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学习（二一1）

小红

　　

1969年正月，刚满六周岁，学校大门便向我开启。为何比一般孩子早了一年？不为别的，因为哥姐已入校，父亲是在外面住校的公办老师，母亲虽在自己大队教书，但一间教室三个年级轮着来，哪有时间顾及我，乡下又没幼儿园。于是母亲给我紧挨最后一排再临时加个桌，以此置于她眼皮底下来监管。谁知道我仗母势，总是当母亲返身去黑板写字时偷袭前面的同学。不得以情况下才索性将我送去洪溪中学正式上学，在这里一上就是九年半，当时乡办中学从小学到高中一应俱全。

一年级的小朋友很多，一个紧挨一个密密麻麻，课桌是一长溜木板架在垒起来的砖头上，凳子是各家自带的。三个启蒙老师只记得两个了，还不知对否，一个叫刘兰英，一个叫梁瑞珍，后都随夫君分别去了三亚和北京，刘老师应该还健在，九十高龄的老人了。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早已张口就来的“毛主席万岁”，第二课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学校是个中规中矩的四合院，有点古色古香，正后方小山脚下那一字排开的四间青砖瓦房，则是高中部所在地，后来中间又加盖了一栋红砖教学楼，方才打破往日的典雅与宁静。学校开办时间很长，学习风气很好，有着砸锅卖铁也要送崽读书的好传统，加上师资力量不俗，教学质量在全县遥遥领先，县城每年都有十来个有关系的孩子过来插班。学校的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在坪上区、在新邵县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不止一次代表新邵县赴邵阳市参演，我也有幸加入这个团队，不过角色只是群众演员，姐姐比我厉害多了，妥妥的台柱子。

我就不知道那些老师怎么就那么厉害，论学历师范生都堪称高学历了。可他们好像无所不能，铁路边几米见方一个的艺术字组成的草地标语光茫四射，毛主席的标准画像栩栩如生，文艺宣传队从编剧、导演到十多人组成的乐队没有一个外援，一到晚上就二十五个大队轮流献演。肖子渊老师的小楷字、袁幼襄老师的肖像画、肖习斌老师的二胡、肖永特老师的篮球等等，都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仍清晰可见。

小学的五年半，正值文革时期，谁也不比谁多读多少书。父母虽为老师，但他们属于伪知识分子，更不懂如何培养自家小孩，家里连环画都难寻一本，更别说小说、名著。除了课本还是课本，除了课堂上45分钟，回到家里是没有任何学习任务的，长大后自然腹无诗书，想来懊恼。但凭着脑子不笨，喜欢活动，学习成绩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况且还披着教师子女的外衣，也就从没让班长一职旁落。那时还时兴戴红小兵臂章，一杠为小队长，二杠为中队长，我是全校唯一的三杠大队长，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舞台正中领操司号神釆飞扬，羡煞了台下几百双眼睛。

其时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每个星期请附近那些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给我们痛诉那万恶的旧社会，然后再吃除了野菜就是糠饼的忆苦思甜餐，见此我总是欲哭无泪、敬而远之。

进到初中，班长照当。期中考试数学得了个满分，加上卷面工整字迹清秀，于是刘祥云老师将我的考卷贴在两个初一班级的教室外墙上，供同学观摩，从此我对数学情有独钟。接下来学校在操场举行速算比赛，为防干扰，课桌间距拉得很开，我屈居亚军。初二遇上了一个全能型的刘复文老师，班主任兼教数学，教法灵活、说话风趣，还教过我们语文和物理。这年学校修建一栋新教学楼，挑煤炭、扮红砖等繁重的体力活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毕业考试老师投桃报李，不但考题简单，甚至有些课程还开卷，我平均成绩达到90分，年级第一。不过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及格都是一种奢望。

高中都是推荐上的，我似乎顺理成章。其实，我完全可以进入县办中学新邵二中的，那里当时有着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可是学校不知咋的居然留了一手，将我等成绩拔尖的几个同学早早收入了囊中。1976年还处在不学无术的年代，同年级三个班分别被冠以学工班、学农班和学艺班。我被编入学农班，从石泉大队书记任上抽调来的班主任老师，天天带着我们种试验田。栽田、施肥、抽水一步不落。学校还开办了一家算盘厂，定期派谴我们去十多里远的榔概山砍伐杂木挑回来。组织我们去芦山冲赵岭上种红薯，自带粮食在农户家一住就是一个星期。这年，班主任肖吉清老师将班长这个最大的官给了同音的肖智清同学，自此我被贬为学习委员。

来到高二，恢复高考之风突然来袭。三个班重新洗牌，成绩好的集中到高五班，我和智清同学带上原来职务也来到该班。班主任钟陵麟老师教语文，他和数学老师肖剑云这两块王牌珠联璧合组成学校的门面。其它科目就难以启齿了，特别是物理和化学。除了智清一个人能够齐头并进，我们其他人全是严重偏科的“跛脚”。高二第一学期坪上区四个公社举行统考，智清全区总分第一，而且各科均衡，我紧随其后获得第二，但有两门没达到60分，靠政治单科第一、英语单科第一以及数学单科第二才有好的排名。智清虽只长我两岁多，但沉稳老练，居然还知道以肆业生身份报名参加了七七年底的第一次高考，在他面前，我显得多么幼稚。

当时统考在我印象中还有一段佳话。说我们一个班的数学单科总分，居然超出了全区其它七个班的总和。许多年后，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指标，不过我们的数学老师肖剑云有多厉害，还是可见一斑的。

高二下期，来到高考的冲刺期，区里办了一个尖子班，调集了区内各科名师。我们学校选送了15名尖子生，我和智清等又不在此列，语文和数学老师也被雪藏了下来。我们五个成绩比较拔尖的同学结拜成兄弟，智清为大哥，我排老满，我还给五兄弟取五字“青春红似火”以一一对应，后认为力度还不够，又改了一字“青春红胜火”，可能就是这么一字之差，我本来成绩排在老二的，最后反倒考得最差，那是后话。五兄弟感情非常融洽，互帮互助，取长补短，还轮着去家里玩耍吃饭，特别是高考后那段时间，天天黏在一起。除了老大虽离家里都不到3里路，学校还是给我们几个开放绿灯安排住校。没有集体宿舍，每人跟个老师，我则挤在公认解题最厉害的也是最老实巴交的肖子渊老师床上。

其时我才15岁，身材矮小瘦弱，读了九年也玩了九年之后，突如其来繁重的学习负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脑筋一天到晚痛个不休。为此，没少喝维磷补汁和脑乐静，当时父亲住院正好有此条件，其实我感觉收效甚微。临考前，钟陵麟老师用其超强的大脑，分别给我们五兄弟每人写了一篇作文，叫我们全文背诵下来，即使标题不一也可套用一部分，可见钟老师之用心良苦。

七月初正式高考，考场就在我们自己学校，监考老师都是父母同一个公社的同事，并且主考老师还是亲戚，树上掉片叶子都怕砸着头的阿弥陀佛的人。但无论是我们考生，还是我们的父母，谁也没动过一点点歪心思。考完后我是第一时间静悄悄地、灰溜溜地提上生活用品跑回去的，不是因为我低调，而是自己认为远没考出应有水平，无脸面见老师和同学。高考成绩出来，我政治76，语文48，数学70.5，物理33，化学78，英语不计成绩，总分305.5，虽说只上了大学专科线，毕竟百里挑一，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令多少乡邻艳羡不已。其中政治属于正常发挥，语文发挥不佳，数学完成有希望多考15分，物理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化学属于超水平发挥，半年前我连好多简单的分子式都不会写，好在从邵阳师专分来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陈凯老师。

五兄弟之老大如愿上了合肥工大，相对较弱的老三却出人意料地考上了中南林学院，老四学的文科录在湖南财经学院，我则被涟源师范大专班录取，只有老二发挥失常，次年复读却因祸得福考上中南矿冶学院。就是当时那个我命名的“青春红似火”，真的变成了“青春红胜火”，我这把火被压在最下面烧不起来了。我们高中毕业那年，应届生只能报考大学而不能报考中专，当时全校三个高中毕业班也就只考上了我们四个人，去坪上尖子班的好像也都名落孙山了。待七九年政策宽松，大学中专统一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才考出了不少人。记得七七至七九这几年，那是我们坪上区高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每年有300多人就此跳出龙门，超过全县七个区的一半，而坪上区最厉害的又是洪溪和坪上公社，属于并驾齐驱，其他两个公社加起来才几十号人。后来师资和生源大量流动，我们坪上的风光随之不再。

我们高中毕业后，洪溪中学还办了一届，然后就取消高中了。一共九个高中班，姐姐所在的七六届高三班出来了不少人，哥哥所在的七七届可是没有一个是通过考学校出来的，我们高五班和下届的高八班通过复读可是考出了不少人。

我对洪溪中学的感情非常深厚，因为父母都曾在该校教过书，我和哥姐仨都在该校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我们还随母亲住过学校，对所有老师都耳熟能详，我和姐姐更是学校品学兼优的活跃分子。后来我出面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同学聚会，我在会上强烈建议学校举办一次校庆活动，但至今未被采纳，甚觉遗憾。

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上中专，我还以为是“军专”呢，因为我们当地方言军与中同音，典型的无知吧？！更有甚者，我捧着涟源师范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回家问父亲今后毕业出来是干什么的，就连对最普通的师范学校都一无所知。

轮到身体健康检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我就纳闷了，明明营养严重不良，为何偏偏显示不出来呢？只有两个数据我特别记忆犹新：15岁半的小伙子了，身高才1米53，体重只73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