驍勇善戰的内蒙古騎兵第一師

敢夫

骁勇善戰的内蒙古騎兵第一师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父親已经离开我们八個年頭了，父親的离开在当时我没有多难过，因我知父親的离开对于他本人是幸福的，因他可以不必在承受肉体的痛苦，可以带着他的灵魂去另一个美丽的国度，在那里我想父親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美，他想要的幸福，所以我很坦然的面对了父親的离世。
　　现在的我不知为什么越来越想念父親，也许是自私吧！父親离开了，我才体会到父親对我的一生倾注了多少爱，多少关怀，对我又有多少期待，想来很惭愧，对倾注自己一生爱的父親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想来心里一阵酸楚，一阵自责。
　　父親的一生是敢于擔責的，从小生活在一個貧窮的蒙古族家庭，18歲投身人民解放軍，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征途上，雖歷經坎坷，但他義無反顧地走了下來。在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中，他將生死置之度外；在工作中遇到挫折，他泰然處之；面對榮譽和困難，他不驕不餒；在政治運動中身受迫害時，他能正確對待。因為他只有一個信念，相信黨并為黨的事業民族的事業貢獻一切。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黨組織把他培養成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和當代中國的法學家，刑法專家，給了他很高的地位和榮譽，這讓他感到沉甸甸的。因為人民賦予他的不僅是權利，更多的是責任，是義務。他組建軍委法制局所有成員後，有了立法機構他很高興，62歲時離開工作崗位，當時我問父親您還去全國人大司法委員會工作嗎？父親說："为了不多的時間，為了盡責，把一份真實的記錄留下来，供後人學習歷史時借鑒和思考；希望我们认识到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必须坚持走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道路。"
　　父親很知足。知足是一种豁达平和的精神境界，它与工作上的不断进取并不矛盾，即以平和宽容之心待人待己。他是从磨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过战争硝烟，未被打死；经过"文革"运动，未被整死；经过政治运动的旋涡，未被淹死；患过几场大病，未被折磨死；因为遭受诬陷打了几年官司，未被气死。有幸能活到80岁实属不易！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与"文革"时受诽谤陷害冤死的同志相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有什么想不开的！记得父親在病重其间是那么坚强，病痛无情的折磨着父親，父亲却从未说过一声痛，直到最后一刻父親还是坚强的，父亲临终前的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和那一声轻轻的嘱托我的话语，让我好好关照我的母亲，我无言却泪如雨下。
　　父親非常知恩。他说："我这一生受人之恩甚多。首先，最大的恩来自党组织、人民军队。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党；是党和军队给了我信念、智慧、知识和力量，磨砺我顽强拼搏和所向无敌的精神，更是党和军队为我提供了施展才智报效祖国的舞台。我是党之子，终生铭记党的恩情。其次，要感谢一起共事的领导、战友和同事们，离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仅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必然一事无成。再者，要感谢我的夫人，她与我生死与共，没有她的悉心照料和鼎力相助，我的成绩肯定会大打折扣。"
　　我孤独寂寞的游走于人生的路上，父亲您知道吗?在我困惑不解的日子里没有了您的理解与教诲我是多么的无助啊！我知道，只有您的爱是无私的，只有您的爱对儿子是毫无所求的，您走了，留给儿子的是无数的愧疚与无数的不容易。
　　多少漆黑的夜晚，我望向星空，希望父亲也同样在看我。父亲您在另一个世界还好吗？我很好，请不要牵挂。父亲，现在的我已经成熟了，也学会了交往一些学者、教授、各领域的专家、精英们，（精英者，思想之精，品德之英，然后又学有所专，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做学问，为社会之脊梁，公民之师范）。一起为民族事业做点贡献。尤其是您最最牵挂和放心不下的孙女！我会代您好好的去爱他，父亲，我真的好想您……
　　愿天下所有的儿女都能在父母的有生之年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因为父母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不要在自己的内心里留有愧疚……

1980年1月7日，胡昭衡（前排左五）廷懋（前排左四）在呼和浩特市会见骑兵第1师部分老同志并合影留念。

骁勇善战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
我父親是内蒙古骑兵第1师的成員之一。骑兵第1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是1946年初内蒙东蒙自治政府最早组建的一支民族武装力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记载着这样一支骁勇善战的草原骁骑—内蒙古骑兵第1师。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的前身是伪兴安2师、兴安教导团、兴安陆军学校武装起义部队的青年官兵而组建起来的。1945年8月中旬，原苏联红军挺进内蒙古东部痛歼日本侵略者，日本将要垮台时，除伪兴安2师炮兵团（均为日本人）700余人被苏军定位轰炸歼灭外，其余伪兴安二师步兵38团、骑兵46团、兴安教导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官兵，都先后在王爷庙街举行了"810"武装起义和在葛庙举行了"八·一一"武装起义。最先组织发动这两次武装起义的策划者，是特木尔巴根、哈丰阿、阿思根等共产党人，1943年，为了适应对日斗争的需要，尽快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们利用事先打进伪兴安军内部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先后秘密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秘密组织召开三次会议，准备适时发动武装起义。
　　1945年8月8日至11日，原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从8月9日开始，苏蒙联军分几路进入内蒙古，首战在阿尔山打响。8月10日，伪兴安2师步兵38团、骑兵46团、兴安教导团在胡克巴图尔、王海山、乌力吉陶克陶的直接领导下在王爷庙街举行了武装起义。11日，伪兴安陆军学校军官，当在日本军胁迫下撤至到葛根庙雅玛图时，王海山等即按原计划杀死日本军官15人，击毙日本教官9名，其中有最大恶极的日本中校队长吉川和大谷少校。8月14日，起义的伪满陆军兴安学校等官兵陆续聚集在王爷庙街一带。当苏军进驻王爷庙街后，起义部队即与苏军取得联系，提出建立内蒙古民族武装的要求。8月28日，嫩江省警备区副司令员王明贵通过苏军从"811"起义部队物色100名青年军官，到嫩江省警备区充当部队骨干力量。9月，在苏军驻王爷庙街城防司令部的支持下，抽调部分起义军官组成了民警中队。10月，民警中队改建为民警大队，下设4个中队，都固尔扎布任大队长，王海山、额伯日勒图、单福祥、那达那分别任中队长。民警大队组建后，以协助苏联在王爷庙街驻军维持社会秩序为主要任务。11月中旬，民警大队与到达西满地区的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在葛根庙，王海山等人与八路军嫩江第1支队指挥员朱继先、王新波等人订立了共同发动群众和组建军队的协议，应八路军的要求，民警大队向嫩江第1支队派出了骑射教练员，并选派战士到白城八路军干部训练班学习。民警大队积极配合八路军辽北军区部队，消灭被国民党"光复军"任命为王爷庙街保安司令的阎振山匪部。11月下旬，民警大队由阿思根率领，开赴西科前旗（科右前旗）、科尔沁右翼后旗（察尔森镇）、喜扎嘎尔旗（索伦）、突泉县、洮北县（洮南市）取缔国民党党部及旗县政府，着手帮助建立了民主政权。解除了当地国民党"维持队"、"公安队"等武装，随即又沿着白城至阿尔山铁路一线清剿土匪，解放了阿尔山，收缴了大批日军溃败时遗弃的武器装备。12月5日，突泉县发生暴乱，国民党"光复军"第11师骑兵旅700余人和股匪"草上飞"占据突泉县城，建立了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八路军辽北军区派到突泉县开展工作的胡秉权、张廷均等干部、战士遭到扣押。阿思根闻讯后，立即派2大队前往突泉县城营救，八路军也派出指战员配合行动，于18日夜，救援部队向突泉县城发起突袭，"光复军"于次日凌晨弃城大败而逃，被监禁的八路军全部获救。至1945年底，民警总队已有效地控制了兴安盟中部地区的局面，为建立巩固的蒙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抗战胜利初期，草原上牧民子弟牵着自己家的马踊跃报名参军，兄弟几人甚至父子、叔侄一起参军的情况很多。他们从小和马打交道，马术很好，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就能很好地掌握马上射击、拼杀、冲锋等动作。正是科尔沁草原人民的支持，使内蒙古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逐步成长壮大，为组建中国骑兵第1师创造了条件。1946年1月2日，白城遭到大批"光复军"的围攻，设在该地区的八路军辽北军区机关处境险恶。嫩江第1支队急电王爷庙街向阿思根部求援，阿思根立即率部驰援。1月3日，民警总队与嫩江第1支队会合，并组成联合指挥部，集中兵力向"光复军"发起攻击，夺回了白城。此后，又经两个月的战斗，相继解放了安广、泰来、开通、镇东和瞻榆等县，歼灭"光复军"600余人。1946年1月16日，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葛根庙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将内防厅改为内防部，阿思根任内防部长。统辖东蒙古所有武装。1月15日，根据《东蒙古人民自治法》规定，以警备总队为基础，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组建了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1师。莫德勒图任师长，都固尔扎布任参谋长。原警备总队第1、第2、第3大队扩编为第1、第2、第3团，原科右中旗民警大队改编为第4团，全师共2500余人。王海山任第1团团长，双宝任第2团团长，单福祥任第3团团长,双龙为第4团团长。各团分别驻扎在白城、洮南、西科前旗、科右中旗等地，师直属部队及司令部驻扎在王爷庙街。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开始了新的征程。1月25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政部长阿思根、兴南地区主任乌力图在辽源（今吉林省双辽市）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等举行会谈，商定了关于东蒙自治政府与西满军区军政关系问题的暂行办法（史称"吕阿协定"），将在武装起义后而组建的骑兵第1师牢牢地掌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而在军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由旧军人到新军人的重要转变。后来，这支部队成为最受東北野戰軍赞赏的革命劲旅。他不但在阻击敌人进攻、同叛军进行斗争、收复失地的战斗中表现尤为出色，而且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出色地完成了接待、护送代表和代表会议开会期间的警卫任务。同时，骑兵1师出席会议的代表，态度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对内蒙自治政府的诞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在承德召开。5月25日至28日，东蒙古人民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在王爷庙街举行。按照"四.三会议"精神，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兴安省委员会，取消东蒙古人民政府、撤销所属各省建制，成立兴安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同时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番号，所属各部队统一编制，改称内蒙古人民自治军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阿思根任副司令员。成立了兴安军区，阿思根任司令员。1946年5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组成后，即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各只蒙古民族武装实行统一整编，将原内蒙古人民自治军兴安支队归属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师领导，并从骑兵1师抽调270多名骨干力量，充实到当时内蒙古党政军等领导指挥机关，为内蒙古建军建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1师驰骋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奉命参加辽沈战役，骑兵1师阻击廖耀湘兵团。自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奉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命令开赴辽北、辽西战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47年5月5日，骑兵第1师第1团、3团、炮兵团和第6支队开赴辽北前线。6月30日，1师与民主联军辽北第1分区部队在康平县组成蒙汉联军司令部，以赵东环为司令员，都固尔扎布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所属各部队，执行打击在辽河以北布防的国民党军队及清剿流窜土匪的作战任务。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守敌发起强攻，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军第1师前往增援，蒙汉联军在康平县三台子一带设伏阻击，将其大部歼灭。7月4日，骑兵1师部队击溃了逃往法库县的国民党骑兵第1军残部。在夏季攻势作战中，骑兵第1师南下作战十余次，历时两个月，肃清了康平、法库、彰武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毙敌151名、俘敌629名、击落敌机1架的战果。秋季作战开始后，骑兵第1师奉命参加了北平至沈阳铁路战线的战斗，先后三次突入国民党占领区，炸毁白旗堡、中腰堡铁路桥两座，破坏铁路干线数十里，使东北国民党军队交通补给线——北宁铁路一度完全限于瘫痪。10月12日，骑兵1师配属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参加了攻打大虎山守敌的战斗，有效的牵制了东进的国民党新编的第6军。11月，内蒙古骑兵第1师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了新民、法库、新立屯、黑山、阜新和新丘等城镇。在冬季攻势作战中，骑兵第1师参战部队奉命开赴法库县外围执行堵截驻法库国民党军队出逃、监视驻彰武、新立屯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任务。同时为配合主力部队对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封锁，对伺机出城抢粮的小股敌军进行追歼，并迂回法库与新民之间，使盘踞各城镇的敌军无法相互救援并连续作战，歼灭了活动在东辽河流域一带的土匪武装。11月29日，骑兵第1师和辽北第1分区部队向通江口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第6军第22师突击大队，毙伤敌200余人，生擒敌大队长李志民等91人。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骑兵1师挺进辽南奔袭作战，先后解放了台安、盘山、辽中三县。在冬季攻势作战的三个月内，骑兵1师共作战20多次，歼敌1000余人，缴获武器800余件，圆满的完成了战斗任务。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1师隶属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指挥。
　　1947年末至1948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所属各部队中广泛的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这次新式整军运动中提出了全军要向1师3团4连战士陶高和嘎瓦仓卜学习的号召。陶高是骑兵1师3团4连战士，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忘我战斗的革命战士。1947年10月13日，在大虎山战斗中，为压住敌人火力，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为我军前进打开通路，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阵前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嘎瓦仓卜是陶高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基层政治工作者，深受连队干部和战士的拥护，曾多次受奖。1947年10月13日，在大虎山战斗中，嘎瓦仓卜身先士卒，亲自端着机关枪率先冲入敌阵，保证了连队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他却疆场捐躯。乌兰夫得知陶高和嘎瓦仓卜的英雄事迹后，亲笔提书："陶高、嘎瓦仓卜同志在蒙古民族人民解放战争中，奋不顾身，与敌作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共产党员的最好品质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表现，内蒙古革命同志应该向他们学习！"其实，在那炮火硝烟的战场上，骑兵第1 师的英雄人物何止是他们，有很多革命英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都把年轻的宝贵生命捐献了祖国，不畏强敌，战死在疆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诸如，骑兵第1师某团作战参谋邰喜德，扎赉特旗罕德罕人，在1947年参加四平战役中，在2次冲锋失利的情况下，主动请战，率领能打硬仗的二连向敌人发起新的冲锋。经过激烈拚杀，邰喜德率领战士们击溃了敌人，为主力部队的进攻扫清了障碍。在这次战斗中，邰喜德一人就毙敌40余人。为了表彰邰喜德的卓著战功，东北民主联军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全军通令学习他的英雄事迹。 1950年9月，邰喜德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成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
　　辽沈战役胜利后，骑兵第1师第1、2、3团会师彰武，奉命追歼由辽西战场漏网的国民党蒙骑第1旅苏和巴特尔部至林西。接着，1师主力部队陆续进入锡林郭勒草原追剿胡图凌嘎匪帮，为彻底消灭胡匪，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内蒙古军区于1948年12月在贝子庙成立了临时剿匪指挥部。奉指挥部总指挥王再天的命令，骑兵第1师会同骑兵第3师（前身是内蒙古骑兵第1师）经过半个多月的征战，于1949年6月在中蒙边境的巴拉尔仙图全歼了胡图凌嘎匪帮，彻底清除了锡察草原的匪患，巩固了内蒙古解放区。
　　1949年5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同时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内蒙古军区组成后对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整编。除骑兵第1师、第2师保持原封号外其他都进行了重新合并整编。  （责编：赵秀芳）

1948年10月，參加黑山阻擊戰的騎兵第1師宣傳隊全體隊員，戰後在通遼合影留念。

我的父親图们于1946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连政治指导员、团保卫干事、师保卫科长、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大军区保卫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处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等职。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时。被全国五届人大十六次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员。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午晋升中校，1964年晋升为上校，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1954年毕业于中央人民公安学院，1985年毕业于中央党校。曾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研究会干事、中国行政法研究会顾问、北京军事法学会会长。
在他战争年代任连指导员时，曾荣获师首长授予的“缴获众多”的奖状和锦旗。在他从事保卫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他经常到基层和边防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促进了部队的纯洁和巩固，保障了部队建设和边防斗争的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他蒙受奇冤，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我父親在长期从事军事法制工作过程中，参加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数千起各类案件，主持修改、起草、审查了几十件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十分重视对法学理论的研究，先后撰写、发表了《加快和深化军法工作改革，更好地为部队建设服务》、《必须重视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理论的研究》等效十篇学术论文。并主持编写、审定了《中国军事法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史概述》、《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检察工作专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
军事法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法学界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对军事法学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所以，我父親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和填补空白的价值；我父親对刑法学的讲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刑法方面。由于他有四十余年的军队司法工作经历，并曾担任过军队最高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所以其学术观点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际司法工作的指导价值，对我国军事刑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法学家，我父親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很少空洞议论。他的很多学术观点都对社会法制实践产生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军委法制局的设立就和他的积极论证有关。总之，在中国当代法学家中，他以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开拓创新、富有时代精神、密切联系实际见长。
我父親因工作成绩显著，学习刻苦，多次被嘉奖。1946年在东北军政大学被评为模范学员，1950年在骑兵一师被评为一类干部(模范干部)，1959年在内蒙古军区被评为先进保卫干部并出席全国公安先进工作者大会，因在法制宣传上成绩优异，1989年总政治部在全军通报表彰，1990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都在全国通报表彰。基于上述成就，1991年出版的《中国法学家辞典》中收录了他的名字，记载了他的贡献。收录的现代法学家中他是唯一的将军，唯一军事法学家，唯一的一人身兼两家(军事法学家和刑法学家)，唯一的从事实际工作，同时又注重理论研究的人，唯一的蒙古族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原中顾委常委武修权同志评价我父親“是一位阅历全面、经验丰富、有重大建树的法律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黄玉昆同志评价我的父親“是一位忠诚并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又是一位勤于钻研，在军事法学、刑法学上颇有造诣的领导干部。”
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我父親只是离开行政领导岗位，转到另一条战线，全部精力投入写作和军事法学研究工作，首先撰写他经历和参与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件。他同一个年轻人合作创作出版了新中国政法工作史上的“三个之最”，即审判工作之最《超级审判》、个人冤案之最《共和国最大冤案》、集团冤案之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记》已交出版社待出版，他还主编了《中国军事法学教程》。
他写的这些书受到国内外的好评。一位文学评论家讲，写出《超级审判》这样一个超大题材的作品，没有相当的胆略和气魄，没有很高的业务素质是完不成的。不少政法干部讲，这部作品是我国80年代拨乱反正时期办案工作的缩影，是珍贵的史料。有些历史学家讲，《共和国最大冤案，这部书是研究中国那一段历史最真实、最客观、最权威的一部著作。《中国军事法学教程》是我国第一部向全国公开发行最系统的军事法学理论著作，填补了我国军事法学教材的空白。

1992年8月，原内蒙古軍區騎兵第一師老同志阿力贡（左一），虎日乐巴根（左二）、图们（左三）、巴音图（左四），在遼寧黑山騎兵第一師烈士碑前合影留念。

巴音图，又名刘玉山。内蒙古军区司令部顾问，现已离休。1917年12月29日生，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老爷庙人，蒙古族。
中文名
巴音图
别名
刘玉山
国籍
中国
民族
蒙古族
出生日期
1917年12月29日

1940年10月毕业于伪满陆军兴安军官学校，继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44年10月毕业回国后任伪满兴安军官学校区队长。
1945年以来，先后在东蒙自治政府、军政干部学校和内蒙古军区、北京军区国防骑兵第五师等单位任军教主任、骑兵团长、骑兵师参谋处长、军区军训处长、军训部长、教导团长、步兵学校校长、司令部顾问等职。其间曾于1958年和1964年先后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深造。
1981年7月离休。开始潜心于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史和内蒙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现任内蒙古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理事长，内蒙古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经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主要论著
《成吉思汗兵法与时代特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文集》，1984年4月《游牧业经济与成吉思汗远征》，《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论文集》，1987年6月《具有游牧业特色的成吉思汗兵制》，《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论文集》，1988年8月《成吉思汗札撒大典与蒙古帝国的经济》，《内蒙古社联》1989年第12期《论成吉思汗军事思想》，1990年10月《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论文集》。

虎日乐巴根 蒙古族，1926年生，辽宁阜新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任内蒙古骑兵第1師战士，连长，营政治教导员，乌兰浩特军政干部学校学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学员，内蒙古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内蒙古军区警卫营副营长，内蒙古军区骑兵第5师14团副参谋长、副团长，内蒙古军区骑兵第5师13团团长，内蒙古军区步兵第3团团长，内蒙古军区骑兵第5师参谋长。1976年10月任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副司令员。1979年2月任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司令员。1981年1月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1983年3月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7月离职休养。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2大代表。

以上兩位故去的老人是我父親的戰友、同事及朋友。因為照片中在一起合影，我簡單介紹一下，有不准確的地方請原諒！我父親還有很多老領導們，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不想过多的介绍父亲的老首长老领导们，我熟悉骑兵1师的伯伯、叔叔、阿姨们太多太多了。小时候，经常看到他们。至今，他们的身影在我脑海中闪现着。我只想说父親是骑1师的普通一员，他也是骑兵1师培养的优秀指战員！以後會慢慢介紹他在其他工作崗位上經歷！比如：内蒙古軍區（大軍區）保衛部、内蒙古軍區后勤部、全軍落實政策办公室、參與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工作六年，全軍整黨辦公室，在解放軍軍事法院崗位上多年，在中央軍委法制局的日日夜夜⋯⋯

文章發表後，很多騎1師的後代們想詳細了解《葛根庙起義》的歷史過程。

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遍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区。伪大同元年(1932年)，伪满洲国宣告成立。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翌年8月1日，迁至伪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军校隶属于伪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军事顾问泉铁翁中佐。伪军校校长虽然由蒙古族伪军将军级军官担任，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金川耕作和佐野、服部的命令。历任校长依次为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在校生600余人。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足见日伪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
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日·《蒙古大观》)建立"建国神庙"、"神社"，供奉日本图腾"天照大神"，宣扬天皇是人和神的合体，从"天照大神"以来2600年，万世一系，要"八宏一宇"，统一世界。"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上列队面向日本东京、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日本明治天皇敕语》、伪《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向学生们灌输"五族共和"(日、满、蒙、回、朝)、"日满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思想。教材中，充满了日本历代将相、武士的传记，如侵华军人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佐久间大佐等，号召学生学习他们的"尽忠皇国"精神。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日文，人人说日语。禁止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飞扬拨扈。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而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须先向日本军官敬礼；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天天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米(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荷"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伪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日本关东军耻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伪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族，伪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登登太等七名伪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大义凛然，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小男召三著《成吉思汗还活在蒙古草原上》)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父老兄弟姐妹沦为亡国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加之亲身体验各种欺凌、污辱、虐待，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行动。

是年12月初的一天傍晚，伪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伪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伪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刹了田中的嚣张气焰。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是年12月31日夜，没有月亮，漆黑如墨。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幕掩护下，悄悄砸开伪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奔驰而去。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值日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枕戈待旦，十分紧张。

伪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是年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兰毛都(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警察分驻所密报，同时指使家奴将白音那木拉等人的枪支弹药悄悄地移至蒙古包外藏匿起来。驻乌兰毛都伪警察分队闻报紧急集合，连夜策马急驰将满族屯包围起来。白音那木拉等人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操枪，枪已不知去向，只好束手就擒。被押解回王爷庙街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烤打审讯中，宁死不屈。元月6日，在王爷庙街东北洮儿河畔英勇就义。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木召开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对德、日最后决战问题，决定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消灭侵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

日伪当局预感到末日来临，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4管收音机不准收听。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爱国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在打入伪满洲国军界、时任伪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伪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解放而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青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鼓舞斗志。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伪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会上，打入伪满洲国政界，时任伪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侵略者作战"。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是日，伪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伪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伪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会上，大家认为，德国法西斯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会议决定：如果日伪当局在伪军校或其它伪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伪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伪军校；双宝、鄂荣斌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伪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年。但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伪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有什么秘密了"。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伪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其他蒙古族军官，无论如何要在到葛根庙前动手，否则来不及了"。说罢，都固尔扎布秘密躲进部下田仓上士家的粮仓里，躲过日本宪兵、特务的搜捕。郝永芳迅速设法将都固尔扎布的境遇和建议向王海山报告。王海山听罢，感到形势严竣而又紧迫，顿时萌生了在伪军校就地发动兵变的念头。但冷静思考后，看到军校学生年龄小，没有战斗力，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加之目睹一个营日本关东军刚刚开进王爷庙街，为避免损失，不宜行动。王海山与伪军校区队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鄂秀峰和郝永芳等人秘密研究决定，待撤退途中再相机行事。

“八·一一”正义枪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
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飞机飞到王爷庙上空撒传单，拾到传单的同学，看到传单纸上用汉字写着：希望反对侵略和压迫的人们，要同我们合作，加速日军的灭亡！
是日，伪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召集全校日伪军官集体到校内“神社”参拜，祈求平安。然后命令全校师生在校内挖战壕和对空射击工事，并在校部办公大楼上架起数挺机关枪，妄图就地抗击苏军。校部的日本文职人员手忙脚乱地焚烧文件、档案、教材，烧了一整天。
8月9日凌晨0时10分至11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是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全面反攻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大举进军东北，全国人民包括内蒙古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进攻。
是日上午，伪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奉顾问金川耕作大佐之命，召集全校日伪军官下达撤退命令，由服部少将、校长乌尔金上将统一指挥，行军序列分四个梯队，伪军官兵、学生共600余人。第一梯队，由宫本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二、三年级学生组成；第二梯队，由管原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组成；第三梯队，由大谷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四年级学生，予科一年级和本科一年级学生组成；第四梯队，由吉川中校指挥，梯队由生徒队本部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组成。每个学生只带三八式步枪一支，子弹200发、水壶、饭盒等，其它衣物统统弃置学校。
是日，大雨倾盆。下午4时始，各梯队间隔1个小时相继冒雨出发，向郑家屯方向撤退。此时，伪军校大门上的日本太阳旗和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伪满洲国国旗已被狂风暴雨撕成碎布片，残缺不全的垂下头。嵌在校部大楼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伪满洲国国徽已被拆掉。伪兴安总省政府、省警务厅等日伪机关大楼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燃起熊熊大火。日伪军、警、宪、特人员及机关职员和家属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仓惶逃窜。
是日夜，伪军校第二梯队撤退到西科前旗吉尔沁艾里宿营，随队撤退的王海山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准备在此动手。但看到梯队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戒备有加，抱着机枪躲进一家地主大院里，院墙很高，加之夜黑如墨，雨又下个不停，行动不便。因此决定明日拂晓到葛根庙(内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寺庙之一，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葛根庙镇)以枪声为行动信号，举行武装起义。这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秘密传达到各梯队的起义行动骨干。各梯队挑选年龄比较大、比较勇敢的学生为阻击手，分别指定射杀的日本军官。
8月11日拂晓，雨过天晴。各梯队相继撤退到葛根庙陶赖图山北坡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伪军校本部军士高生嘎飞马向王海山报告：“第四梯队一、二、三区区队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何俊杰、包荣吉、乌鹤龄等阻击手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连长安腾上尉和奥土中尉等日本军官全部干掉”。王海山听罢，立即命令阻击手将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梯队区队长那达那、前卫排长巴音图、前卫班长布和指挥轻机枪手阿古达木和都古尔扎布用刺刀将日本“酒保”少校刺死，令武恩启等阻击手将大谷少校等3名日本军官击毙。第一梯队区队长平安、敖荣祥和学生海香涛将宫本少校打死。
至此，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成功。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海山命令起义官兵、学生撕掉伪军帽徽、领章、肩章，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杀死日本军官举行武装起义，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他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护老百姓。
9月初，经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巴罗夫中校同意，王海山率领起义部队回到王爷庙街，组建民警大队。由苏军城防司令部给每人佩发红底黄字袖章(印有俄文、意为人民警察)和武器弹药，配合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维护城区治安，防治鼠疫[1]。10月初，改编为警备总队。

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后，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划归中共西满军区领导和指挥。起义官兵大部分编入师属各骑兵团。同年5月25日，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街召开。5月1日，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骑兵一师胜利完成大会的保卫任务，并接受了以乌兰夫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成员、全体与会代表和来宾的检阅。1948年1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列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奉命参加了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数千名蒙古族官兵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纵横驰骋，奋战沙场，英勇杀敌，为民族解放，为全中国的解放创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5年8月，苏军《前线战报》报道：“王爷庙陆军兴安军官学校在进步青年军官的带动下，广大爱国师生勇敢地杀死了日本法西斯军官，举行了武装起义。对此，苏联红军表示赞扬。”


1945年11月24日新华社陕北电：“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内蒙各地人民乃纷纷起义响应，并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以配合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日作战”。

1946年4月1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意见》：“苏联进攻东蒙时，蒙古青年军人曾在王爷庙杀死日本人，举行起义，欢迎苏军”。

1999年2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作出《关于“8·11”事件确定起义性质及参加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批复指出：“‘8·11’事件可确定为起义性质，参加人员按起义人员对待。”至2002年4月29日，落实政策按抗战干部待遇179人。

1992年8月，原内蒙古騎兵第一师部分老同志在青苔泡阵地合影留念。

1992年8月，原内蒙古騎兵第一师部分老同志在胡家窝棚阵地回憶當年。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在承德召开，会议结束了内蒙古历史上长期被分割的局面。“四三会议”后，当时东蒙古人民自治军3个骑兵师番号被取消，统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同年9月，卓索图盟骑兵纵队在赤峰成立。这样，内蒙古人民武装就发展为5个师、1个纵队，共2万多人。其中，除警卫团是步兵外，其余全部为骑兵。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下辖骑兵第一、二、四、十一、十六师以及卓盟纵队、警卫团、独立骑兵第三团和第九团，同年5月又成立了人民武装部和兵站部。同年9月，骑兵4师与卓盟纵队合编为骑兵第十师，11月成立锡察军区，统一指挥骑兵第十一师和十六师作战。
1948年9月，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场战役——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骑兵第一师主力奉东北野战军总部电令，阻击廖耀湘兵团。在胡家窝棚和青苔泡阻击战中激战52天。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与敌人死打硬拼，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胡家窝棚阻击战是黑山战役的序幕，也是骑兵第一师战争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阵地坚守站。

内蒙古骑兵师
1948年10月23日凌晨3时许，胡家窝棚阻击战打响了。
敌人二O七师三旅在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我骑兵第一师一团胡家窝棚防御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五六倍于我方的国丄民党部队，一团将士勇猛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阵地7个小时，毙伤敌人数百名，65名将士英勇牺牲，为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赢得了时间。在辽沈战役的52个日日夜夜中，内蒙古骑兵第一、二师始终配合东北野战军战斗在最前线，胜利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为解放全东北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解放东北和华北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当时，内蒙古骑兵第一、二、三师主要征战于东北战场，配合东北解丄放军部队参加了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而第十六师、十一师则配合华北战场作战。1948年9月，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师奉命参加了辽沈战役中的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战和围困长春、解放沈阳之战。骑兵第十六师和十一师配合华北解丄放军主力参加了察绥战役。同年12月，骑兵第十一师参加了平津战役中的张家口围攻战。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谱写了新的篇章。
骑兵具有快速、机动、灵活、勇猛的特点，擅长战役侦察、远距离奔袭、运动防御、追歼敌人。骑兵相比步兵，不但能徒步作战，还擅长马上射击和劈刺。蒙古族的骑兵战士都精通马术，他们跨上战马以后，在马上简直什么都能做。当时为了躲开敌人的空袭，骑兵部队经常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在急行军时一晚上甚至能奔行200多公里。在夜间行军时，几百人、上千人的骑兵部队，只要最前面的人和马清醒，其他人都可以边骑马边睡觉，战马会按照队列的顺序走，绝不会有一匹马掉队。当时骁勇善战的骑兵战士挎着马刀、端着机关枪在茫茫草原上长途奔袭，如神兵天降，让敌人措手不及、闻风丧胆。与国名党打仗的时候，国名党部队将领面对溃败的战事，无奈地对属下讲：“你们不要逃跑，外面有5万蒙古骑兵，你们跑出去就会被他们全歼。”当时战俘也称：“我们就怕拿着大刀的蒙古骑兵部队。
1947年5月1日至1949年4月30日，内蒙古骑兵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作战633次，毙伤俘敌19875人，缴获各种炮69门、轻重机枪132挺、长短枪8359支、各种炮弹1203发、子弹68935发、战马20082匹，击毁敌机一架。
1949年5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改称内蒙古军区，下辖骑兵第一至五师，原第十师改称三师、原第十一师改称四师、原第十六师改称五师。内蒙古骑兵部队是驰骋于东迄长春、沈阳，西至绥蒙原野的快速机动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在区外配和野战军部队作战，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英名。

1992年8月，原騎兵第1師部分老同志在遼沈戰役紀念館前合影留念。

1992年8月，原内蒙古军区騎兵第一師部分老同志在遼沈戰役紀念館拉木扎布（中）铜像前合影留念。

1997年8月，原騎兵第1師的老同志在呼和浩特市與应邀參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週年慶典活動的老領導张策（前排左七）、胡昭衡（前排左八）合影留念。

父親的家鄉在今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南公营子。當地蒙古部落乌梁海氏，在史书典籍中大都称兀良哈氏（或类似的谐音字）。兀良哈部落，是蒙古族中历史久远的古老部落。公元9～10世纪，在斡难河（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不尔罕山（肯特山）麓，以打猎捕貂为业。习于山林，故又称"斡亦剌惕"（林中百姓）。
兀良哈部与其他蒙古部落始终和睦相处。特别是与成吉思汗祖上的蒙古部落，世代友好，不但密切交往，而且还有姻亲关系。
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世祖朵奔篾儿干，曾娶兀良哈人阿阑豁阿为妻子。朵奔篾儿干第五子孛端察儿，又娶一个逃难的兀良哈孕妇为妻子，生了个儿子叫阿里巴歹。兀良哈部与成吉思汗祖上有了这一层姻亲关系，互相来往得更加频繁密切。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秃儿，与者勒篾（济拉玛）的父亲——兀良哈铁匠扎儿赤兀歹（扎尔楚泰）又是一代挚友。
约在公元1162年，在蒙古高原斡难河畔的一个帐幕里，铁木真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征服欧亚两大洲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诞生时，兀良哈老人扎儿赤兀歹自不尔罕山送来一件珍贵的貂皮襁褓。铁木真幼年时，他又把自己与铁木真年龄相仿的儿子者勒篾送了过来，为铁木真备鞍子，看门户。
自此，铁木真与者勒篾兄弟般地相处，关系非常好。者勒篾后来为铁木真成其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者勒篾，就是贡桑诺尔布家族的始祖。其家族从者勒篾开始排辈至今。
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不儿罕山的兀良哈部者勒篾的两个弟弟察兀儿罕、速不台（速别额台）也来投奔铁木真。
公元1189年，铁木真在古连勒古山阔阔海子的地方，在草原贵族的拥戴下，被尊为可汗1，此时相当于汉族历史上的诸侯王。他对其下大小官员进行了分工，被称为铁木真的"鞭子、影子"的者勒篾被封为众人之长。者勒篾之弟察兀儿罕被分派称作为"远箭者、近箭者"的侦察联络者；速不台被分派为"像老鼠似地收集财产"的藏贮管理者。
兀良哈三兄弟尽职尽责，尽忠尽力，屡建战功。者勒篾、者别、忽别来，速不台，是成吉思汗的"四骏"，四员虎将（爱称为"四狗"）。
公元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库烈尔台"（"忽里台"）大会，建九斿白旗2，都于和林，建立蒙古帝国，成为蒙古大汗，相当于汉族历史上的天子王，号"成吉思汗"。敬献这个汗号的是晃豁坛人阔阔出，蒙古人称他为"帖卜·腾格里"（通天使者）。蒙古语"成吉思"乃 "海"或"浩大强盛者"之意，"成吉思汗"意为"伟大至上的君主"。当时对功臣大加封赏，者勒篾为第九千户那颜3，并获"九犯而不罚"的恩赐。其弟速不台为第五十一千户那颜，察兀尔罕为第五十八千户那颜。者勒篾之长子也孙贴额为弓箭长，其次子吉伯格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古列坚"驸马。
兀良哈三兄弟受到成吉思汗如此重的封赏，除屡建战功的原
1 可汗：亦作"可寒"、"合罕"，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为"汗"。
2 九斿白旗：又译称九足白旄纛，是帝王的标志。"斿"于此处音liú（流），是古代旌旗末端的下垂饰物，后写作"旒"。
3 千户那颜：官名。蒙古建国初，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牧民统一编组为数十个"千户"（《蒙古秘史》记载为95个，但其中包括有后来组成的），分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那颜"，蒙古语官人之义，后为蒙古汗国和元朝时贵族领主和官员的通称。
因以外，还因为者勒篾对成吉思汗有过三次大恩。第一次是成吉思汗青少年时期，遭遇到仇敌追杀，者勒篾保护他，躲进不儿罕山密林中，脱离了危险。第二次是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与泰亦兀惕人决战于斡难河畔，颈部受重伤，者勒篾守护在旁，用嘴吮出毒血，使他避免了生命危险。第三次是此次成吉思汗伤后又饥又渴，者勒篾豁出命来，夜里单人裸体渡河，从敌营中盗取马乳，供其充饥解渴。这三次大恩，使成吉思汗终生念念不忘。
兀良哈部人对蒙古大元帝国的建立也有卓越贡献。兀良哈部杰出将领速不台父子，曾两次跟随蒙古大军西征中亚，越高加索山，到达欧洲，从伏尔加河战至多瑙河，征服欧洲俄罗斯、匈牙利等十几个大公国。后来在灭金的战争中，速不台与成吉思汗四子拖雷，带领兀良哈军于公元1232年，绕过潼关进入河南，在三峰山（河南禹县）与数倍于己的金军发生激战，攻入汴京，消灭了逃亡的金王朝。速不台死后被封为河南王。（见《元史·列传第八》）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公元1253年跟随忽必烈出征云南，任军事指挥，绕道四川西部藏族地区，越大雪山，过大渡河、金沙江，第二年攻入大理城，灭了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大理国，建立政权，纳入中国的版图。忽必烈北归后，兀良哈台留下来攻略西南地区。兀良哈台之子阿术，在元灭南宋的战争中，率本部人马大战扬州等地，战功累累，死后被封为河南王。（见《元史·列传第十五》）
元朝时期的兀良哈部落，于公元1207年走出不儿罕山原始森林，青壮年大部从军参与蒙古大军的征战。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始祖忽必烈把兀良哈部安置在额客朵颜温都尔山，即大兴安岭东麓（现齐齐哈尔东南处），从此朵颜与兀良哈名称混用。元祐三年（1316年）始设朵颜温都尔千户所。
元末明初，兀良哈部已南下，延伸到西拉沐伦河一带，进而控制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到了明朝，兀良哈部投附大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设泰宁、福余、朵颜（兀良哈）三卫。朵颜之地广袤，"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武备志》）。三卫指挥使驻兀良哈地域，故有兀良哈三卫之称。其他头目各领所部，以安畜牧。
明驱元后，蒙古退居北方，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首，史称"北元"。北元蒙古内部分裂以后，西部为瓦剌，东部为鞑靼，还有兀良哈，成三大部分。兀良哈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周旋于蒙古东西两部和明朝之间，平衡各种关系，寻求生存和发展。
兀良哈在明朝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参与。建文元年（1399年），明燕王朱棣借"削藩"之机，发起"靖难之役"，兀良哈出动三千铁骑（亦有六千之说），为其助战，与建文帝大军转战于河北、山东，一直打到南京，于1402年帮助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朱棣成功后，归还大宁兀良哈旧地作为借兵之酬。
"土木之变"是明王朝的奇耻大辱。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元西部蒙古瓦剌部也先进攻大同。明皇帝英宗御驾亲征，大战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以东）。明军大败，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也被也先军俘虏。紧接着也先军围攻北京城，幸赖于谦部署兵员，奋力抵抗，才将其击退。在这次事件中，兀良哈部暗中联络瓦剌部也先，并出任向导，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攻打辽东，予以积极配合，围攻北京城时全力以赴。从中得到许多好处。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的"庚戌之变"，使腐败的明王朝产生了根本动摇。由于明王朝经常采取减少或取消贡市和互市的办法，封锁经济往来，使蒙古各部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为了打破这种经济封锁，蒙古各部不得不诉诸武力。兀良哈三卫都督、者勒篾第十世孙恩克（影克），联络瓦剌俺答汗蒙古，集结于兀良哈牧地，组成强大的联军，威逼明朝京城。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明王朝答应了通贡互市的全部条件，蒙古兵才撤军。此事发生在庚戌之年，所以历史上称"庚戌之变"。
明朝中后期，即十五世纪初，开始形成喀喇沁部与兀良哈部的大融合。
喀喇沁在汉族典籍中又被译为哈喇慎、哈喇嗔、哈喇赤，或类似的谐音。原为"平民"或"属民"之意。
哈喇慎和兀良哈原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蒙古部落。哈喇慎原在亚洲中部的钦察草原游牧，兀良哈原在亚洲东部的不儿罕山狩猎，相距不啻万里之遥。这两个部落的融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哈喇慎先民为中亚草原乌古思人，七世纪时迁往阿姆河以南伊朗哥疾宁、白沙瓦等地。成吉思汗时代，拖雷和速不台西征达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把位于哥疾宁的哈喇慎人征入军队，并把他们带入蒙古地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土土哈率哈喇慎万余人猎于北塔海，后逐渐迁牧于岭北行省，并多次平定过皇族内乱。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蒙古封建主孛来太师挟北元皇室脱脱不花，率哈喇慎等部南下，活动于河套，宁夏及大同边外，东与兀良哈部搭边。从此兀良哈与哈喇慎部有了友好的往来，共同在张家口与明朝通贡互市。朵颜兀良哈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者勒篾第五世孙）与孛来太师联合，得"太尉"名号，参与了对明边境的进攻，而"大入辽河"。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蒙古达延汗即位，在满都海哈屯扶持和辅佐下，用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到其孙俺答汗时期，兀良哈三卫也在其控制之下，俯首称臣。达延汗之孙，即俺答汗之弟巴雅思哈勒（老把都），蒙古右翼永谢布万户的哈喇慎部长，
率部众东迁至开平，再徙至朵颜卫近地，驻牧于宣府、张家口、独石口。俺答汗长子辛黄爱台吉1也率部众迁至兀良哈近地满套儿（河北丰宁一带），形成了牧地互相交错、密切交往的局面。兀良哈部出于正统观念，凡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他们都视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对于他们进入牧地持欢迎的态度。两部落相互联姻，产生了血缘关系。辛黄爱台吉在兀良哈娶了三个妻子，生了六个儿子，都留在了兀良哈。
哈喇慎部长巴雅思哈勒，也从兀良哈娶了两个夫人。
者勒篾十一世孙长昂又娶哈喇慎部首领青把都之女（巴雅思哈勒之孙女）东桂为妻。这种姻亲关系，实则是一种政治关系，加速了兀良哈部与哈喇慎部的融合。从此，史书记载上出现了"朵颜三十六家"、"哈喇慎三十六家"、"喀喇沁苏布地"等记载。
崇祯元年（1628年），新兴起的察哈尔部林丹汗，已经用武力吞并了许多蒙古部落，击败了永谢、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控制了右翼蒙古。朵颜卫兀良哈苏布地，联合原哈喇慎部白音台吉（巴雅思哈勒孙）等其他部十万余人，进至土默特之赵城（早落乌苏）杀察哈尔兵四万余人，回师时又在张家口一带歼察哈尔兵三千人。同年八月，苏布地偕其弟万丹伟征归附后金。就在此期间，哈喇慎部与兀良哈部因共同作战，共同归附后金，两部合而为一，融合在一起，打出了喀喇沁的旗号，称之为喀喇沁部。后金根据满洲八旗军事制度，于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诏编喀喇沁部为左右二旗。喀喇沁的名字就这样形成了。
喀喇沁部苏布地为后金入关，在军事上、物资供应上做了许多事情。清兵入关以后，喀喇沁兵随睿亲王多尔衮，追击闯王李自成；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藩作乱时，喀喇沁兵跟随康亲
台吉：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源出汉语"太子"。成吉思汗只用于皇子，后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称。清朝用此称为爵号，用来封赠蒙古贵族，位在王、贝勒、贝子、公之下。
王书杰，开赴江南进行剿灭。林丹汗后裔布尔尼趁三藩之乱预谋反叛的消息，是喀喇沁右旗郡王扎什透露给康熙皇帝，从而迅速将其剿灭的。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喀喇沁王扎什除负责后勤供应外，还参加了著名的乌兰布统之战。因诸多功劳，康熙皇帝将第五女和硕端静公主下嫁扎什之子噶勒藏。从此，喀喇沁越发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康熙皇帝亲题"大邦屏藩"四字，悬于王府中堂。到了第七任札萨克喇特纳锡第时，乾隆皇帝亲赐"世守漠南"印章，以示皇恩浩荡。到了贡桑诺尔布时期，清廷已趋没落，更加重视外藩蒙古的巨大作用。

蒙古族兀良哈部落的簡介

兀良哈部落因为朵颜三卫而出名，明建文元年， 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 起兵靖难。欲取代建文帝朱允炆。畏宁王扰其后方，遂发兵攻大宁路都，胁迫宁王归顺，又以重金馈赠三卫首领。约定出兵助攻， 及燕王起，宁王召三卫首领，三卫皆从。燕王从三卫中选精兵三千， 随其南征。
族源：兀良哈，又称黄毛，其睛亦说正黄，为金发种族。元称不里牙惕，即林木中百姓 （与斡wo亦yi剌la惕ti及后来的卫拉特蒙古相对应。斡亦剌惕，即草原上百姓，史称卫拉特部落为草原上百姓，实以林中百姓为主）。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 作兀良孩，兀良罕，乌梁海，兀礼等。西人谓其容貌类突厥，盖亦丁令族。吾以为，兀良哈实为突厥族，原非蒙古族本部（黄金家族），被成吉思征服后语言逐渐蒙古化。蒙古部落盛时几百个，所含种族极杂，蒙古本部亦为混血部族。而蒙古族与突厥实为同祖，蒙古语与突厥语联系很密切，所以兀良哈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突厥语音。（比如颤音，舌音）

《元秘史》 载其牧地在不儿罕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脉最高峰）。十世纪时游猎于今蒙古国鄂嫩河上游肯特山林中，成吉思汗时迁移到今洮河上游，绰儿河，朵颜山一带，居大宁路，属辽阳行省。明初，大宁路来降，其地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属北平行都司，宁王居大宁以节制之。满清平蒙古卫拉特部，兀良哈余众乃自立，居于唐努山者，满清时谓之唐努乌梁海。

兀良哈从成吉思统一蒙古各部之前即在斡难河，大汗死后，为其守护肯特山中成吉思汗家族陵墓者。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因准格尔部葛尔丹入侵及后世国际关系影响，部分部众位在外蒙古外部（即唐努乌梁海）。


北元在漠北形成後，兀良哈人被迫臣服明朝。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蒙古兀良哈之地。因朵颜卫地处险要，史称朵颜三卫或者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是明朝政府加强边地统治，防范蒙古其他部落的重要措施。利用兀良哈三卫所处的重要位置，确实有效的遏制了北元及鞑鞑部（蒙古本部）的东进南下。然兀良哈本属蒙古部落，与东西蒙古有不可分割联系，对明朝政府关系亦不稳固。随后来巴图孟克（蒙古族著名的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三卫失去了作用。同时，三卫与女真密切联系，对三卫自身及女真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


兀良哈人虽臣服明朝政府，待遇优于其他东西两部蒙古人，但自不甘心，当东西蒙古为统一草原彼此混战或南下攻掠明朝，力图恢复对中原的统治时，兀良哈常参与进去，背叛明朝，依附于东西蒙古中力量比较强的一方，充当其进攻另一方或寇掠明边的帮手。当时，兀良哈成为蒙古诸部众力量较弱的一方及明朝政府打击和争取的对象。而一旦东西蒙古一方势力扩张，危及到自身生存时，他们又往往依附于另一方，或重新归附明朝政府，帮助明朝政府打击其他蒙古部落。降而复反，兀良哈与东西蒙古及明朝政府关系错综复杂。

达延汗（巴图孟克）在世时，兀良哈是与其有特殊深远渊源的部族。据《黄金史》考：达延汗之父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官职，二把手），以成吉思汗的后裔为其父，以卫拉特的额森汗之女为其母，生于卫拉特，曾护送四勇士至蒙古的兀良哈呼图克图锡古锡之营地，与其女锡吉尔成婚，生巴图孟克（达延汗）。案其所述，兀良哈是达延汗母亲出身的部族，不难想象大汗在世时对兀良哈的特殊照顾。然而，达延汗死后，篡位者巴尔斯博罗特济农，嫡嗣博迪阿拉克汗，都不是出自兀良哈氏，无特殊关系。这种部族地位的变化导致兀良哈的叛乱，并促成了达延汗时期所创兀良哈万户的解体。
下述兀良哈三卫位置及变迁后世：
泰宁卫----翁牛特部。 泰宁卫是在元泰宁路基础上设立的。泰宁卫指挥使阿礼失里是成吉思汗季弟斡赤斤的后裔，属包氏（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分封诸弟时，将大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北，横跨嫩江的大片土地分封给斡赤斤。斡赤斤曾孙乃颜承袭王位，居于乃颜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乃颜率众叛乱，被平定。元延祜三年（1316），斡赤斤玄孙脱脱被封为辽王，封地在泰宁路（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交界处），世代承袭至阿礼失里，明朝政府设卫。阿礼失里所部后分为两部，复合为一部，即翁牛特部。翁牛特部于明朝宣德年间南迁后又西移到今内蒙古赤峰，翁牛特一代。

朵颜卫----喀喇（la）沁部，土默特部。朵颜卫是在元朝朵颜元帅府的基础上设立的。朵颜元帅府的前身是元延祜三年（1316）所设立的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朵颜元帅脱鲁忽察儿属兀良哈氏。在朵颜卫设置的同时，内部兀良哈人自称所部为喀喇沁部。明朝宣德年间南迁后，大部分东移到今建昌，河北平泉，内蒙古喀喇沁一带，另有少部分西徙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土默特部一部分（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之孙，阿勒坦汗即出自土默特部）。

福余卫----扎贲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 。《清史稿》载：“明朝嘉靖间，科尔沁部为卫拉特部所破，避居嫩江，扎贲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与其共牧。”时，泰宁，朵颜二卫已南迁，唯有福余卫返回嫩江，且嫩江流域再无其他蒙古族部落（余以为极可能有女真部落在此，与之融合。后世科尔沁为较早归附满清之蒙古部落，与满清通婚，满清孝庄，孝端皇太后都出自科尔沁。可见科尔沁地位远高于其他蒙古部落。）所以，福余卫应包括此三部落。①扎贲特，又称扎喇儿，扎喇亦儿。十一世纪游牧于今克鲁伦河以北，鄂嫩河以东，十二世纪移牧到克鲁伦河东南，元初移牧到今滦河上游及赤峰市一带。元灭亡后，受明军压迫，扎贲特部退到嫩江西岸，即今嫩蒙古扎贲特，黑龙江泰来，吉林镇贲一带。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的后裔，属于扎贲特氏。②杜尔伯特，又称朵儿边，都儿班，秃里不带，朵鲁不得等，与成吉思汗同宗。十世纪，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的哥哥有四子，死后四子从鄂嫩河迁回呼伦贝尔，自称杜尔伯特氏。杜尔伯特，蒙古语“四”之意。成吉思汗九年（1214），杜尔伯特部迁牧到今嫩江与通肯河之间，即黑龙江杜尔伯特，大庆，林甸，安达，青冈，明水一带。③郭尔罗斯，又称火鲁拉斯，豁里剌儿，乃秃马敦部分支，原游猎于今俄罗斯贝尔加湖西南畔，十世纪迁移到今鄂嫩河上游阿肯特山，后迁移到今额尔古纳河上游，大约与杜尔伯特部同期迁到嫩江下游，即今黑龙江肇东，肇源，肇州和吉林前郭尔罗斯，大庆，扶余，乾安一带。 此三部落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与共牧科尔沁部落所融合，合为科尔沁部落，包氏成为三部主体。
以上为蒙古族兀良哈部落之由来历史。据吾所考，除少数西北兀良哈（今俄联邦，蒙古国境内图瓦人）以外，其余大部已基本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