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鑫《读余秋雨：大学与大师》有感

大河洋美术馆

《余秋雨：大学与大师》

误会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

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我在电视中说到这个问题后，曾经收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说到十几年前一些不错的作家纷纷到大学中文系补文凭，而为这些作家上课的那些教师前些天还是这些作家的虔诚研究者；这些年不少优秀书画家、作曲家和演员也不得不到学校混学位，而那些教师在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这些学生相提并论，大家都在假戏真做。这位教授说，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忘光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二十九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怪事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都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除去自然科学和实用性学科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比较大之外，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大学和大师

鲁迅先生的学历连中等医专都没有毕业，但当年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聘他任教；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当年的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都聘他任教；齐白石先生连小学的文凭也拿不出来，也曾被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因为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也就是由鲁迅、沈从文、齐白石、金庸、贾平凹等人创造的文化，大学是否都有能力创造出来？也许只是对他们做一些追随性的研究和学习罢了。

我本人在一件事情上很感安慰。十多年前，我在桂林遇到赵本山先生，当时他边上有人对我说，本山深受观众欢迎，却总被文化界看成是乡间艺人，因此很想到我当时担任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读几年书，得一张文凭或一个学位。我毕竟是内行，看了本山的三段小品就说：“不必来读了，他应该是我们学院教授研究的对象。如果来读几年书，会浪费他创作的黄金年华。”现在大家都会承认，我说对了。如果有人怀疑他的文化水准，那就看看他导演的那么多电视剧，或者听他讲几次课吧。

文人风范

除了知识积累和名校学历外，人们还进一步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是：皓首穷经，两袖清风，素衣简餐，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理传媒，不知娱乐，不交官场，却又具有极正确的政治立场，一旦斗争激烈，总能站到第一线。

误区

遗憾的是，我刚好认识不少名气不小的前辈学人，没有一个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大多是很正常、很普通的老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一般对国学涉猎较广。但由于长期处于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中，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难能可贵。

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大家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套人。一套，谁也没法活。这不是误区是什么？

他说不明白

伪精英架势的特征，是要让社会对自己不理、不懂。年长一点儿，一直钻研着一个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问题，例如对一部古典小说里某个次要丫鬟的恋爱心理，已经钻研四十几年了。年轻一点儿的，则用正常人不可能读懂的晦涩和玄奥，论述着一切本来很简洁的事情。连我这样能够读下康德和佛经的人，也完全读不懂他们。他们都以“别人不懂”和“不懂别人”，作为精英的标志。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永远在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不能证明他水平高，只能证明他说不明白。曹禺先生曾针对那些特别玄深的编剧教师说：“会写剧本的人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教人写剧本。”自己不会写剧本而教别人写剧本的人，定位总是特别高，弯子总是绕得特别多，能把一切会写剧本的人吓退。如果不能吓退，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一切伪精英架势，基本上就是这样摆出来的。

创作还是批判

很多年轻学生刚刚考上大学中文系，一些教师就告诉他们，大学里不学习创作，只学习批判。于是，一年又一年，大批判的队伍迅速扩大。粗略统计，在中国文化领域，创作者和批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与一百之比吧。大家设想一下，在某个单位里，一个人在做事，一百个人在批评，这事能做好吗？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在这个令人寒心的趋向中，我觉得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为在中学里爱好文学而来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爱好，却要居高临下地以批判姿态来凌驾这种爱好、践踏这种爱好。那么，他们这一生，将不再能正常地享受文学。

那些刚入学的中文系学生如果愿意听我的，那么我要说：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写好写坏都成，而尽量不要去学批评。批评家在中国已经多如牛毛，你犯不着把自己珍贵的生命再变成一根牛毛埋没其间。

京剧和好莱坞

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混了，甚至颠倒了，构成文化交流上的又一个重大障碍。我们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京剧征服了世界！”还常见这样的评论：“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前途堪忧”，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无限放大，夸张其词，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争战。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存异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请注意，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这个概念，因为文化和艺术最怕“求同”。在文化上，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我在国内大学演讲时常常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这类问题，去年在美国哈佛、耶鲁演讲时也遇到了。我回答说，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朗朗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为差异而欣喜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我曾多次以个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我这个人，人格结构中的逻辑基础，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作为专业基础的美学，是黑格尔、康德打下的，但我的灵魂深处更沉淀着从孔子到苏东坡、王阳明的文化信息。试想，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还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肯定是后者。既然小小的灵魂能这样，那么，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就从这种自我心理体验出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看不起

霍元甲和李连杰，谁更重要？

根据我以前反复分析过的中国传统思维，很多人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霍元甲重要。其实这就是海外学者多次论述过的，叫“中国式的前辈崇拜盲点”。

霍元甲先生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民族争得过一份尊严，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他是生活在热兵器已经普及的时代，武功的社会实用地位大大降低了，金庸先生所写的那种侠士们凭着一身的武功纵横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武功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了强身和比赛的项目，而比赛总是带有很多表演性。那么他在当时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敢于和外国武师挑战，那当然是一份骨气了。但是，大家心里要明白，最后充分证明民族健康体质的那种国际性比赛是在什么时候展开的呢？这个展开是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奥运会，一个是武术电影。奥运会我们姑且不论，在武术电影里边让中国功夫名扬世界的主要是靠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而其中李连杰更是在武术的完整性和纯粹性上让国际社会眼睛一亮。我当然不认识李连杰先生，但是我在国外多次看到，只要是他主演的电影，欧美各国的海报都会用他的英文名字作为最重要的领头标记贴满了大街小巷。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规模的武术比赛，李连杰获得了金牌。我想，历代中国的侠客武师，包括霍元甲先生本人在内，他们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个景象都会兴高采烈。

按照我们中国的惯例，就是总看不起活着的中国人，而活着的中国人当中又特别看不起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当中更看不起毫无官场背景的中国人，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人物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大家知道，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就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一些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政策、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八个字

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八个字——“面对文学，背对文坛”。我告诉当时的学生，你们不要忙于去参加作家协会，忙着开会，争取做会员……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事情。要安安静静面对自己的生命，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然。争取面对上天，以感悟上天来表达内心。

这个文坛闹哄哄的，我不喜欢参与，这也是我能写那么多书，能走那么多路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大家从来不会在任何开会的地方看到我的影子。好像照理说我参加作家协会的资格还是有的，但是没有参加过，什么都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过一期研讨会，我也从来不开新书发布会，从一开始就离开。所以，现在说我从此“隐退”的说法，可能对我以前的生活不太了解，我一直在安安静静地生活……

把嫉妒当作正义

我觉得“余秋雨现象”这几个字，内容比较多义、比较暧昧。因为我在台湾朋友多，我老到台湾演讲，在台湾的朋友当中，“余秋雨现象”是指什么呢？他们概括是“一个被世界华人全都接受的作家，在大陆文化圈成了一个陌生的存在”，他们是这样概括的。还有一个人概括说，“余秋雨现象”被人家看成是经常受到攻击的现象，仔细分析以后，好像有一圈人把嫉妒当作了正义。他们等于是给我提出精神上的援助。但是我有点儿偏重于刚才刘琼说的“余秋雨现象”的意思：有一个人曾经历经苦难以后，觉得自己民族经济大发展的时候，文化还有一点儿跟不上，所以他要用他的有生之年来传播文化，这是“余秋雨现象”正面的含义。

唐僧

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沾染好多泥巴，很多是说不明白的泥巴，有的是丢给你的，有的是你自己招来的。浑身泥巴，还在低头创造，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不断在洗刷自己，搞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他大部分的生命时间都放在洗刷自己上了……但我没有时间洗刷，因为创造的时间有限，我来不及做有关我自己的事情了，我得不断地往前走，某些声音需要让中华民族的老百姓知道，这是我的追求……这一点供我们年轻的文化人参考，你们只要有成绩，就会遇到一些“风霜”，“风霜”是对你们的一种突破成绩的肯定，所以你们要愉快的往前走，不要掉过头来跟人家吵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到河水边洗自己。希望大家记住我在“青歌赛”上讲的话，我说：“《西游记》当中那些徒弟，每一个本事都比唐僧高，但是唐僧做了他们的师傅，他永远记住四个字就是‘赶路要紧’，就凭这四个字他做了师傅。”

文化的对象

我在十岁刚到上海的时候，就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一个完全不懂爱情的年龄，好像不应该成为莎士比亚的对象，但是，恰恰那个时候的观看，给我播下了终生的艺术种子。你看，不是对象的对象，成了最重要的对象，谁也没想到，那个男孩子将成为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所以，像商品推销一样来确定顾客的方式，在文化上不太适用，文化传播是一个充满未知、充满奇迹的事情。对于刚写作的朋友，我劝你们，眼前需要想象几个接受的对象，但这种对象，最好层次多一点儿，主要是维持表述的亲切感，等写的多了，对象问题就不必仔细考虑了，因为读者已经知道如何来选择你。

☆注：全文截录《百度》

读《余秋雨文章有感：在文化迷思中追寻本真与超越》

文/黄鑫

读完余秋雨的文章，仿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思辨之旅。他以犀利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直指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诸多误区与症结，让我对教育、创作、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有了全新且颠覆性的认知。

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余秋雨的剖析一针见血。他指出当下社会将学历，尤其是名校学历过度神化，家长、教师乃至官员陷入对升学教育的狂热追逐，却忽略了真正的文化创造。现实中，作家、艺术家为获取学位“屈尊”于专业水平不如自己的教师门下，学校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本末倒置令人唏嘘。这让我反思，教育的本质应是奠定基础，而非成为衡量文化成就的唯一标尺。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真正的教育成果是忘掉知识后留存的素养与能力。那些将学历当作终身荣耀的人，恰恰暴露了后续创造力的匮乏。学校更应反思自身教育结构，而非盲目贪功，洪堡大学低调展示诺贝尔奖获得者照片的做法，正是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知。

在文学创作与批判的问题上，余秋雨的观点振聋发聩。中文系重批判轻创作的倾向，导致批判者泛滥而创作者稀缺，学生的文学热情被过早浇灭。这让我想到，文学创作本应是心灵的自由表达，过度强调批判会扼杀创作的灵性与热情。文化领域需要更多“做事的人”而非“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年轻人应珍视内心的创作火苗，投身于真实的文学实践，而非陷入空洞的批判旋涡。

关于文化交流，余秋雨提出的“为差异而欣喜”打破了我原有的认知。以往，我们常将文化形态的差异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的对立，宣扬“京剧征服世界”“抵御好莱坞入侵”等论调。但余秋雨以自身文化人格的多元融合为例，说明不同文化完全可以互相欣赏、补充。文化的魅力在于差异，强行求同只会导致文化的衰亡。这让我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文化差异，摒弃狭隘的文化冲突观念。

此外，余秋雨对“文人风范”“伪精英架势”等现象的批判，同样发人深省。他戳破了人们对文人不切实际的想象，揭示了伪精英以晦涩难懂来故作高深的本质。真正的文化人应脚踏实地进行创作，而非沉迷于虚假的姿态与无谓的争论。他自身“面对文学，背对文坛”的选择，以及像唐僧般“赶路要紧”的坚持，展现出一种纯粹的文化追求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文化创作者树立了榜样。

余秋雨的文章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代文化领域的诸多弊病，也为我们指明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文化进步的道路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文化创造的本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多元，在批判与反思中不断前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

黄鑫

2025.4.26于福州东海岸诗港灯下

☆注：国画篆刻作品/黄鑫

本文作者黄鑫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