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瑞
四年前，我第二次登上泰山，旧地重游，不仅仅是登高望远，而是想了却一桩心事，那就是补拍一张像，一张应在二十八年前拍的日观峰的照片。
当那昂首翘立的日观峰收入我的镜头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的情景：随着初升的太阳如婴儿在子宫里分娩而出，他的身影在日观峰上欢喜地跳跃起来，他激动地高声欢呼着，兴奋地将帽子抛向了天空……然而，取景器里摄入的只是一个空镜头，正可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他的形象只能靠我的想象来填补了。我这里所说的他，就是我的同学、哥们儿栾国康，我习惯叫他阿康。
从玉皇顶下来，到达南天门时，同行的人嚷着累，乘览车下山去了。我借口说锻炼一下，便拖着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沿着十八盘陡峭的石阶往下走。我是想找寻一下当年我和他的足迹。
一
一九八四年的盛夏，是文学院的第一个暑假。一些同学回了家，也有一些同学出去釆风。我同阿康一商量，毎人腆着脸从家里拿出将近二百块钱，这在当年无疑是一笔巨资，开始了以文学名义的旅行。
为了领略蓬莱仙境，我们要乘夜间的船，从大连赶往烟台。采取这种夜行昼游的方式，既压缩了赶路的时间，又省出了一些住店的费用。在买这班九点开的船票时，熙熙攘攘的码头售票窗口贴出了白纸黑字，只有五等舱船票。这对于我俩来讲正合心意，因为即使是有五等舱以上的船票，我们也不肯舍得买。
晚上八点多钟，昏黄的灯光下，随着前呼后拥的人群，我俩上了船，顶着一股浓浓的腥臭味，下到了五等舱。这时，船舱里黑压压的早己趴满了人，各种筐和一些大包小裹等物品堆满了低矮的舱间。一只脚抬起来想再落下去，却找不到落脚之处。稍不留神，就会被不知是什么物品所绊住。见此情形，我俩也不可能再往舱里走多远，索性便在下五等舱的旋梯旁挤出一小块空地，就成了我俩立足安身之处。
舱底实在是太脏了，湿漉漉黏糊糊的。我俩都身着一身洁白的运动装，只好花两块钱租两张席子，铺上几张报纸，才勉强坐了下来。
船舱里闷热，魚腥味汗臭味旱烟味搅合在一起，让人几乎窒息。“就当是体验生活吧!”我这样聊以自慰地想着。
嘈杂声中，一个穿着船员服戴红胳膊箍的人从旋梯上走下来，从他的喊话中，告诉人们开始查票了。
不知怎么的，在这乱哄哄的人群里，这个家伙竟跨过好几个躺在席子上人的身体，径直朝我这边走来，可能是我这一身白色的打扮有点扎眼吧。见他走到我身边，我故意侧躺着身子背对着他，他便用脚轻轻地碰了我脚一下，“喂，请把船票拿出来验一下。”我转过身，抬眼瞥了他一下，掏出船票递给他。他接过船票并没有看，而是又朝我伸出手，“把证件拿出来看看。”我有点不情愿，但也只好起身拽过旅行袋，从里面取出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递给了他。他打开证件看了看，又瞅瞅我，又看看证件，笑了起来，“你这位作家怎么能在这里待着?”我回答道：“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待，体验一下生活不行吗?”“哎呀，这里有什么可体验的？埋汰巴拉的，你们是几个人？”听我说完两个人后，他拿着我的证件和船票走了。“哎，你干吗拿走我的证件和船票?”说话间，他上了旋梯没影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在旋梯口出现了，走到我身边说：“走吧，你们上三等舱去。”说着，弯下腰欲帮我提行李。我忙拦住他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上去，我们就在这儿，不能去。”他见我这样坚持，便说：“我这是请领导特批的，不用再加补票钱。”一听这话，我立马不再坚持，顺水推舟地说：“这多不好意思，这不给你们添麻烦吗？”于是，他领着我俩来到了三等舱。他将行李放在床上后，说了句：“有事找我。”便在我一连声的谢谢中走了。
见他走出了屋，我和阿康会意地对视了一下，我哈哈大笑地说：“想不到还有这等好事！”哥俩点着了烟，躺在各自的床上，悠哉悠哉地抽了起来。
觉得过了好长时间，我看了一下表：“哎，九点半都过了，船怎么还没开？”说话间，几个人推门进来，是这个房间里的乘客，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原来一等舱有人在吵架，影响了船不能开。
“走，上去看看！”阿康说。当我俩走出房间，过道上站满了人，大多都是五等舱里上来的，船不开，舱底下太闷，憋得人喘不上气，一些妇女怀里抱的孩子更受不了，在过道上哇哇大哭。
我俩几上几下左转右拐地走到一等舱前，这里早已挤满了人，人们在愤怒地呼喊着叫骂着。
原来，一等舱只有两个房间，售票时已被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和秘书订了，两人各占一间。当他们掐着点上船时却发现，其中一个房间已被两男一女给占了，这下主任的秘书不干了，找船长让把房间腾出来。船长却说没办法，做不了这个主。因为占房间的是山东省的省长夫妇和一个秘书，他们要急着回烟台，便在没有船票的情况下上了船，进入了这个房间。于是，两个秘书为主子的利益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船长哪个都冒犯不起，只好等双方有了定论才敢开船。就这样，两秘书在过道上无休止地争吵起来。当我用相机拍下这个场景时，闪光灯使两个秘书停止了争吵，一同质问我是干什么的？围观的人群里有一个来自江西的老红军战士旅游团，他们气愤地骂道：“妈了巴子的，当年老子革命的时候，你们还在卵子里呢，现在来摆谱，共产党的脸让你们丢尽了！”并对我说：“小伙子，你把他们照下来，我们把它发到《人民日报》上去。”随着越来越多乘客愤怒的斥责，双方怕将势态扩大，那位副主任做出了妥协，将秘书的房间让给了山东省长，并告诉船长马上开船。随后，汽笛响了起来，船开始启航。
夜幕下的甲板上，国康使劲吸了一口烟，随着烟头在我眼前忽地一亮，他愤然地说了一句：“妈的，船终于启航了。”我随口回应道，“不启航的船是颐和园的石舫。”
朦朦胧胧中，汽笛的鸣叫声将我俩唤醒，当我俩上到甲板上时，天色大亮，晚点的轮船己停靠在烟台港。阿康指着码头上停着的四辆黑色轿车说，“你看你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位主任在省长热情的引导下，上了中间的两辆车。
到山东地界了，抚台大人要尽地主之谊了。
二
临近中午，从泰安火车站出来，站前一家小饭店里，每人一碗饭，点了一个炒豆腐。这顿饭之所以如此简单，是为了登顶泰山时要好好犒劳一下，弄得丰盛一些。两碗饭放在桌上好一阵了，苍蝇在饭碗上起落盘旋了好多个回合，也不见炒豆腐上来。怎么回事？往后厨一看，只见那厨子正撒欢地翻舞着大勺，随着豆腐在大勺内上下翻滚，一团火苗忽地窜了出来，竟然还过油了。“叮叮铛铛”的叫勺声中，豆腐装盘。三毛钱的炒豆腐弄得如此讲究，泰安人真是厚道！感觉不错。
乘车到中天门，开始了登顶之旅。冒着炎炎的烈日，爬过十八盘，穿过南天门，到达玉皇顶时已近傍晚时分。眼看着登泰山观日出这一夙愿明天一早就要实现，我俩找了一块空地，从背包里掏出在山下卖的啤酒、熟食，哥俩痛快地畅饮起来。一直到夜幕笼罩了整个山峦，我俩才穿着租来的棉大衣，钻进了山上为游人搭的大帐篷。
肚子一阵剧痛，把我痛醒，睁眼一看，大帐蓬里黑蒙蒙的。忽然感觉脚下特别凉还湿漉漉的，一摸从腿到脚上全是水，抬眼一看，原来大帐篷的顶部露出个大窟窿，正有雨水从外面浇下来。这时我感觉到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便忍着痛起身走到帐蓬外，找一个角落排了出去。这样折腾了好几次，直到没什么可排的了，也把体力消耗透支了，我才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呼喊声将我叫醒，阿康站在我身边说：“快起来，一会儿就日出了，不起来就来不及了。”我环顾了一下，朦胧中我发现大帐篷里的人几乎都没了，我立刻清醒起来。当我欲起身时，才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肚子又开始痛了。我对他说：“我不行了，我他妈的拉稀了，起不来了，你自己去吧。”阿康说：“没事，我从家出来时带着药呢，是泄立停，吃上保好使，然后我扶你上去。”阿康的老婆是医院的护士，我们每次出去玩，阿康都会带上一些治感冒发烧和外伤包扎用的药品。用他递过来的水壶，吞下两片，肚子还是咕噜咕噜地叫，还要泄，我便说：“我不行了，去不了，你自己去吧。”
见我这个状态，他便说：“那行，你躺着吧，我陪你。”
“那不行，咱俩跋山涉水地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是为了看日出，不能卖一个搭一个，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你必须得去。”在我一再催促下，阿康扶着我到外面泄了一次，才独自朝山顶上走去。
昏昏噩噩地又迷糊了一会儿，阿康回来了，他兴奋地说：“你知道不？听说有的人在山上待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到日出，天天是大雾，咱来了就看到了，后半夜这场雨下得太好了，就是你太遗憾了。”
我捂着肚子说：“我是够窝囊的，也影响你情绪了，还没为你拍上照片。”
“没事，等以后咱哥俩再来补照。”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泻立停发挥了作用，为了按计划到下一站，阿康背起所有的行李，我俩向山下走去。
泰山日出，我们还会来拜谒你的。
三
我的影集里珍藏着这样一张照片，那是在寒山寺合照的。阿康站在圆洞门外，我在门内只探出个脑袋。记得我拿这张照片调侃阿康，缘由是门洞上有四个大字：性空世界。我讥讽他说：“你在这四个字下面，是对佛家的亵渎。”
在杭州开往西湖的公交车上，我看见车厢内的扶手杆上，阿康的手搭在一个金发女郎的手上，眼神还不时地与那双蓝眼睛交流着。我嘲笑地说：“如果我不提醒你要下车了，你不得跟那个洋妞上雷峰塔呀？”阿康得意地说：“这可怪不了我，是她主动将手伸到我手下的，开始我还把手挪了一下，可她又随着伸过来了，在洋妞面前，怎么也得讲究点绅士风度吧。”
“你可拉倒吧，你还绅士风度？”我反驳道：“在青岛开往上海的船上，在餐厅和上海芭蕾舞演员跳舞时，瞧你将那个舞伴搂得那个紧，是不是出来这么多天了，荷尔蒙憋坏了吧？”阿康反讥道：“你这是没吃到葡萄，谁让你不会跳了，你以为能和那个汪齐凤跳舞是那么容易的？哥们有这场舞算值了，你就嫉妒去吧。”接着又问了一句：“跳舞的照片你照下来了吧？回头洗出来给汪齐凤寄一张，她给了我地址。”可也是，当时还是一个刚崭露头角的芭蕾新秀汪齐凤，没过几年就成了闻名中外的芭蕾艺术家。
提到照片，我就想骂娘。因为在回来开学后，阿康向一个同学炫耀此行的光辉历程，这个热心的哥们儿说：“把你们这一路上拍的胶卷给我拿来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扩印能便宜些。”于是，除了在寒山寺照的那卷全给了他。过了很长时间，那位同学不提不念这事了，后来我让阿康追问他，那位的回答几乎将我气疯了，他反问道：“还有这事？我早忘了，也不知弄哪去了，你们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呢？”这个家伙说的轻巧，其不知这是我们哥俩经过二十一天的风雨兼程、造访了七个省市的名胜古迹，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换来的，被他的一句话就化为乌有了。这个货，现在想起来我更来气，阿康走了，想补拍都不可能了，我骂他啥好呢？
四
一年过去了，转眼来到了八五年的暑假。这时阿康己从副食品公司武装部调到了报社，我也被暂借到《当代诗歌》，和去年比起来，我有了工资额外的收入，阿康也有了小金库。按照我和阿康的约定，如果说去年往南方走，称之为南下的话，这次我俩要往北走，就算是北上吧。
首站——吉林。白天在江畔公园转了转，在浏览吉林市松花江时，买了当夜开往敦化的火车票，为的是能在明天下午到达镜泊湖。
午夜，我俩赶到了火车站，站前广场上摆满了人。由于我俩买的是无座车票，若想在车上找个座位迷糊一会儿，只有在火车没到时先上站台，才有可能抢到在此下车人的座位。于是，我佯装生病，在阿康的搀抚下，穿过站着长排等候进站的人群，同站台上执勤的人一商量，演出成功，我俩提前进了站台。恰在这时，火车进了站，我俩几乎是最先登上车厢。在我俩找座位时，火车上的广播喇叭响了，一听，坏了，原来上了一列反向的车，南辕北辙。当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后，我俩仓皇地下了车，还得往回坐。真是机关算尽，反误了行程。
经过一个夜的折腾，又在沙丁鱼罐头似的长途汽车里颠簸了一上午，午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镜泊湖。拿出三十块钱，订了一个湖边别墅的湖景房。这可把我乐坏了，在打开房门放下行李后，我忽的一个空翻从地上打到了床上，不料打歪了，“咕咚”一声，我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这下把阿康吓坏了，忙过来将我拉起来，见我没什么事，甩出了一句：“得意忘形！”
游览过镜泊湖，又到哈尔滨太阳岛逛了一天。随后乘火车来到了北安，赶往五大连池。那时，五大连池尚未开发，因此往这里来的长途汽车很少，每天早晚各一趟。当我俩来到这里时，几乎见不到游人。远远的望去，荒野般苍凉。游览过五大连池后，在赶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想到那死火山的熔岩，我写下了一首题为《问火山》的诗：
“就这样迎接我吗/传说中轰轰烈烈的你/抿着龟裂的嘴唇/叠着褶皱的记忆/孤独 沉寂//何以见雄壮的气势/风在剥弄雨在侵蚀/你瘫痪地喘息着/坎坎坷坷的熔岩/绊倒了我神奇的寻觅//难道只有封闭上失望/才得以想象你的巍然/回叩我缓重的足音/断一一断一一续一一续/仿佛是你在疲惫地说/哦，我累了一一经过那场无法抑制的冲动//如能借用盘古的巨斧/真想将你劈开/注入勃发的生机/证实我想象的存在//复醒吧一一火山/风化并非是新月的期待/当游人再将你指指点点/你抖落下羞愧/爆发出一声威严的呐喊/死一一不属于火山”
阿康看了后，大加赞赏。
这次北上，进一步触发了阿康的创作激情，开拓和丰富了他的创作空间，不久他所创作的一大批以《关东大地》为题材的诗歌，便享誉北方诗坛。
去年，我又一次来到了五大连池，在当年与阿康留下足迹的地方，我朗诵了编入我诗集的那首《问火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大自然放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我是想以这种方式，在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用我们熟悉的诗句，重演当年在一起的场景。是的，此情此景，让我仿佛又一次感受到了阿康那如火山一样喷发的诗情。
五
在文学院的两年，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俩都是骑着自行车，从铁西的西部穿过大半个城市，循着文学院两次搬迁的校址东进西征。毕业后，他回到了报社，我回到了工厂，各自忙忙碌碌地生活，使得原来每天形影不离的我们，逐渐聚少离多。尽管如此，我俩还要隔上个把月聚一聚，喝点小酒。
一天清晨，㪣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阿康。原来昨天是报社发工资的日子，可是昨晚上跟几个头儿打一宿麻将输光了，不能回家交柜上了，便上我这拿一千块钱回家充账。
那之后，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他经常打麻将，甚至是通宵达旦地干。他曾对我说过，如果他老婆给我打电话，就说和我在一起。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可差不多点的，别弄得有一天让嫂子觉得是我把你拉下水了。”
再往后他当上了副主编，应酬更多了。我忙上了广告公司，天天和客户纠缠在一起。
有一天晩上，他找我喝酒。我到饭店时，见和他一同来的还有一男一女。他向我介绍那个男的，姓李，说是报社广告部的，那个女的是姓李的领来的。
再后来，听说他的副主编被撤了，他和那个姓李的换了位置。
最后一次见面是他给我打电话，说要用两千块钱。我到了他约定的车站后，他说要去外地揽个活，他老婆不给出钱，我将带在身上的三千元全掏了出来。
再后来他的手机就停机了，他原来的家也动迁了，我和他失联了。
六
2011年，大年正月初四的傍晚。
一家酒楼里，我同原来工厂的朋友们久别重逢。当我与一位前来敬酒的朋友碰杯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是“文学界朋友亮子”，我按下接通键，刚要想寒暄说几句拜年话，对方一句话就把我造蒙了：“阿康死了！”
我的手一哆嗦，手机一下掉落到菜盘上，我慌乱地拿起手机忙问：“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晩上，明早六点从家出殡。”
“家在哪？”
“浑南浦江苑。”
撂下手机，我发怔了一会儿，同我碰杯的这位见我如此状态，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不扫大伙的兴，我便支吾道：“没事，没事，喝酒。”一扬脖，这杯酒浇了我一脸。
第二天凌晨四点，没等预设的闹表提醒，我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地洗漱了一下，到楼下打车，“上浦江苑。”
昨晚在网上查了一下，浦江苑是浑南的一个园区。自同阿康失联十个多月来，我还一直期待着每年一次正月十五前的文友聚会，想到时一定会得到阿康的音信，不料竟等来了这样冷冰冰的噩耗。
进入浦江苑，夜幕中在园区内转了有二十多分钟，也没看到有办丧事的，又挨个楼前楼后转悠了一阵，才看到在一个楼前停着几辆亮着车灯的面包车，走过去一打听，正是给老栾家出的车。借着车灯光，挨个车里看了看，几乎都是空车，更没有我认识的人。给通知我的亮子打电话，没开机。也许是还没到时间，那就坐在车里等一会儿，等有认识的人来了再一同上楼吊唁。
不大一会儿，昏暗的楼门前燃起了火光，微弱的火光中，隐约看到两个年轻人在烧纸。我走下车，欲上前去看看。就听有人喊：“去火化场的上车！”我马上又折回到了只装我一个人的面包车上，司机一踩油门，在车灯的照射下，跟着前面的三辆面包车，驶出了浦江苑。
到了火化场，我下车时，黑蒙蒙的停车场上除了那几辆面包车，没有任何人。哎，怎么回事？是我坐的这辆车被前面的车甩下了，来晚了，前面车的人都上告别厅了？我这样想着，忙踩着一片积雪，朝散发出灯光的告别大厅走去。
这排房子有好几个告别厅，我不知在哪个，只能一个一个推门去看。有的门还锁着，有两个厅里面有送葬的人，可一看上面的名字不是。这时，有几个人不知从哪冒了出来，就听有人喊，“送老栾的人往回走了，赶快到停车场上车。”
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我回到了来时的车上。返回的路上，我的心情真的是糟糕透了，想不到我和阿康的结局竟然会是这样，到了儿连个面都没看上一眼。
我又给亮子打电话，通了，一问，回答是：“我没来，因为和他老婆打电话时，他老婆说不想让别人来，不搞任何仪式，所以我也没去。”
“你知道是怎么死的吗？”我问。
“他老婆说是癌症。”
“他是什么时候得的病？”我又问。
“说是从发现到死就八个多月。”
“那大伙怎么都不知道呢？”
“从他住院起，他的手机就停机了，谁也联系不上。”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车一进入市区，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要下车走一走。
市区的天空，五彩缤纷的焰火渲染着节日的喜庆，轰轰隆隆的礼炮声告诉人们，破五了。
七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缓不过劲儿来，阿康老是在我的眼前晃。尤其是每到大年初五，想不想他，不请自来。
我总会想起1980年深冬的那个晚上，在灯火通明的铁西文化馆二楼创作室里，我和诗歌组的成员们正在研讨诗，他穿着一件军大衣，从刚结束活动的小说组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凑到我跟前说：“这是我刚写的，你看看是不是诗？”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刚在《芒种》上发表了小说的栾国康。从那时，我们相识，没有相约，不用誓盟，心照不宣地同行了三十二载漫漫人生。
有时我这样想，假如当初我们不写诗，不上这个文学院，他也就不会被调到报社，当那个什么破副主编，也就不会被人替换掉，更不会有后面的事。一句话，如果他不爱文学，也就没有这些事，当然我们也就不会相识，更就没有我这篇胡诌八扯的狗屁文字。阿康，但愿你能理解我，这么多年，我这些话没地方絮叨，这下可算找到地方了，我是真的太想你了！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儿子要吃意大利面，当我在厨房切洋葱时，冷不丁地想起那年和阿康在上海吃面的场景，为了不让上海人嘲笑我俩是饭桶，一顿午饭，每人六两面条，我俩沿南京路吃了三家面馆……想到这，我眼泪止不住簌簌地往下滴，恰巧儿子进厨房，见此情景大为㤞异，“老爸，太夸张了吧？”我掩饰说，“今天这洋葱真他妈的呛眼睛！”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在文学院的两年，若问我得到了什么？我还真一下回答不上来。但我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学院使我的文学情结更加凝炼升华，文学之途，文学之景，对文学的苦恋，让我一直沉醉于诱惑之中。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昨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一同去点染描绘人生的浓墨重彩，此刻，过往的岁月正化作生命中的水墨丹青。
张瑞：
1959年出生，辽宁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至1986年在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学习。期间，曾任《当代诗歌》编辑部实习编辑。1988至1989年担任《中国实业与中国文化》报编辑。1989至1999年任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重报》主编，为濒临破产的企业生产经营宣传鼓噪呐喊。1999年至2009年为摆脱窘迫尴尬的生活状态，创办广告公司，与文学创作渐行渐远。30多年来，在国内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篇，并有个人诗集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