事隔几年，那位学生来看望父亲，回忆起那件事，我们才知道。为此，我曾问过父亲，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父亲似乎很寻常地说：“注重情谊，以爱心感化学生，这是师德，爸爸读书时，前辈老师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学生也很懂得感恩，一直与父亲保持着联系，直到父亲离世，他还从百忙中赶来参加追悼会。父亲助人为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父亲从教经历中，教过高中历史、政治、语文、初中语文、美术、音乐、历史、政治、代数等学科。他教一门钻一门，几乎是个“万能老师”。有时为了钻研新教材，连星期天也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找资料、备课。记得有一年，他教高中语文，在语法上障碍较多，便一个人利用星期天，跑到十几里外向有关老师请教，一连几次，直到弄懂。父亲的这种敬业精神，着实影响了我们下一辈。他常对我们说，“苦硬、实干、研究、进取、注重情谊”是父亲在湘师的教育精神。短短几句，道出了父亲“动力”之所在。父亲持之以恒，身体力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到了萧山，在瓜沥中学教高中政治。为了教好政治，使学生重视，喜欢听，记得牢（这门课大部分学生不重视，也不愿听），他经常把报纸上的相关知识剪下来，收集好，星期天也带上一个小包跑到图书馆找资料，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或者家里备课。由于孩子多，家务忙，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为这事两个人免不了有些小矛盾，可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沉浸在他自我追求的小天地中。硬生生地把他所教的这门政治课变成了学生很喜欢听的一门课。父亲曾经很得意地在我们面前讲过：有一年，他所教的几个高三班的政治，在全县会考中平均分还是及格率，均超过了萧山中学（当时瓜沥中学只是萧山的三流中学，上面有萧中、三中、二中），连萧山中学的政治老师都感到十分吃惊。可他们哪知道，在这可喜的成绩背后，凝聚着父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啊！天道酬勤，自古亦然。可喜的教学成绩，来自父亲含辛茹苦的辛勤耕耘。孜孜以求，痴心不改，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原瓜沥区教办魏立夫老师曾专程把两个儿子托付给我父亲，指导他们政治复习，后来在高考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魏老师还为此特地从杭州托人带来两斤喜糖送给父亲，以表谢意。记得我弟当年高考，他的政治单科成绩是萧山县前十名，这与父亲鞍前马后，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父亲虽然平凡，但体现了人民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自我奉献精神。

　　父亲生前是萧山市哲学学会的。

　　当时我家里有五个孩子，加上奶奶总共八张嘴。母亲每月工资35元5角，父亲每月工资48元5角，总共80多元一个月，为了这一大家子，母亲真是动足了脑筋。好吃的晚米是从来不买的，因为它涨性差，口味佳，易多吃，到时粮食就不够了。早餐和晚餐以粥为主，什么萝卜粥、蕃茹粥、菜粥、南瓜粥、麦细粥，当年都成了家里的主食。因为家里人多，用一般的铝锅煮粥不够一家人喝，母亲花了她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从街上买来了一只特大号的铝锅，这只锅一直陪伴着我们好几年。为了维持好这个家，母亲每天一大早就拎着个竹篮去买菜，有时回来迟了，就早饭不吃去上班。吃口重，钱又不够，肉是很少买的，当时要凭票购肉，即使偶尔买了肉，也是与油豆腐一起烧的，总是肉成了点缀，为了防备我们几个孩子吃多吃少有矛盾，烧好后大人往往用小碗装好分匀。我们几个往往舍不得吃，弟弟更小，往往瞪着公菜大快朵熙，自己小碗的油豆腐沾点汤露吮吸着吃，这样一碗油豆腐烧肉在菜橱里放进放出好几天才吃完。可见当时我家伙食极度匮乏之状。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托人在齐贤镇上买了个猪头回来过年，把我们几个孩子高兴了好一阵，母亲盐了盐，割一点割一点足足给我们解馋了好长时间。如何解决八口之家的着衣问题，也伤透了母亲的心，三个大人衣服还可将就，几个小孩不停地在长高，一年衣服要添好几件，不但布票不够用，钱也拮据，母亲只好把大孩子的衣服给小的穿，因家里老大老二是女孩子，老三是男孩子，老大老二的衣服给老三穿，老三开始倒也不介意，但到了学校却遭到了同学的嘲笑，再也不愿穿两个姐姐的花衣服了。为这事，父亲特地跑到老三班主任那儿，叫他做老三的思想工作，并阻止同学对老三的嘲笑，这样才平息下来。有时裤子短了，就在裤脚下面接一下，屁股破了，就补两块，只要不挨冻受凉就好。当时我们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票紧张。父亲学校里有几个女教师胃口很差，经常有饭吃不完倒掉的现象，父亲每每向她们给剩饭要来，用清水淘一下后再煮，作为下一顿的饭。父亲晚年是得胃癌离世的可能在当时已渐渐埋下了隐患。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好烟是绝对抽不起的，只抽每包1角3分的大红鹰，有时甚至抽8分一包的经济牌。父亲有个短烟斗，每每看到烟抽短了，就把烟蒂塞进烟斗中再抽几口。家里老三特别懂事，看到父亲这样在抽烟，便瞒着父亲趁周六下午放假，去街上捡烟蒂，然后把烟蒂剥开，烟丝放到盒里，给父亲抽，每到这时，父亲脸上会露出笑来。家里孩子多，母亲工作又忙，一个人难以应付，两人之间就会争吵，母亲脾气暴，父亲脾气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家里老大、老三、老四都被父亲带到了齐贤读书，老三是小学二年级转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跟在父亲身边读书，老大是初中三年跟在父亲那边完成学业的，老四是高一转学在父亲那边完成学业的。那时教师工作忙，父亲一边教书一边又要照顾孩子，实在也够辛苦的，可我们年少不懂事，无法体会父亲的辛酸苦辣。由于父亲出生贫农，家庭成份好，文化大革命中吃的苦不多，但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字报被学生还是贴了不少，什么不政治挂帅，唯成绩论，在父亲原本不大的寝室四周贴了个遍，连窗户也给贴满了，夏季炎热，也不敢把窗户打开，怕打开窗户把大字报撕破了遭来横祸，只好在被贴满大字报的密闭小房间里备受煎熬。

　　那年我大约十一岁，照片中两手扶着衣襟下摆的我，罩衫内穿着母亲的大襟棉袄，生怕风吹外衣露馅呢。

　　父母亲那一代教师，运动多，地位低，薪酬少，生活苦。而我们家由于孩子多，父母又长久分居两地，离多聚少，生活更加不易。无论环境怎样变化，父母亲都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一个把我们拉扯成长，找到工作，帮助组成了家庭，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师的地位有了改变，工资也涨了不少，但父母亲老了，退休了，享不到这个福利了。

　　父母对子女一贯严格要求。古人云，棍棒底下出孝子。而我家五兄妹，从小受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潜移默化，牢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个个非常孝顺。这是父亲写大女儿巜说说我的乖女儿》在萧山日报刊登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我特意请假陪同父母回故乡嵊州寻根（照片中是父亲的堂哥）。父亲是独子，他这辈中仅有这个堂哥。堂伯从小生活在农村，家境贫寒，夫妻又无生育能力，按当地农村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堂伯成家无子嗣，将来香火无以为继。所以父亲替堂伯长远之计考虑，就与母亲商量，忍痛把出生才十一天的我小哥过继给了他。当时堂伯十分高兴，对他视如己出，宠爱有加。悲的是贫困之家百事哀，漏屋偏遭连夜雨。可怜苦命的小哥六岁那年因在池塘边摘草子花（当地农村田坂中种植做肥料的草），不慎跌入水中，无人看到而溺亡。当我母亲得知这一噩耗时，简直不相信，面对不幸夭亡的孩子，母亲顿觉天昏地暗，晕了过去，悲恸长呜，欲哭无泪，生了场大病。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呀，这种丧子之痛是晴天霹雳般的折磨，常人无法想象的。那些年父亲在自家条件也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寄钱给乡下的堂哥，这年我和父母见到堂伯时，他竟紧拉着父亲的手不放，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感激不尽。我在场看到当时的情景，也深受感动，禁不住泪流满面，父亲与堂伯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这种深厚的天伦之情感染了我，作为晚辈的我，也拿出钱物，以尽孝意。堂伯后来领养的女儿也很孝顺且重情谊，我们姐妹一直往来走动的。

　　我和母亲在故乡嵊州省亲时与堂姐的留影

　　父母亲和退休教师们活动留影。

　　父母亲参加浙江省湘师七十年校庆解放前校友合影。

　　母亲退休后，瓜沥一小有时老师病假，领导马上会想到我母亲，叫她去顶上一段时间的课。其余时间就在家相帮照看她的孙辈们。孙辈们在一小读书期间，经常到母亲那里吃午饭，为增加饮食花色，母亲千方百计动足脑筋，让孙辈吃上可口的饭菜，长辈之仁爱，天地可鉴，可唯独没有顾到她自己。由于年轻时，母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又要操劳一大家子，身体严重透支，到年老时，母亲一直毛病不断，胃痛、胆囊炎、胆结石、腿脚浮肿，期间还在省人民医院做过一次胆结石切除手术，动了大刀，伤了身体的元气。

　　母亲退休后继续自我充电，积极参加电脑培训学习。

　　父亲退休后，即受邀去红山农场初中代课，由于交通不便，两年后来到航民实业公司扫盲班教书。后来又到瓜沥工商局消费者协会帮助工作，为瓜沥镇消费者维权出了不少点子，多次受到萧山区工商局领导的好评。有时他写的工作报告，比工商局领导写得还要详，因此领导很赏识他。当父亲查出得了胃癌时，他还在协会工作。父亲查出病情到离世不到两个月，连工商局里的职工、领导都不敢相信。追悼会上，他们都自告奋勇前往殡仪馆吊唁，含泪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思想正统，十分要求进步。生前曾多次向中共党组织递交申请，要求入党。可那个时代，动辄政治斗争，父亲虽有美好愿望，但终因母亲家庭成份及社会关系的牵涉，未能实现。我们兄弟姐妹，个个要求上进。参加工作后，五个孩子中有四个相继入党。有次老父去瓜沥镇政府参加杭二棉团委组织的镇领导及家长座谈会，厂方第一个表扬了老四，并感谢瓜沥镇及家长输送了这么好的人才，说是目前二棉最年轻的好党员、很优秀的新二棉人。父亲听了，象范进中举似的，欣喜若狂，第一时间跑回家里告诉家人。父亲生前没有入党，他的愿望在子女们中实现了，他甚感欣慰。父亲是个无党派人士，可没有忘记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当时瓜沥自来水水质很差，闻之都有气味。父亲认为水是人们饮用之源，入口事关健康安危。他取水样，自掏腰包去浙江大学化验，结果水质很不理想。他带上检验报告，积极向瓜沥镇政府，人代会反映情况。用事实依据，科学验证来以理服人。终使政府重视起来，改善自来水设施和水质。瓜沥的百姓知道父亲办了这件大好事，交口称贊。父亲为人耿直，看到不正之风敢于站出来。记得当年居民装座机正盛（私人用手机还很稀少），萧山邮电局就出了个规定，要装座机者必须交纳一定额度的座机费才允许电话开通，这不是明摆着垄断行业说一不二的强势作派吗？当时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又无奈，父亲一气之下，以＂耿直言＂的笔名在萧山日报上写了有关这件事的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没过几天，邮电局就取消了这个规定，并表示了歉意。又记得早几年，瓜沥镇上的马路由于铺得质量差，车来人往多，地面坑坑洼洼很不平整。不少老年人有晨练的习惯，为此常有人被拌倒摔伤的情况。吴安成的老婆就是晨练时看路防跌，沒抬头看前面，结果被迎面而来的车撞伤，后经抢救无效而离世的。父亲也是一个喜欢晨练的，他曾多次写信给镇政府有关领导，要求平整马路，可镇政府个别领导竟找父亲谈话，要他这种点子少出出（可能修路的费用较大，镇里当年没有这一预算，有难度，可也不能这样呀），父亲认为这是替老百姓在说话，就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终，镇政府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出资平整了马路，为老百姓办了实事。

　　父亲生前兴趣广泛，画画、二胡、吹笛子、弹琴、象棋等都会，而且还是个体育锻炼积极分子。晨跑、爬山、打太极拳、跳舞，样样都喜欢，多次赴瓜沥镇、萧山区进行舞蹈表演。他曾和汪金城老师搭档，参加萧山区教育系统退休教师文艺演出比赛中获过一等奖。他很多次教育我们，要注重身体锻炼。可在他得病期间，许多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钱老师身体介好，怎么会生这种病，可疾病的魔爪还是残忍地伸向了父亲。

　　父亲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和亲手制作的版报。

　　父亲去世后，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后，帮母亲在萧山老年颐乐园买了房，让她换个好环境。当时母亲很高兴，住到城里来了。颐乐园里又都是年龄相仿的老人，谈笑有熟友，往来无生人，无孤独之烦闷，有周到之服务。当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尚未退休，忙于工作，照顾孩子，以为母亲住那里条件好，她也有一定的自理能力，所以顾及不够。殊不知老年人最缺的不是钱和物质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金钱物质不能替代儿孙绕膝，子女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应该多去探望，聊天，以温馨的亲情去打开长辈寂寥的心结，以融和的气氛去营造天伦之情的乐趣。母亲在颐乐园住了两年后，有一天她感到肚痛难受，我们以为她的胆囊炎又发，马上给她住进了萧山第一人民医院，医院只给她挂盐水止疼。我们几个孩子商量后，把母亲送到省第一医院做了CT，结果令人吃惊，母亲罹患骨癌且已恶化为晚期。在医生已回天无力、我们更束手无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母亲住进了萧山肿瘤医院，来延长她最后的生命。一个多月后，母亲的最后生命之灯就在医院中熄灭了。父亲76岁，母亲79岁，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们眷恋的世界，他们难舍的亲人。

　　母亲的二哥和二嫂。

二舅舅书写的天马加油站。

　　父母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经历了困苦的童年，好学的青年，勤奋的中年，追求的老年。经历了解放前后迷茫挣扎的磨难，柴米油盐养家糊口的艰辛，勤奋工作硕果丰盛的奋斗，壮志未酬老有所为的追求。人生轨迹虽然平凡，但也熠熠闪光。激励我们不断进取，发奋图强。让我们以更出色的人生辉煌，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父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俩老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现在我们已为人父为人母，才真正切身感受到当年父母拉扯我们长大的不易。忆往昔，想父母，禁不住潸然泪下。怀念之余，情不自禁拿起拙笔，伏案追忆，思绪万千，几度哽咽，慽然成篇。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弥留之际，曾反复地自言自语：我这份人家要散哉，我这份人家要散哉！我明白，这是她对儿女们的不舍，更是对儿女们的一种叮嘱，希望儿女们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多多联络，多多相帮，毕竟我们身上同样流淌着父母的血啊！一脉传承同胞之情情深意切，千年延续钱家之源源远流长。我想：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决不会忘记父母这份殷殷期盼，深情嘱咐的。叩拜父母在天堂永远幸福、快乐！我们永远怀念着您们，永久，永久……这份思念，发自肺腑，深入骨髓，十指连心，挥之不去。谨以此文，献给父母以及父母生前的好友，同仁，学子……

　　后记 ：父亲原任教的绍兴齐贤中学（原绍兴县第九中学）68届毕业生于2017年4月30曰在原中学召开了同学会，庆贺毕业51周年。他们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当年的班主任一一我的父亲，最后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大姐姐，得知我父亲己离世十多年时，均痛惜万分，深感寻找恩师太迟了。悔痛之余，其中俞仁海、王基顺学生即书写祭文各一篇，以示追悼，感念恩师。 全文如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的班主任钱曾灿老师悄然地离我们而去了，是我班全体同学的悲哀。兹特写祭文一篇来悼念钱老师，借以寄托哀思，节哀顺变，激励后人。 《悼念钱曾灿老師》 呜呼哀哉，满怀悲痛，吊唁钱公曾灿先生：母校一别，五十一载，光阴飞渡，钱公竟成古人，天人永隔，使人伤痛。昔者樽酒，为友欢畅，今而一酹，涕泪沾襟，借此一觞，忆慰先生。先生少年，家道贫寒，求学心切，无资以助，扑窗听教，学感恩师。先生青年，英气丰发，学有所成，志在育人，以文救国，雄心不移，先生壮年，堪遭动乱，十年浩劫，历经磨难，栽培学子，不下十万。先生晚年，事业有成，桃佈天下，李遍海内，垂垂暮年，献身教育。呜呼哀哉，师与学子，天人永别，阴阳二隔，念之情切，不胜哀伤。先生为人，勤业传教，知识渊博，才学超群，一世之表，万世之長。师徒之分，情親义笃，举世之善，谁非公徒。失声嚎啕，其何可忘。自師之逝，学子之哀，平生之日，情之难忘，搏胸顿足，泣涕为文。自古有死，皆归万物，惟圣与贤，虽埋不灭，先生所为，后世师法。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其间得失，不待交量，生而为英，死而有灵。生長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惟吾师之不幸，历千载而忧伤。自古孰有不死？至今独吊乎先生。呜呼钱公，一世之表，由初迄今，名节无疵，師虽穷厄，实有声名。呜呼钱公，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抚棺成诀，夫复何言，寄哀一奠，有涕涟涟。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阵我悲。遥想先生，人豈不伤，酹酒一觞，享我蒸嚐。 一一学子俞仁海 学生王基顺：当我再次认真阅读了师妹庆庆<<我的父亲母亲>>文章，深深地触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记叙详实，史料丰富，人物有血有肉，情感 真挚饱满，读来潸然泪下，不能自制，浮想连翩，恩师钱先生的音容笑貌忽现眼前。借这个平台，把我一直铭记的与恩师有关的轶事与大家分享。1965年9月1日，我们马安中心小学共56个毕业生是在当时旧教育体制第十七考试年的最后一批，有十八名同学(我是成绩排名18名)考入了绍兴县第九中学一(2)班。记得开学的第一课由钱老师带领着张老师，陶老师，钱老师(俄语)，陈老师等老师为我们一一介绍认识，并讲解了九中概况，严肃认真宣布学校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建设社会的有用之人！这是我们初识钱老师。正常的初中学习开始了，学语文，学代数解方程，学俄语，生物植物一起上，劳动体育安排好，按徳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得到全面的学习和锻炼。我们班出现了很多优秀学生俞仁海，徐国强，童彩娟，王荣棠，许先嘉，陈水林，王立敏，姚琴姑，王鹤呜，戴兴龙，徐炳奎，俞生泉，朱礼安，周志安等学生，连我在小学时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也进步一大截，成为班上园艺小组组长，兼任学校农具管理员。记得在66年10月中旬，被钱老师推荐为全校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出席全校由楼定峰校长主持召开全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大会，我代表我们一(2)班发言，钱老师为我修改了7页纸的发言稿，并嘱咐我上台发言要大胆得体，穿暖一点，读得慢一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上主席台，当着全校师生在比我更优秀的师生面前的第一次讲话，绝不是班上举手或老师指名发言，说不怕是假的，在发言前的一个星期里，写，改，背发言稿，在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去主席台模拟，上去下来时在什么地方行躹躬礼，害怕出洋相，给钱老师班里同学丢脸。这是我印象最深，终生难忘的在校往事，实际上我们在九中真正学习读书正式上课二学期多一点，66年上半学期，由于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四个"检验，不忘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每天学习老三篇，讨论"文化革命"。我就意识到书包搁浅了，书本靠边，知识有罪了。当时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建立红卫兵组织，什么战斗队，大串联等等，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教我们辛勤耕耘的老师也自身不保，在这个极不正常的非常年代，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学校，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钱老师六次派同学到马安寺桥我家里劝我上学，笫七次钱老师百忙之中，不顾劳累，往返约三十里路程亲自到我家里，生产队里劝我回校参加串联，(当时得知班里很多同学去井岗山，北京，上海等地去串联闹革命），我也有点后悔失去了机会，但我清醒地知道，我家里很穷，没有钱出去。真的很困难，我要挣钱，改变一穷二白的家庭经济，说出了我是一个农民，农民的农字被盖子盖着要有出息谈何容易，恳请钱老师原谅，钱老师慈祥地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好好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一边工作一边不忘看书学习，从此好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没有联系上老师。虽然我们师生时间不长，只有二三年，但追寻那一段宝贵时间觉得在我人生的道路是个难忘的经历。钱老师和我们已经分别51年，老师对我的栽培和谆谆教导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老师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历历在目，经得起五十一年的时间考验，使我终生受用。我们六八届三(2)班同学会到今年已召开三次，每一次我们都提出要求寻找分别太久的老师和同学，也邀请孙老师，路老师，胡老师参加。这次我们提出重返母校，追寻同学少年的美好时光，我们特邀师姐韩彩娟多方联络，终于追寻到钱老师的信息，读了恩师儿子钱晓鸿和女儿钱肖庆五姐妹《我的父亲母亲》追思文章，我们全体同学都深切怀念我们慈父般的好老师钱曾灿，童彩娟，王荣棠，俞仁海，王鹤呜，许先嘉，徐国强，王立敏，陈水林，徐炳奎，俞生泉大多数同学回忆钱老师的为人师表，严肃认真的教育风格，勤俭节约生活作风，俞仁海，王鹤呜，王立敏同学作诗作词写祭文，用实际行动和美好的语言表达对敬爱的钱老师的敬意和哀思。如果有来世愿再作您的学生！谢谢师姐韩彩娟为我们班寻找到钱老师的珍贵的资料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