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临沂几条老街：岁月沉淀的城市脉络

耿志刚

[临沂地域文化密码-39] 在山东临沂的城市脉络中，有几条街道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别看它们都不是很长，全长也不过几百米，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临沂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 洗砚池街 洗砚池街，这个名字本身就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而这一切都与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王羲之紧密相连。洗砚池街西起通达路，东至沂蒙路。当年这条街分为两段，东段为旧路，原名五贤祠街，西段为1983年开拓新路，建成后因附近有洗砚池旧址（亦名泽笔池，清乾隆24年曾进行疏凿），故统称为洗砚池街。

相传，王羲之幼年时便痴迷于书法，每日刻苦练字，写完字后，他总会到居所旁的池塘边洗刷砚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原本清澈的池水竟渐渐被墨汁染成了黑色，“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典故就此流传千古，而这条街也因这方洗砚池而得名，成为了书法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沿着洗砚池街缓缓前行，便能抵达王羲之故居。这座故居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老街之上，散发着独特的历史韵味。踏入故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方洗砚池。它静静地安卧在庭院之中，水面平静如镜，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王羲之挥毫泼墨的故事。池边垂柳依依，细长的柳枝随风轻拂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是在与池水低语，共同回忆那段古老的时光。
　　故居内的碑廊同样不容错过。这里陈列着众多名家的石刻碑文，汇聚了行、草、篆、楷等多种书体，每一块碑刻都像是一位无声的老师，向人们展示着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漫步在碑廊之中，轻抚着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石碑，感受着先辈们留下的笔墨痕迹，仿佛能与历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无论是舒同的雄浑大气、启功的飘逸洒脱，还是沙孟海的苍劲古朴，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让人流连忘返。

考棚街

　　考棚街，原东起沂州路，西隔沂蒙路与洗砚池街相接。1975年以前，这一段为石铺路面。东关东风片区改造时，向东打通至琅琊街。如今，这条街周边交通便利，商业氛围浓厚。这条看似普通的街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起源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紧密相连。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延续至元、明、清，前后历经1300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科举体系中，考试分为多个层级，其中院试是读书人踏上仕途的第一步，考中者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

清朝前期，临沂尚无考院，沂州府下辖的兰山、郯城、费县、莒县、沂水、蒙阴、日照七县的考生，都需前往曲阜应试。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考生们要么徒步，要么乘坐马车，跨越沂河、沭河等天险，路途遥远且艰辛，“士子苦之”。

乾隆十九年（1754年），沂州知府李希贤目睹考生的艰难，决定改变这一现状。他率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禄，倡议修建考院。在他的带动下，七县的绅士们纷纷响应，慷慨解囊。兰山县知事王垲也积极承担起建设的重任，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郡署之西曰颜家巷”的空地，并购置废宅加以扩建。经过一番努力，考院顺利建成。

考院建成后，成为了沂州府考生们追逐梦想的地方。每逢考试，来自七县的考生们齐聚于此，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在考棚中奋笔疾书，书写自己的命运。而考院所在的街道，也因考棚而得名“考棚街”。此后，考棚街见证了无数莘莘学子的奋斗与梦想，成为了临沂科举文化的重要象征。

自考棚建成后，考棚街便成为了沂州府文化教育的核心区域。在清朝的200多年间，考棚街见证了无数次院试的举行。每逢考试时节，考棚街热闹非凡，考生们的身影穿梭其中，街道两旁的店铺也迎来了生意的高峰期。笔墨纸砚店中，摆满了各种优质的文具，为考生们提供着考试所需；客栈里，住满了远道而来的考生，他们在这里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备考；茶馆中，考生们围坐在一起，交流着学习心得和对未来的憧憬。

考棚街不仅是考生们的考场，更是他们梦想起航的地方。从这里走出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他们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虽然难以统计确切的人数，但考棚街无疑为临沂地区培养了大批的精英。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仅为临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提升了临沂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

例如，清朝末年的进士王景禧，他出身于考棚街附近的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在考棚街的考院中通过了院试、乡试等层层选拔，最终在殿试中脱颖而出，成为进士。他在仕途上清正廉洁，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文人墨客，他们在考棚街汲取了文化的养分，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临沂的文化繁荣增添了光彩。

考棚街对临沂文化教育的影响深远。它不仅为临沂地区的学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进取精神，还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考棚街周边的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也因此蓬勃发展，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许多知名学者和教育家在此讲学授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为临沂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17年，考棚旧址改为省立第五中学第一院，解放后改为临沂京剧院，后改为临沂影剧院，2008年拆除，现为临商银行金都支行驻址。

八蜡庙街 八蜡庙街，北起兰山路，西南向，穿过洗砚池街，止于解放路。 八蜡庙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3），那时在这条街的北端，一座八蜡庙拔地而起。这座庙宇可不简单，它承载着古代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殷切祈愿。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基，人们靠天吃饭，对自然灾害，尤其是虫害的抵御能力极为有限。八蜡庙所祭祀的八位神祇，分别是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田畯）、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虫，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守护着农业生产。先啬和司啬象征着农业的起源与传承，农神负责管理农事，邮表畷守护着田间设施，猫虎能捕捉鼠害，坊可抵御洪水，水庸调节水利，昆虫神则掌控着病虫害的消长。
每至特定时节，周边的百姓们便会身着盛装，带着丰盛的祭品，齐聚八蜡庙。香烟袅袅，烛火摇曳，人们虔诚地叩拜，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八蜡神保佑庄稼茁壮成长，免受虫害侵扰，期盼着来年能有一个丰收的好年景。那热闹的祭祀场景，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时光流转，到了1947年，八蜡庙在时代的浪潮中被拆除，只留下一段段口口相传的故事。但它的名字却深深烙印在了这条街道上，即便庙宇已不复存在，八蜡庙街的称呼依旧延续了下来，成为了人们铭记历史的独特符号。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八蜡庙街也经历了多次变迁。从最初的狭窄小道，到后来的拓宽改造，道路两旁的建筑也在不断更新换代。曾经的青石板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低矮的民居逐渐被高楼大厦所取代。然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八蜡庙街始终保留着那份独特的历史韵味。
要解开八蜡庙街的神秘面纱，关键就在于弄清楚“八蜡”的含义。“八蜡”并非是随意拼凑的概念，而是有着明确指向的古代祭祀神祇。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深知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活的温饱与安宁。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庇佑，“八蜡”神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先啬，作为八蜡神之首，被认为是神农氏，他教会了人们播种五谷，开启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先河，是农业起源的象征，人们祭祀先啬，是对农业始祖的敬重与感恩。司啬即后稷，他在尧舜时期掌管天下农业，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农神，受到人们的世代敬仰。农，也就是田畯，是负责到田间监督农业生产的小官，虽然官职不大，但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关键的协调与管理作用，人们祭祀他，希望农事能够顺利进行。
邮表畷，是古代井田间交界处建造的供田畯“居以督耕”的临时住所，它不仅是田间的一个设施，更代表着农田的边界与秩序，祭祀邮表畷，寓意着守护好农田的每一寸土地，保障农业生产的有序开展。猫虎，这两种动物看似与祭祀不相关，实则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猫能捕鼠，虎可逐野猪，它们帮助人们消灭了许多危害庄稼的动物，因此被视为有益于农事的神兽，受到人们的祭祀。坊，是堤埂，用于蓄水与障水，在靠天吃饭的古代，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祭祀坊神，体现了人们对水利安全的重视。水庸，即沟洫，负责受水与泄水，它与坊共同构成了农田的水利系统，保障着农田的灌溉与排水，人们祭祀水庸，是希望水利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为庄稼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昆虫，这里指的是螟蝗之属等危害农作物的害虫，祭祀昆虫神，并非是对害虫的尊崇，而是希望通过祭祀，祈求害虫不要侵害庄稼，让农作物能够茁壮成长。
祭祀八蜡神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礼记・郊特牲》中就有“八蜡以祀四方”的记载，足见其历史的悠久。在古代，祭祀八蜡神是一项极为庄重的仪式，通常由天子及各级官员主持，百姓们也会积极参与。每至祭祀之日，人们会身着整洁的服饰，带着精心准备的祭品，如粮食、果蔬、肉类等，前往八蜡庙。在庙中，香烟缭绕，人们在主持者的带领下，依次向八蜡神叩拜，献上祭品，口中念念有词，表达着对神灵的敬意和对丰收的祈愿。
　　这一祭祀传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宗教仪式，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它体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认识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的恩赐，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获得丰收。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通过祭祀活动，将农业文明的知识和价值观代代相传，让后人铭记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先辈们为发展农业所做出的努力。此外，祭祀八蜡神还起到了凝聚社会的作用，在共同的信仰和仪式中，人们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城隍庙街 城隍庙街西起沂蒙路，原东至杨家园、颜巷口街，现向东拓至涑河南街。追溯城隍庙街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远至北宋时期。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临沂城隍庙从城东北迁建于现在的城隍庙街所在地，自此，这条街道便与城隍庙结下了不解之缘。
城隍庙在古代城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人们祭祀城隍神的场所，更是城市文化和精神信仰的寄托。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保护神，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据记载，临沂城隍庙在宋朝建立时，庙宇为两层建筑，第一层有南大门，二层建城楼，城楼阳面是敞开式的，除了墙柱外，其余皆空，与天安门城楼相似，后院 5 间大殿，主供城隍爷。庙内镌刻着“纲纪严明、浩然正气、护国庇民、我处无私、发扬正气”等匾额，还有“行善到此心不愧，恶过吾门胆自寒”等楹联，这些无不体现着当时人们对城隍神的崇敬以及对道德规范的重视。
到了明朝，城隍庙街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朱元璋登基后，为了巩固统治，借用百姓迷信心理，宣扬城隍爷能监察民之善恶，行善者得福，作恶者受惩罚。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朱元璋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这使得城隍庙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时的城隍庙街，庙宇庄严，香火旺盛，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街道两旁也逐渐聚集了各种店铺和摊位，形成了热闹的集市。每逢庙会，这里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成为了当时临沂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民国时期，这条街改称自由街，“文革”中改为红旗巷，地名普查中恢复城隍庙街的名称。
　　在历史的长河中，城隍庙街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它目睹了朝代的更迭、战争的硝烟，也经历了和平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尽管岁月变迁，许多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条街道的历史底蕴依然深厚，它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记录着临沂城的过去。

东岳庙街 东岳庙街，南起兰山路，北至涑河南街。东岳庙街的名字本身就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因地处兰山区委党校（系东岳庙旧址）东侧而得名。东岳庙，又名天齐庙，“东岳”乃“泰山”别称，这里曾有金代重修碑可证其渊源，不过民间也有将其讹作“西压庙”，误认为是“压邪气”的庙，甚至还有“先有西压庙，后有临沂城”的说法，虽无确凿考证，却也为这条街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追溯到古代，临沂作为郡、国、州、县治所，城市繁荣，人口密集，街巷纵横交错。在1608年（明万历卅十六年）版的《沂州城郭之图》中，虽未明确提及东岳庙街，但周边的山川社稷坛、八蜡庙、东岳庙等建筑已在图中呈现，可见当时东岳庙周边区域已颇具规模，或许正是东岳庙街的雏形。那时的东岳庙，是人们祭祀祈福的重要场所，每逢重要节日，庙前香火缭绕，信徒们前来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民国时期，临沂的城市格局逐渐发生变化。1916 年出版的《临沂县志》所附的《临沂城关图》，简单画出了民国初年的临沂街巷，此时东岳庙街的轮廓或许已初步显现，周边的生活气息也日益浓厚，开始有了商铺、民居的聚集。而1935年出版的《续修临沂县志》里的《临沂县城略图》，则更为详尽地标出了旧城和南关内的街巷，东岳庙街在其中也有了更清晰的展现，那时的它已经成为连接周边区域的重要通道，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近现代以来，东岳庙街经历了诸多变革。战争年代，它见证了城市的动荡与沧桑，却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风貌。建国后，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周边的建筑不断更新换代，但东岳庙街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位置，承载着居民们的生活日常。它看着临沂从一个相对古朴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如今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自身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融合传统与现代，延续着独特的历史脉络。 书院街

　　书院街北起兰山路，南至洗砚池街，位于王羲之故居的东院墙外。书院街的得名，源于清乾隆年间在此兴建的“琅琊书院”。彼时，由沂州下辖的七个州县共同出资，在右军祠内创办了这所书院，它承载着当地学子的求学梦想，成为鲁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书院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庭中左右共建有书室30间，选拔属地兰山、郯城、费县、蒙阴、沂水、莒州、日照的优秀士子在此学习。

在古代，书院不仅是读书治学的场所，更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摇篮。琅琊书院与府学、考棚相互配套，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为沂州府培育和挑选了众多人才。历任知府也常来书院讲学授课，为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每逢“月课”，书院主要请地方官员或者名士讲儒家经学、程朱理学、治世之学，到了清朝末年，更是顺应时代潮流，邀请维新人士在这里讲中外地理、历史知识及救国之道。“月课”之日，常常考试，根据成绩优劣评定等次，名列前茅者还会得到奖励，以资鼓励。

在琅琊书院的影响下，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许多学子从这里走出，踏上仕途，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当地文化发展的道路，成为临沂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

御碑亭街

　　御碑亭街，地处临沂市兰山区，宛如一条历史的丝带，串联起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见证了无数的岁月变迁。

民国初期，这条街的位置在南关以南，市民也管这里叫做阁子门外。那时的它，只是一条普通的街巷，在时代的浪潮中默默生长。街边的建筑质朴而简陋，居民们过着简单而平凡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解放后，它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御碑街，这个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据说，乾隆皇帝南巡时，途径沂州府。当时的知府李希贤为了迎接圣驾，精心筹备。得知乾隆皇帝喜爱诗词书法，李希贤便奏请乾隆为赞誉临沂两位汉代名臣疏广、疏受题写碑文。疏广、疏受叔侄在西汉时期，以贤能著称。疏广少年好学，通晓《春秋》，官至太子少傅、太子太傅；疏受也因贤良被征召，担任太子家令，后升为太子少傅，与叔父共同辅教太子。公元前62年，叔侄二人称病上疏“乞骸骨还”，回到家乡后，他们将皇帝和太子赏赐的黄金用于宴请族邻和帮助困难之人，而不是为子孙购置田宅。疏广曾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番高见赢得了众人的钦佩。乾隆皇帝有感于他们的事迹，欣然题写了二疏城御碑诗。

李希贤得到御笔后，立刻刻石立碑，将其置于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即现在的红嫂广场），并修建了碑亭加以保护。这块碑高 6 尺（约2米），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文化景观。可惜的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场突如其来的西南风将碑亭刮倒，石碑也摔为三段。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石碑不知所踪。直到后来，人们才在孔庙后之明伦堂孔庙东墙发现了它，如今，这块珍贵的石碑被收藏于临沂市博物馆，对外展出，供后人瞻仰。

文化大革命时期，御碑街一度改名为胜利巷，这个名字充满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背景。1981年，在地名标准化处理中，它又恢复了御碑街的名字。现在，这条街巷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社区仍在。1984年，御碑街社区的范围扩大，北至解放路，南至齐鲁商场，东至滨河，西至沂蒙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临沂撤地设市，城市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沂州路的拓宽，从御碑街社区中析出东苑、西苑、刘家苑3个社区，而御碑街社区的范围也调整为北至银雀山路，南至齐鲁商场，东至沂州路，西至沂蒙路。如今的御碑街社区，按行政区域划分，范围为沂蒙路以东，解放路以南，金雀山路以北，东至沂河。

（耿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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