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自我重塑的痕迹

焦糖推文

1. 自由的眩晕

回顾大学时代，我首先想起的是一阵自由的眩晕。就像忽然失去重力的束缚，半规管和耳石囊在各向同性的自由中不知所措，在刚刚升入大学、不再受缚于高考压力的那一年，我骤然陷入了过多的可能性导致的焦虑里。

没有显而易见的最优解，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学习因而失去其魅力。同大部分大一新生一样，我被充溢在大学校园那轻佻的快乐所裹挟，开始鲁莽地假设“自我”确切存在，企图建立一种独特的、能彰显“自我”的生活，并为此做了诸多无规律、无理由、无益处、同时自认为无后果的尝试：选修一些课程、加入一些社团、认识一些人——其中包括了学姐和章千千。

学姐：这是一个特指。我已经不记得她的真名，大概是姓张，但所有人都叫她学姐。据说她已经在学校待了五年半——中间转过一次专业，休过一年学，又延毕了一年。学姐建立的社团叫做“紫荆花”。“紫荆花”没有在学校注册，因而不能正式招新，也无法获得学校的补助。但就我所见，“紫荆花”的规模未必需要这些。我参与的第一次“紫荆花”聚会是在校外的咖啡馆，与会者是学姐和她在本届新生里招募来的所有人：我们刚坐满一个六人卡座。

聚会上，学姐宣布“紫荆花”将在下个月举办一场活动。类似的项目已在当年夏天于国内若干个大城市的闹市区有过多次实践，均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为了维持影响力，“紫荆花”将在校内复刻这一形式，向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发出声援。

这项活动的内容是：“占领男厕所”。

我还记得与会新生们听到这个词后面面相觑的神情。

活动当天，到场的新生只有两个：我和章千千。我们在第六教学楼一楼的男厕所门口汇合。我那时还不太记得她名字，只好向她微笑，她也微笑。在她说话之前，学姐来了，她带着几个同伴，每人都抱着满怀的标牌和传单。

学姐很快布置好我们的站位，开始向从厕所里出来的男生们挨个询问里面是否还有人。一俟清场，学姐冲进厕所检查完毕，便像尊门神似的守在了入口处。不多时课间铃响，学生如潮水般漫溢到走廊上，涌向两端的厕所。女厕所门口很快排起长龙，而男厕所门口，我们几个举起标牌拦下神情困惑的男生们，要求他们改去其他楼层上厕所。

得益于这所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是实用主义者，我们这群看起来完全就是学生样子的人几乎没有受到质疑。只有一个男生来问我们厕所是不是坏了（不是，我告诉他；但没等我解释他便自行离开了）。还有个男生匆匆忙忙想要从我们之间挤过去，被学姐强硬地推开。她高举起手里的标牌，像一架小钢炮迸射出激昂的演讲。源源不断的女中音盖过课间的喧哗，在走廊上回荡。

配合学姐的慷慨陈词（“按照全校！最近五年！男女比例！教学楼！厕所！男女厕位！比例！应该低于！一比一！低于！一比一！而我们呢？我们呢？我们高达！二比一！”），我们各自挥舞着双手，招呼对面排队的女生们来使用男厕。陆续有几个女生接受我们的邀请，但更多人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停留在她们所在的队列里。

我看到不少人掏出手机拍照。我下意识想挡住自己的脸，但其他人都没动，我于是也没动。

“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持续了一个课间时间，直到教学楼的保安赶来。标牌和传单被当场收缴，我们则是被带到了保卫处。学姐很是不满，全程挥舞着手臂抗议，但无甚成效。几个保安处的工作人员对着传单和标牌拍照存证，另一个不咸不淡地劝学姐冷静，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我注意到他们在时不时地看门口，似乎在等谁——后来才知道，是在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

最先等来的是学姐的辅导员。她一来便去找保卫处的领导谈话，看起来熟练且早有预料。随后，她叹着气签下了一份文件，把学姐领走了。余下几个等得更久些。我和章千千待到了最后。

保安全程都比较客气，没多为难，还给我们倒了水。我记得保卫处专门来了个领导，跟我们推心置腹，说有问题有难处都可以找辅导员沟通反应，没必要参与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我们考上名牌大学不容易，将来前途无量，应该好好念书。别做些不该做的事，白白地毁了自己。

当时章千千回答：“我是学法律的，这就是我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