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哥闲聊敦煌之111

诗哥闲聊敦煌（闫学诗）

诗哥闲聊敦煌之111

《携虎行脚僧》，高79厘米、宽53厘米，绢本设色，保存完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此画笔触细腻雅致，设色淡朴，是有唐以来“行脚僧题材”类绘画中的精品。

《携虎行脚僧》画面描绘了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硕学僧人与虎相伴而行的场景。画面刻划了长眉深目的壮年行脚僧，左手执塵尾，右手持龙头长杖在旅途行走的形象。僧人身着墨色晕染的法衣，领口露出白色的僧衹支，裸足穿草编凉鞋，身上持物相当复杂，腰间系刀，挂药壶、薰炉等物。僧人背负的竹笈占据画面很大空间，卷轴轴端施以红点表示，可见竹笈内满载经卷，刻划了身负重载取经归来的僧人形象。竹笈的后方有一根木头支柱，上挂塵尾、水瓶、幡 等物。竹笈的前方挂一系长带的金色香炉，是为了驱逐恶兽及蚊虫叮咬。画面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僧人上方有一缕上升的云彩，云团上端绘制了一身小型的趺坐于莲台上的如来像。小佛前方和行脚僧身后上方原有榜题，经囊上写有“大藏”两字。僧人身旁随行一只老虎，虎目圆睁，阔步向前，威风凛凛。

行脚，古代僧侣旅行的方式，从图中看到了一种与现代登山背具十分接近的背架。似乎上面还有一层类于现代背包防雨罩一样的大布罩，连肩背带和腰封带也都一应俱全。佛教自印度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经历了无数的僧人东传、西天取经的不懈努力。画师将行脚僧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坚毅品质，同样赋予在他身侧的老虎身上。在漫长的旅途中，一人一虎结伴而行，所有的孤寂和艰险，最终化为内心的清明。

行脚僧图像曾在中国绘画史上流行一时，是图像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类型。

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行脚僧图像为西安兴教寺藏石刻线画《玄奘法师像》，画面为一汉僧，身着袈裟，右手持拂子，左手握经卷，身背竹质经箧，经箧前端有悬挂的油灯，身侧无虎同行。唐代画史涉及此类图像时曾称之为“行僧”、“行道僧”或“行脚僧”。

玄奘法师曾赴天竺取经，彰显法师取经事迹的“行脚僧”图像在玄奘返回长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画坛。据画史记载绘制“行脚僧”图像的著名画家有韩干、陆耀、吴道子、李果奴、周昉等，在玄宗开元（713年）至德宗建中（780年）年间中唐至晚唐的画家，大多以绘制此类图像而著名。但是，这些画家所绘制的图像至今均已散佚无存，因此，我们对当时行脚僧图像不得而知。唐代画史中记载的行脚僧尚无白虎相伴，也没有出现“宝胜如来”的名号。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遗画中的有一类佛教史迹画，画面与前述兴教寺行脚僧像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敦煌壁画和遗画中出现的行脚僧身侧均有一虎相随，上方有一化佛。有的纸本彩绘行脚僧左前方还出现了“宝胜如来”、“南无宝胜如来”的榜题。

佛经中提到宝胜如来的地方不少。宝胜如来信仰有一个发展过程，初为显教一佛，见于《金光明经》《华严经》《佛名经》等经。后来为密教所重，见于《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等经。作为显教发展而来的一种密教信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学者刘馨蓬在《唐宋时期行脚僧随身之物考辩》研究中指出，唐宋时期，禅宗僧人热衷于行脚活动，将这种修行方式作为参禅悟道的重要法门。不仅留下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也留下了不少图像资料与文献相印证。禅僧行脚在促进禅门各派思想交流融合的同时，也因僧人随身携带大量经卷、法器、佛像、生活用品等，从客观上促进了禅门的物质文化发展。因物品的呈现具有直观性，这在禅宗的跨国传播中更有意义。僧众看到行脚者从异域携来的物品，更容易通过对它们的应用，领悟其中蕴含的禅理，进而实现对外来教义的理解与吸收。

行脚又称游方、游行、“飞锡”，是禅僧为寻访名师、提升自我修持或教化他人所作的广游活动。行脚僧也称游方僧、云水僧，他们或结伴同行，或独自云游。

相关学者指出，早期禅僧修十三头陀支，“我今禁止住所的贪欲，我今受持随处住支”，为免生贪恋心，不在一处久住。“出家菩萨，常于昼夜，如是观察，勿贪世间，受五欲乐。精勤修习，未尝暂舍，如去顶石、如救头燃。心常忏悔过去先罪，安住如是四无垢性，一心修行十二头陀，调伏其心如旃陀罗。如是佛子，是名出家。”

据考证，禅僧行脚始于初祖菩提达摩，达摩从南天竺渡海东来，到达广州，后到金陵拜见梁武帝。因心印不合，说法不契，舍梁武帝而去，渡江至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南北朝时期已有禅僧行脚，至晚唐五代时蔚然成风。随着禅宗的发展，逐渐分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称禅宗五家。后在临济宗下又开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两派，与五家合称七宗。

从禅宗的跨国传播来看，既有西域僧人来华传法或朝鲜、日本僧人来华求法，也有中国僧人赴印度求法或东渡日本弘法，行脚活动促进了国际间不同禅宗教派的思想交流。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一种教派。

公元六、七世纪时，印度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八世纪以后，密教在印度已居主导地位。唐开元年间，密教传入我国。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中印度摩伽陀国人）、金刚智（南印度人）和不空（原籍北天竺，一说南天竺狮子国人）三位密教传人先后来到洛阳和长安，在当地广建曼茶罗灌顶道场，先后译出密教佛典，招收门徒，形成密宗。唐后期密教盛极一时，密教造像及法物应运而生。

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载：“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中印度），寺中多画玄奘麻履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中印度求法，赢得当地人民敬仰。段成式见到贞元二年与空海、最澄同乘日本第 18 次遣唐使船来华求法的日僧金刚三昧，“金刚三昧之原名不传，乃日本唯一之入竺僧也。”曾与几名蜀僧同游峨眉山，“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与峨眉县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时元和十三年。”

唐开成三年，日僧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赴华求法。巡礼五台山，在大华严寺﹑竹林寺随志远禅师等人学习天台教义。在长安住资圣寺，结识知玄，又跟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法全、义真等人学习密法。向宗颖学习天台止观、从宝月学悉昙（梵语字母），历时10年。唐大中元年携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归国。于日本京都比睿山设灌顶台，为延历寺第三代座主，继承最澄遗志，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住寺10年，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发展。

僧人行脚活动不仅促进了禅门各派在思想上的交融，也因僧人携带了大量经卷、法器、生活用品等，从客观上促进了禅门的物质文化发展。因物品的呈现具有直观性，这在禅宗的跨国传播中更有意义。僧众看到行脚者从异域携来的物品，更容易通过对它们的应用，领悟其中蕴含的禅理，进而实现对外来教义的理解与吸收。如日僧金刚三昧在中印度见绘有玄奘法师麻履及匙箸的画受人顶礼；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由宋携回茶种，将中国禅院茶礼引入日本，促成了日本禅院修行的吃茶风气等。

据王惠民先生《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所说，此类图像目前为止有20幅：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8幅：分别为第306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08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63窟，该窟东西向，甬道南北壁各画行僧一身，以上2窟约绘于11世纪上半叶；莫高窟第45窟前室门上残存2幅，绘于五代。其中莫高窟第45窟2幅为王惠民先生新发现。

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画中行脚僧题材图像共存12幅，在《西域美术》图版中题名记作“伴虎行脚僧”，其中绢画2幅（EO.1138、EO.1141），纸本画10幅。具体内容分别为：

伯希和收集品7幅，其中3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馆，馆藏编号分别为EO.1138、EO.1141、MG.17683；另外4幅为敦煌遗书，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3075、P.4029、P.4074、P.4518中。

斯坦因收集2幅，馆藏号为Ch.0037、Ch.0380，现藏大英博物馆。日本大谷光瑞收集品2幅，一件现藏韩国中央博物馆，另一件为日本所藏。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现藏1幅。纸本所绘行脚僧图像与前述相似，有榜题“宝胜如来佛”。

这些图的共同特点是：头前上方云端中有坐佛像，身边有老虎跟随，身后背负满载佛经的行笈，手持拂子，赤足而行的行脚僧人。有意思的是法国人伯希和收藏的其中二幅绘制于绢上的老虎和僧人却是在地上行走。而其他行脚僧图的老虎和僧人都是踏云而行。

（ 图片为 《携虎行脚僧》，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