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哈拉维和的时候

Rock

　　公元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出生在中州大地黄河岸边，父母给我取乳名长春。 到了上学年龄，有文化的二哥给我起大名怀正，希望我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儿男。 十八岁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高考尚未恢复，我想当兵，接兵的也想要我，可父母想把我这个排行老末的儿子留在身边，刚在人民公社当上干部的二哥也怕别人说我当兵是他走的后门，所以，我未能如愿。 十九岁那年，我实现夙愿，应征入伍。到部队上了军校，获英语本科学历；后做英语翻译，担任基层部队领导、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科长，三次立功，多次受奖，发表过数百万字的文章，成为一名成熟的中国军人。 三十七岁那年，在南京参加全军二千多人英语考试，在英语口语面试时，考官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说：“你就是曹怀正？我们经常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你的文章。”考官的话语使我忐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顺利完成了最后一场考试，以第十六名的总成绩考取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翌年，前往世界最大的沙漠西撒哈拉履行维护人类和平的光荣使命。 一年以后，圆满完成任务，带着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授予的二枚维和勋章返回祖国。

　　在西撒哈拉维和期间，我的军衔由少校晋升为中校。

　　这是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颁发给我的维和勋章。数字2表示两枚勋章。

　　1993年5月下旬，我接到联合国总部的委任状：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曹怀正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军事观察员。 6月初，我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

　　6月13日中午，我们18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乘法国波音747班机从北京起飞，10小时30分钟后降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市郊的戴高乐机场，然后坐法航大客到奥黎机场转乘波音737飞机，前往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机场。到达卡萨入住假日酒店。 此时已是午夜零时。这天，我们度过了32个小时，飞越了亚、欧、非三大洲。

　　我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假日酒店。

　　我在卡萨布兰卡乘坐摩洛哥皇家空军运输机去西撒哈拉。

6月14日9时20分，我们从卡萨布兰卡乘摩洛哥皇家空军飞机，于11时30分抵达西撒哈拉首府拉尤恩——台湾女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提到的“阿雍小镇”。入住旅馆后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包租的阿尔马希拉饭店吃午饭。 午饭后，我们到特派团总部瑞士医疗队接受防疫注射并听取关于特派团医疗系统的介绍：瑞士政府向特派团派来一支医疗队，包括40多名医生、护士、全套医疗设施、3架飞机和飞行人员。这支医疗队负责整个特派团的卫勤工作，包括急救训练和治病。医疗队的主体在这里，在特派团的两个战区各有一个医疗小队，负责巡诊。
　　特派团总部坐落在拉尤恩市西北部一个山谷里，周围是摩洛哥军队严密的雷达天线网络——所以特派团总部收发的重要文电全是加密的。院子里有一个大锅雷达天线，竖立着联合国蓝色旗帜和摩洛哥红色国旗，设有特派团总司令、参谋长、人事处、情报处、作战处、后勤处、福利处、财务处及其他办事机构的办公室。 特派团司令部共有20名军人和10名文职人员，每个处编制两个人，只有作战处编配4个人。我们在人事处交了3张免冠照片，其中2张用来办理联合国工作证和驾驶证，另一张留在司令部备案。

　　这是特派团总部饭店。

　　6月14日晚上，我们18名中国军事观察员请两名老观察员借2台尼桑越野吉普车练习驾驶，为第二天的驾考做准备。因为考试很严，而且在特派团流行一句话：Never follow Chinese绝不跟随中国人开车。我们感觉压力山大。
　　6月15日上午，我们18人在拉尤恩市郊的考车场接受了驾考和GPS卫星定位导航及短波超短波通信训练。我顺利通过了沙漠和丘陵地带驾考，拿到了联合国驾照。十八个人当中，有7人没通过考试，需要一个月后再补考。

　　6月15日晚上，我们新来的中国军事观察员和将要卸任回国的老观察员在纳吉尔旅馆，交接了工作。 16日早饭后，我们去特派团后勤仓库领取联合国配发的物品，包括蓝色蓓蕾帽、帽徽、蓝色臂章、蓝色工作帽、蓝色领带和蓝色围巾。我们戴上蓓蕾帽，到特派团总部出席特派团司令官比利时准将范贝伦和参谋长英国皇家陆军上校的欢迎仪式。 大约在10时30分，我们听取人事处长（G1）介绍情况：特派团目前有军事观察员226人，来自26个国家，加上43名澳大利亚通信兵、14名加拿大运输飞行活动控制人员和41名瑞士医务人员，共计324人。另外，还有来自奥地利、比利时、德国、马来西亚和多哥等5个国家的26名民警，他们负责维持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的秩序。军事观察员主要负责观察和监督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和摩洛哥占领军双方执行停火情况。200多名军事官员分布在拉尤恩总部、南部战区司令部和北部战区司令部及其管辖的10个军事观察队，以及设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的特派团联络处。为了照顾到国籍平衡，来自各国的观察员分散在不同的工作地点，主要的工作岗位更不能由一个国家的人员占据，比如，特派团总司令由比利时准将担任，参谋长由英国上校担任，作战处长由美国中校担任，南、北两个战区的司令分别由中国上校和法国上校担任，驻廷杜夫联络处主任则由俄罗斯上校担任。 这位人事处长最后把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身份证发给了我们，并给了许多表格和文件让我们填写和签署。 这些文件中， 我记忆最深的是“遗嘱”，其实就是生死状——要求观察员在上面写明自己妻子、儿女的姓名和地址，并注明：如果自己死亡了，联合国给予的抚恤金应交给谁。我沉思片刻，在遗嘱上写道：“假如我阵亡，联合国给予的抚恤金由我父母、妻子和儿子三者平分。”

　　我在联合国特派团的身份证和驾驶证。

　　6月16日下午，特派团总部各主管部门情况介绍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处长G3和情报处长G2的情况介绍合并进行：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边缘，北连摩洛哥，南接毛里塔尼亚，西濒大西洋，东临阿尔及利亚；面积26.6平方公里，多为沙漠或山地；气候炎热，最高达60多摄氏度；人口约18万，为波波尔族，又称撒哈拉维人；信仰伊斯兰教，操西班牙语。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西撒先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多国占领长达485年之久。 随着西撒哈拉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情绪和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1975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先后建议西撒哈拉进行全民公决，在马德里市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署协议，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分割西撒哈拉。据此协议，西班牙殖民者于1976年2月26日撤出，西撒哈拉北部和中部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摩洛哥军队占领，南部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毛里塔尼亚军队接管。 撒哈拉维人对此极为愤怒。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支持下，撒哈拉维人的游击队——“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音译为“波利萨利奥”），于1976年2月27日宣布成立“民主撒哈拉共和国”，并向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宣战。 毛里塔尼亚因国内政变于1978年7月10日与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停火，并于翌年8月3日撤军，放弃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 但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与摩洛哥军队的冲突继续进行。战至80年代中期，摩洛哥军队以西部为根据地，占领西撒哈拉约四分之三的土地，并用推土机由南向北构筑一道贯穿西撒哈拉全长2000公里的沙漠防线，也叫沙墙Berm，沿沙墙每公里修建一座碉堡或据点，部署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兵力，配备坦克、机枪、火炮等各种武器，以防人民解放阵线“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在沙墙以西部署第二、三梯队的兵力，陆海空三军总兵力多达12万人以上。 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被赶到沙墙以东，总指挥部设在阿尔及利亚，总兵力只有1万人左右，而且是青一色的地面部队，没有像样的武器装备，只能对摩洛哥占领军进行骚扰性攻击。 西撒战乱造成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自70年代中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每年提出一个关于西撒问题的和平建议。1988年5月16日，摩洛哥同阿尔及利亚恢复外交关系，8月30日，交战双方接受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和平计划：首先实现停火；停火后用6个月时间进行公决准备；选民资格以1974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准（7.3万人）；联合国派200名军事观察员和一些文职官员组织并监督公决。 1990年6月27日，联合国阿安理会通过658号决议，批准秘书长提出的和平计划。1991年4月27日，安理会通过690号决议，授权秘书长组建联合国全民公决特派团。同年6月，秘书长与冲突双方协商后，确定1991年9月6日为西撒哈拉实现停火和公决进程开始日。 联合国特派团首批军事观察员于1991年9月6日进驻西撒哈拉。 然而，西撒和平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和平计划规定的时间表，公决应在联合国特派团进驻6个月后开始实施。但因冲突双方在选民资格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公决一再推迟，至今未能开始。 自从联合国特派团进驻以来，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但双方军事演练时有发生；摩洛哥军队常有部队调动。所以，联合国军事官员在执勤巡逻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并说服当地军队停止活动。 军事观察员在西撒哈拉执行任务有一定的风险。沙漠上有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爆炸物，巡逻时要沿着已有的车辙行进，否则可能会遭遇地雷。沙漠上有毒蛇和蝎子，在野外过夜一定要提防，以免遭到攻击。观察队营区内也有毒蛇和蝎子，晚上在院子里活动要穿高腰皮靴，以免被它们咬伤。沙漠地形复杂，天气变化莫测，沙漠风暴随时可能来袭，在沙漠里开车不要太快，弄不好就会发生事故。总之，在沙漠上一定要保证安全，为家人着想。作战处长和情报处长介绍完情况，后勤处长（G4）、福利处长（G5）和空中安全官（CASO）分别介绍了情况。整整一个下午就这样紧紧张张地过去了。 晚间，我们接到了人员分配通知，南北两个战区各分配9人，加上提前两个月来打前站的两个人，两个战区各分配10人。 我被分配到南部战区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

　　6月17日8时，我们20名中国军官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一路南下。 在南下的10人当中，有9人乘坐丰田面包车在前面行使，我自己乘行李车押后。 我们沿着大西洋岸边的柏油马路南行。17时30分抵达南部战区司令部。

　　我在大西洋岸边留影。

　　给我开行李车的司机。

　　我在南区司令部院外的大西洋岸边留影。

　　南部战区司令部位于大赫拉镇北郊，由8个白色帐篷和黄色泥土围墙构成的正方形大院面向东方，隔柏油马路和杂草地与100米以远的大西洋海湾相望；后面1华里远的地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西洋。我在这里吃过晚饭，冲了个淋浴就睡觉了。第二天早饭后，战区司令部各部门人员开始轮番向我们介绍情况。从中得知，这个司令部编制10人，包括司令、副司令，人事、情报、作战、后勤四个部门各两名参谋官。此外，还有一至两名澳大利亚通信兵不定期来这里值电台班。 战区司令部下辖5个军事观察队，每个队大约有20名军事观察员。其中，奥萨德军事观察队和欧姆得利加观察队在沙漠防线以西的摩洛哥军队占领区，阿瓜尼特观察队、杜加石观察队和米杰克观察队位于沙漠防线以东的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控制区。

　　6月19日9时，我们8名中国观察员乘联合国丰田面包车离开南部战区司令部，前往各自在沙漠深处的军事观察队。 18时，我和北京老哥终于来到了沙漠防线东侧的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虽然已经是夕阳西下，但这里的气温仍然高达48度。观察队队长美国少校里克，带着几个观察员从帐篷里出来迎接我们，把我们的行李送到房间。 我在房间休息10分钟后，李克队长带领我们熟悉了观察队的全部设施和周围环境。

　　6月19日19时，李克队长向我和北京大哥介绍完营区情况，正好到了晚间情况研究会时间Briefing Time。除了星期日，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开一次情况研究会，介绍当天工作情况，布置次日工作任务。 这个时间，室外气温降至28度，空气新鲜，所以情况研究会在露天娱乐场进行。会议在队长里克主持下进行。他首先欢迎我们两位中国观察员的到来，让每个人作自我介绍。我和北京哥先讲，然后大家按照顺时针座次发言。他们是：观察队副队长俄罗斯少校伊利亚、人事官俄罗斯少校尤里、后勤官意大利陆军上尉马利奥、福利官肯尼亚空军少校萨姆、通信官法国空军上尉克里斯、营房官法国海军上尉贝斯蒂尔、副作战官英国皇家空军上尉米切尔、作战官美国空军上尉杰里、队长美国陆军少校里克、 副通信官美国海军航空兵女上尉吉蒂、副福利官洪都拉斯少校阿丹、 情报官委内瑞拉空军上尉路易斯、食品官埃及少校阿代尔、加纳陆军少校彼特、 副后勤官孟加拉陆军少校曼如。大家自我介绍后，当天的巡逻组和值班人员简要汇报了一天的工作。最后，队长三言两语作了总结，并布置了第二天的工作。

　　我的卧室有8平方米。里面有床、写字台和立式空调。

　　６月２０日，西撒哈拉大沙漠天气晴朗，气温４９度。 上午我和队员们一起迎接了2架运送南部战区观察队休假人员和接运补给的米－１７直升机。下午，又接来一架为南部战区司令部和各军事观察队运送补给和人员的安－２６运输机。１６时３０分，所有装卸和转运工作全部完毕，３架飞机全都离去。 １７时，听取情报官和作战官介绍情况后，乘一辆白色尼桑越野吉普车到人民解放阵线第Ｘ军区各阵地走马观花地转了转，熟悉责任区环境。 18时许，回到营区，冲个淋浴，休息一会儿。吉蒂上尉突然进我房间告诉我：“带上相机，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们队出动3辆尼桑越野吉普车来到一片岩石地上。我随同大家下车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真是一个奇迹：那是一群人民解放阵线的军人宰杀骆驼的场面。目的是为了款待即将来访的特派团总部司令员。

　　6月21日，风刮得很大，气温高达50摄氏度。 早晨7点45分，我和孟加拉国少校曼如、法国上尉克里斯、美国女上尉吉蒂，开两台尼桑车去魔鬼山迎接给我们队运送油料的车辆。吉蒂上尉驾驶UN360号车并负责向我介绍情况，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负责导航和通信联络。我们边开车边交谈。她比我小3岁，所以称我哥哥。不知不觉到了9点。我突然听到嘈杂的短波通信机的信道上传出急促的声音：“Blue Light,！Blue Light！”这是空中事故报告术语“蓝光！蓝光！” “出什么事了？”我问吉蒂上尉。吉蒂上尉马上把车速减下来，我把短波通信机音量放大，并调了调噪音抑制。 通信机里传出紧张颤抖的声音：“UN Dakhla, this is UN Awsard, Swiss Medical Unit aircraft gone down, over.联合国达赫拉南部战区司令部，我是联合国奥萨德观察队。瑞士医疗队飞机坠毁了。报告完毕。” 后来通话接着说：” 刚才飞机遇到沙暴，坠毁在奥萨德观察队附近，起火。瑞士飞行员、澳大利亚医生和挪威机械师死亡，瑞士护士受重伤，双臂骨折。”

　　这是联合国在奥萨德军事观察队为在飞机坠毁事故中牺牲的3名烈士修建的纪念碑。

　　6月22日，观察队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 早饭时，李克队长对我说准备让我当人事官，问我是否同意。我说服从安排。为了尽快熟悉情况，得心应手地工作，我吃过早饭就钻进作战室通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SOP标准作业程序。大约下午3点半，我随同路易斯、里克队长和人民解放阵线联络官帮巴一起去人民解放阵线X军区司令部访问。这个司令部有3排白色圆顶建筑。我们进去坐在毯子上与军区司令官马福德交谈。 在交谈时，旁边有个勤务兵老头用炭火和黄铜壶给我们煮茶。我们交谈大约10分钟，老头兵把茶壶里的糖茶水反复折倒至少10遍，煮了不下6次，最后分在6个小杯子里，送给我们每个人喝。 我把茶杯放在嘴边品尝。因为杯子里的茶水一口就能喝完，所以我只能一点点品尝。茶水果真不错，热乎乎，粘乎乎，甜滋滋，香喷喷，略带苦味，既有蜂蜜的味道，又有中国绿茶的味道，喝到胃里暖融融的。 我被这位撒哈拉维老头兵高超的做茶艺术折服了。我的目光转向老头兵的做茶用品上。 “呵，中国绿茶！”我看到装茶叶的方形铁盒上印有“Chinese Green Tea”的字样后不禁说道，“在这世界最大的沙漠上竟然也有中国茶叶！” 在场的懂英语的人都笑了。说起沙漠上的中国绿茶，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军区司令马福德探身再次向我和北京大哥伸出粗壮的手：“欢迎你们！” 我和北京大哥都笑说谢谢。 谈话之间，第二轮茶又做好了。这杯茶水失去了茶叶的苦味，喝起来更甜了，原因是老头兵在做这轮茶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些白糖而没有添加茶叶。 在做第三轮茶水时，老头兵没添加白糖和茶叶，只是加了些水，但工序与前两轮一样，折倒好多遍。所以，这杯茶水的味道不如前两杯的味道浓，喝起来平平淡淡。 联络官问我：“你知道这三轮茶的含义吗？” 我说：“不晓得，请讲。” “这第一轮茶，意味着苦，意思是人的一生首先要吃苦，也可以说万事开头难。”联络官用英语慢慢地说，“第二轮茶的意思是甜，像美丽的女人一样甜蜜，也就是说，经过艰苦努力，苦尽甜来。第三轮茶喝起来很顺利，它的含义是，过完甜蜜的生活以后，在死亡时很顺利，不遭罪。”
　　人民解放阵线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缺吃少穿，缺医少药，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6月23日是南部战区补给日，又是特派团部队司令官来访日。 我和观察队的同事们上午迎来两架米-17直升机，下午又接来一架安-26运输机。 这3架飞机下午3点半全部离开后，我和全队人员开始打扫营院卫生，迎接司令官的到来。 晚上7点30分，特派团司令官比利时准将范贝伦先生与南部战区司令部新任司令法国上校马丁先生一行6人，乘一架米—17直升机来到我们观察队。司令官下了飞机，将肩上的背包递给其随员，开始检阅全体队员， 并给我们讲了前天发生的飞机坠毁事故和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的进程。晚上9点开始吃晚餐。参加晚餐的有司令官一行和观察队全体队员，还请来了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军区司令马福德及其助手和联络官。 特派团司令官与人民解放阵线军区司令官边吃边交谈。吃到中间，特派团司令官突然问里克队长：“这个菜是谁做的？” 里克对着我喊了一声：曹少校！我抬头看他们。队长对贝伦将军说：“是这位中国的曹少校做的。” 将军站起身来向我举起大拇指说：“Excellent! I want more. 真棒！我还要吃一些。” 这位比利时将军端起吃的精光的盘子又盛了一盘回到桌上，问我：“这菜叫什么名字？” 我说：“Fried eggs with tomatoes, Sir.西红柿炒鸡蛋，长官。”他笑着说：“我下次来的时候，还要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这是后来范贝伦将军及其随员再次来观察队的照片。

　　联合国财务人员来观察队给我们发工资。

　　新来的观察员，特别是来自非英语国家的观察员，通常在观察队报到10天后才能安排值电台班。因为队里人手紧张，我到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第五天就开始了电台值班。为了尽早担负值班任务，到了观察队后我就忙里偷闲到作战室看英语国家的老观察员怎样处理英语电话和报文，并注意熟悉各国观察员在电台里不同的英语口音。6月24日我第一次值电台班。我七点中接班，坐在电台桌子前，聚精会神地听写短波和超短波无线电话机里传来的南腔北调的英语通话。有的通话，讲一会儿英语就变成了俄语或阿拉伯语或西班牙语……但很快又会听到南部战区司令部达赫拉电台值班员用更大的声音进行干预：“这是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南部战区主频道。英语是唯一的正式工作语言，不要讲其它语言。” 于是，电台里立即出现无线电静默，那些用英语以外的本国语言通话的观察员吓得没了声音。 9点45分，我向南部战区司令部发了通信状况报告，很顺利。 10点45分，我有点紧张了，短波电台里突然传来了澳大利亚口音很重的英语：“All team sites, all team sites, this is Dahkla, message , over——各观察队，各观察队，我是达赫拉，有报文要发，请回答。”我和其他4个 观察队的值班员应答后， 达赫拉电台开始发报：“通知各观察队，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司令部拉尤恩，不能给休假路过那里的观察员提供食宿，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 第一遍我没有抄全，于是让发报的澳大利亚小姐把正文部分重发了一遍，这样我把遗漏的部分补上并核对了全文。 我把整个报文听写完毕，松了一口气，回头一看，发现美国上尉杰里站在我身后笑着向我举起大拇指说：“Very good——很好。” 隔了一天，我又值了一天电台班，听写了2架安-26固定翼运输机和2架米-17直升飞机的活动预报，向达赫拉电台发了一份每日活动报告和一份观察队每日人员情况报告，感觉良好。又隔一天，我顺利完成了第三个电台值班任务，感觉进步了许多，心中对电台业务有了底数，不求别人也可以在电台值班这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中独当一面了。

　　澳大利亚通信兵文迪来我队值电台班。她对我说，她没有结婚，但她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她来西撒哈拉工作，她母亲在澳大利亚替她照料她的女儿。

　　在特派团所有军事观察队，一周7天没有休息日，只有6个工作日Work Days和1个保养日Maintenance Day。 阿瓜尼特观察队的保养日安排在每周五。这天，观察员们的主要工作是擦洗用了一个星期的车辆和维修营院。通常不出车巡逻，但为了完成巡逻任务，有时也要到附近的人民解放阵线部队搞一次短途巡逻。为使队员们有更多的休息时间，缓解一个星期以来工作的紧张，这天不搞晚间情况研究会。 6月25日，是我来到阿瓜尼特观察队后的第一个保养日。这天，老队员们都睡大头觉，但我和北京大哥7点半就起了床，因为北京大哥担负来队后的第一个电台班。我之所以早起，是因为担心北京大哥首次值班没有把握，于是和他同时起床，准备随时帮助他处理值班中遇到的问题。 人民解放阵线的炊事员每天负责给观察员们做午饭和晚饭，早饭由我们观察员们自己做。为了让人民解放阵线的炊事员在保养日也得到休息，有时我们观察员们自己动手，显示各自的做菜才艺，做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11点左右，我们开始擦洗车辆。我和孟加拉朋友曼如少校承包擦洗UN302号尼桑，12点30分我们擦洗完毕。于是，曼如少校建议我做点中国饭菜给大家吃。我因地制宜做了3个菜。因为猪肉没有了，我只好用火腿代替猪肉，做了个火腿炒圆葱、火腿炒甘蓝和西红柿炒鸡蛋。 大家吃的很开心。

　　我和好朋友孟加拉少校曼如合影。

到毛里塔尼亚访问是阿瓜尼特观察队的一项任务，每月安排一次，目的是了解毛里塔尼亚军队和政府对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的态度，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以便在西撒哈拉形势紧张时我们观察员们后撤到那里并从那里飞走，脱离危险。 7月1日上午，我首次访问毛里塔尼亚。美国上尉杰里和法国上尉克里斯带着我和北京大哥、彼得及两名多哥警察，一行7人开两台尼桑越野车，前往毛里塔尼亚费德里科镇附近的一个步兵营进行访问。 之后我们前往族拉特市，拜访了在那里开矿的法国老板及其夫人，在他们家用了丰富的午餐。后来，我和队员们多次访问毛里塔尼亚的部队和当地市政府，并到我们的撤退机场检查情况。

访问撒哈拉维游牧民是我们一项经常性工作。目的是与他们保持联系，了解他们对西萨全民公决的想法，同时给他们送些食品、饮料和药品，表示联合国对他们的关心。游牧民西蒂是比较富裕，老两口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家里养了许多骆驼和山羊。多数游牧民家里的男青年去人民解放阵线当了兵，家里剩下老弱病残。富裕的游牧民用羊奶、茶水、骆驼肉、手抓饭招待我们。贫穷的游牧民给我们喝非常清淡的茶水。当然，我们尽量不喝他们的茶，不吃他们的饭，不给他们增添负担。

　　委内瑞拉路易斯、美国吉蒂和我访问撒哈拉游牧民。

　　我和吉蒂上尉在撒哈拉维游牧民西蒂家作客。我给他们讲了台湾女作家写的那本《撒哈拉的故事》。他们非常高兴，说要是这辈子能来中国旅游一次就好了。吉蒂的儿子开玩笑说，“曹少校，你执行完任务别回中国了，留在这里吧，我们可以经常见到你。我们给你找四个漂亮的姑娘做你的媳妇。”原来，这里的富人可以找四个老婆。

　　游牧民西蒂家的两个小女儿。

　　访问撒哈拉维游牧民。她的丈夫在撒哈拉维人民解放阵线部队服役。

　　我访问撒哈拉维游牧民时骑上一头骆驼。

　　在合联国军事观察队，观察员们没有星期日，但每月可以享受7天半法定补假，其中6天叫做补休CTO，可以在任务区内指定的城市休息；另外1天半叫做联合国休假UN Leave，可以攒起来离开任务区回国探亲，或到别的任何地方旅游。一个月可以休两次假，也可以两个月休一次假，或两个多月休一次假，但最多一次可以休19天半，这是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规定的。 我们全年90天假期一定要休完，因为离开单位去休假，每天得到津贴110美元，如果呆在单位不去休假，每天扣伙食费45美元，只能得到津贴65美元。外国军人休假大都是跑单帮，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大凡结伙休假的都是异性临时结伙，需求互补，既省钱又不寂寞。 我们中国军人的休假组织得非常严密，大家共同在摩洛哥的海滨城市阿加迪尔租一套别墅，分批轮流到那里休假。我第一次休假安排在7月11—18日，在阿加迪尔和战友们玩的很开心。回队后， 西方国家的男女观察员不约而同地问我：“你们一帮中国男人一起休假，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搞同性恋呀？你们不和女人做爱，受得了吗？你们在这里工作一年不许回国探亲，一年后回去还好使吗？”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别，西方国家允许它们的观察员在任期内回国探亲，而我们国家当时不允许我们回国探亲。西方的观察员在生活方面很自由，我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我坐上联合国运输机去休假。

　　我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机场停留。

　　我在摩洛哥阿加迪尔市休假地租住的别墅门前。那里的树上结了很多橘子，但无人采摘。有意思的是，居住在我们别墅后面的一个韩国商人，看到我们在大门口用中文写的“中国观察员”，他大声读“中国现察员”。他说他在韩国大学学过中文。他是一个拉皮条的，总想给我们介绍当地妓女，我把他赶走了。

我在休假地为小战友理发。这两个小战友一天晚上去市里银行换钱，回来的路上遭到当地两个青年抢劫。其中一个青年在前面拿着匕首拦住他们的去路，另一个青年从后面抱住我们一个小战友，将匕首放在他的的脖子上。两个小战友换的两千美元被洗劫一空。当晚，我和其他几个战友陪他们俩去报了警。第二天，他们俩去逛商店，发现一个小伙像是嫌犯，于是让警察把他拘留了。他俩回来让我和其他战友陪同去警察局确认罪犯。警察问他俩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抢劫犯，他俩犹豫半天，说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看阿拉伯人长的都很像，我们不能冤枉好人。
　　有一天，我和几个老战友在逛街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当地阿拉伯中年男人，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我说：“You are a kind man.”意思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说完这句话微笑着走了。其中一个老战友说，他妈的，怎么就说你是好人，我们也是好人呀。我说，那个阿拉伯人可能会看面相。

我登上阿加迪尔山的最高山峰，俯瞰大西洋。

　　我在大西洋水边散步。

　　我在大西洋海滩上。

　　我在大西洋里游泳。

在一次执行地面巡逻任务时，没有发现前方沙漠陡坡，我驾驶尼桑越野吉普车突然冲了下来，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胡伯特队长吓得出一身冷汗。

　　瑞士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每周都要来阿瓜尼特观察队一次，一方面给观察员们看病，另一方面给观察员们上医疗课，进行急救训练。 7月29日，瑞士护士彼特丽斯小姐来到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工作。作为人事官，我组织全队人员接受她的医疗培训和急救训练。

　　瑞士医疗队医生苏珊娜在给我们观察员上医疗课。当她把安全套拿出来问大家是否都知道怎么用时，很多观察员起哄逗乐：“不知道！”她说“不知道就问你们的人事官。不过，你们休假一定要携带安全套，你们和当地女孩做爱一定要用安全套，因为当地女人中有很多艾滋病菌携带者。你们队里的医疗室有足够的安全套，你们随时可以去取。”

　　苏珊娜医生在对我们观察员进行急救训练。

　　8月15日星期天，我在作战室担负电台值班任务。突然从短波电台传出米杰克军事观察队越过战区，向特派团总部空中参谋官紧急申请后送伤员。5分钟后，总部空中参谋官越过战区司令部，直接通知在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值电台班的我和米杰克观察队值班员：“瑞士医疗队运输机于14时30分从拉尤恩飞抵阿瓜尼特，在那里等待伤员；在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米-17型直升机于13时从阿瓜尼特飞往米杰克接伤员，并于14时50分返抵阿瓜尼特。”人命关天，我即刻将此通知报告阿瓜尼特观察队代理队长伊里亚和ＵＮ９９０直升机组。１４时，我下了班，与队员们一起去机场迎接这两架飞机。 涂有红十字的瑞士医疗队飞机比原计划迟到１０分钟。 米－１７直升机按计划准时飞到阿瓜尼特机场上空。我通过车载无线电，指挥这架飞机不要降落在直升机降落场，而是飞到距瑞士医疗队运输机３０米远的地方落地。 没等直升机关闭引擎，瑞士医疗队的一个女医生和两个女护士就弯下腰，低着头，从直升机快速旋转的叶桨下面跑到直升机门口，把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抬下了飞机。 我和其他观察员也跑过去帮忙。只见这个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士兵头部和半个脸都用纱布包着，两只手和小臂以及一条腿也用纱布裹着，纱布上有斑斑血迹。瑞士医生通过翻译询问伤员情况。伤员头脑还清醒，四肢也能动作。 医生让我和其他观察员立即下飞机。机械师关闭机舱门。飞机在1分钟内就滑跑起飞了。 一周后，特派团总部下发文件称：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的那个士兵不懂地雷知识，从野外沙漠里捡回来一枚战争遗留下来的反人员地雷后，在米杰克军事观察队摆弄着玩。结果，地雷在他手中爆炸。他一只手被炸成重伤，另一只手轻伤，脸部、头部和腿部也都有轻伤，但没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我在阿瓜尼特观察队机场完成指挥转运伤员任务后留影。

　　10月10日，我结束第三次休假，回到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这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全体队员到齐之后，美国上尉雷基和美国少校詹姆斯联手拍案而起，对法国少校胡伯特队长大发雷霆。 我看到胡伯特队长被两位美国人气得脸色苍白，吹着胡子，瞪着眼睛，不停地摇头，说不出话来。 我问队长怎么回事。队长气的手指发抖，说：“曹少校，你是人事官，你评个理。全队这么多人都想在圣诞节和新年回家休假。如果都走了，谁来值班？谁去巡逻？你说我能批准他们休假吗？特别是这两个美国人……” 我很理解大家想在圣诞节和新年回家团聚的迫切心情，也很理解队长在这期间安排值班、巡逻，维持观察队运转的想法和难处。我思考片刻，站起来说：“请大家安静，不要争吵了。有许多朋友想在圣诞节和新年回家休假，这是正常的想法，我很理解。但按照规定，我们观察队需要有70%的人员留在这里工作。这就出现一个不小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照顾到多数人的想法和我们观察队的工作，作为人事官，我建议，圣诞节和新年分开休假，一个人只能享受一个节日。一部分人提前回家，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但务必在12月26日归队，因为这天是补给日，有飞机飞来我队，12月27日和28日没有飞机。在这同一天，另一部分人乘运输补给的飞机离队，前往家乡与家人一起过新年。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 参加会议的10多个观察员都迅速举手，并异口同声地高喊：“同意！” 就这样，一场危机解除了。 过了一些日子，胡伯特推荐我当队长，被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第一，如果我当队长，就会免去其他中国观察员的队长职务，因为在联合国机构，各种职务都要照顾国籍平衡。第二，我不想多管事，不想多操心。
　　到了圣诞节平安夜，我们在观察队队留守的观察员们欢聚一堂，饮酒作乐；在院子里放鞭炮和烟雾弹，玩得很开心。我还到院外的沙漠上，放开嗓子唱了几段革命样板戏，以祝贺自己获得被国内晋升为空军中校军衔的消息。

　　1993年圣诞节和1994年新年日益临近，西撒哈拉大沙漠上天气变的凉爽，下了一场大雨。雨后沙漠上出现了绿意，人民解放阵线的部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进入了紧张的训练期，不是在室内学习就是去野外演练。我们通过巡逻发现了当地部队的活动，随即向特派团总部进行了报告，同时去当地部队司令部劝阻他们违反规定的行动。在当地部队司令部，为鼓舞部队士气，人民解放阵线国防部文工团正在演出。我们应邀到场观看。

　　人民解放阵线部队在观看演出。

　　我们观察到人民解放阵线集结部队训练。

　　1994年元旦过后，我于2 月份休了几天假，回到阿瓜尼特观察队的时候已经是2月17日了。 观察员们在机场见到我，都非常高兴，像迎接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迎接我，与我热烈拥抱。他们对我说：“你回来，我们这里就有生机了。” 我发现，在机场迎接我的队员们当中，出现4个新的面孔。这4个人是：美国海军上尉肯尼斯、美国陆军情报部队女上尉林迪、加拿大少校哈里和澳大利亚通信部队一等兵米切尔。 回到宿舍，我发现桌子上有一些小纪念品，是几个离开观察队回国的外国军事观察员留下的。 按照调动命令，我应该在2月23日离开阿瓜尼特军事观察队去欧姆德里加军事观察队报到，我决定提前在2月21日执行调动命令。在离开阿瓜你特之前这两天，当地部队在我们观察队做饭的厨师专门给我做好吃的；我们观察队的队员们纷纷送我纪念品，找我谈心，许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观察员纳迪姆沮丧地对我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没有依靠的人了。没人帮助我们听抄电台报文了，也没人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帮助我们了。” 为了答谢各国朋友，我给大家包了一顿饺子吃。

　　人民解放阵线派给我们观察队的厨师。

　　人民解放阵线联络官经常陪同我们去当地部队哨所访问。他们撒哈拉维人见面时的寒暄特别冗长，不注视对方，自己低着头说话：你好吗，你老婆好吗，你爸妈好吗，儿子女儿好吗，你的身体好吗，你的眼睛好吗，鼻子好吗，耳朵好吗，腿好吗，脚趾头好吗……

　　我的好朋友意大利中校厄尼斯托给我画了一张漫画贴在我们观察队的餐厅里。

各国军事观察员送我的小纪念品。

　　在离开阿瓜尼特观察队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离队人员名单上。

　　我于1994年2月21日到达新的工作单位——位于沙漠防线西侧摩洛哥军队控制区的欧姆得里加军事观察队。

这是欧姆得里加观察队大门。

　　欧姆得里加观察队门前停机坪上停放一架贝尔—212型直升机。

　　我到新的观察队第三天开始正常工作。上午乘坐美国飞行员埃姆记驾驶的贝尔-212直升机执行空中巡逻任务。下午我和队员们驱车去摩洛哥O军分区司令部会见上校司令。司令和夫人设宴招待我们。宴席结束后，司令官夫妇在其游泳池旁边与我们合影留念。 摩洛哥部队实力雄厚，生活非常富裕，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部队无法与其相比。

　　3月21日至24日，我以观察队后勤官的身份出席了南部战区后勤会议。与会人员中，有我在阿瓜尼特队时的老朋友加拿大上尉理查德、意大利中校厄尼斯托和阿根廷中校李沃斯。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开车去镇里活动，合影留念。
　　会议结束后，我在南部战区司令部等待了2天，理查德开车把我送到奥萨德观察队，与欧姆得里加观察队前来接我的人员会合，然后又去魔鬼山会合点与米杰克观察队的巡逻队会合。幸运的是，我在魔鬼山会合点遇到两位中国战友。我们在魔鬼山看了撒哈拉维人的一片人形墓地，坟墓上面用石头摆放出坟墓里的人死去时的姿势图案，有的是坐姿，有的是卧姿。
　　在我们回队的路上，我们的尼桑因戈壁沙漠炎热而爆胎。我们换了轮胎，继续赶路，前方遇到一只狐狸。大家驱车追了半天，狐狸突然在一个沙坑里消失在了沙土里。我们把它抛出来，照相留念，然后给它喝了半瓶可乐，把它放回了沙漠大自然。

　　我在南部战区出席后勤会议。

　　我在魔鬼山会合点与中国的老战友邂逅。

　　我与米杰克观察队人员在魔鬼山会合。

　　我拿着在沙漠上抓到的狐狸。

　　大家纷纷与被抓到的狐狸合影。

　　我们在撒哈拉大沙漠开车执行地面巡逻任务时，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奇观。看着前方一片高楼大厦或一片森林，结果到那里什么都消失了。

　　有一次，我们在执行地面巡逻任务时，发现了战争遗留的地雷被大风吹得暴露出来。我们停止前进，要当地部队的工兵把地雷排掉。沙漠上经常发生骆驼踩上地雷被炸死的情况，也有联合国车辆压上地雷被炸毁的情况发生。为防止人员被炸伤，我们所有巡逻车的座椅上都配备有防爆坐垫。

　　我们在沙漠上开车巡逻，经常发生陷车情况。所以，我们执行各种地面巡逻任务，每次至少出动两台车，以便相互拖拽。

　　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大沙堆里开车巡逻。

4月4日是补给日。狂风刮个不停，飞沙走石，整个沙漠被黑暗笼罩了。但运送补给品的飞机正在按计划向欧姆德里加军事观察队飞来。 为了使飞机能够在沙漠跑道上落地，我们观察队对整个活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全体 队员提前半小时把所有8辆尼桑吉普车布置在跑道两旁，打开大灯，对着飞机将要降落的方向。在每台尼桑车与跑道边缘之间，布置一枚发烟弹、一枚照明弹和两枚备份弹，准备在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燃放，形成一个信号走廊，使飞机在这个信号走廊里面着陆。 飞机计划降落时间到了，但我们只能听到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声音，看不到它的位置。我们两次释放信号弹，飞机两次试图着陆都没有成功，重新拉升到空中。我们第三次释放信号时，和我在一个阵位的哈姆林队长手中的照明弹砰的一声爆炸了，他疼得蹦高甩手。此时，安—26飞机从跑到一端着陆了。 我顾不上开车去接飞机，而是从车上拽下两包矿泉水，一瓶接着一瓶往哈姆林被照明弹崩得黑青的手上浇水。 水用完了，我开车把他拉到飞机旁边，用刚从飞机上卸下的矿泉水继续往他手上浇。 送走了运输机，哈姆林队长不顾伤痛，不听我的劝阻，继续按计划担任贝尔—212直升机飞行督导员，前去米杰克军事观察队运送补给品和休假人员。

　　我们迎接的就是这种飞机。

　　联合国运输机在我们观察队的机场一端着陆。

5月3日中午，我在午睡。 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从床上跳下来开门，只见巴基斯坦少校纳迪姆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我问他 什么事。他认真地说有紧急电报。我跟随他快步走出走廊，朝作战室跑去。 到了作战室门前，纳迪姆停住了脚步，转身面向营院大门口，笑嘻嘻地说：“瞧，紧急电报在那儿呢！” 我将目光投向那个方向，不禁骂起了纳迪姆：“Fuck you, Nadeem!” 原来是一头雄性年轻的毛驴顶着炎炎烈日站在那里，眯眯着眼睛，肚子下面露出生殖器。女护士麦吉和其他几个男人正在毛驴旁边，弯着腰手持相机进行拍照。 在这寂寞的荒漠上，联合国工作人员不仅见到毛驴觉得新鲜，见到任何动物都感到亲切。

　　5月13日，我担任巡逻队长，带领法国上尉弗兰克、爱尔兰上尉沈、俄罗斯上尉弗拉吉米尔，与另外4人组成的米杰克观察队巡逻小组，进行联合野外过夜巡逻。 两个观察队的8名观察员，驾驶4辆尼桑越野吉普车，于17时在米杰克观察队集结，一起出发去西撒哈拉与毛里塔尼亚交界处的“法国古城堡”。这个古城堡是法国占领时候留下的。我们站在“法国古城堡”旁边的黄色流沙坡上，举起绿色易拉罐啤酒，迎着红色的夕阳光辉，合影留念。晚间，我们在“法国古城堡”中央的沙地上用3块大石头围成一个火炉，在炉子上摆放一个事先准备的大炉篦，把白天拾来的干柴放在炉篦下面点燃。 我们们借助熊熊燃烧的火光，打开冷藏箱，取出事先准备的肉片、西红柿片和元葱片，把它们分别隔开，穿在钢条上，制成烤串，放在炉篦上烧烤。同时，我们用锡纸包一些土豆，扔进炉火里烧。 烤肉串在炉火上吱吱作响，把我们诱惑得垂涎三尺。还没等肉串完全烤熟，我们就取出来开吃，畅饮易拉罐啤酒，谈天说地，讲述各国风俗，欢度美好时光。到了午夜，我们在“法国古城堡”里面支起行军床，铺上毛毯，钻进睡袋里，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天空，渐渐进入美好的梦乡……

　　我带队在撒哈拉的法国古城堡巡逻。

联合国运输机在西撒哈拉大沙漠上运送人员和补给品。

　　西撒哈拉26万6千平方公里的大沙漠，给联合国特派团的地面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而，特派团的各种补给几乎全部是从摩洛哥、西班牙等邻近国家和地区空运过来的。 特派团总部与下属2个战区司令部、1个联络处和10个军事观察队，相互之间的距离达数百公里，各种补给和人员往来主要是通过飞机空运来实施。 各个军事观察队有2万多到3万多平方公里的责任区，光靠地面车辆巡逻，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所以，空中巡逻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我一个星期通常执行3次直升机空中侦察巡逻任务，每次飞行2个多小时。直升机速度慢，噪音大，我们经常被噪音震得耳鸣。特别是在丘陵地带的目标上空盘旋侦查，直升机一会儿突然下降高度做超低空飞行，以便我们观察员核准目标；一会儿压坡度做倾斜飞行，以便我们侦察隐蔽的武器装备和兵力；一会儿突然爬升高度，飞越障碍物。这一系列动作弄得我们非常不舒服。 沙漠上的空中巡逻不仅痛苦难忍，而且任务繁重。主要是摩洛哥占领军阵地和据点太多，武器装备太复杂，难以在飞行中核准武器型号和数量。

　　其实，对于我来说，在沙漠上进行空中巡逻苦点累点都不算啥，真正让我头痛的是观察员和飞行员们的生命危险。 这种危险开始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突如其来的沙漠风暴，其二是飞行员酒后驾驶飞机。俄罗斯米—17直升机飞行员经常喝完大酒开飞机巡逻，美国观察员曾拒绝登机执行巡逻任务。后来，俄国飞行员被美国飞行员所代替，酒后驾驶飞机的危险杜绝了，但沙漠风暴的危险是无法抗拒的。这种危险，我还真的亲身经历一次。 那是1994年4月1日的一次空中巡逻。巡逻队由4人组成：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并在柬埔寨为联合国服过务的美国大块头飞行员埃姆记担任驾驶员，我担任空中巡逻队长，还有另外2名观察员担任队员。 这天早晨8点半，天气晴好，我和两名队员来到贝尔-212直升飞机旁，美国飞行员埃姆记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飞机。我下达此次空中巡逻任务和飞行航线后，埃姆记慢条斯理地向我们3名观察员讲解这架直升机有关设备的使用和飞行安全注意事项，包括遇到飞行事故如何使用紧急出口、飞机在地面仍然工作叶桨仍在转动的时候观察员们如何接近飞机或脱离飞机。讲完之后，他让2个巡逻队员爬进后舱，关上舱门，把我叫到前舱门口，给我讲解坐在副驾驶位置应该注意的事项。 美国飞行员这种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令我佩服。这位飞行员在每次执行空中巡逻任务之前，都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们讲解这些注意事项。尽管老生常谈，他也从不省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他最喜欢飞行，最不喜欢停飞。他说，最好是让他每天都飞，哪怕是每天飞上1个小时。如果一天不飞，隔一天再飞，他对飞机的安全状况就心中无数，不得不反复检查飞机的各个系统。 正是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他飞行10年没有发生过任何责任事故。我们在这荒漠上乘坐他驾驶的飞机总是有一种安全感。 这天早晨，埃姆记讲解了所有注意事项后，从右面登上贝尔-212直升机的驾驶位置，接通电路，检查各系统是否正常。我从左边登上飞机的副驾驶位置，系上安全带，戴上耳机。 不一会儿，飞机引擎启动了。 “曹少校，是否准备好了？我们就要起飞了。”我的耳机里传来了飞行员埃姆记被飞机发动机震得颤抖的声音。 “准备好了，请起飞。”我回答。 贝尔-212飞机升空后进入平飞状态，飞行员埃姆记向我们观察队电台值班员和拉尤恩联合国特派团总部飞行控制中心报告：“飞机起飞，飞行正常。” 他们很快飞临目标上空。飞机距离地面50米左右，从一个目标飞到另一个目标，从摩洛哥占领军后方的二线部队上空飞到沙漠防线前沿的一线部队上空。沿着沙墙飞越20多个据点后，我们结束侦查任务，开始返航。 飞机爬升到100多米的高度加速飞行。突然，不知从何方向袭来一股沙漠风暴。直升机一下子被卷入沙漠风暴之中。 我从飞机挡风玻璃往外观察，漆黑一片，狂风卷着沙砾把飞机拍打得严重颤抖。我们一行4人此时都捏着一把汗，都有一个不详的念头——这次肯定没命了！不过，我们谁也没有作声，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默默祈祷上帝保佑。 我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飞行员埃姆记的反应。埃姆记手握驾驶杆，面无表情，两眼直盯前方，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冒出。他把飞行高度渐渐升高，在昏暗的天空中摸索飞行。 过了5分钟，贝尔-212飞机神奇般地从沙漠风暴里钻了出来！ 我和飞行员埃姆记及两名队员不约而同地做出V字手势，大声呼喊：“Victory胜利了！” 我们回到观察队，来到餐厅。我斟满4大杯中国通化葡萄酒，我们4个人共同举杯，庆祝我们战胜沙漠风暴恶魔，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贝尔—212直升机。

　　我面前的直升机仪表。

　　我们在空中观察摩洛哥军队沙漠防线。

　　我们在空中观察到下面的摩军部队武器装备。

　　我们在空中观察到摩军沙漠防线据点。

　　美国直升机飞行员埃姆记及其机械师在我们队餐厅用餐。

　　5月30日，特派团总部下达我们这批军事观察员结束使命返回中国的预先号令：1994年6月12日去拉尤恩办理手续，6月16日离开任务区。 这预先号令，使我眼前为之一亮：365天的任务期即将结束，回国与亲人朋友团聚的时刻指日可待！ 我激动的心情似乎使西撒哈拉荒凉贫瘠的大沙漠变得美丽富饶，使单调乏味的沙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漫长难熬的日日夜夜变得短暂珍贵，使这里的人们变得更加可爱。 为了珍惜这即将结束的漫长而短暂的沙漠经历，我认真度过每一个时刻，积极完成每一项工作，热情对待每一位朋友。 在离开欧姆得里加军事观察队的前一天晚上，我为全队人员包了一顿中国饺子。虽然每个人只能吃到10个饺子，但大家吃得很香，就连一些不吃猪肉的穆斯林朋友也装作自己吃的不是猪肉而吃得津津有味。来自马可波罗故乡的一位意大利少校边吃边说：“从这顿美味的饺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6月12日下午3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告别了欧姆得里加军事观察队全体队员和在这个队工作的摩洛哥人，登上飞机，离开沙漠腹地，前往沙漠天堂拉尤恩。
　　6月13日上午，在联合国特派团总部办理一些离任手续后，我同2名山东老乡开始重游我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及其丈夫荷西曾经生活的这块宝地。 我们首先来到拉尤恩机场，站在机场前面的广场中央，打开各自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摄这里的美丽风景。 当我的摄像机镜头随着我的身体慢慢移动360度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摩洛哥警察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关闭摄像机后，两个警察对我们说这是军事设施，不能拍照。我说不知道这是军事设施。其中一个警察指着旁边的建筑物说，上面明明写着军事设施的字样。我说，那是阿拉伯文字，我们不认识。 于是，两名摩洛哥警察把我们3人带到机场安全处。安全处处长要求检察我们的录像带。我们三个人马上把录入的内容删掉，让他检查。他看完后感觉没有问题，于是不知给哪里打了个电话。 随后，两个警察把我们三个领到机场厢房的一个房间，交给这里的摩洛哥军方。军方一个中校又给摩洛哥占领军司令部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摩洛哥军方派出两人开车把我们送到离联合国特派团总部不远的摩洛哥占领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院子里面，摩洛哥男女军人进出于一个个办公大楼，打字机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我们三人被领进一个大楼深处宽大的房间。 “这是我们的司令官。”其中一个摩洛哥军人把我们领到一位大腹便便的摩洛哥将军面前说。 这个摩洛哥将军问我们三人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马上就要结束使命回国了，想在离开这里之前记录一些值得将来回忆的东西，于是去机场摄像。 摩洛哥将军问我们摄像了没有。我说摄了一点，后来被摩洛哥警察制止，于是我们就把录制的内容洗掉了。我边说边准备把摄像机递给将军，让他检查。将军笑了笑说，洗掉了就没事了。 就这样，结束了我第一次被拘留和被审查的经历。
　　14日上午，我和战友们继续办理离任手续，并听取了特派团总司令贝伦将军对我们的讲话，领取了特派团颁发给每个军事观察员的大型纪念章，参观了瑞士医疗队撤离特派团的阅兵仪式。 14日晚上，我去台湾作家三毛生前与荷西居住过的旅馆。 这个旅馆已经经过整修，不再是当年的模样，美其名曰：“天堂旅馆（Paradise Hotel）”。它虽然还是平房，但被装修得富丽堂皇。里面住的是联合国高级干部——少校级别以上的官员。 我和几个战友在三毛的故居“天堂旅馆”品尝一顿丰盛的晚餐。这里的餐厅从早晨7点一直开到午夜12点，观察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菜，点菜数量不受限制，吃完签个名字即可离开，最后由联合国买单。尽管如此，我和战友们也没有点太多的菜，以免浪费。这恐怕是我们中国观察员从西方人身上学到的其中一个优点。
6月15日，我和战友们白天办完一切离任手续，晚上在马希拉旅馆举行告别晚会。特派团总司令比利时准将贝伦先生出席晚会，并与我进行了长时间友好交谈。他还提起我在阿瓜尼特观察队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是那么的好吃。
　　1994年6月16日，我和战友们离开拉尤恩，途经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瑞士日内瓦和苏黎世停留，于6月18日中午飞抵阔别369
天的祖国首都北京，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军的事观察员的光辉历程。

　　瑞士医疗队结束联合国西萨全民公决特派团医疗服务任务，即将回国。这是他们的撤离仪式。

　　我在台湾女作家曾经居住过的旅馆前。

　　我们返回祖国途经瑞士日内瓦和苏黎世。我在苏黎世运河旁。

　　我在苏黎世博物馆前。

　　我在苏黎世大街上。

　　我在苏黎世运河边。

我在苏黎世大学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