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永宏
如果把曾经的岁月串起来掂量，或者把尘封的记忆拆开来回味，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那段结束于三十年前的文学院往事依然是我生命里的重大事件。大到为了交学费准备卖掉自认为很值钱的家当，甚至想过如果单位领导不同意就立即辞职的程度。总之，以我那时的所想所愿，就算一无所有了，只要还有文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就会拥有所有！但无论是当年的初衷还是如今的判定，真不敢妄言说那是对文学之渴望才敢于实施的疯狂。那会儿的我，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似乎都流淌着一种无名的渴望——是未来的召唤？是遥远的星辰？是隐隐的贪心？都难以说得清楚。因为人心自始至终会存在着一道天然屏障，藏着一些连你自己也无法看到的隐秘。然而我的隐秘似乎只是一幅若隐若现的内心风景……
我那时在一家大型国企属下的服务公司上班，到处可见“全民职工”与“集体职工”的不平等待遇。即使望着晴朗的天空，也会觉得屈心抑志、空虚异常。尽管文学院并没有对学生的未来做任何承诺——不承认学历，不包毕业分配，但我却认定：只要走进文学院，必然风景这边独好。那是一种渴望飞翔，想与天鹅肩并肩的疯狂；那是一种期盼绽放，想与百花争芬芳的憧憬。所以不顾自己刚刚做了母亲的身份，我的赫儿只有九个月，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哺乳期，而我却将其置之度外，无论如何不想错过这班车。
曾几何时，我们并不是生活中的主角，该上学的年龄学工务农，该上大学的时候下乡当知青，青春的舞曲忧伤、落寞，而且韵律失常。不然，一个年轻的母亲，怎会抛下嗷嗷待哺的儿子去上学？
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我这名返城知青出身的电焊女工，能够有机会走近文学呢？看上去简单得很，似乎只缘于一则“小说、故事创作班”的招生启事，我在收音机听到了，便去报了名。然而内在原因却是关乎内心风景的解析，复杂而深奥。
那会儿，我并非懂得文学，但却意外地享受到了用笔任意挥洒的愉悦。我写《盼望舅舅的来信》《再过几年我要对她说》，还有《他虽然比我大两岁》和《伞》的小说，似乎仅此而已。可市文联领导竟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将我推荐到辽宁文学院上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张了我潜在的渴望与贪心，真以为在这茫茫的起点上，已经眺望到了那遥远的风景。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必须面对的。首先是正在哺乳期的赫儿，总不能抱着他去上学吧。那么谁来带他？我在心里期待着：母亲您最好能挺身而出。她老人家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我把赫儿交给她，是我最放心不过的。可母亲当时正在工作，如何能担此重任？还是父亲办法多，他说我母亲可以开诊断书休病假啊！母亲也茅塞顿开，她说是啊，这几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母亲早在我下乡之初，因为日夜思念和牵挂于我而得了高血压，许多年都是靠服降压药来平衡血压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步棋——高血压病人如果突然停药，后果不堪设想！可我当时全然不顾母亲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后果，竟喜不自禁。
接下来是向单位请假的问题，好在我已做好了辞职也要去上学的心理准备，所以找张经理请假时表现得异常从容。张经理虽然是我们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却是总厂派来的全民职工。他说你去深造这是好事，我支持你。但只能给你工资，不能给你学费。这意外的惊喜不由让我有点得寸进尺，请求道：张经理，要不把学费也给我交了吧！张经理显然很为难，他说你也知道的，我们服务公司职工开资都靠着总厂，让你带薪上学已经超越我的权限了。至于学费，你只能去问问总厂的袁厂长了。
1984年，年轻人的工资均在38.6元，学费则是800元，就算倾家荡产也凑不齐呀！为了不倾家荡产，我只能抱着一线希望去找袁厂长问问了。他的办公室在总厂办公大楼二层东面最里边那间，我从来没有去过，准确地说连他的门前也没到过。这次不仅要走进去，还要面对位高权重的厂长，请他批准我花厂里的钱去上学，也许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认识我、了解我，并将学费批给我呢？说实话，我心中没数，也没底。
上得楼去，在二层的走廊里碰到了党办室的王姨，她因为喜欢我的小说认识了我，嘱咐我再有小说发表一定先拿给她看。因为要向袁厂长介绍自己，所以我拿着发表了我小说的杂志去找他。王姨看见了，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送给她的，也不顾我有多不情愿，上来就想夺走我视为宝贝的杂志。弄得我没办法，只好如实招来。王姨听了摇摇头，她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这么大的事不如去袁厂长家里说。现在厂长办公室里正在开会，你突然闯进去，恐怕事与愿违。她还很细致地给我画了一张去往袁厂长家的线路图，让我当晚就去，赶早不赶晚。
当年我家住在抚顺市新屯街，袁厂长家住在望花区，是我从未涉足之地。春节刚过的季节，夜幕来得依然还早，等袁厂长下了班回到家里，天已经大黑。我和父亲同在一家企业上班，我请他陪我一起去。可父亲却说，陪你去行，但我不能进屋。他这样说我能理解，几十年都是这样，无论多难都不求人。但我还是有点怪他，这是有关女儿前途的大事，就不能舍一把面子吗？他说不能，我也没办法，只好让父亲等在外面，我一个人进了屋。想不到袁厂长不仅知道我，还读过我的小说，并能讲出大概的故事情节。他还很惋惜地说，你若不是大集体的职工，我早把你调到党委宣传部了。听说我要去文学院上学，在学费上遇到了困难，他当场表态说：拿800块钱培养一个作家，这太值了！
作家？我不以为然。之前，虽然写了一些小说，但只是随心而为。于我而言，无论是最初拿起笔写小说，还是不顾一切地想去文学院上学，冥冥之中，是自我精神的重建？是内心风景的见证？还是寻找失落的自我？都无从所知，反正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待在现实的范围里。那晚，我仿佛睡在乡间的草屋里，梦见了一只彩蝶，缓缓地将自己的春天打开……
我在1984年的早春，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辽宁文学院的首届学员。
打好行装出发前，我把赫儿抱在怀中，喂他最后一次母乳。赫儿好像已经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似的，一双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襟，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目光里透着亮晶晶的清澈，仿佛一下子照进了我的灵魂深处，让那些一直隐藏在“内心风景”之后的自私、贪念都昭然若揭。之前，我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宽恕自己，其实该是多么残忍、多么的自私。那一刻，我有过愧疚、有过不舍，泪水早已经模糊了双眼，并顺着我的脸颊滑落到赫儿的嘴唇上。但是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没有犹豫，趁着赫儿在品尝泪水的滋味时，便将他从我怀中移出。母亲趁机将赫儿抱过去，并催促我赶快离开。我关上房门的那一刻，身后传来了赫儿的哭声，他仿佛在向我呐喊：妈妈你别走，赫儿想你……
文学院与期待中的样子大相径庭，但氛围和同学们给我的震撼却超乎想象。我的同学一个比一个优秀，班长田永元来自沈阳铁路局文联，郑晓凯来自辽阳市文联，王宁来自本溪市文化局剧目室，迟来的林和平来自岫岩县文化馆，以我的生活经历及认知角度来说，能在文联、文化局、文化馆工作的人，一定也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了；副班长王犁和来自本溪日报社的李强都拿了省里的文学大奖，赵天山的诗也是了得，小幺弟周明的小说还上了国家级刊物《新华文摘》……
课堂上，听着班主任王金屏老师讲他“作协”与“做鞋”的故事，我坐在角落里，悄悄地打量着每位同学，尤其我们班的女同学，个个都是丽质天成、柳絮才高，立彬大姐的端庄典雅、刘虹姐的风姿绰约、慧敏姐的温文尔雅、赵君的瑰姿艳逸、赵颖的双瞳剪水、孙惠芬的淡雅如菊、毛琦的玉洁冰清、刘岚的兰质蕙心，无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并为自己能够跻身于此而傻傻地骄傲，不曾有丝毫的顾望身影之感触。恰恰相反，我倒觉得，我，一名集体企业的电焊女工，只凭着一点点的灵气写了几篇小说，便有机会与各路高手比肩而立，该是何等之幸运。
然而不久，这种知足感便消失殆尽，接踵而来是基于各种理由的不知所措，有时还会在背地里一个人悄悄地哭泣。那时说不清原因，时过境迁之后，回头再看，无外乎是两种情愫缠绕交织的结果，一是被所谓梦想掩盖了的母性豁然回归，那种想念赫儿的感觉异常强烈，犹如那个春天里清冷的北风，吹乱了我的白天与夜晚；二是越来越找不到存在感的那种茫然、焦虑与自卑又促使我更加想念赫儿。我被这种情绪困扰着、折磨着，有一天晚上竟然跑到宏林老师家去哭述（他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启蒙老师，已经由抚顺话剧团调入辽宁日报社）。见我如此没出息，老师一点没怪我，还像哄孩子似的劝我，不用急，不用慌，先不要着急写，要静下心来多看看书。
记得入学几个星期后第一次回家，我在沈阳南站下了公交车，本该迅速换乘沈抚大客的，这时想到了宏林老师的话，便急匆匆去了太原街的新华书店。我在文学类书籍前徘徊，最终选好了《普希金小说集》和《毛姆短篇小说选》两本书。可看了定价，我犹豫了，兜里仅有3.2元钱，这还是我在15元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因为不节省不行啊！赫儿喝红星牌奶粉，至少三天一袋，他努一把力，一个月下来至少要喝十一袋奶粉，还要喂他一些水果、冰糖水之类的东西。干脆点说吧，赫儿他爸的工资要全部交给我母亲，而我的工资必须分出一半给赫儿他爸。对我而言，必须做到一钱不落空虚地！现有的3.2元钱，首先要保证回家的路费，总计是1.44元。按说应该用剩下的钱给赫儿买礼物的，可我却花了1.6元买了《普希金小说集》。那本《毛姆短篇小说选》太贵了，竟然高达两块五，只能等以后攒够了钱再买吧。后来，我每天算计着买最便宜的菜，如果能少吃一个馒头就少吃，为的是能攒些钱买自己想读的书。 有一天我终于攒够了能买到《毛姆短篇小说选》的钱，便急不可待地要赶往新华书店。一同学听说我要去太原街，他给我两元钱，要我帮他买一些小食品，星期六他要回家看女儿。可当我把同学的两元钱花光时，感觉手里的小食品有点少。我不由想起第一次回家看赫儿时的情景。那天我买了《普希金小说集》之后，除去买车票的钱，手里只剩下0.16元钱了。还是要感谢做山楂片的厂商，他们把零售价定在了八分钱一卷，所以我才有能力买了两卷山楂片。下了公交车，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一路小跑着回到娘家。当时又没有电话，但母亲猜到我可能回来，因为那天是我开工资的日子，她已经代我领了回来。进屋时，母亲抱着赫儿站在我面前，本以为赫儿见了我会像从前一样，嘴里“叨叨”着只有我听得懂的语言，然后伸出两只小手急不可待地向我扑来。可是他没有，他只是用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盯盯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是冷漠的，仿佛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丝毫反应。母亲在一旁说，已经几个星期了，赫儿不认得妈了。然而我懂的，儿子的沉默其实是一种惊天的告白：妈，你去哪了？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心在抽搐，手在颤抖，声音已经变了音调，我哽咽着喊道：赫儿——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赫儿听到我的声音，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赫儿记得我喊他时的语调，他张开双臂挣扎着向我扑来。我抱住他，一下一下地亲吻他的脸蛋，他却躲着我，小脑袋瓜不停地往我怀里钻。他不会说，但我知道他在找那久违了的奶水。可是，作为母亲，此时此刻，我能给他的只有两卷山楂片而已。我从包里往外掏山楂片时，不可避免地碰到了《普希金小说选》，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把当宝贝买来的书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所以我想，父亲既然是送给女儿的礼物，一定要尽量丰厚一些，尽管当时有些纠结，但最终我还是又添了一点钱，给同学的女儿加了两袋鱼片和两袋山楂片。
每个月我拿到学校的钱都是可钉可铆的生活费，想买书只能靠省吃俭用攒钱，攒到二元五，实不相瞒，是饿了几回肚子才攒够的。所以这本《毛姆短篇小说选》又买不成了。但书店还是要去的，在那里我假装挑书，其实是在阅读。不知不觉中，书店要打烊了。
返校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一直盯着我看，还对我挤眉弄眼做鬼脸。我觉得他不是好人，似乎对我别有用心，为了躲开他，我提前一站下了车。刚走几步，发现路灯下躺着一把蒜毫，前后左右看了看，没看见谁是蒜毫的主人，我觉得扔在那里太可惜了，便弯下腰捡了起来。这一弯腰，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刚才在车上做鬼脸的小伙子就跟在我身后。他也下车了！他要干什么？我加快了脚步，想一举甩掉他。不甩掉不行啊，再走一段路，我即将要通过那条弯曲的，且没有路灯的小巷。如果他是坏人，小巷深处太危险了。情急之下，我竟转身迎着他走了过去。他显然被惊着了，愣愣地看着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我说能劳驾你一下吗？前面那条小巷太黑了，请你送我走过去好吗？他往小巷深处望了望，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他说是啊，巷子里太黑了，你一个人走是有点害怕。但是，如果我和你一起走就更危险了，还是你自己走吧，我在这看着你。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他的坏脑筋完全被我的信任融化掉。现在看来该是多么荒唐又可笑的做法，但那就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既浪漫又很实在的文艺青年。是的，虽然做了妈妈，其实也只是一个27岁的女孩儿。那个小伙子也未必是我臆想中的坏人，或许他只是顺着我的奇思妙想也浪漫了一把而已。小巷是被两边看似不规整、实则错落有致的平房、草屋所构成，每幢房子的窗口虽然全部是黑暗的，但我知道屋里面一定亮着灯光，只是被那深色的窗帘挡住了。偶尔也有粗心大意的主妇，窗帘放得不够严丝合缝儿，便有黄色的灯光流淌出来，使那曲曲弯弯的小巷显得更加神秘莫测。突然身后传来了悠长而清脆的口哨声，我回头看了看，透过黑茫茫的夜色，我仿佛看到了小巷入口处的目光……
这段往事曾被我冠以《他目送我走出那条小巷》的题目，写就了一篇小说收录在《青春的旋律》中，即便写得青涩而又毫无深意，但那就是青春旋律中的我。
回到学校的宿舍，一进大门，看到江丽、王利民、张瑞、金玉松、王平等同学，他们边走边争论着什么话题，似乎没看见我。在走廊里遇到谢友鄞、王生田，他们手里拿着纸笔正赶往教室写作。路过雅晨的房间门口时，几位同学在里面聊得热烈，记忆中好像有隋治操、徐锦川、孙成民吧，还有谁记不得了。雅晨发现了我手里拿着的那把蒜毫，听说是我捡到的，也不管捡到的东西有没有病菌，大家竟然就着生蒜毫美美地喝起酒来……
以上所述之事，当然不是扎堆儿地发生在一天或者一个学期，但那一定是我们青春年少时炽热的情感、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梦想及独有的内心风景。所以不是虚构，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往事。岁月悠悠，转瞬间青春逝去，但往事并非已无影无踪，而是三十年后我落笔此处时的深深怀念。
当然，更有深深的愧疚——儿子、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因为我所谓的梦想伤害了他们。说伤害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我要去上学，正在哺乳期的儿子一定要断奶；正在上班的母亲非得休病假；正在准备高考的小妹和正在上学的小弟、还有工作很辛苦的父亲及大弟必须每天接受赫儿的哭闹；同样做了母亲的二妹，她的女儿少了许多与姥姥在一起的机会；结婚仅仅两年的丈夫更要独守空房；听说袁厂长批准了我的学费，还要承受一些无端的压力。但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在此只能道一声对不起，并把愧疚化为真挚的感谢！
说到感谢，有一个人本该当面对他说声谢谢的。他就是在1986年前后担任抚顺市副书记的祁茗田书记。
从文学院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可我的心再也不是原来的心了，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做一份离文学近一点的工作。宏林老师曾问我想不想去《当代工人》，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与儿子分离，想都没想便连连摇头说不。宏林老师说要么去《故事报》，金洪汉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说一下。其实我心里最想去的是抚顺市文联，那里似乎有专业作家的名额。可我没敢说，怕老师说我挑肥拣瘦的。想一想《故事报》也不错，官方与坊间好像都在说，“南有《故事会》，北有《故事报》”，虽然不是纯文学，毕竟也沾着文学的边儿。于是我拿着宏林老师的推荐信找到金洪汉总编。他说我当然欢迎你来了，但你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是大集体，二是工人，我们这可是干部编制啊！你怎么来？
走投无路时，我给时任市委副书的祁茗田写了一封求助信，并附上之前发表的几篇小说一并寄了出去。大概是三天后吧，我突然接到祁书记秘书的电话，他说祁书记约我见面。当时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激动？忐忑？担心？害怕？都有。
不巧的是，待我赶到市委，秘书告诉我，祁书记突然有事出去了。听到这话，不知我有多失望，只好悻悻地走了。
时隔不久，我竟然接到金洪汉总编的电话，他说你的事成了，赶快到文化局办手续。成了，就这样成了，变全民、转干，两道鸿沟一越而过。1986年年底，我正式成为了《故事报》的编辑。
一个半月以后，即1987年的正月初六，下午一点多钟，我回家吃午饭回到报社，一进门金总编就说，哎呀，你早五分钟回来就好了，祁书记来看你了……
当时是觉得挺遗憾的，但一点也没觉得这是个事儿，所以压根儿就没想过去当面跟祁书记说声谢谢。多少年之后，等我终于想明白了自己该有多么不懂事时，祁书记已经调离抚顺，想当面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了。每每想到这件事，真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咋那么不懂事？人家给你解决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连声谢谢都不说。所以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郑重地向祁书记说一声：谢谢您祁书记！另外再补充一句，我在《故事报》当了二十多年编辑，后来还担任了编辑部主任，一直做得挺好的，没让您失望。还有一件事向您汇报，大概我调到《故事报》四年之后吧，我老公在日本留学后获得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并且可以带家属。征求我意见时我态度很坚决：不能去，我费那么大劲变全民了，转干了，当编辑了，走了对得起谁啊？哎，就是这么实诚、执着、木讷，多少还有点傻。没办法，基因问题，骨子里的。
在此还要说一连串的感谢：感谢文学！感谢文学院！感谢王金屏、陈秀庭、杨凯老师！感谢金洪汉总编、李宏林老师及我生命中的好人贵人！
也要感谢流经内心的那道风景，才使我有幸走进了用文字修建的田园，这里有阳光、雨露，有潺潺流水、微微清风，即便我算不上勤奋的耕耘者，但起码可以嗅着文学淡淡的香息，在那里徜徉漫步，一边享受着独有的宁静，一边看那陌上花开。这个田园于我，犹如灵魂栖息的圣地，我，不是偶尔，而是时常坐在田园的角落，远离喧嚣与繁杂的尘世，把思绪和情感放进文学的清幽里，让心安静下来，读一篇好的小说，抑或让不同的字符从自己的指尖流淌出来，也写一篇小说给予他人去读，甚是惬意。
李永宏：
1957年出生，笔名雨擎。当过知青，做过电焊女工。1984年至1986年就读于辽宁文学院，毕业后调入《故事报》社任编辑。二十多年为读者编撰着数不清的故事，从而也成就了自己简约而平凡的人生。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小说，散见于省内外一些报刊杂志，著有长篇小说《最后的草房子》、长篇纪实文学《海润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