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勇烈士》

马云飞

马勇

四十四

战斗

战役

崔殿

父亲

正定

临汾

秦岭

冀南

马勇（1922.6——1952.8）

前言

这个美篇，是我为父亲马勇做的电子版小画传。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老家——河北省藁城县党史办之邀，曾为父亲写过一篇两千余字的小传，收录在《中共藁城县党史人名录（第一辑）》上。后增至八千余字，收入由国家民政部主持编辑的国家级项目《中华著名烈士》丛书第2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华英烈网、中国军网、中红网以及百度百科均有转载。

为写父亲的小传，当时曾查阅了大量文字资料，并采访了崔殿宸伯伯（曾任太行四十四团政委，后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尉剑畴伯伯（曾任空五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后为空司领航部部长）等父亲生前老战友。那时母亲还健在，除帮我多方联系老战友外，从她口中也了解了很多生动的细节。

父亲小传完成后，欣慰之余却仍有些许遗憾——由于图书版式的关系，父亲的小传只有文字，没有照片。后来，父亲的老部下、在部队做宣传工作的杨文彬叔叔写了一部记叙老四十四团战斗经历的著作《铁血雄风》，由于版面原因，也只在书前插图中收录了父亲两三张照片（我提供的）。

近来退休赋闲在家，整理家中旧物，翻出父亲的老照片。由于当年父亲牺牲时，我只有8个月大，心中的父亲形象实际上是从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中获得的。对于我来说，这些老照片弥足珍贵。

由此，萌生一个想法——将这些照片整理出来，配以文字，作一个图文并茂的小画传。一来弥补小传没有照片的遗憾，二来也为自己、为亲友、为后辈们留下点值得纪念的东西。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手机越来越成为大众、特别是中青年一代传递讯息的首选媒介。因此，首先想到利用“美篇”app，搞个通俗的手机版。以后如有条件，再精心编撰一个正规的传记。

这个美篇中的老照片，大部用手机翻拍，清晰度不是很理想，但手机阅览没问题，而且保持了照片的原汁原味。照片中涉及的人物大部辨识清楚了（还有个别待考）。照片年代，有的照片本身有说明，有的是我的推断，虽不可能很精确，但不会相差太多。还有，父亲留下的老照片有限，为了把他一生经历中的一些重要节点交代清楚，因此插入了一些背景图片。

我一直有个计划，准备追巡父辈足迹，重访父亲曾战斗过的地方。开始制作这个电子版小画传时，因时间仓促还未实现。

看过这个美篇，如果亲朋好友们，特别是我们的晚辈们，能对我的父亲马勇烈士、对打江山的那代人的历史脚印有个点滴的了解（父亲只是这代人中再平凡普通不过的一个），那便是我的初衷了。——2016年8月

附 在电子版小画传完成后的几年中，我和夫人自驾出行，到父亲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做了实地寻踪，和当地人做了攀谈，参观了有关的纪念馆，拍摄了一批实地背景照片，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相继回了老家，到了父亲的母校正定中学；到了山西的太原、祁县、临汾、晋城，寻访当年父亲的战斗遗址，参观了太原战役、晋中战役和临汾战役纪念馆，拜谒了革命烈士陵园；到了河南的博爱、焦作、辉县等地，感受太行老区的风韵；甚至还到了父母当年结婚的太行山南麓小山村。我们还穿秦岭，过大巴山，经周至、洋县、汉中、南郑、巴中、三台，到达父亲所部在川北的驻地江油古城，一路领略了秦川山河的壮美，更感受了人民解放军翻越秦岭巴山、追击胡宗南集团、解放四川的艰辛与豪迈！

原计划这两年还走几个地方，突如其来的疫情使计划暂时搁浅了。希望这个计划在今后还能继续进行。

由此，本文中收录的背景图片也做了相应调整更换，特此说明——2020年6月补记。

一 投笔从戎

马勇，原名马中秀，曾用名马忠民，1922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今石家庄市藳城区）贾村。马勇的父亲马国瑞一生务农，兼做油坊，家境较殷实，抗日战争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心村村长和抗日动员会主任，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我和夫人鲁玉玲在贾村村口（2016年4月）

　马勇在本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正定中学。

正定中学（又名直隶省立七中）是一所冀中名校，建校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的常山郡学、封龙精舍，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正式成立官定正定府中学堂，即今正定中学，可谓是“千年传承，百年名校”。

正定中学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地区的发源地。1924年成立的中共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支部委员会，是石家庄地区第一个早期中共支部，后发展为正定地方特支、正定地执委，成为石家庄地区的革命摇蓝。

在这所具有革命爱国传统的学校里，马勇同学受到了深刻薰陶。他在参加革命后填写的一份军人登记表中写道：“高初小时，因年纪小，爱玩耍，时值九一八事变，略有民族意识。中学时正值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抗日意志甚强。”

今日正定中学（笔者摄于2017年9月）

正定中学校区内唯一存留的一座百年老建筑——“槐序楼”，现为正定中学校史馆。槐序楼系当年正定府学堂校长办公楼，为纪念正定府学堂创办人、清光绪朝学堂总办江槐序而命名。（笔者摄于2017年9月）

　1937年7月，马勇从正定中学初中毕业，在校长带领下和几个学习较好的同学赴北平考学。行至卢沟桥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亲眼目睹了日寇暴行的肆虐和国土沦丧的耻辱，遂大哭而归，立志从军报国。

1938年2月，马勇在晋县（今晋州市，西邻藁城）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

东纵独立支队的前身是藁城地区以马玉堂为首的一批老中共地下党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拉起的一支抗日武装，命名为抗日义勇军五支队。这支队伍建立后，在藁城、栾城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队，后于1937年年底奉中共北方局命令转至赞皇县太行山接受八路军一二九师整训，命名为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改编后又返回藁城、晋县（今晋州市）、束鹿（今辛集市）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支队司令员马玉堂是藁城东刘村人，1926年的老党员，也曾在正定中学读书，因开展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后在滹沱河沿岸坚持斗争。独立支队开赴冀南后曾任冀南军区五分区司令员等职，1942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马勇早闻马玉堂大名，听说马玉堂的队伍从太行山返回在晋县活动，便立即赶到晋县报名入伍。入伍一个月后，被任命为独立支队政治部教育干事。

这是父亲在1946年9月写的一封家书，是写给爷爷奶奶的，一直由老家的人珍藏着，我在2017年回老家时交我保存。

父亲自1938年参加八路军离开家乡后，直到牺牲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回家乡探望双亲。

二 冀南五年

1938年3月，马勇所在的东纵独立支队在东纵政委宋任穷（开国上将）率领下南下冀南，与东纵司令员陈再道（开国上将）的部队汇合，开辟了以南宫县为中心的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年10月，马勇在束鹿县经李汉英、于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马勇16岁。李汉英时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是和马玉堂一起拉队伍的老地下党员，1943年牺牲；于文是支队教育部门负责人，后任新七旅教育科长。

在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马勇生活战斗了五年半，先后担任教育干事、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大队（收编的土匪队伍）政治教导员、东纵特务营副教导员、冀南军区二十团（由独立支队改编）营教导员等职，参加了冀南反“扫荡”斗争、改造土匪队伍工作、三次讨伐顽逆石友三战役、开辟武邑县北部新游击区等，并两次参加了太行山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和冀南军区干部轮训队学习。

冀南五年，是抗日战争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激烈的岁月，特別是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冀南地区大“扫荡”前后。马勇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们那时都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南宫县东大街东进纵队司令部旧址（网上图片）

三 转战太行

1943年7月，马勇所在的冀南军区二十团转战太行，参加林南战役（林南县，今林州市南部，抗日时期所置）。战役结束后调任太行军区七分区辉县独立营副政委、太行七分区一团南进支队支队长等职，在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开国中将）领导下，参加了开辟辉县抗日根椐地、打通道清铁路交通线、打击日伪的道清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

当今旅游网红打卡地——辉县郭亮村，就是父亲的部队经常活动和休整的根据地。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马勇在作战中，逐步形成了“英勇顽强，灵活果断，指挥靠前”（崔殿宸语）的风格，羸得上级的器重和战士的爱戴。

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马勇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指挥员。

巍巍太行（笔者2019年4月摄于辉县）

辉县郭亮村。父亲抗战时期任职辉县独立营副政委时经常带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和休整。后以1970年代13位村民自力更生开凿挂壁公路而闻名，近几年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笔者2019年4月摄）

四 创建四十四团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队伍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3月，太行军区又成立了一支新的抗日队伍——修（武）获（嘉）武（陟）联合县基干团，番号为太行军区第四十四团。

在太行老一团担任支队长的马勇调任该团任副团长（行团长职），半年后任团长。

挑起这副重担时，马勇只有22岁。

四十四团成立时的临时团部（获嘉县徐营镇大望高楼村）和老房东（杨文彬提供）

马勇（左）和四十四团参谋长何雨农（右）1945年9月摄于武陟县小元村。1946年12月，马勇在这张照片背面写下充满激情的文字：“我们的马儿高声叫喚！枪上刺刀放出光。越过高山越过平原，来在斗争的最前线！”

何雨农，四川阿坝州茂县人，羌族，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的老红军，曾任一二九师师部侦察参谋、通讯队队长，四十四团成立时调任团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阿坝州曾拍过一部电视纪录片——《羌族老红军何雨农》。

　年轻的团长，却面临艰巨的任务。

四十四团是一支由县大队和收编的地方保安队改编的部队，属太行七分区（后七分区撤销改属四分区），初创时兵力只有5个连，成份复杂，武器简陋，弹药奇缺，甚至有一个连是由会道门师徒组成的。从主力部队转入地方部队的马勇面临着改造队伍和抵御强敌的双重任务。

在困难面前，马勇率领全团指战员采用边作战边整训的治军方针，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部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一年多的时间，四十四团成长为3个营建制的大团，在分区其他主力上调野战部队南下大别山作战的情况下，成为分区独撑局面的主力部队。

抗战胜利后，马勇率四十四团活动在道清铁路两侧，同国民党军队进行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解放武陟、温县、长垣等重镇的战斗。

马勇在太行军区（1946年）

待命出击。骑马者左为马勇右为团政委卢路（1946年）

严阵以待。右一为马勇，右二为卢路，其他人为团司令部人员（1946年）

马勇和副团长李兴汉（左）、团政治处主任陈曼迪（右）合影（1946或1947年）

马勇在晋城（1946年12月）

马勇在博爱县苏家作村四十四团团部（1947年8月）

　　马勇担任团长的五年多期间，搭档的政委有5任，第一任梁心明，第二任李寿山，第三任卢路，第四任张俊卿，第五任崔殿宸。

李寿山调离四十四团时把这张夫妻合影送给马勇留念（1946年1月）

马勇和卢路（1946年）

马勇和崔殿宸在江油分别前合影（1950年5月）

　马勇率领的这支部队，番号从太行军区四十四团到改编为十三纵三十八旅一一三团，再到六十一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在马勇担任团长的5年中，同政委崔殿宸搭档的时间最长，有4年半之久。

崔殿宸1936年参加山西“牺盟会”，1946年1月奉调四十四团担任政治处主任，1947年1月担任四十四团政委。两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相知相交，情投意合，出生入死，可谓是“生死之交”。直到1950年5月，马勇调任川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随后又调往空军，崔殿宸调任川北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俩人才分开。

新中国成立后，崔殿宸一直留在成都军区工作，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顾问。

我同崔伯伯只见过一次面。1977年5月，崔伯伯借来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机，和老伴高吉祥阿姨到家看望母亲，并送我一本会议发的《毛选》五卷，在扉页上写道：“两个飞：我把这本毛选五卷赠给你，望好好学习，继承先烈遗志，作革命的接班人。”

1978年，为给父亲写传收集资料，母亲曾致信崔伯伯，崔伯伯寄来万余字同父亲在一起的回忆，并在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与他（指马勇）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战斗四年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俩总是不谋而合，异口同音，心心相印，从未发生过争执，团结得像一个人。”“几年的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形影不离，使我认识到马勇同志是我党一位忠贞不渝的好党员、好战士、好干部、好同志，是一个年青优秀的指挥员。”

崔殿宸1946年12月送给马勇的照片。1946年年底，因斗争形势需要，四十四团曾一度撤销了番号，部队被分散下放，马勇改任沁河支队支队长，崔殿宸改任武陟县独立营政委。俩人分手不过月余，由于斗争形势好转，四十四团很快就恢复了建制。但因战争环境十分严酷，生死难卜，崔殿宸在此期间给马勇留下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五 解放三晋大地　　

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了。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挺进大别山，执行中央军委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布署。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奉命整编留守部队，执行内线作战。四十四团编入太行独一旅，接受徐帅指挥。

1948年1月，四十四团受命改编为华北第一兵团第十三纵队第三十八旅一一三团，正式编入野战兵团序列。徐向前兼任华北一兵团司令员。

从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马勇率部转战三晋大地，在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用战斗迎来了山西全境的解放。

　临汾战役是一场恶仗。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在晋南固守的城市只有临汾这一座孤城了。

徐帅决心拔掉这颗毒牙。没有料到，攻打临汾一战却成为解放战争在战略进攻阶段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临汾是晋南军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全城被长达10公里的城墙包围，城墙基部厚达30米，倾斜的墙面高达14米，顶部宽达10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经日军和阎锡山多年经营，城内外雕堡林立，火网密布，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阎军守军达三万余人。

在临汾城东南修筑有护卫城，面积有主城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东关。欲取临汾，必先克东关。

马勇团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拔除东关外围据点黄土堡和东关外壕。

战斗从1948年3月初打响，到5月中旬攻占东关外壕，战斗竟进行了两个多月。由于我军装备简陋，又缺乏打攻坚战的经验，攻打黄土堡和东关外壕的战斗异常惨烈。其中，最初4次强攻外壕均告失利，4个突击队几乎全部阵亡，部队伤亡严重。最后利用土工作业，挖堀坑道，施以爆破和强攻，才拿下东关外围据点。

5月17日总攻开始，马勇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入城中，逐街巷战，遂全歼守敌，解放了临汾。

临汾战役历时整整72天，歼敌二万五千余人，生俘敌总指挥梁培璜中将。八纵二十三旅荣获“临汾旅”光荣称号，十三纵亦获嘉奖。

徐向前在临汾战役前线（高帆摄。高帆曾任一二九师宣传干事、我军著名战地记者，上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们夫妇在王墉烈士雕像前留影（2019年4月于临汾烈士陵园）

王墉烈士生前是八纵二十四旅旅长。3月22日在临汾城北兴隆殿阵地察看地形时中弹牺牲。王墉烈士是河北乐亭县人，早年在哈尔滨求学，后到北平入东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3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山西“牺盟会”和八年抗战，是位年轻有为、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他作战勇敢，很有头脑，带兵严格，爱护下级，在部队中威望颇高”（徐向前语），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王墉留下的唯一女儿林荣在母亲的抚养下、在有关组织部门的照顾下、在王新亭将军和夫人田维新等父亲生前老战友的关怀下成长，和我的表姐潘丽娜是从小学（十一学校）一直到初中高中（一O一中）的同班同学和密友，也是我敬重的大姐。

　晋中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1948年夏天，山西的麦子熟了。

临汾被克后，阎锡山集团以太原为中心，布防于晋中，为保长期固守，于6月出动7个师的兵力南进汾阳、孝义、平遥一带，企图抢粮。尽管徐向前统率的部队在人数及装备上不占优势，仍决定发动晋中战役，保卫麦收并消灭阎军有生力量。

晋中战役徐帅率领6万人，连续作战1个月，一举歼灭阎军精锐之师10万之众，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马勇率一一三团转战平遥、太谷一带，面对强敌，机智勇猛，在太谷小常村聚歼阎军赵承绶集团一战中，曾创下歼敌上千名、生俘三百多名，缴获机枪等轻重武器三百多件，而全团无一伤亡的战争奇迹。

歼灭赵承绶集团后，马勇接徐帅命令，率团连夜奔袭，抢占距太原仅40公里的交通要道——鸣李火车站，切断敌郭宗汾“南援兵团”退路，完成战役包围，取得晋中战役的全面胜利。

笔者在祁县神堂头村晋中战役纪念馆前，此处当年是徐帅的晋中战役指挥所（阿鲁摄于2019年4月）

今日鸣李车站（笔者摄于2019年4月）

　　太原战役从发动至结束，持续时间竟长达6个月之久，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我军围攻城时间最长、战斗最惨烈、付出伤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太原战役于1948年10月初发动，至1949年4月下旬结束，我军浴血奋战六个多月，以伤亡四万五千人的代价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太原终获解放。

晋中战役结束后，阎锡山军剩余的全部兵力龟缩在太原古城，总兵力近10万，企图凭借太原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在太原城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型防御体系中，城东东山阵地首当其冲。

东山号称“四大要塞”的牛驼寨、小窰头、淖马、山头阵地从北向南一字排开，距城8至10里，地势高出太原城300米以上，是太原立体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要攻太原，必首取东山。

10月下旬，徐帅下达攻占东山阵地的命令。马勇团所在的十三纵担负攻打山头要塞的任务。

守卫鸣礼车站期间，在10月4日阻击阎军南犯的战斗中，马勇指挥反击时肩部负伤，伤愈出院时正赶上攻打山头要塞的任务。

攻打山头要塞的战斗10月29日打响，至11月10日结束。崔殿宸政委在后来的回忆中感叹：“山头战斗是我团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山头战斗的残酷惨烈确实超乎寻常。在短短的十余天里，马勇率团发起6次攻击，5次失利，伤亡惨重。最后一次攻击，马勇率部以夜袭加强攻，阵地几度易守，才最终占领山头要塞。

战斗结束后清点人员，担任山头要塞主攻任务的二、三营合起来仅剩四十余名战斗员！二营长武占国、教导员舒正国，三营长杜天凤阵亡，大批营连排班干部和战士牺性。

战斗结束后，上级将“英勇顽强”奖旗授予一一三团。

攻下东山后，为防止华北傅作义集团南逃，中央军委对太原战役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役布署。直到1949年4月，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后，华北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增兵山西，才最后发动总攻太原。

总攻太原的战斗中，马勇团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担负了攻占城东南大方碉据点、双塔寺据点的任务。4月24日，太原解放。

太原战役期间，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全军序列编制，马勇团改编为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

李兴汉副团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948年10月28日夜，在山头阵地前沿侦察地形时踩雷牺牲。

马勇写的山头要塞战斗总结

六 赴陕入川

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归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1949年5月底，马勇团为六十一军全军前卫，由榆次向西安进军。行至新绛县，突接彭总急电，要求一八二师限6月6日前赶到风陵渡口，乘火车参加保卫西安的战斗。

原来，西安解放后，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共17万余人，企图反扑西安，夺回他们的老巢。而一野主力此时正在外线作战，西安兵力单薄，情况十分危急。

接令后，马勇立即下达强行军令，部队顶烈日、冒暴雨，每天急行军百里以上，3天走了5天的路，按时赶到风陵渡，过黄河后由潼关乘火车到达西安，驻守东关，担负起卫戌古都西安的重任。胡马集团在咸阳遭我军打击，又得知我军大兵团援兵迅抵西安，遂退缩陇西兰州一线，西安危机顿解。

今日西安东关。在这里，古老与时尚碰撞、历史与现实融汇。（笔者摄于2019年11月）

　　为彻底解除胡马集团对西安的威胁，并消灭胡宗南集团的有生力量，彭总遵照中央军委“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定发动扶（风）眉（县）战役。

扶眉战役是国共两军在关中地区的实力大决战。

马勇所在部队的任务是拔除胡宗南集团盘距在西安城南的军事要地——小五台高地，以解我军侧翼威胁。

小五台距西安城南25公里，五座山峰耸立，峰上亭台庙宇，松柏参天，荆棘满山，地势险要，山腰、山包、隘口均有胡宗南抗战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守军一个残师（两个团）。

马勇团的任务是：从敌左侧插入，攻占小五台以东高地老原岭，断敌退路。

7月10日战斗打响。此役，马勇发挥“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由当地向导带领攀登七八十度的悬崖陡壁，突袭正在酣睡的守敌，攻占了老原岭。

智取老原岭后，马勇和崔政委估计到敌人会反扑。

崔伯伯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回忆说：

“果然不出所料，中午敌约一个连，在炮火掩护下，连续反扑三次，均被我打退。白天，酷热侵人，烈日灼肤，紧张激烈的战斗，每人都汗流浃背，唇焦舌燥。肚饿，干粮咽不下，口渴，山顶找不到水，只好以尿解渴。最后敌不惜血本、孤注一掷，把全团士官组成“敢死队”，向我反扑。马勇同志指挥三连二排与敌人拼刺刀，我指挥火力予以支援，终以敌遗尸四十余具，粉碎了敌夺路逃跑妄想。傍晚，我七连配合正面攻击部队，将敌三十四团全部歼灭。”

战后在常宁宫（蒋介石在西安的行宫，时为六十一军军部），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开国中将）对马勇和崔殿宸两位主官称赞道：“你们智取老原岭，并用刺刀把敌人敢死队拼下去，打得好！打得好！”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集团元气大伤，关中平原获得解放，胡宗南率残部退守秦岭以南。

马勇在小五台战斗结束后写的总结

　1949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十八兵团划归贺龙指挥，由陝入川，解放大西南。

待刘邓二野大迂迴攻取贵阳和川东南、断四川之敌退路之后，贺总于11月30日向十八兵团发布进军四川追歼胡宗南集团的命令。

大西南是国共两军在大陆交战的最后战场。

十八兵团兵分三路进军四川，六十一军担任兵团左路，于12月6日掀开了翻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的序幕。

马勇团作为全师后卫，从周至县马召镇辛口村出发翻越秦岭，走的基本是古时的“傥骆道”。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翻越秦岭形成多条古道，其中，傥骆道是最近捷也是最险峻的一条。傥骆道南端从汉中洋县傥水河谷进秦岭、从关中周至县骆峪出秦岭而得名。

此时正值隆冬，风雪交加，山高坡陡，更加剧了行军的困难。正如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于11月16日在宝鸡召开的入川干部动员会上所说：“胡宗南好打秦岭不好过。”

由于胡宗南残部奉蒋介石命放弃秦岭，退守巴山川北一线，因此，秦岭无仗可打，“走好”便成为翻越秦岭的主要任务。

马勇提出“天险的秦岭，挡不住无敌的战士”的口号，率团翻老君岭（太白山东侧主峰），过厚畛子镇，越小秦岭（亦称秦岭大梁），穿都督门，经华阳古镇到达洋县县城。一路上，9天行军，6天下雪，沿途人烟稀少、房舍奇缺，部队多在风雪中露营，每天背负40斤以上的行装行军七八十里，依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战胜了500里秦岭天险。

笔者在傥骆道入口——周至县马召镇辛口村同当地村民攀谈（阿鲁2019年11月摄）

傥骆道南端重镇——洋县华阳镇（笔者2019年11月摄）

　翻越秦岭后，部队顾不上休整，接着又要翻越大巴山，完成“打下三台过新年”的任务。

翻越大巴山走的是古蜀道“米仓道”，巴山没有秦岭的海拔高，但艰险程度却丝毫不亚于秦岭。

这条路线也是当年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千里西征”、从鄂豫皖转战陝南川北、建立川陝根据地的路线。马勇在日记中曾写到，行军途中还能看到当年红军在石崖上凿刻的标语。到今天，汉中人还把这条路称为“红军路”。

马勇率部从汉中、南郑出发，一路上过小南海，翻米仓山，越天池子主峰，攀木竹垭（人称“母猪垭”，当地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母猪垭”一说），爬贵民关（人称鬼门关），顶风冒雪，道路泥泞，时间延迟了还经常要夜行军。

艰苦的行军，马勇在日记中却以一段优美的文字描绘了部队夜行军的壮景：“漫长的行列，点点的火光，穿行于山谷之中，前呼后唤，构成无比的奇景。”

马勇团抵南江进巴中时，已然追上胡宗南后卫部队，于是边战边进，在1949年最后一天，胜利抵达四川北部重镇三台县。

进军途中，胡宗南的部队已如惊弓之鸟，没经过什么激烈战斗，便纷纷缴枪投降，川北获得全境解放。

今日大巴山（笔者摄于2019年11月）

　入川后，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剿匪。

1950年1月，二野总部决定（入川部队统由二野指挥），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一八二师兼剑阁军分区，马勇五四五团进驻江油（一营）、平武（二营）、北川（三营）等县，开展剿匪建政工作，团部先驻平武，后移江油。

四川解放初期，匪患严重，蒋军残部、地主武装、封建会道门和土匪勾结一起，对新生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经四个多月的剿匪战斗，全团歼匪七百余众，江油、北川、平武各地社会秩序大有好转，但五四五团也付出血的代价，三营长李琳在北川剿匪平叛战斗中牺牲。

五四五团团党委扩大会议合影。中排左一为马勇、中排右一为崔殿宸、前排右一为副团长刘儒珍、前排左一为三营长李琳（1950年1月19日摄于梓潼县周家祠）

这次会后各营即分赴江油、北川、平武执行剿匪任务。李琳营长即在这次合影后不久牺牲于北川平叛战斗。

　1950年5月，马勇接调川北军区司令部任作战处处长之令。未及上任，又接调令，到空军工作。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6月10日，马勇告别五四五团，从江油出发，经绵阳、三台、遂宁到南充（川北军区驻地），休整几天，经组织谈话，又同不久前刚刚调到川北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部长的老战友崔殿宸聚会，之后即从南充出发到重庆，与十八兵团其他调空军工作的人员汇合，由六十军一八O师参谋长北沙带队，乘“江庆”轮经武汉转火车到达北京，向刚刚成立的空军司令部报到。

江油古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故里，李白青少年在这里度过，25岁方离蜀（亦有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属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一说），人杰地灵，文化氛围浓厚，告别时自有几分留恋。

但在马勇心中，更为不舍的是同老部队、老战友的告别。从亲手创建的老四十四团，到改编为野战军的一一三团、五四五团，马勇带领这支部队，南征北战，前仆后继，同呼吸共命运了五年多，一旦分别，心中那份不舍，难以言表……

下面的照片，是马勇调离老部队前的临别留影，严肃的表情中依稀看出几分惆怅。

五四五团团领导合影。前左崔殿宸、前中副团长刘儒珍、后左马勇、后中政治处宋副主任、后右政委孙瑞锦（接任崔），前右待考（1950年5月10日摄于江油）

马勇崔殿宸和团司令部工作人员合影。后右二马勇、后右一崔殿宸，其他为司令部工作人员，目前笔者仅知前排左一是作战参谋马绍儒，另7人姓名待考（1950年5月10日摄于江油）

这位年轻英俊还略带稚气的军人叫杨文彬，河南林县人，1944年参加革命时年仅15岁，在四十四团先后担任一营书记、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团宣传队队长。后也调到空军，仍做宣传工作，1960年代转业到地方。

半个世纪以后，已经离休的杨文彬撰写了一本叫《铁血雄风》（三人合著，前10章为杨文彬撰写）的书，其中前10章记叙了老四十四团到五四五团的成长战斗经历，200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从杨叔叔的这本书中，以及同他的多次交谈中，我获益匪浅，了解了许多父亲的工作战斗经历。本文许多老照片的说明又得益于已88岁高龄的杨叔叔的帮助。（今年从杨叔叔女儿宜川处获悉，杨叔叔于2021年去世，杨叔叔安息！）

笔者和杨文彬叔叔（左）、任一飞叔叔（曾任五四五团宣传股股长）在任叔叔家合影（2000年代初）

七 奉调空军

奉调空军，在马勇的军事生涯中是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简称人民空军）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

人民空军成立初期，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了6所飞行航校（后加上改建的东北老航校为7所航校），开始培训飞行员。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新上任的空军领导面前——部队缺少师团一级飞行指挥员。

在1950年6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刘亚楼司令员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从全军选调100名年轻、身体好、有文化的团营级军事干部，到空军学飞行，担任空军师团飞行干部。毛主席当即同意，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落实。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勇被调到空军，到北京报到后即于1950年8月赴锦州第三航校第一期飞行科学习，从一名靠双脚走天下的陆军干部成为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指挥人员。

马勇（1950年）

马勇在锦州空军第三航校（1950年10月）

三航校领导向马勇授予首次跳伞成功纪念章（1950年）

家中保存着的首次跳伞成功纪念章。

马勇和航校同学合影（1950年）

航校毕业时授予马勇的奖状。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司令部政治部奖状

马勇同志于航校学习积极成绩优良特给甲等奖状用昭激励。

此状

司令员刘亚楼

副司令员常乾坤 王弼

副政治委员吴法宪

参谋长王秉璋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空军飞行航校成立时原定学员一年毕业，这已是超常规的最短时限了。因部队急需干部，马勇所在的一期丙班仅经过半年速成学习，便于1951年1月从航校提前毕业。

1951年1月，马勇被空军司令部任命为空军第五师师长。

中国人民空军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

1949年8月，中央军委为保卫刚解放的北平，责成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组建一支飞行中队。当月15日飞行中队正式成立，飞机最多时达30余架，多为缴获（或起义）的国民党空军各种美制杂牌机种，开国大典和国庆一周年的受阅机群就是由这个飞行中队组成的。

1950年6月，随着苏联的援助，空军第一支正规航空兵部队在华东地区组建，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刘亚楼司令员为效仿当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时不称红一军而称红四军的做法，将这支航空兵部队番号定为空军第四混成旅，下辖两个驱逐机（后称歼击机）团（十团、十一团）、一个轰炸机团（十二团）和一个冲击机（后称强击机）团（十三团）。10月，为准备中朝边境战事，在沈阳又组建了空军驱逐第三旅，第四混成旅十团改编为驱逐第四旅。11月，空军航空部队的建制由旅改师。很快，在第四混成旅、驱逐第三旅和第四旅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8个航空师。

空五师就是在第四混成旅第十三团的基础上扩建组成的一支强击师，下辖十三、十五团，驻防辽宁省开原县，组建命令11月24日由空司下达，12月5日正式成立。马勇于1951年1月到职，是空五师首任师长。

空五师初创时在开原接收了苏军一个师的飞行装备，计有伊尔—10强击机60架，乌伊尔—10教练机4架，雅克—12通信机3架。

空五师1951年3月荣列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序列，整阵以待，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歼灭入境敌人，并曾作了入朝作战的准备，但最终未能入朝参战。

1951年8月，辽北地区突降大雨，连绵数日引发山洪暴发，泛滥成灾。马勇率空五师官兵并协调当地其他驻军（空五师是当地驻军级别最高的部队）参加抗洪救灾，并接待了受周总理委托来灾区视察慰问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义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刘亚楼司令员，特地表扬了空五师。

9月，空五师转场北京西郊机场，参加国庆二周年阅兵。10月1日上午，36架伊尔—10以每组9机组成四组以“品”字形空中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马勇担任地面指挥。次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空军阅兵部队大队长以上干部接受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和宴请。

马勇（1952年）

父亲配带的胸牌

空五师师领导成员合影。后排右为马勇；前排右为马泽迎（师政委，江西兴国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任空五师政委前是华北军区独立二O六师政委。因空五师是在二O六师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转任空五师政委，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开国少将）；后排左为于应龙（师副政委，后任师政委，之后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政委）；前排左为翟佑民（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后曾任空军航材部部长）；前排中为白宗善（师参谋长，后曾任空五军军长）。后排中待考（1951年）

马勇在全师大会上讲话（1951年）

空五师在训练中（取自《空五师建师六十周年纪念册》）。照片中的飞机即空五师建师时配备的主要机种——苏制伊尔—10强击机。该机双座配备，以攻击地面目标为主，腹部装甲厚，配备火力强，低空飞行能力强，在二战中被称为“空中坦克”。

辽北抗洪救灾结束后，马勇代表当地驻军接受少先队员献花（1951年8月）

马勇（1951年冬）

父亲的飞行包和包内一张手写的飞行路线图，飞行路线图的内容是我国丹东市和朝鲜境内几座主要城市之间的路线，似为入朝作战作准备的。

这名老外是空五师的苏联顾问，分别时送给马勇这张照片留作纪念。照片背面的俄文大意是：马勇留念，顾问（赠）。祝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好成绩。 52年5月12日。

　　马勇喜欢体育，蓝球、棒球都很擅长，在球场上官兵打成一片。1951年9月，在转场北京西郊机场准备空中受阅期间，曾同到机场迎接外宾的朱德总司令同场竞技篮球。空五师宣传科副科长张书剑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朱总司令和我们打蓝球》的文章（见百度文库），生动回忆了这一难忘时刻。

马勇为蓝球比赛开球。

八 父母的故事

1950年12月9日，马勇在个人生活中也迎来喜事——长子马鹏飞（即我的哥哥）出生了。

——叙述至此，该回过头讲讲我父母的故事了——

父亲母亲和鹏飞（1951年）

　母亲叫潘镕，父亲和母亲是1946年在河南省博爱县寨豁村（父亲日记中写作砦花村）认识的。

母亲不是当地人，是河北省青龙县人。青龙县当时属热河省，母亲家乡七道河乡曾属河北省迁安县，热河省成立后划归热河。我的姥爷是一位前清秀才，又略懂医，在家乡除种田外还兼作一些公益事情，人缘很好。

民国时期，迁安县出了一位名人，叫杨秀峰。杨秀峰早期为国民党员，参加过五四、五卅革命运动，1929年赴法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归国后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宣传革命。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曾担任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高教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德高望众的革命老前辈。

母亲家同杨秀峰家沾亲。受杨秀峰思想影响，母亲思想进步，于1942年离家到晋冀鲁豫边区投奔共产党的队伍，入太行联中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晋冀鲁豫边区博爱县做妇女工作，任区妇救会会长，住寨豁村（区公署所在地）。而博爱县正是父亲四十四团活动的区域。

母亲（右三）在博爱县做妇女工作时同当地妇女干部合影（1945年）

母亲（右）同战友合影（1948年）

　在博爱县，父亲和母亲相识了。

说起来，父亲和母亲的相识还挺有戏剧性。

当时，父亲的团部驻在博爱县东矾厂（父亲日记里写作东范厂）村。1946年11月14日，父亲到寨豁村去看望彩号（伤员），约好老朋友王成柱同行。王成柱是谁我现在还没搞清，估计是县上的干部。说是看彩号，其实此行还藏着一个秘密，就是去寨豁村见我母亲。看来，在此之前，父母亲还未认识，而中间的牵线人应是王成柱。

父亲在寨豁村慰问了彩号，然后就到了母亲的住处，经王成柱介绍同母亲认识了。

母亲见是大团长来了，赶紧张罗做饭招待。吃过饭后因忙于招呼彩号，未及多谈父亲就告辞了。

看来父亲和母亲见面虽未深谈，肯定对母亲很满意。回团部的路上，父亲心里估计着——“聪明人不用细讲”，母亲肯定知道父亲此行的意思了，那就回去等信吧。

结果第二天王成柱来了，出乎父亲的意料，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昨天父亲和王成柱来访的含义，以为完全是为工作而来的。——真糟糕，精心策划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

无奈，王成柱只好向母亲挑明了。

自此，父亲和母亲开始了交往。

东矾厂村距离寨豁村大约有10里地，借开会或工作之机两人有机会见面，但因各自工作都很忙，又处在战争环境，见面也难有机会长谈，经常是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有时就靠书信交流。

有意思的是，父母这代人也像我们谈恋爱时一样，对象来了信，或有什么进展情况，要和战友们哥们儿们分享，战友们哥们儿们还会帮助参谋。

为了保持故事的原汁原味，我把父亲写于11月25日的一段日记摘录如下：

“ 早饭后接到了她的来信，知道她已于昨日给我回信后就接到了县里的通知到江岭去开会了，这信是从江岭寄来的，她很担心廿七日不能如期在砦花见面，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不过不会的！她这次的信，在字里行间表示了很亲切，带着很浓厚的爱意，……我在读完她的信的时候，卢路同志也在旁，都笑了，崔看了后认为是有了90%的把握。”

我整理父亲日记时，每次读到这里，心里真为父母在那个年代获得的那份难得的爱情而欣喜，而感动。但很可惜，这些书信一封也没留下来。

可贵的是，父母亲当年交换的照片被母亲精心保留下来了。

在父母相识到结婚的一个多月里，父亲送给母亲的照片，家中保存下来的有6张之多，而且张张背面都写有文字，可见，父亲当年是向母亲发动“攻势”了。

按理说，这些照片和照片背后的题字应该属于他们私人情感的信物，不知没经他们同意就被我公开出来，是否会受埋怨。但我想，让后人感受一下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的革命军人的感情生活，应该不是一种亵渎，而是一种褒扬。

下面的几张照片以及背面的文字，现在读起来，仍深深地感受到在战火硝烟的年代，在艰难困苦的环境，父亲和母亲那份浓浓的感情！

母亲送给父亲的照片。这张照片竟然是一张母亲（中）和两位同事的合影，估计母亲当时可能没有个人照片。照片背面的落款日期是1946年28日，没写月份，估计是母亲漏写了，从时间推算应是11月。落款写的地点是寨豁村。

　1946年12月20日，父母在博爱县寨豁村结婚了。

父母结婚那天的情形，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还是照抄父亲当天的日记吧：

“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与潘镕同志在砦花正式举行结婚典礼！

因为事先未作任何正式通知，同时又正在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仪式是在极简单朴素而又极诚恳喜悦的气氛中进行的，来宾只有任县长崔主任等人，大家在一块说笑了一回。

本来他们是准备要闹一闹的，可是人来的很少，究竟是力量不大，再加上有一些村干部及妇女所以他们也就不大好意思了，镕认为是一个“难关”算是顺利的过去了。这一天她与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愉快……”

寨豁村——太行山南麓美丽的小山村（笔者2019年4月摄）

　下面两张照片是父母婚后的合影，应该是在1950年上半年驻防四川江油时照的。

这张照片显然是人工上的色，这种“彩色”照片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时髦的了。

　父母结婚后，母亲开始仍在地方工作。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地区活动，但由于父亲忙于军务，他们相聚的日子并不多。特别是四十四团从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后，父亲率部南征北战，他们相聚的机会就更少了。

1948年父亲率部转战山西，母亲服从组织安排，从地方转入部队，成为一名军人，随父亲征战山西。

母亲在后来聊天时曾跟我说过，她当时并不太情愿转入部队，主要原因是经过多年工作已经熟悉了地方工作，建立了很好的基础，而女同志在部队则难以发挥作用。

母亲到部队后，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担任过政治指导员、政治协理员等。

尽管母亲调入父亲所在的部队，但由于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战事频繁，父母仍是聚少离多。直到1950年初，父亲的部队由陕入川、驻防川北后，父母才算有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但这种日子也就短短的几个月，很快父亲奉调空军，6月份从川北进京报到。这时母亲已怀有身孕，仍抱病随父亲进京。

十八兵团调空军的干部在重庆集合，母亲结识了领队北沙伯伯和爱人晓阳阿姨。那时，晓阳阿姨也怀有身孕，两位孕妇一路辗转到达北京。到空军总部报到后，父亲和北沙伯伯很快到锦州三航校入飞行科一期丙班学习，母亲和晓阳阿姨则留在北京，分配到空军有关部门工作。10月1日，两位孕妇还挺着大肚子到天安门参加了国庆游行。

12月9日，哥哥鹏飞在北京陆军总院出生。晓阳阿姨的女儿蓉蓉早鹏飞几天出生。蓉蓉成年后还曾在母亲手下工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

儿子的出生，给父母带来莫大的喜悦。

母亲1951年初到空五师工作，担任政治部干事。在开原一年多时间是父母生活最稳定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鹏飞。可以感受到，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1951年）

北沙伯伯和晓阳阿姨1950年在成都（北江明提供）

北沙伯伯调空军后曾任空六师副师长、师长，空军学院歼击机强击机教研室主任，离休前是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晓阳阿姨当时是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组织科干事，离休前是中国工运学院进修部主任。

北沙伯伯和晓阳阿姨200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留念（北江明提供）

　　2016年9月，我和夫人以及一伙老同学自驾旅游长白山，归途中特意在开原停留一晚。这不仅是为了游览这座古城（开原古城曾是大金、东夏、东辽的开国都城），也不仅是探访父辈的足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出生在这里。

我是1952年1月28日出生在开原。尉剑畴伯伯（时任空五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的爱人安若岚阿姨告诉我，我是出生在一座天主教堂里，教堂在当时被临时用作空五师师部卫生队驻地。

安阿姨当年是师卫生队的医生，她的儿子尉晓鸥晚我一个月出生，也出生在这座教堂里。

后来我和尉晓鸥同在北京育鹏小学上学，而且是同班同学。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直到2018年春晓鸥突发心脏病离世，思念之情，至今未能消散！

这次到开原，还特意去寻访过这座教堂，但没找到。据当地的老人说，前几年开原城区改造时已拆，改建成人民公园了。

1950年代的尉剑畴伯伯和安若岚阿姨（尉晓力提供）

1980年代尉伯伯和安阿姨在北京家中（尉晓力提供）

城内老教堂在开原城市改造中已被拆除，这是在城北重建的开原市天主教堂（笔者2016年9月摄）

父亲抱着鹏飞。这张照片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张照片（1952年）

　　父亲牺牲时，鹏飞1岁零9个月。而我只有8个月。让我一直存有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发现一张我同父亲的合影。

九 父亲的牺牲

　1952年8月31日，父亲在由开原转场北京时因飞行失事牺牲。

父亲牺牲的经过——

1952年8月，空五师奉命转场北京，准备参加国庆三周年空中阅兵。

在1951年国庆二周年阅兵中，父亲曾带领空五师的伊尔-10飞机36架，编成4个9机“品”字队形参加了空中检阅，事后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和宴请。但那次父亲是担任地面指挥，而没有亲自驾机，飞行梯队由副师长孟力带队。

这次参加国庆三周年空中阅兵，按总部要求，参阅飞机由36架增至45架，加上备份机，转场飞机达五十余架。

转场是在8月底，中途已从开原转至唐山机场，准备于31日转场北京。

31日这天清晨，唐山机场上机器轰鸣、全部转场飞机检查完毕，整装待发。但此时唐山机场上空气象条件非常恶劣，“密云和薄雾全部遮盖了整个的天空、地面，飞机离陆五十公尺便看不到影子”。但经联系北京，北京气象条件还符合飞机降落。经请示空军转场指挥部，决定转场任务继续进行。8时许，飞机依次滑上跑道，开始起飞。父亲和十三团领航主任崔晓东驾驶乌伊尓—10教练机率先升空。

当飞至玉田县上空，“马师长因缺少云中飞行经验，没有采取爬高穿过云上飞行的措施，而采取了下降高度以目视地标飞行的办法。因为有云雾能见度极坏，对地面目标看不清，在一个转弯之际飞机左机翼触到了地面，使飞机发生剧烈的跳跃失去了操纵，尔后左翼又碰上了一棵小树把机翼切断，飞机便擦到了地面，将整个飞机摔了几部分”（摘自空五师组织科科长李健1952年9月3日给母亲的信），父亲和崔晓东主任双双牺牲。

父亲牺牲时年仅30岁。

噩耗传开，全军震动。这次事故是年轻的人民空军建军以来牺牲的第一位正师级飞行指挥员，父亲的牺牲为初创中的中国空军的成长壮大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血的代价。

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父亲烈士称号，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将士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后称八宝山革命公墓）。

父亲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墓碑以汉白玉雕成，碑文以汉隶镌刻其上。 碑文如下：

马勇同志 河北省藁城县贾村人 生于一九二二年五月 享年卅岁 一九三八年二月入伍 同年十月入党 历任干事 政治教导员 独立营副政治委员 支队长 正副团长 师长等职 不幸于 一九五二年八月卅一日飞行失事牺牲

马勇同志生前曾参加讨石逆友三及道清 临汾 太原诸战役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刚毅顽强 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始终如一 为祖国 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他的牺牲是党与人民的一大损失 谨在悼念之余撰文于此 以资垂念

马勇烈士千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司令部政治部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立

1952年11月19日，空五师为父亲举行遗体安葬仪式 。空五师政治部主任翟佑民在父亲墓前致悼词。

母亲和父亲老家的亲人参加父亲安葬仪式。前排中穿军装者是母亲，怀中抱着的小孩是我；母亲左侧穿便衣者是爷爷，右侧是大姑马春雪，怀中抱着的是哥哥鹏飞。

十一 告慰和怀念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在母亲的精心抚育下，在空军有关部门的关怀照顾下，我和哥哥鹏飞健康长大了，从空军幼儿园到空军子弟小学（育鹏小学），再到中学（一零一中和人大附中），最后也都参军成为一名空军战士，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鹏飞服役于空十五师。

我服役的部队正是父亲任首任师长的空五师，在部队里，深深感受到老部队老战友老部下对父亲的情意！

值得骄傲的是，父亲、母亲、哥哥、我，我们一家两代人都曾是中国人民空军的一员！

　　母亲1954年以副团级（转业后为行政15级）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北京市建工局做人事工作。1956年市建工局筹建北京第一建筑构件厂，母亲调任厂人事科科长，参与一构的筹建。一构在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厂，1958年投产后参与了北京城著名的“十大建筑”的建设。

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到市委党校学习，参加市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工作队，到郊区农村工作多年。“文革”中厂造反派曾将母亲关押，逼母亲交权。母亲手中掌握全厂干部的人事档案，坚决不交，造反派无奈只得放回。

“文革”中提出“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派工人宣传队进校，实际代替校领导掌权。母亲被派到北京市一二O中学当工宣队队长，实际成为学校一把手。“文革”后期回厂仍任原职（人事科有时同组织科合并，有时同保卫科合并）。1981年离休。

构件厂人保科全体同事合影。前排右二是母亲，中间的小孩是鹏飞（1957年）

母亲同构件厂同事合影，从左至右为母亲、黄桂阿姨、顾永忠阿姨（1960年代）

母亲（1970年代）

　　母亲自父亲牺牲后，一直没有再婚，全身心抚育我们兄弟俩。

作为母亲，大概有些心事不大好对儿子讲。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也是空军子弟，同母亲很熟，在我和鹏飞不在北京的一段时间，经常去家中探望母亲。他后来告诉我，母亲在同他聊天时曾说过，父亲牺牲后，一些老战友很关心母亲，也曾为母亲推荐过不少比较优秀的干部，但母亲都回绝了。在母亲的心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父亲，能够顶替父亲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母亲离休后，安度晚年。1999年11月因脑中风在京病逝，享年79岁。母亲逝世后，与父亲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们哥俩参军后同母亲合影（1971年）

这张照片是1973年五一节母亲到无锡硕放看望鹏飞（空十五师驻地在硕放机场，我当时在上海复旦上学，到硕放聚齐），我们一家三口在无锡的合影。

母亲和孙女马小婷、孙子马遥 （1985年）

这只旧皮箱里放着父亲的遗物，有公文包、飞行包、老照片、文字资料、纪念章、手表（一只英纳格手表，在特殊年代的一次意外事件中丢失了）、钢笔等，一直由母亲珍藏着。母亲去世后由我保存。

这几枚纪念章是母亲珍藏的，从左至右依次为：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1951年国庆纪念章。这几枚纪念章正好映证了父亲革命军事生涯的足迹。

父亲留下的这两本日记。

白色封皮略显残破的一本，内容是1946年10月至12月的日记和1947年至1948年的一些会议记录；蓝色封皮嵌有照片的一本，内容是1949年11月至1950年7月的日记，中间夹杂着一些会议的记录。

日记的年份是断续的，中间缺了两年多，1946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也未见，不知是只写了这些还是其他的没有保存下来。但仅就这两本日记来说已是弥足珍贵。那些在粗劣的纸张上写就的隽秀小字，不仅为后人追述这段历史留下了第一手材料（本文很多史实便来自这两本日记，它可以使我的叙述准确到每天，甚至是每个时辰），更使我们这些后辈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父亲的性格、文采和内在的精神世界。

父亲留下的两本笔记本，笔记本中写的多次战斗总结和会议记录也是我编写这篇画传的第一手资料。

　应该说，我们哥俩也算没给父母丢脸，在工作上算是事业有成吧。

鹏飞自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中央某银行，在工作中自学成才，成为银行界电脑管理系统的高级专业人才，曾派赴英、德等国工作多年，2010年从国内某大商业银行总行高管职位退休。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共领袖人物研究，2011年在正司局级职位上退休。

我们哥俩（1950年代）

我们哥俩（1950年代）

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从左至右：李曙明、我、鹏飞、岳鹏（1976年1月）

在河北潘家口水库度假（2006年夏）

过生日（2018年1月）

　　每年清明节，我们全家都会去祭扫父亲和母亲的墓地，以致崇敬与怀念之情。

父亲的墓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进正门西侧，“巨”字组。

母亲去世后和父亲合葬，骨灰埋于墓体西侧，碑文刻于墓碑背面。

家人在父母墓前合影。从左至右：鹏飞、宋志超、马小婷、马遥、马硕、鲁玉玲、我（2019年清明）

马小婷、马遥给奶奶扫墓（2017年清明）

我的空五师战友在父母墓前合影。左侧从前至后：肖南、李新军、韩燕、许刚；右侧从前至后：我、王燕民、黄俊、郭元庆（2014年5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我相信，他们那代人的事迹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历史会记住他们！

2016年完稿

2022年修订

笔者自我简介：

马云飞，马勇次子。

1952年1月生于辽西省开原县（今辽宁省开原市）。出生8月，父亲失事。襁褓中随母进京，混沌无知。幼儿园、小学、中学皆为寄宿制学校，集体生活，快乐成长。初中二年，“革命”爆发，陷入学荒。迷茫之中，乐得逍遥。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后门”当兵，空军地勤，虽冬来暑去，辛苦异常，然东南接机，西北参试，亦为一难忘经历。部队选送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系），为“工农兵学员”。毕业时选调中央机关，离京七年，重回京城。

中央党校工作六年，为党史党建教研室实习研究员。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三十余年，先后任刘少奇研究处处长、《党的文献》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巡视员。二〇一一年退休。

党史研究，可谓资深，略有成就。从事刘少奇研究近二十年，参与编辑《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画册以及多部刘少奇文集，参与撰写《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文献纪录片稿本，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后任职杂志社和出版社，主持编辑了一批国家重点出版项目。

得益于工作之便，阅看诸多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和文献研究室室藏档案；访谈多位党内老同志如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邓力群、师哲等；亦同王光美、刘爱琴、刘源、刘婷等刘家亲属有较多交往。工作之余，研读中外中共党史论著和党史人物回忆录传记等。晚年退休，仍以中共党史有关文章著作为阅读兴趣所在。

以上经历，似可算作写作本文的“资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