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阳抗战“父子兵”

赵金海

饶阳抗战“父子兵”

抗战时期，饶阳县有三对“父子兵”。他们是饶阳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宋云波和独子宋继世，晋察冀边区领导人金城和儿子靳树芳，饶阳四区区委书记韩玉书和独子张曙光。

韩玉书（1901—2006）1924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高蠡暴动。“七七事变”后，带领群众开展平原地道战，是电影《地道战》中区队长赵平原的原型。

韩玉书儿子张曙光（1922—2002），原名韩志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中共饶阳县委书记、冀中区委青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年团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青年农民部部长，河北省省长，内蒙古自治区书记。

张曙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1938年秋，我离家参加革命，是父亲首先提出来的，然后由县委、区委派人把我叫出来。父亲深明大义，为了抗日救亡，无私把独生子送出来抗日。这对一个出身于农村的党员来讲，是很不容易。谁不知道，出来抗日，参加革命，是要冒性命的危险的。村里乡亲说“玉书疯啦！谁把独生子送出来？他敢这么干，事关顶门立户，后继有人，这么大的事，真不怕断子绝孙吗？”我父亲表兄，桑园村石头大伯劝父亲：“玉书，咱家就这么一条根呀！你一个人出去可以，我赞成，连孩子都出去，有个好歹，可了不得，事关后继有人的大事，你要前思后想，拿好主意呀！”父亲多方解释、安慰，表大伯也没能想通这件事。一直到“五一”大扫荡后，石头大伯之子，小名“灶火”，任本村游击小组长（党员），一天中午在村外菜园小屋睡午觉，日本鬼子去了，发现他有手榴弹一个，独撅枪一支，就认定他是“八路”，把他抓到城里活埋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石头大伯对我父亲说：“玉书，你做对了，你们家八年抗战没有伤人，我不叫‘灶火”出去反而伤了，这是命里该着哇！”

1938年底，我与父亲一同到河间西关冀中一地委受训一个来月，学生有100余人，学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我和父亲一个组，父亲给我辅导，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夜行术等。1939年秋后，组织上派父亲到交河县开辟工作。当时他刚受训从铁路西回来，我们在饶阳南张堡见了一面。父亲告诉我，他分配到交河县开辟工作，改名叫赵瑞祥，嘱我，多长心眼，要胆大，要心细，别恋家，咱们仇人多，叫你娘注意，防备坏人……

直到1940年冬，我已到八分区青教会工作，一次在献交县夜间转移，我才又见到了家父。当时任县委社会部部长兼手枪队队长，他简单问了家中情况，嘱我“这里环境残酷，提高警惕，别离开本地干部，少说话、免暴露，遇到情况要学会装傻充愣。凡事三思，打游击人少为好，千言万语一句话，凭个人能耐，多长个心眼儿，沉着应战，使尽浑身解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后，父亲给了我六颗子弹，一个二把盒子枪。

1942年春，我回家看看，见到父亲，他当时在献交县任社会部长、公安局长、手枪队指导员。他当时因病住冀中八分区医院，在饶阳县固店村，离张苑村八华里，他也回家领导张苑村挖地道，家里和几户男女老少在我家那一片正在热火朝天地挖着。见面后，他说，1941年秋，他曾被日寇扫荡时的一队骑兵追击30多华里。当时正值滏阳河水大涨，手枪队30多人跳河游泳到河西。敌人打了一顿枪，我们未遭损失。但由于被敌人追击，累得吐血，得了一场重病。献交环境残酷，组织上把他送到八分区医院养病。现在好多了……当时家父身体很弱，胃病肺病很重。又正值春季反“扫荡”家父带任务回家就领导挖地道，开展地道战，为后来的“五一大扫荡”做了准备。

此次见面，我在家住了两天，家父大讲挖地道的好处，讲地道怎么设计，户与户通，能钻、能出、能打、能走、能防、能攻，地下、地上相结合，防毒、防水，翻口、锁口……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这次回家探望两个月后，“五一”大扫荡开始了。

“五一”大扫荡，是1942年5月，5万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伪军由平汉、津浦、石德、沧石各线据点分多路出动，对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实施合围，冀中军民蒙受了重大损失。

参考《张曙光文稿选》

2025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