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部队情之一 ———我们连队的人与事

晓向

这是曾任守备一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邱金凯亲笔手书的，现在镌刻在二团七连阵地的山头上。

这是我们部队当年驻守地的地形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北京军区守备一师没有什么“名气”，她也没有多少战火中的辉煌战绩值得“炫耀”，因为她是由以打山洞为主要任务的工程兵组建而成，其成份也没有多少“根红苗正的嫡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名不见经传的二三线部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北方战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驻进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化德县（师部、一团、二团）和察哈尔右翼后旗（三团）。在时刻准备打仗的前提下、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在难以想象的生存环境里，构筑工事、修建营房. . . . . .全师万余名官兵十数年艰辛的付出，创出了部队的辉煌———1979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表扬守备一师党委班子，守备一师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在此之前，《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5日，）、《解放军报》（1978年9月25日）等媒体都对守备一师“艰苦奋斗，扎根边疆、准备打仗”的事迹给予了详细报道。
　　一九八零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华国锋亲临驻地视察。这是该师自创建以来党和人民给予的最高奖励。历史永远记载了他们的功勋。
　　本人于1970年末到1975年初曾经在守备一师二团六连服役，可以毫不惭愧地说，虽然我们离开了部队，但这些荣誉中也包含着我和我前后期的战友们的汗水和付出！

夏季，这些地方还是蛮不错的。可是一过国庆节，就是白雪茫茫，狂风肆虐的天地了，一直到来年6月才能见到绿色。

这是部队刚刚进驻时住过的“房子”。这在当时称得上别墅了，比起那些牛棚，羊圈，地窝棚要高级的多了！

远眺46号山

这是在连队基本都搬进了新建的营房后，才为师首长修建的办公室兼宿舍。由于采用了当时刚刚使用的白色泡沫砖，很是扎眼，大家就谐称其为“小白宫”。

在我60多年各个阶段的经历中，最难忘的还是在部队那四年的日子。同战友们聊起来，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大约是因为我们一生中最为宝贵、精华的时间是这里度过的。再就是除了与其他部队相同的共性外，守备一师的生活、工作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所以才在我们人生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我们的驻地在乌兰察布盟的化德县、商都县与锡林格勒盟的镶黄旗三地的交界处，秋令沟、育林沟、卧龙沟等处的山头成了我们“安营扎寨”的地方。这里位于蒙古高原中部南缘，是在蒙古高原中部唯一有点起伏山峦的地域。
时隔几十年之后，我们才明确的知道，当苏蒙军队大举进攻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依托工事，能抵挡敌军一周，为后方赢得调动布防的时间。
这里气候环境恶劣，夏秋十分暂短，我清楚的记得，每年五一节后、国庆节前必定会迎来一场雪。有人概括为“五月解冻，十月飞雪”，再贴切不过了！这里的冬季漫长且又十分寒冷，一般都在零下十几度、最冷达到零下三十多度。外出时不到两分钟，口罩的上方、眼睫毛处都会结出一层白霜。
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又成了狂风肆虐的天地，每隔数天，俗称的“黄毛乎乎”便会光顾了，它带着冷气，卷着黄沙，漫天扑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而且一米之外内就看不清楚人影了。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专门拍了一部《干枝梅颂》，报道守备一师艰苦奋斗，扎根边疆的事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当地恶劣的天气的：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六月才去雪，九月又见冰。
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部队或是借住老乡的房子，或是住在牛棚、羊圈、地窝里，没有夏冬季节的区分，在那一无所有的山头上抓紧时间打坑道、挖反坦克壕、修筑防御工事，时刻准备着敌人的来犯。
守备一师的干部，战士们建设边疆不怕流血流汗，保卫边疆甘愿奉献。十年时间，硬是在这自古不屯兵的不毛之地上，建起了一个能防能打，能生活的钢铁阵地。

我们是1970年底到部队的，那时最为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听老兵们说，69年他们刚刚进驻时，在坑道里住了一年，晚上睡觉都是全付武装不下身，头发长到脖子里都没有时间理一下。
　　我们来到驻守的“46”号山时，山上已经有了一条坑道，背风的山坡上也搭建了窝棚，连部、伙房、篮球场依次在背风的山坡排开。
　　一个大窝棚住进了三个排，尽管低矮的窝棚内里立着两层大通铺，每层的高度还不及现在火车的硬卧，每个人的宽度也仅仅刚能够翻身，但毕竟是有了“房子”住，再不用风餐露宿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天天爬下爬上的到别的山上施工，直到自己在卧龙沟内修建的营房竣工才离开。

46号山上工事的遗迹

部队的生活、工作是难以想象的艰苦，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我们在新兵连刚刚结束集训，就赶上了野营拉练（当时毛主席发出了指令：“野营拉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但对我们守备部队来说，仅此一次，以后再没有过走路拉练了。）
荷枪实弹，背着行李，每天在没过脚脖子的积雪中行走十几公里，到宿营地后，汗水透过绒衣、棉衣，把棉被都霪湿了一大片。
行军中还要做各种战术动作，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防空演习”了，命令一来（我们还听不懂号声，要听班长的指挥），大家往路边跑几步，也不管有多少积雪，随便找个地方赶紧爬下：可是能好好的舒服一下了！

我们的脸盆这时涌现出了多种功能：早晨洗脸、中午盛饭、到宿营地后又用来洗脚。更有甚者，因夜晚太冷，不愿意出门，就当成了“尿盆”，第二天用水洗洗，继发挥着那几个功能。

我们住在山上，洗脸刷牙全是靠积雪。积雪并不干净，雪白雪白的，融化后却呈深绿色，还会积淀着沙粒和漂浮着草根…….

部队驻在山上，周围的村庄稀稀拉拉，连个照相的地方都没有。戴上领章帽徽后，就想给家里寄去一张照片，这个愿望一直到半年多后才实现。那是我终于得到了一次到“土牧尔台”拉煤的公差，风尘仆仆的到了军供站，两个人装完了一卡车煤，没顾上吃饭，赶忙先去了简陋的照相馆。
当时能到“土牧尔台”还是美差呢，因为可以逛逛商店，下个饭馆吃馅饼，也算是改善生活了。两个人装四吨多的煤，也不知当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劲，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

炊事班后面有一个大水罐，连队的吃饭全靠它了。由于施工紧张，拉水车常常不能按规定时间送水，到山下的卧龙沟村挑水，便成了战士们“要求进步”的一个具体行动，晚饭后暂短的休息时间，总有人去抢扁担。
炊事班长很会做工作，每天饭前总是要对前一天挑水的同志点名表扬。开始我没有加入这个行列，望着山下的村庄，弯弯曲曲的小路时隐时现，足有四五里，主要还是要担起那令人生畏的水桶，对于我这个从小一直使用自来水的城市兵来说，真是不敢去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兵中就剩我一个没有挑过水了，不用谁说什么，我自己也坐不住了，不得不硬着头皮拿起了扁担。开始只能挑少半桶，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然后再一步步的咬着牙往前走。就这样经过几十次的磨练，我也能跳上满满的一担水，途中只休息两趟就上山了。炊事班长的嘴里也终于有了我的名字。

这些当兵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那时都一一做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了四年，对我走以后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部队四年，几乎没有搞过军事训练，全都在打坑道、修工事、盖营房了。虽然如此，可配备的武器却不少。我们步兵排每人一把六五式自动步枪，还有班用轻机枪、五三式重机枪和六零迫击炮。平均一个人能摊上一件半武器。
一次，连长说带我们去打打六零迫击炮，好不高兴！几个人拿着炮，扛着炮弹箱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头。记得当时天气还是很冷，山上还有积雪，一个老兵架好了炮，另一个按教程给炮弹装好了发射火药和引信，往炮膛里一放，结果炮弹卡在了炮膛中，上下不得动了。
连长急坏了，但是依然显得很沉着。他让我们几个新兵躲到一边，然后组织一个老兵往外倒炮弹。
只见连长脱去皮手套，两只手在炮筒口形成一个比炮口略细的圆环，然后让老兵慢慢地抬高炮筒的底部，让炮口逐步朝下倾斜，并不时的晃晃炮筒。
我们也不知厉害，纷纷围上来了观看。连长的注意力都在炮口上，也顾不上呵斥我们。
终于，炮弹在连长的手圈中露头了……原来是因为天气太冷，炮弹上的一层保护油凝固了，没有擦下来，使炮弹变粗了，所以卡在了炮膛中。
结果也没看成发射六零迫击炮。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迫击炮兵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往外倒炮弹，倒不好，全班都完蛋。”这是因为六零迫击炮弹本身重量不大，所以装在炮弹头部的引信的敏感度较高，给点力量就会引爆。
我们真的还是很幸运的！

部队的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但又是那么的难忘。当兵时，我们大都是情窦初开，再劳累也关不住对异性的渴求，但朦胧中又什么都不是很清楚。与女同学怎么通信渐渐地成了要好战友闲暇时的一个话题，后来都发展成了共享来信。
上世纪70年代初，解放军战士还是女青年首选的目标之一。我有个战友就同时得到了两位女性的青睐，我们也从她们的来信中感到了当时青年女性的含蓄和执着，分享了他的欢乐。
就在他犹豫不决，到底把重心放到那里的时候，两人突然都不来信了。我们在一起分析原因，安慰他“信会来的”！
　　后来谈起了发信的细节，才觉得问题可能是出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的信件要在连部、营部各放一天，到了团部收发室一般是在三天以后了。那天他临时要到团部执行任务，正巧给两人都写好了信，就装进还没写地址的信封里，急急忙忙忙出发了，到了团部收发室才写的地址。结果忙中出错，颠倒了地址，错过了一段姻缘。
………

　　正是因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了几年，又有着那些难忘的故事，战友之间的感情显得十分珍贵。驻地的山头、营房更是让人怀念、向往。尽管守备一师后来经过了改编、移防，原来的番号撤销了，原来的阵地没人了，原来的营房也荒废了，但是大家一有机会还是就想回去看看，因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在这里留下了汗水和艰辛。

　　我和战友们于2003年、2014年、2016年先后三次回到部队原来的驻地，了却了一点心愿。

当年的卧龙沟营区。

这是卧龙沟里唯一的一棵树。1972年我们搬进营区时，它就在那里。几十年过去了，只不过稍微粗壮了些，却没有伴生出来新的同类，可见这里的环境有多么的不适应树木的生长。

坐落在化德县城附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一座烈士陵园，里面安葬着原来散葬在阵地上的守备一师烈士。

　　这是在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邱金凯（守备一师出去的干部，曾担任过守备一师师长）等人的努力下，由乌兰察布市拨款25万元，化德县委政府投资2千余万元，于2014年建成的。北京军区政治部、内蒙军区、乌盟军分区和山东昂立集团都捐了款。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房峰辉、刘福连两位将军还做过两次批示，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暨烈士陵园的建成给予高度赞扬，指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要以实际行动向原守备一师的同志们学习”。

我们驻守化德县时，当地沙化非常严重，就是到了盛夏，山上的青草也不过一两寸高，所以“黄毛呼呼”才能横行肆虐。后来当地政府注意了环境保护，使当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2003年我们第一次到阔别了三十多年的驻地重游，一离开化德县城。满目的绿色便扑面而来。比当年的景色好多了！

这是驻地附近的村落。

在化德县秋令沟有一个“守备一师成立50周年纪念园”。这是部队的战友们集资修建，于2014年夏落成。

这是纪念园中最早立起的一块纪念碑。据悉是1971年从太原入伍的李瑁，侯浩天，路晋林等战友发起，联络众多的太原籍战友，想方设法于2007年8月立起来的。守备一师纪念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块碑的区域内建成的。

镌刻在纪念碑后面的碑记
公元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内蒙古化德县境内秋灵沟至察右后旗之大东山一线，驻扎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万名官兵。今秋灵沟原为该师师部驻地。
时间上溯至一九六九年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形势紧张，中方认为两国大战在即，随即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新改编之守备第一师受命于是年十月星夜北上，进驻此地，担负要点守备，进入临战状态。此后，相继有数万热血青年应征入伍，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戍边设防，御敌卫国，献身北疆。时此地荒芜不毛，气候恶劣，野狼出没，黄羊成群，五月解冻，十月飞雪，“白毛呼呼”、“黄毛呼呼”，四季朔风狂啸。在此恶劣环境下，全体官兵同甘共苦，先住简易地下化抢筑工事，开挖防坦克壕、战壕：继而开山凿洞, 建“立体防御阵地”，爬冰卧雪，研究战法，苦练硬功。以其青春的热血与汗水，铸就了北疆一道钢铁长城。俟后，全体官兵又以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建营房，凿水井，种大棚菜，植树栽花，立志长期守备，使原本荒凉的驻地变成了树绿花香的解放军新城。
　　部队以高原一种根深耐寒，不畏风沙的野草花——干枝梅为自己艰苦奋斗的形像代表，喻示了扎根边疆，守卫边疆，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该师的业绩，受到了中央军委通令表彰，一九八零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华国锋亲临驻地视察。这是该师自创建以来党和人民给予的最高奖励。历史永远记载了他们的功勋。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如今，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人类大踏步地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这里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雄师劲旅的英名已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昔日年轻的战士也两鬓斑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前夕，守备一师太原籍众战友有感于斯，为纪念在北部边疆送走的无悔青春岁月，自愿发起并集资，恭勒碑石，追忆往事，彰其伟业，勖吾后人。
　　是以为记。

原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太原籍众战友
公元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

纪念园中立有守备一师所属所有团级单位的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这是守备一师及二团的纪念碑。

“扎根山沟，建功立业”。我们当年镌刻在秋令沟里大山上的誓言依然依稀可见。

　　从秋令沟到卧龙沟，都要翻一座不大的山，沿着两山之间，部队修筑了一条简易公路，当年我们坐着解放牌大卡车行走在上面，并没有感到什么艰难，还为不用辛苦两只脚而庆幸呢。

也许是年久失修了，2003年路况是这样的：

2014年就好多了。

2016年，这条路已经铺上了沥青。

　　正前面这座山包就是二团六连我们连的主阵地——“46号山”。我们曾经在上面住了两年多。
几十年的沧桑，“46号山”的容颜大变，但依然依稀可寻得见当年的印记。

当年亲手挖的交通壕，岁月的消蚀，已经让他它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当年，最让我胆怯就是到这个村庄————卧龙沟村去挑水。

故地重游总要留个影。十几年过去了，有多少变化呢？山河依旧，沧桑已爬满了脸庞。

　　卧龙沟营区是我们亲手建设起来的，当时整个二营全部在这里。

　　时过境迁，如今只能看到一些断垣残壁了。面对依稀可辨的遗迹，我不由得想起了这样一段话：“营房只剩瓦砾，却总有当年的身影，摘一把干枝梅，把信念种在心里。”这是一位女儿为曾经在守备一师服役，授衔为大校的父亲写的歌词中的几句话。是啊，营房虽然没有了，但在部队深深烙下的干枝梅精神却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几十年，让我们受益匪浅。

1973年，我们搬进了卧龙沟营区，先是全连都住在大饭堂里，后来又搬进了用石头砌起来的窑洞，一个班一间，接着营区又打了机井，用上了发电机，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了。

这些照片都是那两年留下的。现在看看有些做作的自己，还真是有些好笑。

再看看那些熟悉又难忘的面孔，一幢幢往事顿时又浮现出来了。

年代已久，这张照片的人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前排中间的老连长吕罡。当年就是他手把着六零迫击炮筒，往外倒已经装了引信的炮弹的。

吕罡连长是位带兵有方，做事干练，讲话幽默的老军人。他属虎，比我整整大了一轮，1955年就当兵了。由于文化较低（初小），尽管能力很强也一直没能再提上去，后来以副营职转业，回到家乡，在涞源县计生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休。
吕罡连长讲话实在、风趣，他在队前“训话”时，我们都不觉得烦，似乎总有一种还没有听够就被解散了的感觉。记得还是我们刚上了“46号山”不久，整天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努力着。一次施工前的例行讲话结束后，吕罡连长特意针对大家畏惧艰苦的思想状况又讲了几句。他说，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以前施工的时候才叫苦呢，别的不说，单单工作服就让你们接受不了，那是前面露着杆子，后面露着眼子……顿时队伍中就发出了一阵笑声。
当时我还纳闷：“为什么会笑呢？”后来经历得多了，才明白为什么有笑声的原因，也深深地为老连长讲话的艺术所折服。

　　2016年8月，我们从部队驻地回来，专程绕道去涞源看望了吕罡连长。他现在身体很好，就是腰有点毛病，不方便行走了。听老连长说，退休后他也闲不住，经常扛着个猎枪进山，几年的功夫，把涞源县的大山都转遍了。
　　看看老人家如今还是那么壮实，真为他高兴！
　　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这张照片的主角是指导员李本林，湖北远安县人，1965年入伍。他是当时那一批兵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高中毕业后正在当老师。
据悉，他当时并没有报名参军，只是奉命协助征兵工作。接兵的同志见这个小伙子踏实又能吃苦，文化还挺高的，就生生把他拉进了队伍。他参军不久就入党，提干，是1965年那批兵中提干较早的一个。先是在团里当干事，我们入伍时，他已经在六连当了一年多指导员了，可谓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工干部。

　　后来他转业到了大同水泥厂，退休后潜心研究中药健身，颇有成就。2014年我和兰复成、杜焕朝从部队驻地回太原时，专门拐到大同去看他。
　　阔别了将近40年，指导员一见到我们，热情的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了。大家都是感慨不已，你一言我一语，没有停顿地聊了两个多小时。天色渐晚，李本林非要留我们住在他家，实在是因为与其他战友已经约好了第二天的行程，不得不告辞离开了。

　　这是我们临告别前在指导员家中的留影。

　　我们有了联系后，李本林就主动根据我们的身体状态开了药方让我们泡酒。兰复成、尹小勇都喝了按他提供的药方泡的酒，听说还是有不错的效果。我也泡了，因为天热还没有顾得上喝呢。

　　这张照片显得十分珍贵，这就是我们当时工作的真实写照，我们每天就是穿着这样的服装在山里打坑道、修筑工事。虽然拍照时做了些修整，每个人的衣着都显得那么整洁。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照片的主角是当时的副指导员张自均，他是一位深受战士爱戴的连首长。这几年大家联系多了，无论是和谁见了面，都会谈到张自均，对他念念不忘，也都能说出一两件得到他关心、帮助的具体事情来。连长吕罡到团里后，他改行任了连长，又当了二营的营长、二团的团参谋长，后来转业回到老家——湖北远安县，在县政法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休。
　　离开部队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一直都很想去看看他！

　　照片中后排左三是贾小旦，他是与我同年的战友，山西高平人。我复员后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听尹小勇说，1975年贾小旦复员一年后上山西农大，有幸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基层锻炼多年，当过9年乡长，5年乡党委书记，最后在长治市郊区农机局担任局长，直至退休。

　　这是他65岁生日时的纪念。看他笑得多开心。

那两个正在做出打风钻样子的战士（右起）是二团六连一排三班的战士李胖肉（71年入伍，山西高平籍）和刘树新（73年入伍，四川平武籍）

这是我们六连里几个从太原入伍的战友与副连长王连合的合影，首长当然要坐在中间了。

前排左边第一个是文书兰复成，第三个是通讯员尹小勇，后排左起分别是申普一、黄德广（他在六连时间不太长，很快就调到团修理所了）、杜焕朝、吴晓向。还有一个太原兵张永福不知为什么没有在场。

王连合副连长是1965年从河北入伍的，可以说能吃苦是当时那批干部的共性，除此之外，他人很憨厚，实在，很少有连首长的派头。后来我当了卫生员，与王连合熟悉了，讲话也随便多了，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他当兵第一年入党，第三年提干，第五年就当了副连长。他感慨地说：“不到两年就升一级，照这个速度发展，我现在都是团级干部了。哈哈…….”

　　王连合副连长找了个集宁市的城市姑娘，集宁离驻地很近，他爱人经常来部队，王连合也常常能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回家看看，小日子过的有滋有味的，后来就在集宁转业落户了。
　　2014年7月下旬，我们去部队时路过集宁时想去找找他，才知道就在前不久刚刚因病去世了。
　　我们都为没能见到他而感到遗憾和惋惜！

这张照片让我成了主角，太惭愧了。
站立者是我同班的战士袁方镇，河北故城人，他和兰复成是我们那批新兵中唯一的两个高中生。
　　左边正在用笔指点着的是当时的炮排长宋纪福。他担任过首长的警卫员，下连当兵锻炼后提干，我们复员后他提了副连长、连长。他是个要强的人，样样工作都要走在前面。在他当连长的那几年，六连各项工作都十分突出，当年在连队的战友们还都十分清楚的记得，师医院胡医师和女卫生员们最喜欢来六连搞防疫检查，她们是被六连的粗粮细作和自种大棚蔬菜吸引了！
　　后勤尚且如此，训练、施工等“主业“更是可想而知了。1977年，二团六连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在六连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后来，宋纪福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进修，留校当了教员。由于他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有着十分丰富的带兵经验，那些从学校进院校的学生兵学员，临毕业前都喜欢找”宋教员“讨教”一番如何带兵，当个称职连排干部的经验呢。

尹小勇与李忠民。

李忠民是从师部下到我们连当副指导员的，好像是1974年冬天到任的吧。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不长（1975年3月我就复员了），但我很是佩服他的眼光和勇气。
那时，全国都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部队也不例外。当时我们久在山沟，信息渠道主要就是靠着部队的正面教育，对外界的实际情况知道的很少。一天，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了，他突然对我说，这次再也不跟着瞎搞了，他们这是要整总理呢。
我突兀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因不知内情，也没敢细问，但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是扎下了深深地烙印。几年后，大家逐步了解了”四人帮“当时的阴谋诡计，我才感到他在目光敏锐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正义感。
　　也许当时具有他那样想法的人不是少数，但是敢说出来，而且是在一个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战士面前，还是很不容易的。就因为这一点，我很敬佩他！

　　听后来的战友讲，李忠民能力不弱，和战士们的关系也很好。宋纪福当连长时，有一段时间连里没有指导员和副连长，他们俩配合的相当默契，把连里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六连所以能荣立集体三等功，也有李忠民的不小功劳呢。
　　然而，李忠民的“官运”很不济，在副指导员的位置上，先后陪了四任指导员，有的还是他接的兵呢。他转业时还是副连职。看来，人的能力和命运常常难成正比，这也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吧。

兰复成比我大一岁，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真是称得上我的老大哥。入伍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进而发展成无话不谈的密友，在“46号山”的山坡上，我们最先分享着阅读“女同学”来信的欢愉。至今，我们依然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友谊。

兰复成在部队进步是我们那批兵中最快的一个，不到半年就入党了，紧接着就是文书的正式任命。固然，有着当时连队没有文书，急需他顶岗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连首长”的眼光。
　　别的不说，那时连队三班倒施工，他在连部全靠自觉做事，谁也顾不上监督他。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一有时间就带个桅灯进了坑道————全连的武器弹药、给养都在里面，杂乱无章，没个头绪。他就一个人耐心地整理归类、重新码放，登记造册，使坑道里的物资变得整齐有序了，后来只要看看登记册，就对全连的“家底”一目了然了。
　　连首长看到坑道的变化，自然对他另眼看待了。

这是他与尹小勇2003年7月在部队驻地前拍摄的。

　　兰复成比我早一年离开了部队。我们的战友情一直保持着，来往不断。虽然早已不在了同一座城市，但每次回部队重游，都能相约结伴而行，可见我们的友谊及对部队的感情之深。

　　这是2014年7月，二团的几位太原籍战友在化德教育基地前的留念。左起“刘保华（二营四连）、杜焕朝、兰复成、张涛泉（二营炮连）、张自强(二营炮连)。

这是2014年7月，二团的几位太原籍战友在化德教育基地前的留念。左起“刘保华（二营四连）、杜焕朝、兰复成、张涛泉（二营炮连）、张自强(二营炮连)。

那个能文能武的主人公是我们太原籍的战友尹小勇，他是我们同年分到六连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入伍时还不到17岁。一下连就把他分到连部当司号员。可能是年龄太小的缘故，培训了几次，上了46号山，就吹不响号了。看他那满脸娃娃样，连首长大约是实在不忍心让他到班里抡大锤，还是留在连部当通讯员了。
时任副指导员的张自均开玩笑却又摆出一副很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尹小勇同志，我观察了好几次，找到了你为什么到了山上就吹不响号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出集训队就把号收起来了。如果你是吹着号上的山，就不会吹不响了。”
　　“真的？”尹小勇还真有点以为是那个原因呢。
　　在连部，兰复成和指导员李本林一个屋，尹小勇和连长吕罡住一屋，用他的话来说，“当兵的头几个月，都是连长天天照顾我呢。”后来我当了卫生员，这样连部一到休息日就成了太原兵聚集的场所。
　　1973年的新兵入伍后，尹小勇直接就到一排当了三班长。当时在三班，他仍旧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还真有的担心他镇不住呢。事实是他这个班长当得很称职，尹小勇用他的行动赢得了一班战士的尊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俩是同一天入党的，在支部大会讨论我们两的入党申请时，大家对尹小勇是争相发言，你一言我一语的列举着他的优秀事迹。而讨论到我时，几乎没有人说话了，仅仅就是举手通过了，搞得当时在场的我对尹小勇好生嫉妒。

这张照片一看就知道是摆的姿势。使用机枪的是尹小勇，配合他“做动作”的是吴晓向。

这是司号员何棣华（1969年入伍，湖北蕲春人）、尹小勇在雪地里练习吹号，一看就是为了拍照而拍的，但是从他们厚重的着装和模模糊糊的背景中，部队所处环境的寒冷，荒凉可见一斑了。

尹小勇可能就有天生的军事才能。虽然我们很少有军事训练，可是他的射击成绩很好。他人很瘦弱，却能将手榴弹扔到50米开外。
1974年后，部队的军事训练相对的多了起来，从那时起就很少在连队见到他的身影了，不是到团里就是到师里参加各种学习、集训、比赛去了。
其实早在1972年，尹小勇就被选派参加过守备一师军体集训，因成绩优异成为师军事三项（即射击、投弹、二百米障碍）集训队成员，还代表守备一师参加了军里比武竞赛。
之后各种集训队的大门便向他敞开了，他在集训队崭露头角，其军事才能逐渐被开发，最后还在大同、山阴的军、师教导队，担任过教学示范班成员和教员。

部队一直想把他留下来，几次找他谈话，可尹小勇就是不愿意。后来副指导员李忠民还借出差的机会，专程找他父亲谈了一次。已经当了营长的张自均也曾写信给家里做工作，希望能让尹小勇留在部队发挥作用。但由于他是独子，老人还是委婉地表达了让他回到身边的意愿。因此，1976年初，服役5年的尹小勇还是复员回到了太原。

多少年后，我们几个战友聚在一起，总是要为他当年的举动感慨一番：“小勇，你如果留在部队，现在说不定已是将军了。”

此言并非诳语！当年，与尹小勇曾一起在师军事三项队和军教导队朝夕相处的十几个战友，后来大都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如今在守备一师戍边史纪念馆里，可以看到守备一师历任领导的照片，上面就有一些尹小勇熟悉的战友的身影。如曾任守备旅参谋长的刘伟伟、李志远就是他在集训队的同班战友、好朋友。
刘伟伟后来到了军事科学院，晋衔成为少将。
现任山西晋城军分区司令员的朱晓东也是他在教导队的战友。
　　
　　当年，尹小勇如果真的留在了部队，前景也未可知。

　　这不能不是我们战友中的一件遗憾事吧!

如果尹小勇成了将军，那这张照片可就有分量了。“遗憾”呀！！

这是2014年六连的三位战友在守备一师纪念园前的留影。中间的那一位叫杜焕朝，也是同年从太原入伍的。
在六连我们几个太原兵中，可以说杜焕朝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的运气不佳，在排里一直有个有力的对手在和他竞争，那是一个和我们同年入伍的农村兵，体格强壮，脑子也够用。在当时以能干活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的环境中，杜焕朝自然是难占上风了。关键是他又不甘落后，很是要求进步，结果这场“争斗”一起伴随着他复员。
当然，杜焕朝还是入了连首长的法眼，他入了党，与那个竞争者同时当上了班长。在我们连接受了烧砖任务的时候，又带着全班的承担了最为关键的技术活——烧窑，他虚心认真的向师傅“套”手艺，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这期间他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了。
2014年我们故地重游到了卧龙沟营区，在废墟前找到一小块砖，他兴奋的说，这就是我们烧的！也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吧，使劲用力一捏，砖就掉下了一块。
我调侃着：“这就是你的杰作呀！”
他把手一挥：“那不能怪我，郑四沟（商都县的一个村落，我们曾在那里烧了两年砖）的土质就是那样，沙土的成分太大了。”

　　后来新排长上任了，杜焕朝感觉处境好多了，以至于那位战友向排长发牢骚说他“偏向城市兵”。其实是这位排长还真是一视同仁的，只不过他能公正地看到两位同志的长处和不足，把杜焕朝的有文化，领悟快与那位战友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让他们在“竞争”中共同进步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也不由得格外佩服那些在基层滚打出来的干部的带兵水平。
　　
　　杜焕朝的记忆力和辨别力极好，无论是在“46号山”还是在卧龙沟营区，他都能准确地指出连里所有房屋当时的位置，真令我们刮目！在六连共同生活了四年，还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这个长处呢。

我们刚到连队时，1968年从山西平遥入伍的那批兵是连里的骨干，他们对我们这批新兵的成长给予过极大的帮助。时隔几十年了，还能记起一些难忘的情节。我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有机会也曾去看过他们，这就是2009年夏末，我们在平遥的纪念。
右起第一人是李天福，我一下连队就分到了二排四班，李天福是班长，他对我们这些新兵都是言传身教，关爱有加，彼此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天福与下面照片中的李杰、赵显贵都是那批兵中的佼佼者，能文能武，按他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当个连首长也是绰绰有余的。然而，部队干部的安排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1973年，他们都复员了。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这话一点都不假。回到家乡后，李天福、李杰经过考试，在公社武装部当了干部，之后一路发展，2009年我们见面时，李天福当平遥县土地局局长已经好几年了，李杰已经退休，返聘在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发挥着余热。
　　李天福当时接手了一个即将破产的砖厂，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已经初见成效了。这是他正信心十足的给兰复成、尹小勇讲述砖厂的前景呢。
　　这并非是虚言，2016年春，兰复成、尹小勇、杜焕朝他们陪指导员李本林再去平遥时，平遥县城周围的砖厂几乎都倒闭了，唯独只有李天福承包的这个砖厂，已经发展成为年利润达到了数百万元的明星企业了。

左起第一人就是李杰。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连长吕罡就十分看重他，1969年部队准备往内蒙化德移防时，吕罡连长就派当兵还不到两年的李杰带队打前站。
“他有这能力呀！派个怂包去，部队上来了，没吃没喝没地住怎么能行？”2016年8月，我们在涞源看吕罡连长谈起部队的往事时，他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

年轻时的李杰确实有点军人像，他的个头不高，自然就更衬托出了他的壮实。持枪、出枪，各种姿势装弹，端枪准备拚刺等等，样样动作都做得十分标准，因此在难得的军事训练中，总是要让他先来做个示范。
　　他也很有头脑，在连队掀起一阵练刺杀的风潮时，虽然他的刺杀技术在全连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他还是显得十分清醒，私下就曾对我说过，有点精力还是多练练瞄准吧，对我们来说，这几项军事技术还是射击最重要。你枪打准了，干嘛非得等敌人靠近了呢，现在子弹又不是很紧缺。

　　俗话说，但凡有点本事人的个性都强，李杰可能就是这样的吧。你看，他连照相时，都要远离众人。哈哈！

　　现在，李杰已经不在公安战线发挥余热了，而是开办了一个书法学习班。他这个班上出了不少“小精英”，在全国少儿书法大赛中都得了奖的。

这位在那里手舞足蹈，慷慨陈词就是赵显贵。他是兰复成的前任，我们下到连队时，他已经因为肝炎住院了，一住就是好几年，1974年出院时也没有彻底根治，就住在连部继续休息着，我们自然是朝夕相处了。我当时是卫生员，可说起医疗知识还不如他呢，某种程度上，赵显贵还当了我的一段老师呢。
　　复员后他自己创业，考上了律师证，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律师，还是一个很有点名气的律师呢。他常常出头为一些老百姓打官司，好多看似已经输了的官司，在他的努力下，好多都反败为胜。渐渐地赵显贵被人们送上了“平民律师“的美称，山西省的好多媒体都曾详细的报道过他的事迹以及他所经手典型案例的详情。
　　我还在岗位的时候，赵显贵常常来北京公干，有时间就见见面，就是请我吃饭、聊天。他复员后的经历，我基本是都是那时候得知的。我看过媒体对他的报道，也看过他写的辩护词，真是语言犀利，逻辑有力，抓住了案件的要害，可见他做了多大量的案前工作，。也难怪他接受的案件总是胜多败少。我是很敬佩他的！
　　赵显贵的肝病一直没有治愈，所以看上去他的脸庞总是黑黑的。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他却十分乐观，并没有因病而放弃过律师的职责。现在他已经发展成为肝癌，住院治疗了。我也只是能在微信中安慰他，鼓励他。他在病魔前的所表现出来豪爽，乐观，给了我们大家很大的安慰。

　　再说说刘建新，就是站在中间的那位。他是我的前任，1968年从平遥入伍，1972年被选拔到北京军区“251”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一直干到退休。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护理员的身份，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如今已经享受到了“师级”的待遇，在我们连所有的人员中，是“官”当的最大的了。
　　我们是阔别了40多年后才第一次见了面。他也在北京，我们今后见面的机会会是很多的了。

下面晒晒其他战友们的形象吧。

这是当时我们二排的几位战友的合影。前排左起：孙又能（1969年入伍，湖北蕲春人）、吴晓向。后排左起：康志云（1971年入伍，河北故城人）、魏德万、张连福（1971年入伍，河北故城人）。

这里需要说说的是魏德万。他是1970年的兵，四川射洪县人，中等身材，在同批的四川兵中，也算得上高个子了。他的力气很大，说话有些沙哑，一直在班里当着大头兵。除此而外，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特点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战士，却有过一次难以想象的“大胆行为”。

1973年还是1974年，不是记得很清楚了。部队附近的乡村发现了疑似鼠疫的疫情，当地立时就被封锁了，不准疫区的老百姓出入，以防传染。由于部队的物质都集中在土牧尔台的军供站，拉货的汽车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但是，部队也是严格地控制着人员流动的。
有一位来这里探亲的老乡就被困住了。她很着急，急于想回到自己的家。也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魏德万，几滴眼泪就哭软了他的心。没过多久，魏德万还真的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她送到土牧尔台，坐上了火车。
　　这件事几乎没有人知道，因为直到疫情解除，也没有见到任何反应。还是后来大家在一起闲聊，说起这次疫情封锁的严格程度，在一旁的魏德万却不屑一顾：“球！老子还不知照样带走了一个人。”大家再问下去，他却不再细细说了。
　　后来我几次套他的话，慢慢才大致捋顺了缘由。原来是他找了开汽车的四川老乡，在老乡出车那天，要到了出公差的机会，约好地点上车，把那个女的藏在车厢的角落，设法躲过了疫情检查站的检查。
　　关于这个女的，有过很多版本，有的说就是一个普通内蒙老百姓，也有的说她是魏德万从外面带进来玩耍的，碰巧赶上了疫情送不走了，还是司务长帮他的忙才解决的。至于这个女的是不是他的相好，就更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是犯大错误的，大家也不愿意深究，给魏德万找麻烦。

　　前排左起：尹小勇、吴晓向、袁长平（1971年入伍，山西高平人），后排左起：霍万成（河北城安人、73年兵，复员后成为律师），王彦潮（1973年入伍，河北晋县人，接替兰复成当了文书，后来提干，当过指导员，转业到了石家庄，现已退休）、常明生（1973年入伍，河北晋县人，司号员）。
说起来，城市兵与农村兵似乎还有一点隔阂，业余时间很少在一起交流。这个袁长平却是有点例外，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时时刻刻脸上都挂着笑容。入伍时也不过十七八岁。他有点时间总爱往连部跑（那时连部已经成了太原兵聚集的地方），见了大家开上几句玩笑，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一次施工中，他被装渣石的矿车撞倒，断了几根肋骨，被送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使他死里逃生了。出院后他不能再干重活了，就在连队休养。他是个非常自觉却又闲不住的好兵，整天不是到炊事班帮厨，就是到连部来搭把手，很受大家的欢迎。1974年夏天，我母亲到部队来看我，在连队小住了几天，袁长平成了“我家”的常客。白天总要来陪陪她。一次闲聊，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这里的鸡便宜这个话题，第二天下午就见他拿着两只小母鸡敲开了“家”门，原来是他特意请假外出，到附近村落收购母鸡去了。真是搞得我母亲有点哭笑不得，口里的感谢声却不断。晚上她感慨地对我说：“晓向，你的这些战友真可爱！”
八十年代初，我去晋城采访时，专程去高平看过他一次，他那时分配到了一家煤矿，身体还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可以了，现在有个工作就不错了！”现在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的近况如何了。我们都十分的想念他！

这是尹小勇与羊衍弟的合影。那是的他们还是尚未脱去乳臭的小伙子，显得多么的充满着活力呀！
羊衍弟，1970年入伍，四川射洪人，尹小勇的前任，是我们连服役时间最长的一个，一直到1976 年才复员回乡。解甲归田后，他在一直家乡务农，到底是在部队呆过几年，很快他就被推举当了村干部，成了村里致富的带头人。羊衍弟没有怎么读过书，却把儿女培养成了大学生。目前科班出身的儿子在乡镇医院当着一名大夫，本科毕业的女儿在成都一家公司工作。儿女均己成家，让他们老两口儿孙绕膝，自由自在的成都、射洪两地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好不惬意。

　　40年后，尹小勇又和羊衍弟在卧龙沟营区前合影，岁月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沧桑。看看，今天的羊衍弟哪象个六十五岁的农村老汉呢？

唐维福是1973年从四川平武入伍的，我与他不大熟悉。我是觉得他的命运十分不幸，才在这里要提上几笔的。1975年以后，部队的军事训练多了起来。一次战斗演习中，唐维福和张永福担任爆破点的起爆，上级一给命令，他们把炸药包点燃扔出去就行了。也不知是谁把导火索剪得太短了，唐维福手中的炸药包点然后刚刚出手就响了，把他的右手完全炸断了。虽然没有战争，但是在部队里流血、伤残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唐维福治疗、养伤、安装假肢过程中，李忠民经常陪伴着他，还专门送他回老家，几次找平武县民政部门，直到落实了政策，安排了比较满意的工作才放心离开。这是他们在安装假肢的时候拍的照片。
　　唐维福很坚强，并没有因为失去右手而丧失对生活的向往。他在积极治疗的同时，顽强地增加左手的功能，很快，他用左手也能完成一般的生活需要了。时在连队任职的宋纪福说唐维福“用左手写的字比一般战士写的都漂亮”！
　　也不知今日的唐维福怎样了。但我相信，他一定和我们每个战友一样，愉快，幸福地欢度着晚年！

　　这是（左起）尹小勇，张永福，袁长平的合影。张永福与我是同年从太原入伍的，他是一位老红军的孩子，和尹小勇一样，也是当了五年兵才复员的。
　　在部队的最后一年中，他和唐维福一起执行任务，面临炸药包突然炸响身边的战友顿时失去了右手的血淋淋场面，临危不惧，立时用衣服简单地包扎了唐维福的伤口，抱着他跑下了山，为抢救唐维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表现出了一个老兵的素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兵离开了部队，新鲜的血液又补充上来了。连队永远充满着活力，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相传着。
　　这张于2016年7月在商都县拍的照片里面就有一些六连的“新鲜血液”。左起：薛树林（1980年入伍，内蒙古商都县人）、康健（1971年入伍，太原人，原二团三营营部卫生员。这次随同我们一起回部队看看）尹小勇、王爱（1975年入伍，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人）、张建荣（1975年入伍，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人，1978年2月在六连提干，不久就调到师部作训科任参谋。部队改编为守备旅后，从连队又调回旅司令部军务科任科长。后转业在集宁安家）、任海清（1980年入伍。内蒙古商都县人）兰复成、吴晓向。

张建荣、王爱是我复员那年才下到连队，任海清和薛树林就更晚了。虽然我们没有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但是还没有见面，仅在电话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战友情。

　　我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集宁，准备与从太原开车过来的兰复成他们汇合的。短信中我一再同张建荣说因为火车到站的时间太早了，千万不要来车站接我，所以也就一直没说出我乘坐的车次。没料到刚刚5点多钟，张建荣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说他已在出站口等着我了。我们这是第一次通话，还从未见过面呢，可是一说上话，似乎就有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他请我吃了早饭后，又把王爱叫了过来，一同陪着我游览集宁市。按照我们的本意，中午大家在集宁聚聚就分手了。结果王爱把女儿的汽车“扣下”了，准备陪我们一起去部队驻地，张建荣又通知任海清他们在商都等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就这样，我们几个被尚未见过面的内蒙战友“绑架”了，之后的行动全部由他们来安排了。饭后，我们驱车一起去了卧龙沟、46号山。

　　晚上我们又返回商都吃蒙族特色晚餐。大家开怀畅饮，互相讲述着各自知道的有关六连的事情，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畅所欲言，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又一次沉浸在浓浓的战友情中。

　　

这是大家在守备一师纪念园的纪念。

　　这些内蒙战友的热情真是让我们感动，一天的吃住。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张口，就连想说几句感谢的话都很难，每每刚刚开口，就被他们打断了：“谁让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呢！”第二天，张建荣，王爱执意要陪我们去土牧尔台。是啊，谁让我们是战友呢。只好一切都听他们的安排了！

这张照片就是在土牧尔台站台上留下的。

　　土牧尔台，这个集二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每天只有一班客车通过。虽然每周三，周六都有一趟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联运，但只是路过而不停车。不是附近的人，恐怕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然而，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那么的深刻。守备一师的军供站设在这里，每天都有十几辆甚至几十辆的汽车来往于驻地与这里，每天也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名军人在这里上下火车。那时，土牧尔台的车站几乎就成了守备一师的专用车站，集镇上也满眼都是草绿色，部队给这里带来了繁荣。

　　入伍时，我们从太原坐了一夜火车，落地的就是这里；退伍时，我们最后告别部队也是在这里。服役的几年中，多少次我们在这个车站上下火车，或是去出公差，或者是去探家……

　　土牧尔台站，留下了我们数不清的脚印，也勾起了我们无尽的怀念…….

后记
这里面的黑白照片都是尹小勇提供的。非常感谢他的鼎力相助！

　　多少年来，心中对部队生活的那份怀念总是魂牵梦萦着我。三次故地重游，拍了一些照片，但怎么能把它们用起来，一直没有找到个好办法。这次看到了那些反映当时部队生活、工作的照片（尽管还是远远不够的）,仿佛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丝阳光，有了这些素材，内容就不那么单薄了，如果限制在一个连队也许还拿的出手。于是便动手试着做了这个“美篇”，奉献给战友们、尤其是曾经在守备一师二团六连服过役的战友们，希望这一么个小石子能在大家的记忆中溅起一点点涟漪。

　　同时也希望看到这篇东西的战友们，对其中不准确、不妥当之处能给予纠正、补充和完善。还有什么建议也请畅所欲言。

　　为此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