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之一《母亲》

奔向光明

亲历之一《母亲》

文/徐帆（奔向光明）

独立窗前，静听细雨飘落的声音，细密的雨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响亮，仿佛细数着时光走过的分分秒秒。

多年来从没过过母亲节，就仿佛世间根本没有这个节日，但每逢五月，我的心都会很痛。人永远无法逃避轮回的岁月之手去触摸心底那块柔软的伤痛，就像无法逃避每一个黎明和黑夜的降临。

隔窗望着细雨斜飞的夜幕，深灰色的云层中仿佛隐隐约约透出母亲慈爱的面容，渐渐的，渐渐的，那远去的岁月一幕幕逐渐清晰起来——

1969年的正月初八，我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偏僻的小村。我的出生是多余的，上面已经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父亲五十二岁，母亲也已四十六岁，算上我，一大家子九口人，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糊口都难，一年到头大多靠糠菜维持生命。母亲常说，我生下来营养不良，头大身子小不成人形，胳膊只有高粱杆子粗细，父亲说：“活不成，扔了算了”,母亲说啥也不肯，哭喊着把我留下来——刚刚出生，母亲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亲是个抗联老兵，祖籍黑龙江省满洲里。父亲心脏不好，战争年代在深山老林里和日本人周旋，每日爬冰卧雪的，又得了气管炎、关节炎，还冻掉了四个脚趾。建国以后落户到长春市外五县的农村继续当他的渔民，靠在松花江打渔添补家用，留下了许多江边的鬼怪故事，母亲常常把我抱在怀里讲给我听，吓得我虽然肚中饥饿也不敢哭闹。

　　我六岁时父亲死了，说是痨病，我想一定是气管炎转化成了肺心症。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的哭喊声，那声音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给人一种天要塌下来的印象。政府在公社院内给父亲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只记得来了许多人，有两个在高音喇叭里讲话的，有或真或假在哭的，是干部和群众吧？别的我就不记得了。之后，担子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此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大哥则不愿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去和外地的一个治红伤的老大夫学手艺，捎带闯江湖，家中只剩不甚精明的二哥可以顶半个劳动力。具体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凭童年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记得肚中常常饥饿。

最难熬的是冬天，那时天寒雪大，茅草屋在北风中瑟瑟发抖，人也是如此，只盼望冬天早些过去，春天早些到来。

每到仲春野菜出土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我体弱、腿软，走不了多远的路，母亲便用瘦弱的脊背把我背到地头，然后寻找野菜，我也是一步一趋地跟着寻找，只要是大的，绿色的便拔下来往嘴里填，这时母亲便会像疯了般跑过来打我骂我：“不要命了？药死你”，当我哇的一声哭出来时，母亲便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满眼的泪水！如若能捡些玉米黄豆之类的粮食是母亲最高兴的，回家在锅里炒熟了，再用瓶子碾碎，用开水冲成糊状为我补充营养，母亲是一口也舍不得吃的。后来（或许是一直）吃救济粮，全是玉米，白面和大米是过了年才能分到几斤的，也只是三五顿而已。记得那时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有大米饭吃，好的年景还可以有新衣服穿，但母亲却始终穿她那件大襟蓝衫，只是补丁一年比一年多。

　　1978年9月，我终于走出饥饿的童年上了村小学。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抱着极大的热望把我送入学校，她知道读书是唯一脱离贫困走出农村的路径，希望我将来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母亲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为我缝制了一个花书包，我嫌书包有花儿，是女孩用的，我不要，母亲便把书包染成蓝色，但花的底色仍在，我仍是不好意思背出去，第二天只好夹在腋下上学。看到别家孩子肩上挎着黄色军用书包，很是羡慕。母亲说：“等明天去集上把鸡蛋卖了，妈给你买”。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提了咋也舍不得吃的半篮子鸡蛋去了集市，徒步往返二十多里路，只为了我喜欢的一个黄色军用书包。当我背着心爱的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时，我看见母亲双手揉搓着疼痛的双脚，笑了！

　　这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整顿，新的领导集团正在实行初步的改革，详情怕只有到资料中去查。总之"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农村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大锅饭虽然不吃了，贫穷却依旧。直到‘责任制’的实施，才使农人有了一份逍闲，一份收获，看似有了许多改变的样子，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模式而已，我家亦是如此，承包责任田收获的那点粮食一部分还了大哥结婚欠下的债，一部分被村里征做农业税和统筹提留款，口粮只是“劫后”留下的那么一点，每年都是不等到年终便吃没了，母亲只好出去借，等新粮下来了再还，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我年龄尚小，母亲还只为我上学操心，但两个哥哥年龄渐大，由其二哥快三十岁了，因为穷，连个提媒的都没有，人又不甚精明，母亲多方奔走仍是无功，这是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一天晚上，母亲看着我写完作业，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好孩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出息了，妈也就不用操这么大心了，咱家穷，念不好书，连娶媳妇都难。”我感觉母亲滚烫的泪水滴在了我的脸上。我发恨努力读书，以求将来有个好前途，让母亲过几天好日子。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越来越经济化，人情也变得越来越淡薄，学费也由每学期5元上升到90元，加上书本费，一学期要百元以上，这对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我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了。即使分到了土地，还要看“天公”是否成全，一句“秀水南大洼，十年种九年瞎”的民谣便可说明一切。天公尚可原谅，可恨的是村官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更是难以忍受。还记得1983年的秋天，因松花江涨水欠收，村里很多农户都减免了统筹提留款，而村长对我家却是照收不误，母亲觉得不公平，坚持不给，村长便纠集了一伙人到家中来抢，说没有钱就用口粮顶，母亲用身体倚着仓门不让装粮，说了许多哀求的话，那村长就是不允，把母亲推到在地生硬地把粮食装走了。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这地界我就是法，有能力就去告我”。说完领着一群人扬长而去。母亲两眼泪水地骂道：“土匪，强盗，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这江山是我老头子他们打下来的……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看你们敢这样吗……”我记下了村长的那句话，几年后打工回来收集了许多材料，经过乡县两级政府，即使铁证如山还是要费许多周折才把那位村长告倒。从此对官路一途我深恶痛绝，觉得如今的官场里比青楼妓院还要肮脏，厌官之心由此而生。

怎么社会进步了，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了人民的老爷呢？

　　改革了，开放了，说穿了，只是某些人捞着了稻草！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为了我读书，母亲开始借高利贷。四分的利息，如果年终还不上，还要利滚利（旧社会也不过如此吧？），这负担没几年便压垮了母亲的精神和身体。

“穷在街前无人问”，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有一次在哥哥那借了五十元钱，晚上嫂子回来便打了一夜的架，嫂子骂人很难听，骂人骂己，还捎带了祖宗八代，又吵着要离婚，弄得母亲痛苦不堪。

永远忘不了为了求借几十元学费母亲出去又回来，回来又出去，转来转去焦急的身影，最后只有去借高利贷。

1986年7月，我以不太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校址在百里之外的五棵树镇，母亲高兴之余，又在为我的学习费用发愁，远在百里之外，吃住都要花钱，算一算一学期要四五百元，此时我已是个16岁的大孩子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思想日趋成熟，总想着为母亲分担些什么，只是性格孤僻，不善表达。我对母亲说：“我不读高中了，在家自学也能有出路”。“那哪成”，母亲急了：“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念书，不用急，我有指望”。说着指了指院里的大黑猪。

　　开学前两天，母亲去前院找大哥，让他帮忙把猪卖掉。那时卖猪很难，要送到乡里的采购站去卖。母亲出去借了一辆牛车，却只有车没有牛，又找邻居帮忙把猪抓了，抬到牛车上，我们三人便一步一步连拉带推地往乡里送去，道路泥泞难行，我和大哥轮换着拉车，母亲也一直跟着推，望着已经六十多岁的母亲这样为我操劳，我的心里很是难受。就这样艰难的走着，通身被汗水湿透如遭雨淋一般，有时车轮陷进泥坑里，怎么也拉不动，只能等过路人帮忙推一下才能继续赶路，十里路仿佛走了百里一般，等到了乡里，已经筋疲力竭，满身泥水。捧着卖猪的320元钱，母亲显得特别高兴，去商店给我买了些日用品，一套绛色条格西服，还有一双皮鞋。“你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念书，总穿的破破烂烂的会让人你瞧不起”。

　　望着清瘦苍老的母亲，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面颊。

高中的学习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锦绣岁月，是我这一生中最绚丽的一页！

由于我对书法和文学的热爱，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一时之间我沉迷于同学间纯真的情谊之中，脸上多了笑容，孤僻的性格也有些转变。但好景不长，87年5月21日，同村的一位同学捎来口信说母亲病了，我问“什么病”？“回去你就知道了”，我听情形不对，连教室也未回，直奔客运站。等我到家，见屋里屋外满是人，连少有来往的亲戚也都来了。我冲进屋里，见母亲静静地躺在门板上，面容安详。

　　“妈得的什么病？为什么还不送医院”？我冲几位哥哥喊道。三姐扑过来抱住我大哭着说：“妈死了..."已是泣不成声。

　　“不可能，不可能……”，我嘴里喃喃着，虽然早有预感，但我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不知为什么，我的眼里没有了泪水，仿佛被痛苦烧干了，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都不能！后来听二哥说母亲是去采猪食菜回来的路上晕倒的，手里还紧紧抓着满满一袋子的猪食菜！等被人发现背回家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有人说母是"心肌梗塞"突发死的，有人说是"脑出血"，但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太累了，她是想歇歇！是啊，母亲也该歇歇了......

开学时卖了那头猪之后，母亲便又养了两头，一头是买的，一头是二姐家送的抢不上奶的小猪崽，母亲象侍候婴儿一样将养着，居然奇迹般的长得比买的那头还快，母亲说，等明年卖了，就够一年的学费了，所以对猪的照顾更胜于自己，因为那是他儿子上学的希望啊，就是为了这希望，熬干了母亲最后一滴心血。

母亲很平凡，平凡得就像一株随处可见的白杨树，而那阴凉清爽的庇护，只有她的子女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称为“伟大”的话，那首先就应该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最无私的、是没有任何杂芜的……

母亲走了，我就像一座缺少了支撑的建筑物，一切都坍塌下来，即使是在学校里的课堂上，也只是呆坐，仿佛听课的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本该就此结束我的学生时代，可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同学间纯真感情的依赖，令我难以割舍学校的学习生活，我让镇里的一位同学为我在附近砖厂找份活，厂长格外开恩，允许我周日和假期去砖厂干活，虽然每天只挣5元钱，也是一份可以维持读书的收入。

　　如此又坚持了一年多，直到88年期末考试回家，当晚便有三个高利贷债主找上我，这是母亲生前为我抬的钱，加上母亲的丧礼费共计1200多元，可是我现在哪有力气偿还？债主们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守着一盆火，大有如果不还钱便不走的阵势。一向孤傲的我被自尊压得呼吸艰难，心如油煎，赔尽了笑脸也无效，最后只好找来一个村里有威望的证人，签了转到下年的欠条，利息照常。

　　债主走了，我的泪水无声的滑落。这一夜，我失声痛哭了很久；这一夜，我的思想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煎熬。

三天后返校，正是一年一度的元旦，新年联欢晚会上，我向老师和同学们宣布了退学。我拒绝了班长李春燕让同学们捐助我的好意，结束了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走出校门，耳畔仍回荡着同学们为我合唱的那首程琳的《风雨兼程》，至今仍时不时地在心中唱响。

一步一回头，那种对学校和同学的不舍，更胜于因无奈而分手的恋人。

母亲走了，我的一切梦想都破碎了。离开了学校，我倍感孤独。

站在窄窄的田埂上，眼望广袤的大地和蓝天，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仿佛就像一粒看不见的微尘，被风儿戏弄着飘摆着，不知道哪里是我该停留的地方，我的眼前没有希望，只有迷茫。这年，我十九岁。

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没有母亲、没有同学的日子，只靠书籍和给老师同学写信来填补那些空虚和孤独，但是不争气的肚子不允许我这样耗下去，人是要有起码的粮食才能维持生命，这就是现实！

　　收拾行装，背上现实主义的行囊，从此我走上了流浪打工的岁月。煤矿，采石场，矿山，建筑工地，水泥厂……屈辱和汗水，淹没了我的一路行程……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天亮了，我抹了一把满脸的泪水，我也该启程了，带上那束洁白的康乃馨，我要去看我的母亲！

初写于2013年5月8日 五棵树大街 马路边，2016年10月31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