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 ● 我奶奶

简

两个月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脑子里自然搜索起他的作品。说来汗颜，他近年的大作一部也没真正读过，脑子里闪现的还是早些年读的他寻根的“红高粱系列”，记得的只有“我爷爷”“我奶奶”，那生命真叫鲜活，性格真叫鲜明，经历真叫拍案惊奇。——他那是小说。

为了给孩子们留下些印记，我突然也想记一下我爷爷、我奶奶。我不知道写出来的文字会像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小说。

我爷爷叫王本灵，我奶奶叫张秀英。这是我小时候我奶奶讲给我的。还别说，许多年来，这两个名字只有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写出来过。因为我爷爷死得早，他啥样儿，不仅我没见过，连我爹也仅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我爹见他最后一面时才六岁。小人物人一死，往往连名字也不会再提起了，连我们当年填写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格时也不用再提了。我奶奶虽然在我学生时代常常被我填写“直系亲属”或“家庭成员”时提到，但也是习惯只写“王张氏”“务农”等几个字，甚至她老人家去医院看病，医生写处方病历也是如此。她的名字，记得只有在一九八几年为她首次办身份证时正式使用过一次。说实在的，我爷爷这个我小时候觉得还挺响亮、好听的名字，到我读大学中文系时才知道很不好，很不吉利的。古代王公、帝王死后，后人要根据他生前业绩品行给追加一个评价性的封号，曰“谥号”，比较好的、形象正面的常常用“文、武、穆、孝、景”等字，比较差的、短命的常常叫“幽、灵、炀”等，如周幽王、汉灵帝。我爷爷是“本”字辈儿，名字中照例都是要有的，倒也没啥，就是给那个“灵”字弄毁了。乡下人没文化，到死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这名字惹的横祸。

我爷爷、我奶奶都是民国初年生人。他们20岁左右成婚。我爷爷小我奶奶一岁，他也幼年丧父，没有兄弟姐妹，在十里八村中算一个较有能耐的汉子，会经商，脑筋活络，喜欢冒险，擅长交际，在乡里口碑不错。我奶奶心灵手巧，会剪裁衣服，从我记事起到她病逝前，都常有大闺女小媳妇大老远到我家找她求“鞋样儿”、裁剪婴儿棉袄棉裤或老人寿衣什么的，尽心尽力，从不嫌烦，且分毫不取。

成家后，我爷我奶奶除了种地，还在大道边经营一个馍摊儿，卖蒸馍、卷子，生意还行。1938年夏黄河决口，一溜儿向南，夺淮入海，豫东一片汪洋。我村是个大村，虽据黄泛区腹地，但坐落在一大片高高的岗地上，村名因此叫“岗子”（几十年来已经被建筑取土夷为平地，名不副实了），周边是蜿蜒的高土岭子，叫“老寨”，所以没有全部被水淹掉，再加上我爹将要出生，我爷我奶奶也就因此没有踏上逃荒之路，在渡口、道边继续卖馍为生，加上喜添新丁，这时反成了一家子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大旱，接着又发生蝗灾，老家两季颗粒无收。黄水中勉强坚持下来的村民有人饿死了，其余大都一路向西或向东逃荒要饭走了。那时，穿灰军装的新四军、中央军，穿黄军装的小日本等各种力量在家乡处于“拉锯”状态，我爷爷奶奶拉扯着我爹虽没有太挨饿，也不断受贼匪和“队伍”的欺凌，日子很不好过。我曾询问我奶奶那时哪个“队伍”好，我奶奶说：“打仗时，庄稼人都跑了，没看见过不知道。不打仗时，新四军最好，中央军最赖，小日本儿中不溜儿。”她说，大都不讲理的很，日本兵大都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年纪普遍大点儿，他们对大人凶，待小孩儿好。有一回几个日本兵往地上抛撒洋糖块逗一群小孩玩，看着我爹他们一群小孩倒在地上争抢，他们在一边拍手大笑取乐。当年听我奶奶说这些情节时，还真有点不相信，因为这与书上和电影里看的太颠覆了。不过，总体来说，我奶奶还是认为小日本很坏的。比如，有次日本兵来了，大家都吓跑走了，他们在我家做饭吃；等回去时看到他们把家里的秤杆、簸箕等小家具农具都烧火用了，还屋里屋外随处屙尿。“真是太坏了！”仍记得我奶奶愤愤地说。

1945年夏，灾难到底还是降临这个家了。随着小日本快完了，我爷爷感觉在敌占区挣的血汗“票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就和近门儿他的一个小叔一起带着各自所有积蓄出了远门儿，到豫西一带国统区兑换“关金票”。这一去，俩人也就再没回来。

我爷爷“走丢”后，局势很乱，贼盗蜂起，一个妇女家小买卖干不成，由于年轻时裹了小脚，庄稼活干不了。那时我爹7岁，我姑1岁半，我奶奶32岁。她彻底陷入了困境，整日以泪洗面。人们都说，相比邻家奶奶，我奶还真算是坚强得可以了！那时邻家奶的儿子都快成年了，但因为此难，她还是于第二年就哭瞎了双眼，直到三十多年后离世，再也没看见过这个世界。这是后话。那年实在没办法了，我奶奶带着我爹我姑，被邻县娘家兄弟接了回去，一住就是7年。其间的艰辛，不说也知。

1952年，家里搞土改，我爷爷旁院近门的一个大哥任村长，他不忍心让我爹永远在他乡成为一个外姓人，就赶着驴车把我奶奶接回了岗子村。那时我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据说是要完成上面下达的“中农”成分指标，由于孤儿寡母没有”当家人”，就按以前的家境把我家定为了中农。导致我十几岁以前，每次老师叫填各种表时，都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光荣地填写“贫农”而自卑一下。好在也分了房子和耕地，日子也算稳定了下来。大概第二年，有两个穿黄军装的人找到我奶奶，要她把我爷爷的事说一遍，他们记下来，并让我奶奶和另一家奶奶在上面按了手印，然后说“我们人民政府是来为你们两家伸冤的”。原来，豫西的一个县（到底是哪个县，我奶奶不识字，不懂也没问清楚，至今不知确切地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一个土匪口中审出了一桩命案，四个壮汉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和我爷爷他们俩在客栈推牌赌博，发现带了很多钱，遂起歹意，谋财害命，乘两人不备活活勒死埋了，遗骨在哪里也都记不清了。

我爷爷原来就是这样没的！

那年他31岁。

我经常设想当时他被害的情形和他的心理状态，那一刻，他会这样求他们吗：钱都拿走，让我回家吧！我还有一个7岁儿子、1岁的闺女啊，他们以后怎么活啊。。。我不知道。我奶奶也一直不知道。

不久，区上传信儿给我奶奶，说那四人都被当地政府“敲”了。那一晚，我奶奶在路口，面向“西乡”磕着响头烧了很多黄纸。。。

后来的事，在这里也不再说了，另文再叙。当我奶奶守了52年活寡，一直操持家务帮父母抚养我们姐弟6个，活到84岁的时候，检查出了晚期癌症。我们都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在供职单位还请求领导，用单位的吉普车拉她到县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年纪太大不给做，然后就在家里吃小药熬日子。1997年初秋，我带着妻儿回老家探视。她快不行了。6岁儿子走到她床边，低声喊了一声：“老奶！”她睁开眼，停止了呻吟，对着旁边几个人说：“这几十年我熬得值过啊！他爷走丢那会儿，哪敢想会是眼前孙男弟女一大片哪，我还能见上重孙子，我这辈子实足得很！”

几天后，她走了。那天，我刚调到百公里外的城市教书，借住陋巷，没有电话，一连上了六节课。

（草于2012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