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时光（一） ——老屋记忆

马头山夫

幸福是什么？

是孩童时的欢笑，

是记忆中的温暖，

是舌尖上的味道。

---题记

　　昨晚兄长打来电话，说国庆后回了一趟老家，可能今年雨水多，老屋彻底倒了，以前只是塌了后院，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屋后的竹园长得又高又密……

黯然神伤，久久不能自抑。

老屋近二十年无人居住，真正是每况愈下，之前每回去，目不忍睹。禾场草木横生，大门腐朽不堪，地面潮湿生霉，后院无处落脚……但它总是顽强地立在那里，我可以在里面自由地逡巡，毫无困难地找到儿时的印迹：门口上方的燕子窝，中门框上我和艳姐的长高刻度，散落的谷仓门上的带着序号的木板，过年前藏麻糖的楼板和阔口蒸坛，那口硕大的掉漆的红箱子和漆黑的碗柜，小学时自家做的搬到村校的课桌，最喜欢的渔网和网兜还挂在原地，还有哥哥和我挤了多年的最里间卧房的小木窗，以及我钉在墙上挂书包的长铁钉……

乡村公路现已直通到屋前，进村无需再爬山涉水的那么艰难，驾车半小时左右，就可从县城抵达。记忆深处的老屋总是那么整洁温暖甚至高大挺拔，但多年后再来到它的面前，青瓦泥壁，东倾西倒，它竟是那么低矮，也是那么残破，完全不是时时梦回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候冬天多雪。下雪天我们很少出门，总是在堂屋里用栗树兜生一盆火，全家人围着，母亲纳鞋底，父亲编篾活，大姐做棉鞋，另外俩姐织毛线，我就在火盆里烤红苕烧豌豆，那只灰色的大老猫一天到晚躺在火盆边昏昏睡着；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都是家长里短，我们并不关心；架在火盆上黑黢黢的土罐里的水汽冲开盖子，时不时咕咕答答的响……我喜欢帮姐姐们绾毛线团，可惜我只能托线圈，因为姐姐们说我绾的太不圆太不好看了。从前的日子过得真是慢啊，慢到打盹时火苗燎着了肥厚软和的棉裤也全然不知，直到有人一声急喊"哪里糊了"，才慌张醒来，急忙扑火，冬天新打的棉裤烧着了一个黑洞。母亲并不责骂，在那里嘿嘿笑着，她见怪不怪，只不过是多打一个补丁而己；而我则极其低落，一个破洞就是一个疙瘩，郁在心里，一个冬天就这样不情不愿地浪费了。这是1970年代末，一场大的变革逐渐波及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父亲是村里少有的初中毕业生，写一手好字，算盘打得极溜，曾在乡供销社当会计，后来也在村里担任过一些技术性职务，所以并不觉得日子难过，相比大饥荒时代，他们觉得一家人这样不愁吃和穿已是巨大的进步。

大姐没有上过学，很早就开始务农，一方面要帮父母带弟弟妹妹，另一方面当家里壮劳力使。打小我就很仰慕我的大姐，大姐和我同一天生日，整整大我十一岁。大姐是做事的好把式，不言不语，吃得苦，耐得劳。她插秧又快又齐整，可以弯腰在田里半天不起来，而且她还可以挑草头，那可是男人们干的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秋天大家都上山割茅草，大姐一个顶俩，每天早出晚归，整日不歇息，所以不多时间，禾场上就码起四五个小山包一样的柴垛来……过不久，进村的大路上，天门畈来的骡车驴车上堆满了重新捆包的柴草，一辆接一辆，臃臃肿肿绵绵长长地塞满了整个放学的路，他们把这么多的柴草收去干什么呢？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的疑惑。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们家最好的光景，刚刚分产到户，连山上的柴草也按户均分，只要肯卖力气，一切都可焕然一新。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大姐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1983年的冬天大姐要出嫁时，父母倾其所有，在家里请了木匠、天门的木雕师傅和外婆家隔壁的漆匠，备的都是专门从钟祥旧口买回的在堰塘里浸泡了一年多的老杨树。大师傅们在堂屋里不间断劳作了两三个月，每天放学回去，满堂屋的刨花锯末，像铺了厚厚的一层雪，散发着陈年木材好闻的清香。那时候的手艺人全部手工操作，技术精湛，态度和蔼，三层雕花大床、五斗柜、两门柜、新式写字台、洗手架，还有大小两套镂花的桌椅，姐姐的嫁装塞满了整间堂屋，那是我见过全村最奢华的家具了。大姐骑着高头大马风风光光地出嫁，我们在伤心送别的时候也引以为傲，大姐辛辛苦苦带大了我们，完全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没有亏她。现在去肖家岭的大姐家，看到那些见证了岁月的家具仍然完好无损，大姐也孝顺和睦勤劳持家，在那一方有着极好的口碑，我仍然会漾起小小的自豪感。

　　大姐出嫁了，我们后面四个都在上学，家里劳力陡然吃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也是年年欠交提留，变成了困难户。但即便再苦再难，父母让我们几个上学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我们的大幸。但二姐在四年级之后自愿辍学，从十多岁接力大姐开始插秧割谷打柴做饭，成为父母的得力帮手。日子虽然清苦，但年幼的我并不觉得生活有甚么难，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就凭藉着穿越于山水之间，探寻自己的欢喜与乐趣。春天里，哥哥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拿上一个空罐头瓶，带着6、7岁的我上山翻石头捉蜈蚣（蜈蚣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可解毒散结、通络止痛，且只有野生）。山山石石全在哥哥脑子里，他总是知道哪里蜈蚣最多。不一会儿我掀开一块石头，看到一条硕大的油光发亮的红头黑壳蜈蚣百脚齐动要溜走，兴奋得忘记了哥哥教的办法：先用脚踩住蜈蚣，再用拇指和食指擒住头，另一只手掐掉它的两只毒牙即可。我单手直接提起蜈蚣的尾巴，结果当然是被蜈蚣掉头一口，这和被大黄蜂蜇伤一样，手指马上肿胀，乌青发木，疼痛难忍，直到第二天清早公鸡打鸣之后才慢慢消肿，所以家乡传说鸡是蜈蚣的克星。后来有经验了，往往一个小下午，我们可以捉差不多一整瓶蜈蚣。回家削干竹片把蜈蚣首尾撑起来，排成一长溜挂起来风干，然后去大队的小卖部，小条2分，大条5分，可得一笔巨款上交，当然我们会偷偷换几颗冰糖犒赏自己。

另外的特产就是初秋的茅草菌和松树菌，当地以我们马头山周围尤其富产。这就是两个姐姐的强项了。采菌子要趁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就进山，菌类喜阴善藏，哪里适合生长姐姐们了然于胸轻车熟路。我们每个人提一只大大竹篮，在背光的山坡上，扒开松针，拨开茅草，不经意间就会看到一片星星点点大小不一圆润的菌子安静的躺在那里。运气好的话，一会儿工夫就是满满几篮。松树菌是天赐的食材，粉嫩带红，饱满圆润，鲜香爽滑，营养丰富，妈妈一般是拿松树菌和鳝鱼段、老黄瓜用瓦罐在灶灰火里慢煨，味稠汁浓，香飘十里，真正是人间美味。第二天母亲等鸡叫就起床去赶集卖菌子，日上树稍就差不多回来了。我们早就盼着妈妈捎上瓦庙集令人向往的猪油饼或者煮包子、锅盔油条等，猪油饼上撒着芝麻和葱花，酥皮软糯，香气四溢；煮包子上面白嫩底部焦黄，馅料是萝卜肉末或者藕丁肉末，一口下去满嘴流油……那是比松树菌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拾完菌子，有时候塆里的小伙伴会结伴上马头山顶摘山枣和野葡萄，山枣小而圆，青皮透红；葡萄紫黑，甜中带酸，都是当地山上的特产。不过这得翻过庙儿岭，再爬上险峻的马头山，马头山顶围着一圈规整的石墙，后来哥哥有考证确认是当年清军抵御捻军匪乱而修的马头砦，很有些历史了。我趿着一双大脚趾露外面的大一号布鞋，跟着姐姐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哪里顾得上乱石缝里又险又刺的野果。转过山顶的巨石堆，大伙突然轰的逃散，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呆立那里。原来在我的不远处，一条灰褐色拖着粗长的大尾巴、伸着舌头的豺狗（后来才知道）立在那里盯着我，那是我第一次见豺狗，突然就怎么也迈不动双脚，我们在那短暂对峙着，二姐转身回来，拉着我就跑，豺狗并没有追上来。

不过，我和哥哥最为深刻的记忆还是各式各样的捕鱼经历，那时候的野生鱼真是太多了，我们都是天生的浪里白条，捕鱼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本房郑家源自官桥河畔，1960年代大水利建设修建大官桥水库才迁上六房岭，所以我们的祖上都深埋在泱泱水底，这也让我们和这水多了一份亲近。1980年代初突然就流行起下卡子捞鱼，这可是个细致活，布线装卡子、割芦苇茎煮熟晒干剪成细圈、每个竹卡用芦苇圈套着再塞一粒小麦、整齐缕线装盆、再找合适的地方下水放线，几百米线制作繁复并且要求细致有序，不能有半点马虎，下水后鲫鱼、鲤鱼、边鱼等深水鱼吃麦粒时，芦苇圈崩断，竹卡弹开撑住了鱼嘴巴，鱼便上钩了。那年涨水，哥哥和我待到天擦黑才去收线，哥哥划着轮胎下水了，我待在岸边。那是我一生所有的记忆里最暗的夜，河水田畦都消失了，蛙叫虫鸣似乎也停止了，伸手不见五指，恐惧像山一样倒来，远处偶尔传来趴趴的水响，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无边的黑暗锁住了漫长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哥哥来到岸边，我才重回人间！那晚的收成不错，半袋鲫鱼鲤鱼活蹦乱跳，第二天清早妈妈又得赶集去卖鱼。而多少个这样的不舍昼夜下水捕鱼，哥哥瘦弱的身体由此落下支气管病根，经历多年反复才得以治愈，不得不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代价。初夏是黑鱼产卵带仔的时期，它们一般有固定而且明显的巢窝，小鱼苗在水面乌央央一圈，公母两条大黑鱼在下面游弋保护。我们前一天就在河边踩好点，第二天带着粗壮的竹杆（不带细尖），系上一尺来长的粗尼龙线挂拇指长大钩，捉了活蛙绑在钩上，在黑鱼窝上点水钓。那天我们在第一个点才几下鱼就上钩了，哥哥费尽力气拉出水面，黑鱼竟有二尺多长，我正准备去接应，鱼脱钩了，啪的一声重重摔在岸边，打个滚儿溜进水里，真是难得一见的大块头黑鱼，我们长久呆立岸边，那一刻的怅然和遗憾，终身难忘！说起钓鱼，尤其是水表的刁子鱼，哥哥又有决窍。细竹竿长钓线小号钩，饵料只取竹园里密布的蜘蛛网，裹成一小团粘在钩上，一劳永逸，整个钓鱼过程再无需更换饵料。我们来到水库上游的杨汊洼，哥哥在岸边甩线，我在后面坡上收钩上的鱼，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小半天就能收获大半化肥袋青一色的刁子鱼。这鱼不能久放，所以母亲就不赶集卖了，而是洗净抹盐晒干，放在中堂的木架子上挂着，母亲农忙应急拿下来，用菜籽油香煎，加入切丝的红辣椒，或者养水坛里的盐菜，色泽金黄，酥脆鲜嫩，夹起鱼用牙齿咬住两下一拉就只剩下细细的完整鱼骨，这又是令人垂涎三尺回味无穷的地道美食。这样的记忆不胜其数，也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为美好的回忆，这是老屋带给我们童年最大的乐趣吧！

　　父亲沉默寡言任劳任怨，从分产到户后就全身心务农；母亲精打细算上下操持，但怎奈天旱水涝劳力欠缺，单靠父母亲两双手势单力薄，孩子们渐渐长大，操心的事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紧巴。就像艳姐上次给我说，她童年最深的记忆，是每到上学等重要节点，妈妈都要向塆里福贵叔等少数几个好心的邻居东挪西借，为我们筹措学费，而至于临时拉了口粮去镇上找人出售，也是常有的事情。1980年代中期，哥哥上大学了，艳姐和我上初中，开门全是花销用度，家里愈加捉襟见肘。1986年秋，我们全家第一次离开老屋，在钱场镇上开起一家小餐馆，母亲素来擅长制作菜肴，二姐也稍加教导，开始掌勺。这可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与尝试，母亲以一深居山间久经磨难的村妇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在当时当地看来是相当惊人的，变革总是跟随着时代大潮，不期而至，不知不觉我们成了全村第一批走出去经商的农户。过程还是艰辛，生意也很清淡，全家人挤在铁皮棚里，一个煤灶，蒸炒炸煎，三套桌椅，悉心经营，而多数的时间我只是听到妈妈叼念这郎个就没人来吃饭呢？拖家带口孤注一掷，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风气使然，地痞横行，赊欠成风，很多生意只是白白忙活一场。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更不喜欢哥哥和我放假回来无处可住，我深深想念我的小小的房间还有无边的河水，多少个星期六，我偷出自行车，往老屋的方向，奋力骑行……

1988年多雨的夏天，父母终于结束了餐馆的生意，转让了街边的铁皮棚，回到老屋，又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个时候，哥哥毕业当了高中老师，艳姐在县城舅舅家帮忙，我上初三，家里只剩下父母和二姐了。每周六下午回去，父母都在地里劳作，家里空无一人。我一般都是自个儿拿起鱼网，去河里一遍一遍地下网，直到天黑，这样可以为父母简单的晚饭添一盘荤菜。奇怪的是，这个时候，鱼明显的少了，大家也没有任何去河里捕鱼的积极性了。1988年那是下海经商的高峰，商品经济初露峥嵘，村里的堰塘农田也被推成养鱼池，人们都顾不上在水库里费事折腾了。而父母重回务农的这一段时间，突然就急躁易怒，很多事情似乎都力不从心，就连全家例牌过年的新衣，也都没有了。中考前的一天，正在讲课的哥哥支气管炎复发咯血，嫂子来学校让我回去通知家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家已是正午，母亲正牵着老水牛在禾场上辗谷子，我刚说哥哥要住院你们快去，母亲突然就劈头盖脸一顿哭骂，我委屈地流着眼泪，被隔壁好心的爱平叔的妈妈拉进去，囫囵扒了几口饭，妈妈连中饭都还没有做呢。现在重新回头去审视，那才是中国农村负担最重最困苦的时期，父母的无力感最真实地体现在偶然的不测面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1989年中考回来的暑假，我被当作壮劳力派上了用场，妈妈说等不到17岁了（之前她一直说我17岁才可干重活）。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起来的标志就是麻利地挑起沉重的草头（收割后捆好的稻谷）。收割完稻子晾晒半天后就得捆包挑到门前禾场，二姐和我都撑不起担子，父亲都是撑起稻谷，再过肩移到我们身上，四五亩中稻，分布在三个田冲，田间小路弯弯绕绕，我不知道要换多少次肩，一步一步摇晃到禾场，而同样年轻的二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的。收工的时候已是暗夜，肩膀皮开肉绽疼痛难奈，我去河边洗澡，抹一把汗水还是泪水，只有天知道。忙完地里的，我和父亲就赶着牛车，摘了满满一车大西瓜，去下面畈里走村串户卖瓜，出门就是一整天。这个夏天，我几乎都是睡在野外的瓜棚里，我开始做一个劳力与农人，学习各种农活的要领，也切身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真正感受到了农活的辛劳与苦累。

 

去高中报到的那天下午，父亲还在地里忙活，听说我要走，父亲匆匆赶回，替我背了一袋米和被褥，在前面急急地赶路，没有说一句话。绕到河边，坐木船摆渡，翻过长长的回头岭，走到汉宜公路旁等班车。这么长的山路，父亲是赤着双脚，脚脖子上全是泥巴，都还没来得及洗一洗。没等我上车，父亲就着急翻山往回赶了，关于我学习好坏的问题，父母从来不曾问起过；但塆里同龄的玩伴们一个一个相继回来，而我一直没想过要放弃，虽然不说但辛苦的父母是很欣慰的。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开启的记忆，藏在心底，煎熬了多少无助的暗夜。

　　上了高中，尤其是转到县中去后，一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我都从县城搭班车到雁门口街上，去找当时已在乡政府工作的哥哥，哥哥骑自行车载着我，一起回到老屋。夕阳西下，我们也去打鱼，不过这时候不能下水了，只能用撒网。哥哥一遍遍地在河边撒网，我依然提着袋子打下手，但鱼是真正的少见了。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无语地吃饭，哥哥要结婚、二姐要找对象、我要求学，件件都是人生大事，全部摆在父母的面前。几亩薄田又如何撑得起看起来天方夜谭的开支，母亲急啊，愁啊，动不动就会无端发脾气，甚至和父亲少有的红脸……刚过中年的父母，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农村的风霜岁月，是多么的磨砺着人心啊！

　　1989年腊月廿六，哥哥按乡俗在老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老屋门前那棵和我同龄的大柳树，变成了哥哥崭新的乳白色大书柜，还是那些木工师傅，还是那个漆匠，还是在家里忙活，但这时候的家具已经与时俱进有新的款式了。婚礼前两天，气温骤降，天空中偶尔飘散着细细的雪沙，我们兄弟俩一起攀上庙儿岭，这时候山顶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以前上山的小径早已被草木掩盖，山上柏树林挺拔茂密，已然成材。我们砍下一根笔直的柏树，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树干，穿行在寂静的山林里，这算是哥哥向山林的告别吧。我记得，婚礼那天，哥哥是穿着一身运动装去很远的罗店接嫂子过门的，运动服是哥哥去杭州学习时买回来的。老屋，因哥哥的婚礼，一下子又有生气了，放在书柜里的双卡收录机，不时播放着里查德·克莱德曼弹奏的《秋日的私语》、《致爱丽丝》、《命运》、《海边的阿狄丽娜》……,乡村的土屋与外面的世界开始相连。第二年，侄女出生。现在，她生活在海外。

1991年深秋，县一中状元池边的银杏树落叶缤纷，黄灿灿一片。父亲突然来到教室找我，我出来，看到母亲就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望着我笑。这是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学校见我。他们带给我一个决定：到县城来，卖菜，就是在外面饿死也不回去了。他们是怎样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又是为何这般的义无反顾，其间经过了多少的纠结，前路又会遇到怎样的艰辛，当时埋首书本间的我根本无暇深入思考，生活让父母不得不选择另一种苦累的承受，没有抱怨的时间，更没有抱怨的理由，正如后来父母谈起也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农村没有活路了。活下去，把孩子们奔大，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他们每天四点钟起床，在县城的南河桥边，进菜占摊。开始是在斜坡上，满地泥泞，襁褓中的侄女就放在身旁，风吹日晒，至天黑方才收摊。一年后迁入旁边新修的南河农贸市场，依然是起早贪黑，含辛茹苦，整整十年，如一日。

这一年也是腊月底，我们都返回老屋，送二姐出嫁。二姐的婚礼仓促而又拮据，没有像样的陪嫁品，更没有成套的家具，几床红绸被子，一点箱笼碗盆，已经是父母举债合家底了……我们甚至都没有按礼数送过门，她嫁到的那个盛产桥米的地方，我们家一个人也没去过。那一天，大雨滂沱，就像妈妈的眼泪一样……后来我到了南方讨生活，妈妈会时不时打电话给我，说幺儿子你要多帮帮你那造业的二姐……这是妈妈的心病，一辈子也没放下过。

离我最近与我最亲的艳姐算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早熬出头的吧，她在舅舅家照顾表弟几年后，到县城的商场参加工作，后来在银行坐柜台。我在县城念书，最幸福的时刻，是艳姐时常会过到学校，给我带一点吃的，还有让我努力，在那个懵懂单纯缺衣少吃的年代，艳姐的关心就是我坚持的动力。那个时候的父母，已经完完全全顾不上艳姐了，她后来出嫁，是在舅舅家里，陪嫁的电视机、冰箱、床上用品等，都是艳姐自个攒的钱置办的……而这，同样又是妈妈永远的亏欠，不能在任何时候提及。

1992年过年后，当年高考的我初五就回学校补课，父母也回县城开摊卖菜，我都没有机会和老屋道声再见，从此全家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再也没有在老屋住过一宿了。

老屋，后来转给隔壁的幺伯家。此后也就是短短几年间，六房岭后塆十六户人家，陆陆续续地搬离，到现在只剩下三两户坚守在那里，也只是些老人家。进山的路、曾经的灌溉系统、以及农田屋舍……彻底变了模样，或寸步难行，或慢慢坍塌，或化为灰烬，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

2012年8月5日，我在南方早间的睡梦里蓦然惊醒，天高云淡，溽热难耐。我正在纳闷刚才的梦境，就像此时天上的云、微微的风，突然就接到了艳姐声嘶力竭的电话……阔别老屋整整二十年的母亲，结束了她身体长长的病痛，把我们扔下，魂归故乡……来不及放下电话，我扶到地上恸哭，母亲昨日不还好好地给我打电话么……哥嫂从北京赶回，我携妻女从南边赶回，都没有见着母亲最后一面。她一句话也没留下，这是我们永远的痛……我后来了解到，每个亲友，母亲都或电话或拖着病躯探望，一一作了事前大家都不知道的告别，她才安心上路。也许，该说的、该做的，母亲都用一生说过了，做过了；也许，所有的辛劳苦难、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病痛折磨，都让母亲这一辈人承受完了，是该歇歇了……母亲享年70岁。老屋的后山松柏苍翠，郁郁长青，亭亭如盖，她永远安息在这里，永远守望在这里……

无论悲喜，不关沧桑，我都认为这就是我的幸福时光。老屋在，父母在，那就是家，就是恩泽；离了它，离了父母，都是漂泊。

写于2016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