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小琴

心灵归宿

15岁辍学后，我曾信誓旦旦地说，要进城打工帮家里还债。可当我真正准备踏出那一步时，“我会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些拷问，像一堵墙，顷刻间挡住了去路。没有地方可去，我满心无奈，只能跟着奶奶在家喂猪。那个时候，我的手上常常沾着猪食的黏腻，心里也时常涌起出门的渴望。做生意的姑妈回到家，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觉得年纪轻轻在家喂猪怪可惜的。她果断地跟远在外地的爸爸说：“哥，我店里需要人，让琴琴来帮忙吧。”爸爸自然是答应了，一来有亲人照应，二来姑妈还说每个月会给我200块钱。第一次出远门，觉得世界焕然一新。甘肃，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这里的人普遍个子偏高，相比之下，我简直就是个小矮人。这里的人对吃不太讲究，主要以简单面食为主，即便很有钱的人，也常边走边拿个馍馍对付一顿。但这里的女子对穿着十分讲究，今年买的衣服，明年就算过时，不再穿了。姑妈说，当初就是看到这个现象，才萌生了开服装店的想法。姑妈把服装店取名“异乡人”，不得不说这个名字果然很吸睛，不仅吸引本地人，连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店里的衣服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仅是挂在那里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到店里，姑妈便让我丢掉了旧衣服，换上新款，还带我上街拉了头发，买了耳环和尖头小皮鞋。都说人靠衣装，一身打扮下来，望着镜中的自己，那个土里土气的姑娘仿佛一下子消失了。在店里倒是清闲，每天除了跟着姑妈卖衣服，就是出去买菜。因为跟姑妈长得有些相似，走在一起常有人认为我是她女儿。起初，她会解释：“是我哥的女儿。”后来一些老顾客也这么认为，她也就不再纠正，笑着应和：“是呀，是我女儿。” 那时，我常看姑妈和顾客讨价还价。她不愧是生意人，三言两语就能激起对方的购买欲。很多时候，我愣愣地站在一旁插不上话，姑妈却已卖出好几件。我并非不想招揽生意，只是一来性格内向羞于开口，二来不了解进价，拿捏不准卖价，只好沉默。如果说到我在店里的作用，大概就是给顾客递一下试穿衣服，顺便在顾客多时充当一阵“监控”，以防衣服丢失。我没意识到，姑妈需要的是一个能帮她招揽生意的助手。一两个月过去，我依旧像个木讷的小跟班。我察觉到她有些失望后，只能靠多做点家务来弥补。姑父在一旁看在眼里，虽什么也没说，但对我似没有之前那般客气。直到那天，我从距店500米左右的步行街公厕返回，刚到店门侧边，就听见姑父向隔壁老乡抱怨：“她来了这么久，啥也不会，一点忙都帮不上。勤快有什么用，我又不是请保姆。要不是亲戚，早不要了。”这些话让我始料未及，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想到当时姑妈也在，可是她却一言不发，悲伤的情绪就不断上涌。突然整个人像被触动了某根神经，不受控制地掉头就跑。在七拐八拐的步行街巷里乱跑，不知道该跑向何处，也不知道能去何处，这座城市除了姑妈，我举目无亲，也身无分文。我奋力地跑呀跑，皮鞋重重踢到街边的柱子，我也不觉疼。那时，只觉得脸红耳赤，脑袋嗡嗡作响，整个人像疯了一样。跑了好久，直到实在跑不动，才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竟又回到了那个公厕门口。见四下无人，忽地冲了进去躲进其中一个隔间放声大哭。那一刻，我疯狂想家，想给奶奶、爸妈打电话，却无能为力。在厕所待了近二十分钟，我内心矛盾至极。辍学那会儿，我曾信誓旦旦说要挣钱帮家里还账。可如果就这么离开，又能去哪呢？思来想去，我还是擦干眼泪，装作若无其事回到店里。姑妈仍在谈生意，姑父还在和隔壁老乡聊天，见我回来，三人默契的转头望着我，什么也没说。从那以后，我突然觉得无依无靠，原以为最亲的姑妈，也不再是我的港湾。那天我多希望她能为我辩解一句，只要一句，我就会好受很多，可终究没等到。为改变现状，我努力去记住衣服的进价与售价，克服内向主动与顾客搭话。只要捕捉到顾客有购买倾向，便顺水推舟夸其穿着好看。但或许我真不是做生意的料，成交率还是很低。几个月后，眼看有点起色了，又遇上奶奶突发脑溢血离世。我和姑妈连夜赶回家。这是我第一次打工，拿到人生第一笔收入1000块。本想给奶奶买她最爱的东西，如今却只能用于丧事。我跪在灵前，望着满屋的纸屑飞呀飞，脑海里往事一幕幕重现。记得妈妈回家时，我一口一个“阿姨”，奶奶慌忙捂住我的嘴：“傻孩子，要叫妈妈！”我记不清爸爸的模样，奶奶就说：“你爸双眼皮、大眼睛，脸呀手呀肉嘟嘟的。”那时没有爸爸的照片，我就凭借着奶奶的描述拼凑他的样子。有次我在亲戚家遇见个很像爸爸的人，硬拉奶奶去认，奶奶确认不是后，回家偷偷抹泪。我总爱仰着头双手扒在奶奶的膝盖上问：“奶奶，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她总微笑着说：“过年就回，路远不好坐车。”可过年了，我埋怨着他们还是没回来。她当时眼眶红红地抱着我说：“兴许没赶上车，没关系，有奶奶在呢。”奶奶走了，她却把回忆留在了人世间。亲人的离世，是怎样的感受呢？好像只是在外面走了一遭，一回家才发现奶奶不见了。你找遍了每一个她所经的地方，那里处处停留着她的影子，但是唯独不见她的真身。丧事结束后，姑妈问我是否还跟她走。我拒绝了，她大概也松了口气，终于甩掉了包袱。也就在这一天，在外地做生意的二婶找到我，说她亲戚家缺保姆，包吃住，月薪300元，问我愿不愿意。我对这份工作没概念，听她描述主要是做饭、打扫，想着平日都在做，便应下了。那时我身上只剩50元，连车费都是二婶垫付的。第二站是西昌，属四川省内部，语言无太大差别。我怀揣着希望，期盼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二婶把我带到雇主家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却又迟迟未下。一阵寒喧后，二婶便把我引荐给雇主，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捋来捋去。最终，在二婶一句响亮的“亲戚的亲戚也算亲戚”笑着收了尾。初见雇主家，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屋里整个亮堂堂的，地面铺着米白色瓷砖，摆放着精致的麻布沙发，偌大的电视占据了墙的一角，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阳台窗户通风良好。厨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台抽油烟机，我几乎没见过。浴室里摆着一个大浴缸，一半墙壁都镶嵌着玻璃镜，墙上挂着淋浴喷头。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有钱人的家，有一种瞠目结舌的感觉。除此之外，从二婶口中得知雇主家还有一处做生意的店面，距离这里约200米。老板娘先是把我带进厨房，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递给我20元，让我去附近菜市场买菜。还特意叮嘱：“家里一共8口人，每顿就做三菜一汤。”我牢记她的话，买了些食材。回家后，我自信满满地开始做饭。毕竟从小跟着奶奶学，自认为厨艺不差。第一顿饭，我做了胡萝卜、回锅肉炒咸菜、凉拌海带丝和金针菇汤。店里的员工陆续回来吃饭，纷纷称赞我的手艺，让我满心欢喜。老板娘是最后一个回来的，她扫了一眼桌上的菜，脸上立刻露出凝重的表情。我没多想，赶紧递筷子、盛饭。她夹起一块胡萝卜放进嘴里，皱眉道：“你炒胡萝卜用颗粒花椒？”我疑惑点头：“是啊，有问题吗？”“谁教你炒胡萝卜放颗粒花椒？吃着不麻吗？”她语气带着嫌弃。我愣住了，心想：花椒本就是麻的，难道只能用花椒粉？虽满心不解，却不敢反驳。尝了一口，觉得味道并无异样。老板娘却警告道：“别什么菜都乱放佐料，不同菜的佐料用法、食材切法都有讲究。”她的话听上去挺专业，我却觉得有些吹毛求疵。也许真的不合胃口，她勉强吃了几口便出门了。想到她中午的反应，做晚饭我便格外谨慎，所幸她没再挑剔，才松了口气。老板喜欢运动，九十点才归家；老板娘热衷麻将，饭后便出门，十一二点才回。初来乍到，我对环境陌生，电视节目也不感兴趣，便早早睡下。朦胧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老板娘满脸怒色：“跟我到厨房！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跟着她到厨房，她指着油烟机上的水渍、水槽缝里的碎菜渣，喋喋不休。我委屈极了，这些地方本就不算干净，她也没交代过要彻底清理。可我不敢顶嘴，只能默默听着。那晚，我辗转难眠：不过是些小细节，何必半夜兴师问罪？因为前一天被批评，第二天更是谨慎加小心，每个地方都反复擦拭，仔细检查，生怕被老板娘抓住把柄。见这件事有所改善，她又转头安排新任务。吩咐我打扫卫生时，不仅要拖室内地面，还要擦拭窗户和窗外的护栏。拖地，擦窗户她不说我也会去做，只是擦护栏未免有点过分。埋怨归埋怨，我没有选择，作为保姆，只能硬着头皮干。窗户位置挺高，我只能踩着凳子站到窗台上才能够到。当我站上去，往外一看，着实吓了一跳，才想起这里是三楼。虽然窗台外面有个结实的防护栏，但我恐高，顿时手心冒汗，双脚发抖。我踩着凳子，一手抓窗沿，一手哆嗦着擦拭，每挪一步都心惊胆战。因为怕高，我擦个窗户，居然想到了坠楼残疾死亡那样的惨烈场景。几天后，老板娘又抱来一堆衣服，让我用手洗。我看着旁边的洗衣机，心里犯嘀咕：明明有洗衣机，为什么要手洗？还没等我问出口，老板娘就说：“这些衣服比较贵，洗衣机洗容易洗坏。”我只好点头答应。洗衣服时，我摸着衣服的面料，质地细密绵韧，针脚紧实细密，颜色纯正，一看就不是普通衣服。不过这些衣服看起来也不脏，洗起来也不费劲，于是三两下便洗完了，然后挂在门外那棵老树枝丫上。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再看看明晃晃的太阳，心想老板娘肯定会夸我速度快。谁知没到中午她就从店里回来了，手里刚好抱着我洗的那些衣服，果然它们都干透了。我本以为她见衣服干了顺便收回来，还赶忙笑着迎上去想搭把手，谁知她板着个脸竟与我错身而过。只见她径直走向洗衣台，把衣服一件一件从衣架上取下来泡进盆里，倒上洗衣粉。望着她的举动，我不禁哑然。 “看看你洗的，这么马虎，都没洗干净！”她冷笑着。 “我洗干净了啊……”我小声辩解。 “怎么洗的？” “搓揉重点污渍，冲净就晾了。” “谁教你的？正面要刷，翻面再刷，洗完还得反着晒！” 我这才明白，在她眼中，肉眼不见污渍并不等于干净。那天，我累得腰酸背痛，把每件衣服里里外外都刷了个遍。后来，洗衣总算过关，可她送来的衣物也越来越多。以前琪琪(老板娘的女儿)的衣服都是机洗，现在也要特意留出来让我手洗。有时候我边洗，内心的怨尤就不断。总觉得自己像个可怜虫，身份低贱，也总拿琪琪跟自己对比。琪琪和我一般大连生日都只相差两天，却活得天差地别。她能睡到日上三竿，等我备好早餐才起床；不仅十指不沾阳春水，而且想要什么随手可得；去购物都是进那种大到容易迷路的大型购物广场，购物也从不看价格。而我馋了，只能在小商店买包瓜子、辣条解馋。即便琪琪的成绩很差，老板仍花重金托关系供她上学，还笃定地说：“咱家必须出个大学生！” 说不羡慕她，那是假的，准确地说，我心里有些嫉妒。但我又不愿用“嫉妒”这个词。毕竟她对我真心不错，总喊我“琴姐”。即便老板娘总挑我毛病，她也从未附和。有时候见老板娘训斥我，还会帮忙解围说：“我也什么都不会呀，你咋不说我？”这话常让老板娘瞬间语塞。有时活儿没干完，她就拽着我出去玩。她虽生在富贵之家，却没有 架子，也从不嫌我寒酸。有时候我都觉得她哪根筋不对，比如会觉得我穿的旧衣服好看，非要穿上一整天，还大方道：“琴姐，我的衣服你喜欢就随便穿。”那一刻，我不禁满心欢喜，当然不是因为真的去穿她的名牌衣服，而是有幸遇到了一个如此暖心的女孩。可就在那天她穿着我的衣服在父母面前走来走去时，老板夫妇立刻沉下了脸。一向言少语的老板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吼道：“穿的什么？那么多好衣服不穿，偏捡这破玩意儿！是琴姐的吧？赶紧换了！”这强制命令的语气，吓得琪琪脸上洋溢的笑容一下子失散了。“你可是千金小姐，莫要穿得像土包子，穷酸样！”老板娘紧接着附和。见父母是真上了火，她也不敢顶嘴，便不情不愿地踢着沉重的步子回了卧室。也许他们都没想到，当时我正在隔壁房间拖地，字字句句扎进了我的耳朵。这件事看似与我无关，又不得不说与我息息相关。我不敢去琢磨去深究语言的杀伤力，但我明明听见了，又如何能做到什么也没听见？心明明都受伤了，又如何能置身事外？也许我该庆幸自己没有闯入那样的画面，从而避免了难堪。还好我没哭没闹，只是一个劲儿地攥紧拖把，把地板来回拖了十遍。从那以后，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忍一个月还上二婶垫付的200元车费，再忍一个月攒够返程钱，无论如何，务必要忍两个月！可现实是每一天都像在熬，心被反复撕扯。好不容易坚持到半个月，倒霉事再次降临。我揭开泡菜坛盖子时，手一滑，盖子滑出手心。我下意识地蹲下身伸手去接，哐当一声盖子还是摔成几块，有一块玻璃碎片溅起来恰好刺进了右手手腕，顿时血汩汩地往外冒。我顾不上疼痛，赶紧用左手手指紧紧按住伤口。按了好一会儿，一松开手指，血又开始流。我用纸巾擦去了血渍，看到那伤口，约有两厘米长，伤口就那样张开着，像一只带血的眼睛。我继续拿纸巾按住伤口，不一会儿纸就被染成了斑斑血痕。眼看中午吃饭时间越来越近，菜还没切好，我开始焦急。而更让我担心的，是打碎了泡菜坛盖子，又要挨老板娘一顿批评。来不及多想，我便找来两张卫生纸重叠，用胶带缠住伤口，试图止血。缠好以后，我试图用左手切菜，可是试了好多次实在不习惯，最后还是改用右手。我亲眼看到自己切一刀下去血也往外渗一股，一刀一刀切下去，血在纸上渐渐晕染成一大片，那是一抹刺目的红。如果你问我此时切菜痛吗？我会说，这算什么，哪有心那么痛。手痛了大不了流下几滴血，而心痛了，泪水都只能往心里流。还好，尽管受伤了，还是在规定时间做好了午饭。到吃饭的时间，店里员工看到我的样子，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他们一边询问我怎么了，一边在家里东翻西找看有没有什么药能用得上。他们也很忙碌，每次都是三两下吃完碗一扔就跑了，但是这次他们吃完把自己的碗也洗了。走时，还不忘催促我，赶紧去药店买点药敷一敷。这一刻，我强装坚强地笑着，努力不让眼泪落下来，但泪水早已挤满了眼眶。老板娘是最后一个回来，我知道这次肯定逃不过指责。为了避免她骂得难听，我主动盛好饭，走到她身边，递上碗筷，小心翼翼地说：“老板娘，对不起，我今天把泡菜坛盖子打碎了，从我的工资里扣吧，下次我会注意的。”老板娘抬眼瞥了我一下，表情淡漠，继而又看了看我用纸巾包扎的伤口，冷冷地说：“你总是这么毛手毛脚的，今天不是摔烂碗，明天就是摔破盘的。”我低着头，全程没有说话，这次我承认是自己错了，无话可说。吃完以后，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走了，连背影看上去都没有一点儿温度。此时此刻，我竟没来由地生出一丝期待，期待她会有一句关心的话。看来，是我想多了，她离开的时候头也不回。这一天，每做一件事都无比艰难。洗碗时，尽管很小心，伤口还是沾上了洗洁精水。拖地时，得亏有左手得力，右手只能轻微辅助。切菜时，稍稍用力伤口就像被振开了一样隐隐作痛。直到晚上做完所有家务，才发现伤口已肿得老高，卫生纸黏在皮肉扯得生疼。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云南白药创可贴，小时候手指切到最严重的那次，奶奶就给我贴上这个，不久就好了。于是，我带着身上仅剩的30元，来到了药店，问药师：“有云南白药创可贴吗？”药师看了一眼我捂着的手腕，问道：“怎么了？”我回答：“被玻璃划伤了。”药师凑近伤口看了看直摇头：“创可贴不行，你这伤口得去医院。”去医院，有那么严重？不至于吧，我心里泛起嘀咕，但见药师言辞诚恳，便谢过药师，走出药店。此时已经八点钟，天色昏暗，只有昏黄的路灯映照着路面。我看着伤口，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30元。这点钱，恐怕只够挂个号，真是可笑。可我能怎么办？难道任由伤口恶化？医院就在路对面，我径直走到医院门口，却犹犹豫豫，来回踱步，不敢进去。一位护士走出来，看到我，问道：“看病吗？”我点点头：“想处理一下伤口。”护士说：“你该早点来，都9点了，医生马上就下班了。”终究还是因为犹豫来迟了，我谢过护士转身欲离开。这时，一个声音叫住我：“怎么了？”我缓缓回过头，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面前，近距离的刹那，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让我确信他是医生。我举起受伤的手：“我的手受伤了。”他拉过我的手看了一眼，说：“跟我来。”我跟着他来到一楼楼梯间转角的消毒室。他熟练地拿起清洗伤口的药品和棉签开始消毒。我担心身上的30元不够，怯生生地说：“医生，就消消毒吧，我身上只有30元，刚来上班不到一个月，还没拿到工资。”他看了我一眼，抿嘴一笑，继续敷药、包扎，叮嘱道：“别沾水。”我连忙掏出30元，羞愧地说：“不够的话，我明天借到钱就来交。”他摆摆手，笑道：“小姑娘，不用了，明天这个时候过来找我。”我执意塞钱，他却脚步匆匆跨出医院大门，转眼消失在夜色里。回家路上，我频频回望医生离去的方向，那儿仿佛比周围都明亮温暖。在偌大的城市里，素不相识的他已下班，却仍为我处理伤口分文不收。这一切像梦一样听起来难以置信。因受伤急需用钱，我只好硬着头皮向老板娘预支了100块。第二天晚上，我早早来到医院。从三楼找到一楼，几乎找遍每间办公室，都不见他的踪影。怪自己昨天忘了问姓名，也不知他属于哪个科室。就在满心失望时，他抱着病历表出现在楼梯口。我又惊又喜，像在黑暗中撞见曙光，快步上前拉住他白大褂的衣角。他一眼认出我，笑着打招呼：“来了呀！今天怎么样？”“好多了。”随后，他带我走进昨天的消毒室。轻轻揭开纱布，伤口已明显消肿。他依旧仔细消毒、敷药，用白纱布重新包扎。包扎时，我记住了他的模样：身形微胖，高挺的鼻梁架着黑边眼镜，不大的眼睛里透着温和与关切。胸前的听诊器随着动作轻轻摇晃。包扎完毕，我顾不上问费用，直接掏出100元塞给他：“这是您应得的。”他眼角含笑接过钱，细心折叠后塞进我左边口袋。我侧身躲闪，却被他抢先拉住胳膊，钱又被强行塞回手中，那力道不容拒绝。“张医生，有人找！”身后传来喊声。我下意识转头，再回头时，他已快步走远。连句道谢都没来得及说。伤口恢复得很快，换了两次药后，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便买了盒创可贴自行更换。在这座城市，这位陌生的医生使我倍感温暖。我甚至庆幸受伤，不然也遇不到他。他让我真切触摸到了善良的温度，这份温暖将永远焐热我的心。可这样的温暖如流星划过，转瞬即逝。当手腕上的伤口以新鲜的疤痕呈现时，老板娘的公公来了，我的日子愈发难熬。从前是老板娘监视，如今又多一双眼睛。被人时刻盯着做事，不仅是不信任，更像无形的枷锁。老人爱喝茶，要求水壶必须随时有新鲜开水。我偶尔疏忽，他发现水壶空了或水冷了，便大发雷霆。他无论从身形还是声势，都比老板娘更让我害怕。他来了，洗衣机基本就成了摆设。他直言：“老板请你来是花了钱的，电费总得省省吧。”原来，这才是要我手洗的目的，直到现在我才认清。后来煮饭做菜他也要插手。一会儿说饭硬了，没有照顾到老人。当我煮软一点，老板娘又不乐意了，说饭软了没香味儿。一次做凉拌萝卜丝，他吩咐放豆瓣辣椒，我照做了。中午老板娘最后一个回来，盯着菜横眉冷对：“我从没见过凉拌萝卜放豆瓣辣椒！你真是个人才，家人没教过你吗？说过多少次别乱放调料，你根本不长记性！” “可是爷爷叫我放的……”我试图解释。 “他叫你做你就做？自己没主见吗？教这么久一点长进都没有！” 我想反驳：两人都在安排，我该听谁的？我没有主见，我能有主见吗？却终究沉默。心像泄了气的气球，无力又无奈，只能任眼泪决堤。老板娘见我哭了，才停止数落，叹着气放下碗筷，进厨房重新做菜。我想帮忙，给她递东西，可是她却全程不看我一眼，好几次我伸出去的手都僵在半空中。那一刻，手放下和不放下都是尴尬。我亲眼看着她将一碗清水烧开，放点猪油，一小把豌豆苗下锅，再放点盐，最后撒上葱花。这就是她的手艺，她宁可重做也不愿吃我做的菜。即便想不通，事还得做，饭还得吃。我盛了碗饭，吃着自己做的菜边吃边哭。“真有那么难吃吗？这不是侮辱是什么？”哽咽着猛扒几口饭，却突然一口喷出。眼前的一切模糊成泪雾。我真想立刻回家，扑进爸妈怀里。原以为悲伤会随夜幕消散，没想到还有后续。介绍我来的二婶当晚找上门，反复叮嘱“要听老板娘的话”。从她话里，我听出她已知晓了白天的事，我不知道她以怎样的口吻跟二婶说的，总之二婶也觉得都是我的错。没想到这时候隔壁店里的老板娘今晚也过来串门，从她口中得知老板娘竟将我的事当众说给别人听。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个小丑，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笑料。这时，二婶手机响了，说是我爸打来的。当着老板一家的面，我只能强装镇定：“爸妈，我挺好的，有钱人家就是吃得好、干活也不累，他们人很好都很照顾我……”言语中，一种隐忍的痛觉让我的声音止不住地发颤。老板娘似乎察觉了什么，她给了我一个眼色示意我把手机给她。她接过手机，三言两语就把爸妈哄得安心，说我跟她女儿同岁，有缘，把我当女儿看。使得爸妈不断在那边说谢谢谢谢。挂断电话，我不禁感叹她的虚伪，说谎话也脸不红心不跳。但同时，竟也生出一丝荒诞的感激。同为父母，她懂得如何让父母放心，这件事她确实做对了。每当用激烈的言辞控诉她时，我也知道这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怕自己陷入偏激，只看见人性的黑暗，我不想变成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我也曾试图在她身上找温暖，我看见她对宠物猫柔声细语，给女儿琪琪买漂亮衣服、零食，事无巨细，关怀备至。我听见她跟琪琪聊天，笑盈盈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她聊起小时候生活的细节，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吃不好穿不暖，读完小学就出来打工，受尽冷眼。也许是琪琪在的关系，那天她很随和，全程脸上荡着笑，我真的以为她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聊完天后，我们都各自走开。琪琪蜷到沙发上看电视，我拿起拖把打扫，她则从卧室拎出沐浴露和洗发水进了浴室。她家是煤气热水器即开即用，很是方便。等她裹着头发出来，又催琪去洗。琪琪忙着追剧很快也洗好了，她走到我面前拉了拉我的衣袖说：“琴姐，你出汗了，煤气我没关，也去洗洗。”我听了满口答应嗯嗯。可等我拿了衣物到浴室，却发现煤气阀门关了，洗发水、沐浴露不翼而飞。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一下子滑落到冰点。原来，为防我这个“外人”，她竟如此费心。我迈着沉重的步子从浴室门口折回，走到客厅见琪琪正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便立马调整状态故作轻松地样子朝卧室走去。“琴姐，怎么回来了？”琪琪叫住了我，我用力挤出 一个笑容回过头说：“我还有事没做完，还是等一会儿再洗。”“那你记得关煤气哟！”琪琪补充道。“我关好了。”我回应着。回到卧室，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落下来。我又想起，老板娘给家里的猫洗澡，都用淋浴，还用高档的洗发水，而我连那只宠物都不如。一个月后，我觉得自己都抑郁了。不想说话，不想交流，就连跟琪琪说话内心都有了禁忌。我想说，我心里的一切不快，都来自于她的妈妈。可是我怎么说，又如何说，那是她妈呀。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感觉自己无处容身。也许是内心的太苦了，才生出了写字的欲望。接下来，我开始写字，确切的说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常常是一边写一边落泪。可是我写了一页又一页，又有谁看呢？我想到了投稿，投往一个读书的时候用过我稿子的文学社。离开学校两年，我不确定那个文学社还在不在，但我唯一能想到的只有它。于是，我以信的形式，往这个文学社寄了一篇稿子，并留下了联系电话。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听到店里一个员工说，有人找我。我心里蹊跷会是谁呢？没想到正是那个文学社的主编，这让我喜出望外，接起电话紧张到语言打架。这个主编叫胥和彬，是一位重庆籍的作家。那个时候他大约40岁左右，而我16岁。记得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仿佛能看到他盈盈的笑脸，让我倍感亲切。他说看了我的稿子，觉得写得不错。他鼓励我继续写，还特意给我一个邮箱地址，让我写了发邮件给他。第一次一位作家对我说了这些，感觉是莫大的荣幸。那天，我几乎高兴了一整天。虽然远离书本已经两年，重新拿起笔，多少有些生疏。但想起胥老师鼓励的话语，我又把笔紧紧握在手中。我开始想要看一些书籍，不过那些书动辄二三十，以我的条件根本买不起。后来无意间打扫卫生，在店里的一处角落里发现了一堆书。拂去上面厚厚的一层灰，《知音》二字映入眼帘。经过老板娘的允许后，我将它们按期号整理堆叠起来，有空就翻翻看看。记得每期《知音》的卷首都有一首诗，我也是在那时邂逅了聂鲁达的那首《喜欢你是寂静的》，那时热情高涨竟然把每期上的诗都给抄了下来。也许是这些文字的作用，让我的内心渐渐平静。于是我就顺着心意写呀写，好像越来越有感觉了，成文后也越来越有诗和散文的样子。我把写出来的都留着，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通通不舍得丢掉。我为它付出过时间，它也陪伴过我，我相信我们彼此珍视。平日里，老板娘还是会絮絮叨叨，说哪哪又不如她意，但奇怪的是她从来不说开除我。这其中的缘由，都不再重要，我已不愿把心思浪费在这些琐事上。我渐渐认为那未读完的诗，那未写完的稿件，此刻比它们重要。那是一段沉潜的时光，耳边的聒噪声仿佛也被按下了静音。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散文名叫《在琴声的世界里》。也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我将它投给了云南电视台一档节目《作文电视》。一个星期之后，电视台通知将要播出，我高兴极了。我想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准时收看，可是他们没有手机，联系不上。等到播出那一天，我提早守在电视机旁。当听到自己的作品以音频的形式出现在电视里，还得到了作家的点评及表扬，那一刻感觉自己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点价值。这件事无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敢于把手上写的文章，发到胥老师的邮箱。可是去了网吧我又不会电脑，连正确的开关机都不会。我就一点一点学，打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一篇文章往往要费好长时间，不会排版，也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当，每篇邮件都限字数。不得不一篇文章，以多个邮件的形式发送。得亏胥老师有耐心，每次都把它们按顺序给整理到一个文档里。还帮我向文学网站投稿，有时候获得稿费，如果有零数，他就自掏腰包凑整寄给我。比如稿费35收到的确是40，稿费62，收到的确是70。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说，但我永远记得。后来，我写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往来的信件也开始增多。这下老板娘不淡定了，她见我抄《知音》里的诗就开始在我面前冷嘲热讽：“哟哟哟，还想读书呢！”见我频繁收信，还总去网吧，像是逮到了把柄一样，扬言要告诉我爸妈，还厉声警告道：“一天不认真做事，净整些没用的。”但是她无论怎么说，还是不说开除我。当她得知有位作家给我打过电话，竟当面露出轻蔑地笑，开始说起了风凉话：“你不会真以为能当作家吧？据我所知，你没读几天书，就上了个初中吧。居然还想当作家？我看是“坐家”，坐凳子的“坐”。”此话一出，我终于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份寒，简直比冰天雪地更刺骨。以前她说我这做不好、那做不好也就罢了。毕竟栖居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可这一次不同，她不仅鄙夷我的学历，连梦想都要一并践踏，根本就是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我不止一次动了离开的念头，唯独这一次几乎丧失理智。我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质问她：“若是你的女儿沦落至此，你作为母亲，难道不会心疼？你是成年人，怎能如此伤害一个未成年人？”是的，我企图唤醒她的良知，企图让她同情我并因此有愧于我。我想着说完这些，就和她撕破脸一拍两散，但一想到来时欠的车费，回去的路费，满腔的怒火便像被泼了冷水一般。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对一个字颇为憎恨，那就是“穷”。仿佛它就是这一切的根源，不仅束缚了我的手脚，还让我一再地退让，隐忍，甚至把自尊弃如敝履。 16岁，原以为心怀希望，便能遇见阳光，谁知竟在初涉世事的序章写下满纸荒凉。那些伤害揉皱在青春的扉页里，扎眼醒目，不肯脱落，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