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加木

朱子彦｜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三国时代龙争虎斗，英雄辈出，而诸葛亮、司马懿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千百年来，人们将诸葛亮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清廉的典范、正义的象征、爱民的贤相、忠臣的圭臬，而将司马懿定为凶狠阴鸷、残暴嗜杀、老奸巨猾、狐猸事上的野心家、阴谋家。汉晋之际，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在治国理政、用兵谋略上难分伯仲的历史人物，最终的历史评价反差之大犹如云泥，令人惊诧莫名。

毋庸讳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人物往往功过同在，功过集于一身，其中不合逻辑，前后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比比皆是。臧否历史人物或事件，最需要注意的关节点，就是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不能用理论来削足适履，不要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也不要简单地用后世的是非观、价值观来判断历史。特别需要摆脱历史人物平面化、道德化的研究方法。

有关司马懿及曹魏政治的研究历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关注，但司马懿历史形象的形成过程，古代著名史学家对司马懿的评论究竟是否恰如其分，司马懿究竟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还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言，这二者又孰轻孰重？这些问题似乎尚无学人涉足，笔者不敏，试作如下分析。

一、仁义道德与“卡里斯玛”的博弈

司马懿被后人长期诟病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狼顾相”，以及“高平陵事变”。关于“狼顾相”以及“高平陵事变”的前后经过，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世人对高平陵事变的看法。

高平陵之变后，“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所谓“营立家门”，周一良先生诠释云：“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高平陵之变不仅为日后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司马懿残酷嗜杀的庐山真面目，后世之人对司马懿诟病和颇多微词主要是因为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施展了过多的阴谋权术和血腥屠杀。

司马懿剪除政敌曹爽，本不为奇，问题在于，司马懿此时已对曹爽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又有蒋济、陈泰、尹大目、许允等多人为司马懿作担保。先秦秦汉之时，社会风气仍较淳朴，受宗法制度与周礼的熏陶，士人之间的交往，皆以信守诺言、崇尚道德为本。所以，曹爽等人没有理由轻易怀疑身为太傅、“朝廷之望”的旦旦誓言。在司马懿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曹爽才打消了疑虑，决定放下武器，做一个富家翁。司马懿出尓反尔，言而无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当曹爽被杀，高平陵之变的“有功”之臣纷纷论功行赏时，太尉蒋济却拒绝晋爵增封，他上书言道：“臣忝宠上司，而爽敢包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诚恐冒赏之渐自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蒋济所说的“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一语，多少有点为自己开脱的意味，意思是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之事与我无关，我是局外人，并不知内情。蒋济辞让晋爵的上书自当不会被司马懿所接受，从此蒋济抑郁寡欢，数月之后，竟然“发病卒”。晋人孙盛评论此事说：“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

许允在嘉平六年（254）与夏侯玄、李丰等人共同策划诛灭司马师兄弟，最后事败，被司马师流徙乐浪郡，于半道而死。司马懿利用曹爽的心腹尹大目来诱骗曹爽，尹大目眼见曹爽因自己而死，悔恨交加，故后来助毌丘俭反司马师。

与司马氏家族有通家之谊的陈泰当廷痛哭高贵乡公之死，固执地要求司马昭追查弑君元凶。连司马懿之弟司马孚也觉得其侄司马昭弑君有悖君臣之道，故“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临终前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大魏之纯臣”“有魏贞士”，对司马昭弑君、司马炎受禅表示了不满。总之，这件事带来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司马昭亦为此留下了千古骂名。

高平陵之变爆发后，消息传到了蜀汉，蜀汉大将军费祎对曹爽的遭遇也深表同情，居然在蜀地设甲乙双方辩论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孰是孰非。史载：“司马懿诛曹爽，费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僣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所以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搀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是局外人的看法，当属公允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以禅代范式成功地进行易代更祚的始作俑者是曹操、曹丕父子，司马代魏实际上因袭曹魏代汉，其易代鼎革的方法和范式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在时人的心目中，对司马氏的品评似乎比曹氏更等而下之。曹操虽被吴、蜀等敌国骂为“汉贼”，然而《三国志·武帝纪》却对其高度评价，并无不恭之词；反之《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的评价根本不能与曹操道里计，作为一代奠基之君的本纪中竟然出现“三马同食一槽”“狼顾相”“猜忍”等严重的贬义词，岂不令人惊诧莫名。更令人费解的是，晋人居然也对最高统治者司马氏颇多微词，《晋书·宣帝纪》中有一段东晋丞相王导与晋明帝对话：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创业之始”，即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夷曹爽、何晏等人三族。“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是指司马昭居然不顾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弑杀魏帝曹髦。作为晋王朝后裔的晋明帝并没有为祖宗辩护，反而感到祖宗以如此方式夺取政权，手段实在卑劣，故而无地自容地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可见，司马篡魏的理念在魏晋人的心目中业已根深蒂固。

魏晋以降的人们对司马代魏更有成见。不少人都认为司马氏弑主篡逆，得天下不正。后赵君主石勒曾云：“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为《晋书·宣帝纪》所撰的制书，他对司马懿的欺伪之行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讬，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覩。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

唐人修撰《晋书》的诸多史事都参阅晋史旧闻，作为曹魏的四朝元老，两代托孤重臣的司马懿竟然“自作家门”，篡夺政权，就很难洗刷儒家伦理道德中至关重要的不忠的指责。唐太宗非常注重历史的现实功能，他在《修晋书诏》中明确指出国家修史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可见，李世民对司马懿之评有警世之意。

降及后世，清代史学家赵翼的批判亦极具代表性：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凌、毌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

赵翼的评论至少代表了魏晋至清代大多数人的看法。至此司马篡魏几乎成了层累的历史结论。

诚然，这些对司马懿的负面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对司马懿的所有指责都涉及伦理道德层面，即司马懿以奸诈欺伪之术篡夺曹魏政权。对普通布衣平民而言，奸诈欺伪之术当然为世人所鄙视。以儒家伦理道德来看，是否言行一致，忠孝仁义诚信是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尺。君子尚德崇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特别是有宋以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学各个学派强调“内圣外王”“正心诚意”“破心中贼”之后，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对君主、统治者而言，过分强调伦理道德恐怕将难以成就大事，更遑论治国平天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卡里斯玛”型的权威和人格。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后来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大都是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他们为了能夺取江山社稷，往往不择手段，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权术和谋略，本来只是带兵将帅在军事上运用的“兵不厌诈”和《孙子兵法》中的各种谋略，到了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帝王那里，已经将兵不厌诈的权术广泛地运用到政治斗争层面。

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仁义诚信几乎成了装饰品，谁若过分强调仁义与诚信，就成了书呆子式的酸儒，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所不屑。卡里斯玛型的人物需要具备智勇双全的政治品质。所谓“智”，即富于权谋、善于机变、拔擢人才、纳谏如流、豁达大度。所谓“勇”，并非是指匹夫之勇，而是指杀伐决断，坚忍不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狠手毒，绝不行宋襄公那种不击半渡、不杀二毛，蠢猪式的“仁义”，也鄙视项羽式的“妇人之仁”。为了消灭政敌，必须不择各种阴谋手段，决不能心慈手软。历史证明，有勇无智者，乌江自刎；有智无勇者，不能当人主。

高平陵事件中，司马懿指洛水为誓决不杀曹爽，然而最终却夷其三族，此事历来为世人所诟病。但如果我们开拓历史的视野来看，此类事多矣。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刘邦、项羽两方皆已疲惫不堪，故于鸿沟议和，中分天下，休兵罢战。项羽将刘邦老父妻子等人质放还，撤军退回楚地。但刘邦却采纳了陈平、张良之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墨迹未干的鸿沟之约，率兵追杀项羽，最终逼项王自刎于垓下。史家每每斥责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开国功臣，斥之为雄猜嗜杀，阴狠歹毒，无情无义，流氓行径。殊不知权力之争可以完全置亲情于不顾，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即使父子兄弟亦反目成仇，何况异姓君臣哉！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兄杀弟，逼父退位，手段之凶狠绝不亚于汉高祖、明太祖。王夫之对此事件评曰：“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从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对李世民痛加斥责，认为：“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也。”“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万世之下，岂无君子哉？”然而，船山先生的这个看法终究带有些书生气，如果李世民拘泥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儒家亲情，不发动喋血宫门的政变，哪里会有后来被万代称颂的“贞观之治”。由此可见，卡里斯玛的品格中具有超乎常人的强大能力，正所谓行非常之事，需有非常之人。

即使是被后人诩为一身正气，集忠君孝悌、廉洁自律、公正严明、赏罚必信、虚心纳谏等优良品质于一身的诸葛亮身上也有卡里斯玛的气质。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诸葛亮诛杀马谡时，习凿齿评曰：“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其实，诸葛亮不仅诛杀马谡一人。蜀汉诸多良臣勇将，如魏延、杨仪、刘封、孟达、彭羕、李严、廖立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死在诸葛亮手中。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深谙“卡里斯玛”的品格。他在《君主论》谈到“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后又特别指出：“君主必须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兽性”。狐狸虽然狡猾，但体形较小，敌不过虎豹；狮子虽然凶猛，但有时不免掉入猎人设下的陷阱。聪明的帝王就必须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气质，既要凶猛，又要狡猾，也就是将凶残嗜杀和阴谋权术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明，诸多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十分善于运用权术欺骗那些恪守儒家伦理道德信条的君子和墨守成规、泥古不化的贵族。比如汉高祖刘邦身上就具备了狮子和狐狸的两种气质，因而最终打败了贵族出身，为人豪爽，很讲信义的楚霸王项羽。紧接着又除掉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功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汉朝伟业根基。司马懿和马基雅维里当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读马氏的《君主论》，但司马懿完全具备“卡里斯玛”的品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的两种习性。

二、谁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的大处或大局着眼，而不应过分拘泥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古人常诟病司马氏篡位，窃取曹魏社稷江山。时至今日，封建正统观早已被彻底否定，已不存在所谓的权臣“篡位”问题。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所以我们现在来评判王莽、曹操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废主篡位作为是非的标准。对司马懿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汉末三国时代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拯民于水火，将四分五裂的天下统一起来。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整个天下动乱分裂了将近一百年。因此谁能把分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天下重新统一起来，谁就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分崩，因战争、饥荒、疾疫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导致的人口大幅度的锐减已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据《晋书·地理志》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天下有人口五千六百多万，而到了“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曹魏奄有北方九州之地，幅员广阔，但“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梁启超先生曾经对中古时代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所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原因，做过十分细致的考察与深入的分析：“盖扰乱既亘二三十年，则仕者涂膏血于原野。举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无以为继，一也；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存，二也；血肉满地，疠疫缘生，三也；田弃不治，饥馑相随，四也。”平心而论，梁先生所说的这四条人口减少的原因，对处于战乱频仍的三国时期完全适用，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建安十四年（209）七月，曹操在辛未令中感慨万分地说：“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建安二十二年（216）发生的大疫，使“建安七子”四位离世（刘桢、陈琳、徐干、应玚）。曹植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建安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民众四散而逃，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引发大饥荒。不仅导致民不聊生，而且连作战的军队都无粮食供应。在曹操实施屯田制之前，军队时常食不果腹，袁绍的部队粮食不足，只能在杂粮中加入桑叶；袁术被曹操打败，在逃往青州的途中，“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刘备在广陵被袁术打败，“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更为痛苦的是民众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自李傕、郭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为了争霸战争的需要，曹操不得不在许昌一带实行屯田制度。屯田制实施后，各地的百姓闻风而至，也不管屯田的剥削有多重，赋税徭役的负担远远超过汉代的编民，但他们还是甘愿成为屯田民，这是因为身处乱世的百姓能够活命已足矣。

作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统一中国的北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虽然曹操也有滥杀无辜、凶残暴虐的一面，但这对于很多帝王将相而言是常见现象，甚至是难以避免的，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其主流，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当今学界对曹操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司马懿，评价司马懿也必须看其主流。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

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稍优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卫觊说：“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张茂曰：“自丧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边寇在疆，图危魏室。”孙权描述当时天下的情况是：“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司马昭说：“唯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余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以司马昭当政时，“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当邓艾率兵进“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蜀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解百姓于倒悬之苦，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社会的迫切要求。

从本质上来看，司马代魏与曹魏代汉并无大的区别，都是采用禅代的方式来易代更祚，那么史家为何要厚此薄彼，褒曹魏而贬司马呢？赵翼说：“曹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赵瓯北认为曹魏代汉、司马亡魏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曹操先是迎汉献帝于许昌，诛灭群雄，削平诸侯，解民倒悬，汉朝赖其再得以延续二十余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后，其子曹丕才代汉称帝。司马父子对于魏室并无太大的功劳，仅仅凭借施展阴谋和权术，废主弑帝而篡夺天下。

王夫之对司马代魏更为不满，他将曹操与司马懿的禅代过程做了比较：“曹操之篡也，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献帝弗能制，而操以力胜而得之……由此言之，虽篡有天下，而岂易易哉？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主睿登床之托，横翦曹爽，遂制孱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

司马懿难道真的“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吗？我以为赵翼、王夫之的评论主观色彩太浓，明显带有偏颇，有失史家论史之公允。实际上，无论是赵瓯北，还是王船山，他们评论的核心要点是司马篡魏仅凭诈术，而缺少“征诛”。赵翼认为“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两种易代形式，所谓“征诛”即是平定天下靠武功，带有暴力革命色彩，从汤武革命到明清鼎革，莫不如是。真正的“禅让”仅出现于上古社会，后世的禅让都是“假禅让为攘夺”，也就是“禅代”。从禅代的性质来看，禅代实质上是“禅让”和“征诛”的混合体，“征诛”虽可获得控制朝廷的实际权力，但在儒学传统浸淫深厚的汉代，很难获得合法性。没有“征诛”，“禅代”将缺乏社会影响力与民众的认可，在朝廷上也缺乏威慑力；若只有“征诛”而无“禅让”，亦占领不了儒学名教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故“后世得天下必以征诛为正”。

毫无疑问，曹魏代汉并非完全是和平过渡，曹操兴兵诛灭群雄，武功之显赫，同时代无人能出其右。虽然名为受汉禅，但仍有“征诛”的意味。曹操虽然通过“征诛”，封王拜相，受九锡，建立魏国，但在儒学传统深植朝野，伦纪纲常化入风俗的汉代，很难用武力直接将汉献帝赶下政治舞台，故只能用“禅代”的方式来掩人耳目，以避免留下“篡位”“汉贼”的千古骂名。

为何赵翼、王夫之等人抑曹操而贬司马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司马懿在其获得权力的过程中稍稍缺少了“征诛”的事功。古代士人最高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治国平天下”，换而言之也就是建立文治武功。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只有用武治才能立国。曹操、诸葛亮、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名闻天下。然而就是在关键的“武功”上，司马懿仅仅诛灭了在当时名望不甚大的孟达和公孙渊，对劲敌诸葛亮只能“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结果被世人嘲笑“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与曹操擒吕布、破袁绍、灭袁术、定张绣、平刘表、败马超、收张鲁，扫灭各路诸侯的赫赫武功相比，似乎相去甚远。但关键的问题是不能简单化地来评论司马懿的军功不及曹操，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知道司马懿的年龄与曹操相差整整二十四岁。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当时的天下形势已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两人的征伐之功并没有可比性。

司马懿入仕后不久，曹操就已基本上扫平了北方各路诸侯，三国鼎立的局面业已初见端倪。曹操南征北战，一手开创了曹魏王朝。然而，曹操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就是刘备与孙权。刘备、孙权虽实力不及曹操，但也是一代雄才英杰，是汉末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英雄人物。曹操所说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等语，绝非谬赞之词，而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赞叹。曹、孙、刘能够三分天下都有各自的优势与实力，三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均衡，短时间内谁都“吃”不掉谁。上天其实也给过曹操统一天下的机会，在关键的赤壁之战中，如果曹操获胜，则四海归一，可惜曹操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被孙刘联军击败，三国鼎立之势也因此而形成。从此，终曹操一生再也无力大举南下，统一天下的脚步变得迟滞而无力。世人皆对曹操晚年不穿龙袍、不登皇位而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曹操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惧怕刘备与孙权，夏侯惇就窥破了曹操心中的隐秘。他对曹操说：“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曹操思虑再三，“从之”。说到底，曹操还是顾虑自己没有能够征服吴、蜀，统一天下。一旦代汉称帝，终究是底气不足！

三、历史选择了司马懿

曹操死后，给时人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谁能做他事业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正如世人皆知的，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是司马懿及其子孙继承了魏武的未竟之业，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于公元263年灭蜀，280年灭吴，扫平四海，完成统一大业。

司马懿高祖司马钧原为赳赳武夫，以战功起家，传之后裔，其家族已成为累世二千石的高门。经汉代社会数百年儒学之风的熏染，从司马儁开始，司马家族已由原来的“将种”完成了向儒生文人的转型。司马懿若秉承家风，治学不辍，至多只能成为如文坛巨擘曹植或建安七子式的文人。然而，汉末魏晋之际为乱世，群雄争霸，干戈不止，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武功。俗语云：乱世出英雄，此“英雄”的含义非同一般，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拨乱反正，建立非凡战功之人才能成为治乱世的英雄。

司马懿掌握兵权时，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魏虽略强，但吴、蜀二国的实力也未可小觑，用魏大臣高堂隆的话来说：“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僣号称帝，欲于中国争衡。……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可见，曹魏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公元229年起，吴蜀又重新结盟，对曹魏东西夹击，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对于司马懿而言，不能仅仅满足于治国理政，而必须继承魏武的未竟之业，统率兵马，应对吴、蜀两个强劲的对手。

司马懿虽未像曹操那样，一生戎马倥偬，征战不已。但其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也是十分重要，极为成功，为西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例如当司马懿得知孟达欲叛魏投蜀，即当机立断，不去请示魏明帝曹睿，而是星夜起兵，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赴上庸，结果只花了八天时间就到达，仅用了十六天就攻克了上庸，斩了孟达，取得了完胜。司马懿的用兵方略可以称之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司马懿攻克上庸，收复东三郡，巩固了曹魏的西南边境，粉碎了蜀汉从汉中、上庸两路北伐的计划。

司马懿平辽东既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曹魏立国以来取得的最为辉煌的胜利。曹魏除了有孙吴和蜀汉二大劲敌外，辽东公孙氏政权也是肘腋之患。辽东公孙氏政权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曹魏，但其割地自守，父子相袭，自置官署，不纳赋税，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都对其采取羁縻政策，辽东遂成了曹魏政权长期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曹魏的一大隐患。景初元年（237），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改年号为“绍汉”，意谓其要继承汉朝。若公孙渊图谋一旦得逞，就将改变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成为四国并列，曹魏就要遭到来自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的军事威胁。为此，魏明帝十分焦虑，先后派田豫、王雄、毌丘俭等将领前往讨伐，但都为公孙渊击败。如同当年秦始皇只有靠名将王翦才能灭楚一样，曹睿虽然此时对司马懿已有猜忌之心，但也只能打出司马懿这张唯一的王牌，他命司马懿为帅平定辽东。司马懿临行前，魏明帝询问此战需用多少时间，司马懿回答：“往百百，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其精确算出平辽东作战的时间表，表明他已全局在胸，胜券在握，结果果如其言。司马懿平辽东之战，堪称经典战例，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正如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制书中所说：“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李世民虽为帝王，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其赞扬司马懿“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绝非是虚夸之词。

西晋王朝建立后，晋人十分推崇司马氏统一天下的赫赫战功。淮南国相刘颂上疏朝廷曰：“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在刘颂心目中，“宣帝（司马懿）定燕”与“太祖（司马昭）平蜀”、“陛下（司马炎）灭吴”等同，是“大晋之兴”的三大战役。在刘颂看来，只是在司马氏发动了三大战役之后，西晋才完成了统一大业。

王夫之关于“（司马懿）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的看法，完全低估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政治与军事才能。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然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诸葛亮攻魏，曹魏诸将皆非其敌手，连身经百战的五子良将之一张郃也被诸葛亮射杀。即使曹操在世，亲自挂帅，同诸葛亮交锋，亦未必能胜之。汉中之役，曹操甚至败于自己多年来的手下败将刘备即是典型一例。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表示他同诸葛亮是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面对诸葛亮北伐时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司马懿采取了深沟高垒、坚守不战的战略战术，是非常正确的。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他知道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不好对付。碰到诸葛亮这样的对手，他岂敢轻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司马懿只能凭险据守，以防御战抵御诸葛亮，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司马懿坦然接受“巾帼妇人之饰”，忍常人不能忍之辱，导致诸葛亮请战不得，最终病逝于五丈原，这就使三国鼎立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自此，吴蜀二国的国力都有所衰退，曹魏解除了警报。在司马懿等人的主持和倡导下，全力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曹魏国力不断增强。司马懿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达到了战略目的。

为什么我们说司马懿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呢？因为在他成为曹魏辅政大臣，特别是掌握兵权之后，确实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在司马懿平辽东之前，他奉魏明帝之诏，返回故乡温县，举行乡饮酒礼。在酒宴上，司马懿赋诗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诗中“肃清万里，总齐八荒”之句可谓是雄视千古，气吞万里，应该是全诗的诗眼，这八个字表达了司马懿欲扫平六合、混一宇内的心愿。

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在政治上颇有建树。针对“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司马懿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着重于事功。《晋书·孝愍帝纪》史臣干宝曰：“（宣皇帝）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大小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琐，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内夷曹爽，外袭王凌。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司马懿慧眼识英雄，其拔擢邓艾之例最为典型。邓艾出身寒微，因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破格选用，史载，“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邓艾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谙兵法，是三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曹魏在灭亡蜀汉过程中，邓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偷渡阴平直捣成都的奇兵大纵深穿插迂回战术，已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司马懿不仅重视军事，而且注重发展经济。司马懿强调：“灭贼之要，在于积谷”，而要积谷，就必须加强水利建设，开塘筑陂。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司马懿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当时洛阳至淮南一带，河渠纵横，引水灌田，“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充军实”。司马懿又接受邓艾的建议，于正始二年（241）在淮南寿春一带地区，“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曹魏又以关中长安为征蜀的战略前线，为保证军粮供给，司马懿开成国渠灌溉关中西部渭北农田。《晋书·食货志》云：“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舃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从充实焉。”曹魏军屯的发展和推广以及与之配套的水利设施的兴建，既有利于富国强兵，也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自此，三国鼎立的平衡格局逐渐被打破，战略优势开始倒向曹魏。司马懿开创的兴屯田、修水利的经济措施为三国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历史证明，尽管曹魏占有一定的优势，但统一三国的进程仍然十分艰巨，曹魏不仅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且要有打长期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平定天下的任务绝不可能由一两代人来完成。尽管司马懿较为长寿，但在他有生之年仍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必须由其子孙来继承他的事业。

其实司马代魏并不容易，自司马懿与曹爽为敌后，司马氏与曹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对抗与较量，从中央到地方，双方的斗争在各个层面展开。司马师执政时间虽短，但处于魏晋鼎革的历史转型时期，所以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他继承了司马懿的未竟事业。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他“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任用和拔擢人才。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他一方面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昭则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他执政后，励精图治，迅速平定淮南诸葛诞之叛，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军事实力，使曹魏国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他修订的《晋律》比之《汉律》又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是“刑宽禁简”，颇得民心。司马昭还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这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司马昭平淮南之乱，不杀吴军俘虏。其“能以德攻”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亦为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三国后期，天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司马昭看准时机，挥师灭蜀，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以往有些学者在分析西晋统一原因时，特别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南方，所以西晋的统一是必然的。其实，即使北方经济实力强大，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作用，要迅速实现统一也绝非易事。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炎、羊祜、杜预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要完成“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大业仍然是困难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跱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习凿齿的这一见解卓尔不凡，绝非是虚美之词。虽然晋武帝后期昏庸，择嗣不当，武帝之后，出现了晋惠帝这样的白痴皇帝，导致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但这笔账绝不能算到司马懿头上。

近来民间有舆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活到73岁，而曹魏的两位君主皆寿不永年，魏文帝曹丕40岁病殁，魏明帝曹睿仅35岁崩殂，因而使司马懿有机可乘，篡夺曹魏政权。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汉晋之际，由于生活、食品、医疗等各方面的原因，时人的寿命普遍较低，但享高寿者也不在少数。陈寿撰《三国志》、房玄龄等撰《晋书》之人物传，凡80岁以下去世者，皆不写其年龄，凡80岁以上者皆书之。笔者兹据史书，将享“伞寿”以上者罗列如右：魏开国功臣程昱于黄初元年去世，曹丕为之流涕，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寿八十。司马懿之弟安平献王司马孚“泰始八年薨，时年九十三”。魏司徒高柔“景元四年，年九十薨”。魏司徒“董昭年八十一薨”。魏光禄大夫常林，“年八十三，薨”。魏太中大夫田豫“年八十二薨”。西晋太保王祥“年八十有五”。吴大司马吕岱“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吴卫将军士燮“黄武五年，年九十卒”。魏太尉王凌79岁时，仍十分康健，但因在淮南谋反，在司马懿逼迫下，服毒自尽。以上诸人的寿考皆超过司马懿，他们在魏吴两国亦历官至公卿将相，但都不可能左右朝政，更遑论易代更祚。可见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作者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子彦《司马懿传》：与诸葛亮难分伯仲的司马懿，历史形象为何截然不同？

编者按：本文由何安安节选自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所著《司马懿传》中《双雄斗智的历史活剧》一章，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小标题为节选者所加。

司马懿历史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古代著名史学家对司马懿的评论究竟是否恰如其分？“空城计”是否确有其事？诸葛亮、司马懿才智究竟孰高孰低？关于这些问题，朱子彦对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关节进行了深度研究，给出了他的结论：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奇才，他们的军事谋略，用兵才能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两人联袂在三国战争史上演奏了一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其精彩程度足以彪炳千秋，垂范后世。

与此同时，司马懿挫败诸葛亮的北伐，最终使诸葛武侯星落五丈原，病殁于渭水军营之中。随着蜀汉最后一根擎天之柱诸葛亮的病故，蜀汉再也不能对曹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凭借这一军功，司马懿威望如日中天。

后人为了神化诸葛亮，编出了“空城计”的故事？

诸葛亮共发动五次北伐，时间是在公元227-234年，历时八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方面应战的主要将领是大将军曹真、右将军张郃。司马懿此时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军于宛城，防范东吴，根本就没有参与对蜀汉的战争。后人为了美化、神化诸葛亮，于诸葛亮失街亭之后，编出一出“空城计”的故事，以图贬低司马懿。

“空城计”故事最早的版本见诸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所引注的《蜀记》中，内容是司马懿之子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与其部属司马刘宝、长史桓隰等人一起议论诸葛亮的才能，当时议论者“多讥亮讬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仲）、晏（婴），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刘）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

郭冲所言的“隐没不闻于世者”的共有五件事，其中第三事就是所谓的“空城计”。兹将郭冲之言录之如下：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认为这一记载不可信，他提出了四点理由进行反驳：第一，阳平关在汉中。诸葛亮屯兵阳平关时，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至曹真死后，才开始与诸葛亮于关中相抗衡。曹魏曾派遣司马懿从宛城由西城伐蜀，碰到天降大雨，无功而返。在此前后，并无在阳平关交兵之事。第二，就如郭冲所言，司马懿既率二十万大军，已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怀疑其有伏兵，完全可以设防持重，何至于将大军撤走呢？第三，《三国志·魏延传》云：“（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尚不许魏延单独统率一万人的军队，岂能如郭冲之言，使其他将领率重兵在前，而自己率领轻弱之军呢？第四，郭冲对扶风王司马骏讲话，彰显他父亲司马懿的短处，这是对子毁父，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裴松之的责难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诸葛亮并没有摆过“空城计”。街亭之役，魏军主帅是张郃，而非司马懿，那么司马懿此时在哪里呢？《资治通鉴》卷71言之甚明，街亭之战爆发于“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原来，当诸葛亮率众与张郃激战于街亭之时，司马懿远在数千里以外的洛阳。所以，孔明吓退司马懿是“关公战秦琼”的喜剧。郭冲五事，陈寿著《三国志》不采，孙盛、习凿齿等史家皆不予理会，裴松之引而辨其非，所以它的可信度是不高的，至于其中的空城计更是子虚乌有。

司马懿第一次统领大军伐蜀，是在魏太和四年（230）。在这之前，诸葛亮已进行了三次北伐。兹简述如下：

魏太和元年（227）三月，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顿兵沔阳（今陕西勉县）。翌年春，诸葛亮扬声走斜谷道取郿城，令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蜀军所向披靡，凉州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叛魏，响应诸葛亮，魏天水郡参军姜维也投降蜀汉。魏明帝闻之震惊，他迅速从洛阳赶赴长安，坐镇后方。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驰援郿城；又命右将军张郃率军五万前往祁山。张郃大破蜀先锋马谡于街亭（今甘肃庄浪），诸葛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退还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退还汉中后杀马谡，上疏请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曹真击败镇守箕谷的蜀将赵云、邓芝，乘机收复天水等三郡。

曹真预测诸葛亮再出兵将攻打陈仓，故派将军郝昭守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以防蜀军。吴鄱阳郡太守周鲂伪降于魏，魏大司马曹休率十万兵攻吴，至石亭，被东吴大都督陆逊所败。是年冬，诸葛亮趁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机北伐。诸葛亮兵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围攻陈仓，为魏将郝昭所拒，诸葛亮劝降不成，而又粮草不继，不得已退还汉中。魏将王双来追，被斩。是为诸葛亮第二次伐魏。

魏太和三年（229），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诸葛亮遣将军陈式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曹魏大将郭淮领兵来救，诸葛亮率军至建威。郭淮见诸葛亮突然来到，惧后路被切断，便紧急撤退，蜀军顺利占领二郡。诸葛亮安抚了当地的氐人、羌人，然后留兵据守，自己率军回汉中。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所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因成功夺取武都、阴平二郡，刘禅下诏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诸葛亮未出山时，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的“乡邑士”诸葛亮三次北伐，对曹魏朝野震动很大，完全出乎曹魏的意料。其缘由是曹魏对蜀汉国力的轻视与军事实力的低估。早在蜀汉建国之初，魏人已不把蜀汉放在眼里，当关羽被杀之后，曹魏举行过一次廷议，讨论刘备是否会出兵，讨伐东吴，“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在曹魏臣僚的心目中，蜀乃是个小国，名将只有关羽一人。关羽一死，蜀汉就没有力量对外用兵了。

刘备死后，魏人更不把蜀国放在心上，魏将重兵调至东线淮南、扬州一带，防范东吴。关陇地区一时兵力异常空虚。《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确实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其因乃是曹魏认为蜀国唯有刘备能够统兵打仗，刘备死后，蜀国数岁没有动静，足以证明蜀国只能自守，而没有实力主动向曹魏发起进攻。

在诸葛亮北伐前，曹魏君臣也未把诸葛亮视为劲敌。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得到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推重，但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至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士人对诸葛亮并不了解，诸葛亮未出山时，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邑士”。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后，长期担任的是军师之职，从未单独统率军队征战。赤壁之战后，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田余庆指出：“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氏的分析道出了刘备当政时，诸葛亮并未参与戎机大政领兵作战的事实。在魏国君臣看来，蜀汉地狭兵弱，偏处西南一隅之地，根本无力抗衡曹魏这样的大国。

蜀汉章武三年（223），刘备新丧，太子刘禅即位。曹丕认为此乃天赐良机，冀望能不动干戈平定巴蜀。诸葛亮辅政之初，曹丕派鲜于辅到蜀汉劝刘禅、诸葛亮投降。曹丕还授意华歆、王朗、陈群、许芝、诸葛璋等名士各自致书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这自然是想入非非、如同痴人说梦。魏蜀素为针锋相对之敌国，诸葛亮又常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号召，对于曹魏欲使蜀汉“举国称藩”的书信，诸葛亮并未回复，而是作《正议》，严词驳斥华歆等人的谬论，露布天下。

上述史实充分表明，在诸葛亮对曹魏大规模北伐前，曹魏对蜀汉是掉以轻心的。然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的声势，给了曹魏当头一棒。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当“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时，曹魏朝臣惊慌失措，“未知计所出”，简直被诸葛亮吓破了胆。虽然魏明帝故作镇静，宽慰群臣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矣。”

话虽说得气壮如牛，但曹叡心中并无把握，故亲自坐镇长安，并调动魏军精锐部队，命曹真、张郃等曹魏一流大将率重兵抵抗诸葛亮。魏军在街亭之役侥幸获胜后，曹叡颁“露布天下并告益州诏”。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声讨诸葛亮“罪行”的舆论宣传。

诏书要点有四：其一，斥责“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将刘禅误称之为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其二，攻击“（诸葛）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其三，吹嘘魏军英勇善战，“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其四，号召“巴蜀将吏士民诸为诸葛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虽然诏书对诸葛亮肆意攻击、污蔑、丑化，但也反映了曹魏君臣对诸葛亮北伐的畏惧。否则，曹叡何至于以九五之尊的皇帝身份，对敌国丞相进行声讨。

为何司马懿能最终战胜诸葛亮呢？

诸葛亮病故是蜀汉政权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诸葛亮之后，虽有姜维的小规模北伐，但已构不成对曹魏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懿是最终的胜利者。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为何司马懿能最终战胜诸葛亮呢？笔者试作如下分析：其一，司马懿高度重视粮食与战争的关系。他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主张大力开展屯田，发展经济，为战胜蜀汉奠定物质基础。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陇右无谷，司马懿难以抵御诸葛亮进攻。诸葛亮退兵之后，司马懿抓紧诸葛亮不来进攻的三年时间，从冀州迁徙农夫到战区上邽一带屯田。在他的推动下，陇右通过屯田，储备了较多的军粮。司马懿把积谷之地看作是必争之地。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出武功，屯兵渭南。魏国众将企图防御于渭北，但司马懿鉴于百姓、粮食积聚在渭南，遂不听众将意见，渡过渭水，在渭南背水屯营，认为积谷所在之处，就是同敌人争夺之处，不可轻易放弃，不能让粮食落入对方之手。

诸葛亮屯兵五丈原，魏明帝认为诸葛亮军远道而来，利在急战，每令司马懿持重，静观蜀军之变。司马懿坚决维护并执行这一持久方针。他认识到，自己野战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可利用蜀军粮食困难、需长途运输的弱点，坚壁不战，迫使其粮尽退兵。他甚至可以接受诸葛亮赠给他的巾帼服饰，忍受敌人暗示他不是男子汉的嘲笑。

其二，《孙子兵法》强调，用兵打仗，必须“知己知彼”。相对而言，“知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关键在于“知彼”，也就是要熟悉敌方将帅，以便掌握其情况，摸清其意图。司马懿对诸葛亮了解得很透彻，他指出：“诸葛亮多谋而少决，志大而不见机，好兵而无权。”又预料诸葛亮第四次攻魏退兵后，下次攻魏不会再攻城，将改为野战，出兵必在陇东，不在陇西。诸葛亮每以粮少为恨，回去后一定积谷，非三熟不能再有行动。这些判断，都很准确。他向蜀军使者询问诸葛亮生活起居和公事繁简，不问军事，从了解到的情况中，他预测诸葛亮活不长久，结果也被言中，说明他遇事注意抓住敌方将帅的要害问题展开调查。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退兵后，司马懿巡行了诸葛亮的遗垒。军师辛毗认为，诸葛亮是否已死，尚未可知。司马懿判断，军家所重视的，是军书密计，兵马粮谷，现在都抛弃了，难道有人丢了五脏可以生存吗？认为诸葛亮必死无疑。魏军追到赤岸，便得到诸葛亮已死的确切消息。从辛毗、司马懿两人作出的不同判断中可以看出，司马懿正是熟谙兵机，善于根据敌人行动的规律作出判断，才摸透了敌方将帅的真实情况和意图。

不管后世之人站在何种角度，何种立场，都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司马懿与诸葛亮都是天纵英才、略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俩人均精通兵法，足智多谋。五丈原之战也就成了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大体相当的经典战役。从战争的过程与结局来看，孔明、仲达俩人的才智谋略大体相当，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然而后世好事者，还是欲将俩人比一高低。孙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一书，其中有《述佐篇》，专论诸葛亮和司马懿才能的优劣高下。其云：

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土，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张俨认为，诸葛亮凭巴蜀一州之地，就能在综合国力比自己大数倍的曹魏境内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司马懿只能“务自保全而已”，完全奈何不了对手。所以诸葛亮的才智要高出司马懿一筹，如果不是诸葛亮早逝，其北伐大业就能够成功。张俨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却和张俨并不相同，唐太宗曾亲自为《晋书·宣帝纪》作制书，制云：

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尔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

李世民认为司马懿十日克孟达，计日平公孙渊等战斗简直用兵如神，犹如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吴起一样。但是在对抗诸葛亮的时候，尽管占有优势却不敢出寨与诸葛亮交战，害怕诸葛亮而不能寻找战机打败诸葛亮，所以司马懿虽有军事才能，但过分的谨慎和胆怯也注定他不能够成为一流的军事家。很显然，在李世民的心目中，司马懿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实力，是高于诸葛亮的。诸葛亮仅仅是治军严谨的统帅而已，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均不如司马懿。司马懿的问题是对诸葛亮过于忌惮，也就是魏军将领耻笑他“畏蜀如虎”。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奇才

不管张俨和李世民对诸葛亮、司马懿评价有多大的不同和偏颇，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即：司马懿在和诸葛亮对垒中，为何自始至终，只采取防御而不主动进攻。其中玄机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尝试作如下解答。第一，在军事实力上司马懿未必占有优势。曹魏虽地大兵多，但是国境线实在太长，所防御的战线有北、东、西三面，故兵力分散。对于曹魏而言，还有比蜀汉更为强大、虎视眈眈的东吴大军随时入侵的后顾之忧。诸葛亮进兵渭南时，与东吴联盟，吴主孙权出兵十万，攻打淮南、合肥等地。吴蜀首尾相连，东西同时进攻，曹魏两面受敌，一时形势十分严重。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这条史料说明诸葛亮北伐对于魏国的巨大压力。以至于孙权认为“魏明帝不能远出”，吴军可以趁机攻取淮南。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整个战局对司马懿不利。否则孙权不会认为“魏明帝不能远出”，曹叡也不会派秦朗率兵增援司马懿。参考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正是因陇西三郡投降，魏明帝才派出张郃作为援军帮助曹真。时隔数年，诸葛亮再次北伐，倘若司马懿也占上风，魏明帝又何须亲自带兵出征。可见在战云密布的关中五丈原战场上，魏蜀双方相持不下，魏军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

曹魏朝野对于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忧心忡忡，十分紧张。魏明帝居然给司马懿发出了这样的指令：“时朝廷以诸葛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可见，魏明帝对诸葛亮十分忌惮，甚至畏惧。对诸葛亮采取防御，而不主动出击的策略，实际上是曹叡亲自制定的，司马懿不过是坚决执行而已。而且，对诸葛亮采取“以逸待劳”“以候其变”的战略战术是曹魏君臣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在曹叡和司马懿、辛毗之间达成了思想上高度的默契和共识。能胜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退，这是兵家用兵的基本要略。对于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司马懿的用兵自然是不容有失，来不得半点疏忽。

第二，司马懿和诸葛亮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刘备托孤后，诸葛亮在蜀汉地位显赫，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即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军事，诸葛亮都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乾纲独断。而且诸葛亮还和东吴联盟，几乎没有后顾之忧。

由于诸葛亮大权独揽，没有掣肘，故蜀汉数次北伐，所动用的兵力几乎是倾巢而出，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万。曹操时期，司马懿不过是个相府掾吏，曹丕时期，其地位有所上升，但也未能执掌兵柄。曹叡登基后，因曹魏宗室凋零，领兵大将先后去世，曹叡无奈，才让司马懿出任大将军，领兵对抗诸葛亮。但曹叡乾纲独断，对司马懿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交给他的兵力十分有限。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司马懿所率之兵，与诸葛亮军大体相当，绝没有如张俨所夸大的，所谓“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的巨大优势。由于当时的司马懿并没有类似诸葛亮在蜀汉“政由葛氏”，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所率领的魏军的兵力和诸葛亮军也在伯仲之间。而且曹魏对蜀汉历来偏重防守，很少主动进攻，所以在军事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司马懿采取防御战术，不失为明智之举。

第三，司马懿虽然熟读兵书战策，但终究不像曹魏的五子良将，是纯粹的行伍出身，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司马懿原是曹操丞相府舞文弄墨的文学掾，一介书生而已。至曹丕、曹叡时代，才因缘际会，涉足军旅，并逐渐成为统兵作战的大帅，可见他是半路出家的儒将。文人带兵最大的缺陷是实战经验不足，和司马懿同时代的马谡就是纸上谈兵的典型例子。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

在诸葛亮平南中时，马谡献上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良策，为诸葛亮迅速平定南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诸葛亮用马谡守街亭却抱恨终天。马谡之所以失街亭，不是他不懂兵法，而是实战经验不足，不能随机应变，这才导致全军溃败。不仅马谡如此，连诸葛亮本人也是儒将，毛泽东评诸葛亮错用马谡时指出：“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这也反映了诸葛亮用兵的不足之处。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从不肯冒险。为何诸葛亮不肯弄险，归根结底，就是实战经验不足。

同诸葛亮相似，司马懿亦并非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长期在曹魏中枢机构处理政事，所缺少的就是行军作战、戎机战阵的历练。在同诸葛亮交手之前，他带兵征战的主要胜绩就是平定孟达叛乱。然而，诸葛亮绝非孟达可比，刘备、关羽死后，诸葛亮已成为曹魏的头号劲敌。魏谋臣贾诩曾言：“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汎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他知道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不好对付。碰到诸葛亮这样的对手，他岂敢轻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司马懿只能凭险据守，以防御战拖垮诸葛亮，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尉缭子曰：“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战争一旦失利，主将皆不能辞其咎。春秋时期，楚国城濮之战失利，楚令尹子玉自杀谢罪。街亭之战后，诸葛亮引咎辞去丞相之职，自贬三级。同理，司马懿若战败，不仅在朝中威望一落千丈，且大将军之职亦难保。公元228年，魏大司马曹休在石亭之战中惨败而归，虽然曹叡因其宗室之故，不予追究，但曹休本人却羞愧万分，最终抑郁而亡，殷鉴前事，恐亦是司马懿不愿同诸葛亮决一胜负的原因之一。

第四，虽然诸葛亮不是用兵如神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军严谨，赏罚有度，蜀军训练有素，作战勇猛，这使司马懿视诸葛亮为劲敌，绝不敢掉以轻心。诸葛亮对于军士的训练极为重视，陈寿称他“治戎为长”；袁准说他的军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这说明蜀军是训练有素的。诸葛亮初次北伐时，未听魏延的建议，不肯直接攻击关中。其原因之一是自知蜀军的战斗力还不够强大，和魏军正面交锋没有必胜的把握。

街亭之败后，蜀军经过诸葛亮悉心的艰苦训练，作战能力大为提高。诸葛亮为了改变蜀汉兵力不足的劣势，就对古代兵法中的“八阵”潜心研究，推陈出新加以改进，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诸葛亮“八阵图”之所以见重于当时并享誉于后世的主要原因。陈寿称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晋将刘弘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八阵图练成之后，诸葛亮信心满满地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其实，这并非是诸葛亮自我吹嘘之辞。自陈仓之役设伏斩杀魏国大将王双以来，蜀军“自来自去”，还未曾在野战中输给对手。晋人袁准分析蜀军能征惯战的原因时说：“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由于蜀军拥有极强的战斗力，诸葛亮又足智多谋，行军布阵极其周密，这才使司马懿无计可施。

然而，魏国众将领对诸葛亮并不服气，仍坚持要与蜀军决一雌雄。司马懿虽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也担心若过于保守，退避不战，将挫伤魏军将士们的士气。故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派大将张郃率军攻打蜀将王平，而亲率主力猛攻诸葛亮大营，结果两战均告失利，损失精兵数千及大量的军械物资。实践证明，司马懿不与蜀军决战，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经过此战，也教训了魏军将士，堵住了悠悠之口。

不管陈寿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也好，“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罢。笔者认为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仍然是第一流的。面对综合国力数倍于己的强大的魏国，诸葛亮以攻为守，主动向曹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且能做到“退若山移，进如风雨，击崩若摧，合战如虎”，是很不容易的，可谓创造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迹。

司马懿精通兵法，深晓韬略，也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军事家。考察他生平所指挥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太和元年，击败吴国诸葛瑾进犯襄阳之师；太和二年，倍道兼行击破固守上庸的孟达；景初二年，悬军万里深入辽东，攻灭公孙渊，都是与敌军摆开阵势，决胜于战场，从无畏惧。可是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司马懿虽然拥有“雍凉劲卒”，却持重不战，徒贻“畏蜀如虎”“巾帼妇人”之讥。其实，司马懿并非不想一战而尽歼蜀军，立不世之功于关陇，无奈诸葛亮足智多谋，蜀军是久经训练的劲旅，他审时度势后感到并无取胜的把握，遂采取固守不战以老蜀师的战略。因此，诸葛亮对姜维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司马懿）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这确实是诸葛亮窥透敌帅隐衷，鞭辟入里之言。

总之，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奇才，他们的军事谋略，用兵才能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两人联袂在三国战争史上演奏了一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其精彩程度足以彪炳千秋，垂范后世。唐代大诗人杜甫咏颂诸葛亮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我以为诗中“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之句可以为诸葛亮、司马懿两人共享，因为他们都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司马懿挫败诸葛亮的北伐，最终使诸葛武侯星落五丈原，病殁于渭水军营之中。随着蜀汉最后一根擎天之柱诸葛亮的病故，蜀汉再也不能对曹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凭借这一军功，司马懿威望如日中天。《晋书·乐志下》中的《天命篇》不无得意地颂扬司马懿的武功：“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执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虽然这是晋人的吹捧，但自从司马懿建此功业后，无论是声望、资历、能力，还是军功，曹魏军政两界已无人再出其右了。

发布于 2025-04-26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