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汗在1921年通过政变掌握伊朗政权，1925年登基称王，建立巴列维王朝。受邻国土耳其现代化运动的影响，礼萨·汗也推行了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二战爆发后，虽然礼萨·汗国王名义上宣布中立，暗中却与纳粹德国保持亲密关系，这引起了盟国的警惕。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对伊朗油田的控制和援苏物资通道安全，苏联要求伊朗采取行动限制纳粹德国在伊朗的活动，但礼萨·汗不为所动。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联合出兵进入伊朗，礼萨·汗见情势不妙，决定由21岁的长子巴列维继承王位，自己则离开伊朗，后于1944年病死在南非。巴列维继承王位后，在美国支持下渡过了一系列危机，至上世纪60年代初才巩固了统治。王权巩固后，自1963年起，巴列维推行了被称为“白色革命”的一揽子改革计划。
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前，伊朗全国土地主要掌握在大地主和清真寺手中，占农户总数99％的农民只占有17％的土地。巴列维先是颁布土地改革法，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规定数量，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此后又通过系列法案，进一步限制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并将宗教寺庙的土地分配或出售给农民。至1971年9月23日伊朗政府宣告土地改革完成时，伊朗全国有约960万农民分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土改虽然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问题，如分给农民的土地过少，即使分到土地的农民，因其土地数量有限，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生活。 ▲巴列维国王给农民颁发土地证书 土改之外，巴列维开始推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石油需求旺盛，国际油价飞涨，石油储量丰富的伊朗获得了大量外汇。1974年，伊朗石油收入就达200多亿美元，这为巴列维国王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工业上，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轻重工业体系，并开始发展原子能、电子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也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出现。1960年，伊朗七成人口生活在乡村，三成生活在城市。到了1978年，乡村人口降至48%，城市人口升至52%，产业工人成为城市中最大的群体。
在军事上，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不过7800万美元，到了1977年则增至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大量的军费开支，使伊朗建立起了强大的陆军和现代化的空军，并且准备组建远洋海军。此时伊朗军队准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空军力量居世界第四位，甚至拥有美国王牌战斗机F14，伊朗也是美国之外装备此种飞机的唯一国家。
“白色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 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自信满满地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
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伊朗国内也存在着系列问题，如经济发展急于求成，官员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1975年以前，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这些问题暂时都被掩盖下去。1975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原先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
70年代伊朗经济快速增长所伴随的是特权阶层的出现与官员的普遍腐败。巴列维的亲属垄断了国内商业，在高利润的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并在对外合同中充当中间人，捞取巨额回扣。财富迅速集中到伊朗国内少数权贵手中，以这些权贵为中心，形成了伊朗的“上流社会”。权贵们过着糜烂的生活，他们“从荷兰买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而反腐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进行，因为国王本人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他过着奢华生活，并且放纵自己家族贪污腐败。
经济上的成就冲昏了巴列维的头脑，忽视国内存在的问题，并借助于特务组织，以高压手段打击各种不同声音。在以色列帮助下，巴列维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它名义上隶属于政府，实际上独立行事，受国王直接命令，专门进行镇压工作。“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设监狱，对持不同政见人士施以各种酷刑，并进行暗杀与绑架活动。国王自称“万王之王”，权力无边，不受任何制约，连首相胡维达都自称是“国王的奴隶”。
霍梅尼的挑战
自巴列维当政后，在伊朗国内的各种矛盾中，以巴列维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与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伊朗是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主的国家，在伊朗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统治者胆敢去挑战什叶派的权威。如同他的父亲礼萨·汗单枪匹马创建了一个王朝一样，巴列维也想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开创一个世俗且现代化的伊朗。他挑战宗教势力，并一次次触及宗教人士所能忍受的底线。
“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宗教寺庙的经济利益，更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巴列维国王下令给妇女选举权，取消神学教育和伊斯兰教法，提倡妇女去掉黑色面纱，废除男性头巾，突出伊朗历史上雅利安人的作用以淡化伊斯兰教影响。此外各地城市街头所涌现的电影院、酒吧、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这些均是苛严的伊斯兰教法所无法容忍的。1963年，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开始起来反抗国王。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 霍梅尼于1902年出生在伊朗中部一个小镇，19岁时成为伊朗著名神学家哈伊埃里的学生，并在神学院长期苦修，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漫长的宗教修炼和勤学苦练，培养了霍梅尼刚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口才。自巴列维执政之后，霍梅尼一直在各种场合对国王的权威进行挑战。早在1942年，霍梅尼就出版了他对巴列维进行批判的书籍，并提出了他所设想的国家模式，即按照穆罕默德的圣训和《古兰经》，将伊朗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1963年3月，在伊朗各大城市爆发了由宗教势力领导的反国王游行，后被巴列维镇压下去。到了6月3日，霍梅尼在一次布道中公开指责国王“表现得像个犹太人”，并对国王提出警告。次日深夜霍梅尼被逮捕入狱，6月5日各地霍梅尼的支持者举着霍梅尼的画像，缠着裹尸布涌入首都德黑兰和各大城市举行抗议。巴列维以武力将这次抗议镇压，据反对派声称有数千人被杀。后来巴列维下令将霍梅尼释放，但出狱后霍梅尼继续抨击国王，并表示“除非让刺刀刺入我的心脏，不然绝不向暴君屈服”。1964年11月霍梅尼被逼流亡国外，此后在国外长达15年。
自60年代巴列维推行“白色革命”起，直至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伊朗石油收入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巴列维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也正因如此，在1963年的骚乱中巴列维能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击败霍梅尼。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虽对巴列维恨之入骨，暂时却也不能在国内掀起大波澜。
1975年之后，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土地价格不可遏制地飞涨，伊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不断贬值。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也降低了石油需求，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下降。在伊朗国内经济不断恶化之际，国内权贵却挟带大量资本出逃。据英国大使馆估计，1976年每月最少有10亿美元流出伊朗。到1976年年底，大约20000余名伊朗权贵在英国购置了房产，而在美国购置房产的高官为数也不少。
随着经济的停滞，过去被掩盖的问题开始暴露，民众开始不满巴列维的统治。数百万农民带着发财的梦想涌入城市，结果却成为城市的赤贫阶层。物价飞涨之下，一般的城市中产阶级也艰难度日，普遍不满于现状。留在农村的农民长期以来生活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自认为是被遗弃的群体，更是怨声载道。生活无望的民众转而在宗教中寻找寄托，各类神学院校在地下兴起并蔓延，大量青年沉溺在宗教中不能自拔。
人民对巴列维国王曾经的经济成就不屑一顾，“我们认为这个国王是撒旦，就算他做的是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这就是普通民众对巴列维国王的看法。1975年以后，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巴列维政权开始动摇，社会危机四伏。精明的霍梅尼把握住了时机，他的信徒从国外偷运回数不清的霍梅尼布道录音。在录音中，霍梅尼谴责国王的罪恶，宣传宗教中的完美世界，号召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无数不满于现状的人汇集到霍梅尼周围，此时他所缺的就是一个契机而已。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契机在1977年3月出现，伊朗著名作家、《世界报》编辑贾瓦迪给巴列维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国王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批评。随后许多著名的律师、作家、法官、艺术家跟进，开始联名上书，呼吁成立忠于宪法而不是国王的政府。由此开始，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呼吁国王改革的运动。
这场运动虽然反对国王的专制，但也反对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的干涉。知识分子们认为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国家应由职业政治家和专业人员来管理，宗教不应干预世俗事务。他们也不主张以激烈的方式推翻巴列维王朝，而寄希望于国王主动实行改革，解决伊朗的各类社会矛盾。巴列维作出了一些让步，他任命一个开明人士担任首相，并承诺将在未来做出进一步改革。
但这场运动被流亡在外的霍梅尼敏锐地抓住。1977年7月，在给国内信徒的一份讲话录音中，霍梅尼指出：“要抓住这一机会，向全世界宣布国王的罪行，而谁也不会受到惩罚。”此年10月，霍梅尼47岁的儿子穆斯塔法突然死于心肌梗塞，许多人认为这是国王的特务做的手脚。伊朗各地的宗教人士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哀悼仪式，并和效忠国王的秘密警察发生流血冲突。
伊朗国内局势骤然紧张，而巴列维国王此时又未能控制住个人情绪。1978年年初，巴列维国王指示新闻部部长在《德黑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污蔑霍梅尼是“一个有着印度血统的外国人”的文章，文中暗示他是印度、英国的代理人，并从这些国家领取活动经费。国王不理智的举动激怒了霍梅尼的信徒，恶化了局势，伊朗各地旋即爆发了大规模反国王游行。巴列维对这些游行以强硬手段加以镇压，各地频频爆发流血冲突，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这场革命的转折点是1978年8月的一个星期五，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这场大火中有约480人被烧死。虽然这是一起突发事件，但是民众却坚持认为这是国王的特务组织“萨瓦克”所为。国内各类谣言四起，有的说是警察将电影院的太平门上加了锁，有的则说是特务阻止人民前去救火，更有谣传说国王从以色列请来特种部队准备镇压游行。 ▲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迫出走海外 这把大火将公众的情绪点燃。面对沸腾的民众，巴列维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他任命温和派人士组阁、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处理了在镇压中负有责任的军警，以缓和国内气氛。但此时已被调动起来的民众情绪，是不会被精明的霍梅尼所放过的。对国王的让步霍梅尼嗤之以鼻，他发表演讲，要求支持者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去推翻国王。在霍梅尼发表讲话的第二天，50万人云集在首都游行，高呼“烧死国王”的口号，局势立即变得更加严峻。 ▲霍梅尼在1979年2月1日返抵伊朗 面对不断恶化的形势，巴列维认为再做任何让步也无济于事，只有强硬手段才能解决危机。他下令在全国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并对游行者进行镇压。首都广场上的游行者受到秘密警察的血腥镇压，反对派宣称有上千人被杀。这次镇压后，一直徘徊在革命之外的、以石油工人为主力的工人阶级加入了反对国王的示威行列，这给了巴列维以致命一击。
四面楚歌之下, 巴列维不得不向霍梅尼妥协，派人请他回国，但遭到霍梅尼的断然拒绝。霍梅尼回答：“只要国王还在伊朗, 我绝不回国。”1978年10月，已流亡到法国巴黎的霍梅尼发出总动员令，号召国内民众不要畏惧牺牲，要用生命为代价去推翻国王，并称“抛洒鲜血之后，你们将如先知一般上天堂”，“鲜血终将战胜利剑！”在霍梅尼的号召之下，伊朗国内各大城市挤满了高呼“真主伟大”、“处死国王”的狂热游行者。1979年初，霍梅尼获取了最终胜利，巴列维逃离伊朗流亡海外，统治伊朗53年之久的巴列维王朝覆灭。离开伊朗后，癌症末期的巴列维奔走多国，寻求政治避难，1980年7月27日在埃及开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