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看到朋友转来凤凰卫视介绍陈永贵晚年生活的视频，不由地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前往江西出差的高铁上，端祥着保存在手机里我给陈大叔拍摄的几张照片，尽管在车厢上有诸多不便，但还是趁旅途这段时间，先编一个简易版的《怀念永贵大叔》，与大家共享。</b></h1><h3><br></h3> <h1>曾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辞职下野后，便从交道口原xx的住所搬到了复兴门外木樨地的22号楼。这所由国管局管理的公寓，被人们称为“部长楼”。</h1><h1><br></h1><h1>于是在我们的邻居里又多了位具有传奇人生色彩的山西老乡。记得父亲特意邀他来家里聊天、一起欣赏丁果仙演唱的山西梆子。</h1><div><br></div><h1><br></h1> <h1>第一次与陈大叔交谈，至今还有很清晰的印象。1982年，我刚从山西调到北京中国新闻社工作。一天早晨，我正在22号楼下等侨办的班车，碰巧陈大叔散步走到身边。作为我这个刚到外宣单位工作的新兵，巴不得利用人脉关系，找些新闻热点人物的报道线索，作为自己迈入国家通讯社团队的新起点。</h1> <h1>于是，我迎上前去说明自己的身份，希望釆访他的愿望。他谨慎地审视着我，仔细听我的每一个字。还是因为同住在一个楼里的老乡原故，没费多少口舌，陈大叔就答应了我的约访。<br></h1><div><br></div> <h1>当晚我兴致勃勃地走进大叔家，刚到客厅里,便发现他原来的秘书老焦也坐在那儿。原来他们对新闻报道仍是心有余悸，表示“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为这次采访我准备了一天，又遇到被拒绝的场面，尴尬地当时急得满头大汗。</h1><h1><br></h1><h1>我迅速整理了一下思路，用最直接的表述强调三点，一是这次报道将对党的形象有好处，二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没有限制，三是请老焦认真审稿，不想发表的坚决删除。<br></h1><h1><br></h1><h1>……陈永贵没等我说完，马上点上烟，大声再次对我的采访十分爽快地表态：“小韩呀，我下来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记者…只要对党有好处的事情，咱们就干……”<br></h1><h1><br></h1><h1>在老编辑的帮助下，专稿《寓公陈永贵》，成了我刚入职中国新闻社写的第一篇像点样子的人物专访，发香港《镜报》后反映不错。他们还特意发来专函对中新社表示谢意；之后有多家海内外媒体转载，成为当年罕见的有关陈永贵下野生活的报道。</h1> <h1>从此，我便成了报道大叔的“专业户”和编外“秘书”……慢慢熟悉起来，也彼此增添了些信任。我曾极力建议他给中央写信，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积极态度，要求走出“部长楼”，接触基层，联系群众，做点调研，发挥余热。</h1><h1>他很赞成这个主意，并让我执笔给耀邦同志写了报告，没过几天就获批准，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br></h1><h1><br></h1><h1>能够接触基层和普通群众，放飞一下心情，陈大叔显得十分高兴。我初陪他去北京东郊农场，正赶上人们忙活儿着给这位前副总理的办公室修建厕所。职工们对这位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农业学大寨”的代表人物，能来场任职的农民大官，表示了热烈欢迎和怀有极大的好奇……</h1> <h1>以后，我更多关注他的情况。常在院里见到的大叔，总是习惯地戴着一顶草帽；与人面对面经过时，不管有风没风，他都用手有意压低帽檐，避免被人认出，也不主动与人交谈。倒是与周围小卖铺和楼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很熟悉。</h1><h1></h1><h1><br></h1><h1>他常到楼旁的粮店去转转，不由自主地查看一下摆放那里供给北京市民的粮食，能权威地评判出是否是陈粮，并与售货员们津津乐道地亲切交谈关于粮食种植、收获、存儲的经验。</h1><h1><br></h1><h1>做为农民出身的他，被“困”在北京的这所公寓里，不允许回大寨居住，也不允许随便出京，尽管时常有家乡人来探访看望，带来大寨的土特产，但还是把他憋闷坏了。</h1><div><br></div> <h1>我常到陈大叔那聊天，他给我讲了不少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如何当上副总理的过程。从一个农民的视角，谈及他到中央高层工作后的喜怒哀乐，倾吐他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情感。</h1><h1><br></h1><h1>他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感情最深厚，卧室床头櫃上恭敬地摆放着他心中祟爱的领袖们的合影。……我也曾拟了个选题，计划写本他的回忆录《在中央政治局x年的日子》。</h1><h1><br></h1><h1>我与大叔的交往相处渐多，彼此间建立了十分亲密信任的关系。甚至他坐在那吃饭，我在旁边举着相机拍照，也被默许，但我从未对外发表这个照片。</h1><h1><br></h1><h1>东郊农场我再没去过，他倒是常让司机给我家送来农场新鲜的瓜果蔬菜。我也好长时间一直享受着大叔所阅读内部资料的待遇，每周定期取阅送还……</h1><h1>（这些回忆待今后续写）</h1><div><br></div><div><br></div> <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h1><div><span style="font-size: 20px;"><br></span></div><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陈大叔病逝，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守在陈永贵的遗体旁，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我陪着曾给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整容的北京医院马燕龙大夫。他是专门给中办提出申请报告，执意要为他“心中的农民英雄”整容。</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br></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提意还是要体现陈大叔“农民而来，农民而去”的形象，不主张让他戴干部帽子，而在北京医院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白毛巾。</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br></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问题来了，头上系着他在大寨常戴着的白毛巾，是能还其农民之特色；</span><span style="font-size: 20px;">但毛巾系在脑后就垫起了头，很不稳当，也不中看；若毛巾结在头前，又成了陕西农民的样子。后来还是他的家人否决了这个方案。</span></h1><h1><br></h1> <h1>遗体告别时，陈永贵的遗体上并没有人们常见到那面党旗，而是盖着家属自己准备的深色小碎花图案的褥单。官方派了中办的一位副主任领导，还有昔阳和大寨来的生前亲友；记得有山西著名作家马烽。不知内情的人们，在离告别仪式还有三分钟的时候，还意外地见到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身穿灰色大衣的华老，向这位曾在中央同事的老乡三鞠躬。陈大叔老伴泪流满面，不停地诉说着什么；华国锋双手握着老大娘的手，没有说更多的话。</h1><h1><br></h1><h1>凤凰卫视解说词所用的就是我原写的那段中新社发稿的文字。还有我用儍瓜相机拍的那张大叔在农场的黑白图片，严格地说，焦距还是虚了。</h1> <h1><b>陈永贵诞辰百年，应明亮的邀请，我们俩口前往大寨参加纪念活动，中新社也发了稿。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等不少红二代们相聚在虎头山，与当地人民共同向这位昔日的农民代表人物表达深切的怀念和敬意。</b></h1><h1><b><br></b></h1><h1><b>我曾在《陈永贵的生前身后》那篇文章里，把与大叔这么多年的交往及情谊认真地梳理了一下，容后再编发。</b></h1> <h1>很赞同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精神所做的十分准确的评价。大寨精神原本就体现着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满满的正能量。</h1><h1><br></h1><h1>尔后在中国整个大环境下，这个小山村发生的事情，完全是那个年代给这个农业典型留下的政治烙印，也是大寨人民无法左右的。我们应该反思以往折腾来折腾去的教训太多，而没有理由让昔阳及大寨的普通老百姓去承受本与他们不相干的责任。陈永贵曾作为大寨红旗的旗手，这是历史事实。遗憾的是，这位农民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牺牲品”。</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们永远怀念您，永贵大叔！</span></h1> <h1>因许多资料不在手边，容后有时间再认真编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忆陈永贵大叔的“美篇”，绝对是亲身经历，愿与友人分享。</h1> <h1><b>我们永远怀念您，永贵大叔！</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