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秀娥 ：离奇的人生转折

刘拉美

前排左第三人为本文作者聂秀娥

中共中央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获得者

故事提要

孤儿—农民—保姆—中学教师—大学教师



曾准备当一辈子农民

我原名谢秀，自幼丧父，后来姐姐结婚，母亲改嫁（在北方，按照孔夫子的规定，当时母亲改嫁是不准带前夫子女在身边的），我成了孤儿。

1949年，新中国诞生。十一岁的我，穿着斗地主分来的燕尾服（因为我从小穿姐姐的破衣服长大，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当入小学时穿的斗地主分来的衣服，只知道自己穿上了一件完整的衣服），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衣服叫燕尾服，蹦蹦跳跳地步入了小学一年级。

和别的小朋友比，当时，我身边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我没有家。住在河北石家庄获鹿县于底村的小学里，靠国家发给的每月三元钱人民助学金读书。那时，白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欢呼雀跃，可是最怕度过的是每天放学后的孤独时光。每当同学们放学回家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寂寞悲凉袭击着我的心。思念亲人的欲望在我脑海里反复回荡，久久挥之不去。所以，每到此时，都禁不住呼天喊地的放声大哭一场。有时听到邻人喊："小三，回家吃饭了。"我也难过，心中产生一种羡慕感。心想，如果也能有个亲人喊我一声"回家吃饭"该多好啊。

度日如年，一直期盼到第二天小朋友们来上学了，我又回到了集体的欢乐海洋里。不久，我渐渐认识到，现在我能每顿吃到一个窝窝头，比以前经常饿肚子好多了。后来，我又认识到："我应该努力学习，去求得将来自己养活自己。"于是，我把那孤独寂寞的时光转到了学习文化、复习功课中去。很快，我的学习成绩骤升，每次考试，我排榜名列第一。很多同学怕考试，我却期盼着考试的到来。因为每次张榜公布考试成绩，我都名列第一。为了鼓励先进，老师还顺着我名列第一的姓名用大红笔画个 S 型的符号。众多同学面对贴在墙上的张榜，指指画画议论纷纷。那些调皮的男同学更是多言多语，信口开河。有个打趣地说："你们看，谢秀好像是坐在了红椅子上？""咳，真是坐红椅子了。"旁边的说。此后，每每张榜都有些"红椅子"的议论。慢慢的，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红椅子”。

"红椅子"，成了我孩童时期的人生最大快乐。它温暖了我受伤的心灵，它抚慰着我，使我心里充实，似乎有了方向。并且，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往复地享受着"红椅子"外号的快乐。

小学毕业，我去到外婆家。这时，我有了一个像常人一样"安稳的窝"，已心满意足。外婆家仍是一贫如洗，常年的吃糠咽菜填不饱肚子。不过，外婆疼爱我，她每天不停的纺线，到街天，去赶集，把线卖了，赚得几角钱，给我买个油条吃。

那时，正值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新式农民。我决心以当时的知青楷模邢燕子为榜样，扎根农村，做个有文化的（高小文化）新式农民。我积极参加劳动，参加宣传队，和村干部一起办夜校。此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再圆读书梦

后来，正当我热火朝天地享受农村生活的时候，老外婆去世了。

在这种情况下，好心的邻人议论着给我找个婆家，以便把我留在本地。但有人却说年龄还小，不适合嫁人。正在这时，改嫁远方的母亲凭借着新家庭的人事关系，把我介绍到吉林省通化铜矿老革命聂学俭家当保姆。

东北的冬天寒冷逼人，经常冻的手脚麻木，不听使唤。然而，使我感到更惊讶的是这里的人们很富有。他们穿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皮大衣、皮鞋；住的是楼房。主人聂学俭是副矿长，女的也上班领工资。家中住房的红油漆地板，油光发亮。他们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我禁不住惊异的想："啊！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相处下来主人家对我很好，犹如一家人。不知怎的，慢慢的我心中竟萌生了"想读书"的念头。我明白地知道自己是保姆，要读书是不可能的事。但读书这个愿望总在我心中徘徊，几次话到嘴边，又忍了进去，不敢说。一次，在一个和谐的场合，我壮着胆子对主人说："叔叔、婶婶，我想读书。"我以为这是个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没料到他们却轻松的说："你想读书，那我们就另请一个保姆。"

原来，这对老革命夫妇没有生育，我帮他们领的娃娃是抱养的革命烈士小儿。商议之下，我改名聂秀娥，成为他们的养女。就这样，我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高干子女"。我仍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读书。期间当过班长、学习委员。

中学老师

一九五七年，我养父母从东北调来云南。我随之来昆，被分配到昆明第十四中学，始读高中一年级。

当时，在国家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教师不够，急需人才。1959年，我刚要读完高中一年级，校党支书找我谈话，说要叫我留学校工作，任昆十四中团委书记并兼上政治课。

我是吃国家饭，共产党一手把我培养出来的人。我的心中只有党。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于是我弃学参加了工作，我尽力做好学校安排的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还有归国华侨工作等。

在教学领域，当时的十四中只有两个高中班，我从高一班调出，安排我上高二班（已是二年级）的政治课，虽然有些困难，但我知道对党交给的工作只能好好完成，于是我向老教师好好学习，认真备课，把教案准备得充分些。就这样，讲授高二班的课算是基本承受下来了。

那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省教委发文规定："凡是毕业班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缺席不授课。"

一天，政治课教研组长通知我，说他要到省教委开会，叫我给他代课。而叫我给他代课的这个班，正是我入十四中读高一的这个班。听到这句话，我惊异地脱口而出："天哪！我怎么能去给我的同班同学上课啊？"我多方推诿，教研组长说："废话少讲，执行教委的规定要紧。"并说实在找不到恰当的代课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向他请教如何代课。按照他说的上课内容是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就钻研资料，认真备课。使课程内容充实，讲稿写得详细，并且反复熟悉背练。

那天，当我拿着教案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问老师好"时，我的目光没敢投向学生（我的同班同学），而是伸手示意大家坐下。接着我马上转身，在黑板上板书，开始讲课。就以充实紧凑的内容讲述，使学生无法遐想；又以滔滔不绝的分析阐述，消除了一些人的诧异心理。大家认真听讲，又忙着做笔记，忙着忙着，就这样直到下课铃响。

这以后没过多久，一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省教委已下达文件："没有大学文凭的不能在中学任教"，动员我去教小学。晴天霹雳的消息几乎使我潦倒，无法接受。我竭力控制着情绪，说我求上进，不愿去教小学。支书说："那你就去考大学，大学毕业符合文件规定，你来十四中教书，我们欢迎。"可摆在我面前的是，我高中才读了一年，怎么可能考取大学呢。左思右想，实在为难：才读了一年高中，要去和完成三年学业的高中生竞赛考大学，我是注定要失败的。就这样急得夜不能入睡，昼进食不下。几天后竟病的卧床不能起。

好姊妹蔡美珍来看望我，她说："我看不考这个大学，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不如去考考看。"我说："我才读了一年高中，明摆着是考不上大学。"她说："去试试看，即使考不上也可以了解了解你的大学心愿。否则，等年龄大了，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了。"我还是说："考不上。"她说："考不上又不和你要钱，你怕什么？"于是我脑子一转，心想可以去试试。在无奈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决定参加高考。于是，我振作精神报名高考。时下距高考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敢报理科，报了文科，赶快复习古文，作文。

1961年8月，我荣幸的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幸福的踏上了云南大学的台阶。在云大读书期间，我当过班上的学习委员，后来又担任过云南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主办《三好报》。云南大学把我培养成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66年完成五年本科学业毕业，然而恰遇文化大革命，暂不分配，1968年分工，到施甸中学任教，上语文课。

大学教师

1982年，由于丈夫调任云南省司法厅从事法律工作，我接到人事部门通知，到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任教。刚报到就起身到四川西南政法学院进修法律，进修期半年。

从中国文学的教学要改到法律专业领域，这是一个要上的大台阶；并且还要从教中学改为教大学，这真是难上加难呀。

我感到自己肩负责任重大，于是在整个进修期间抓紧每一点时间攻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在学习钻研。当时的教学条件差，在中国还没有法学教科书，以前用的是苏联的法学教材。同时，法学教师也十分缺乏，进修期间来给讲课的教授是从北京、吉林等地乘机飞来的。他们教学任务繁忙，在西南政法学院每天给我们讲完两节课（中国法制史课），当下就"飞走"，也不能对我们进行辅导。面对这种情况，我必须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于是我紧跟授课及时整理笔记，到图书馆阅览室查资料学习钻研，然后再写出自己给学生上课用的讲稿。

如此这般，进修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完成中国法制史结业论文，准备返昆的时候，来进修的同事提醒我说："来四川一转连重庆的解放碑（百货公司）都不去看一看呀？"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应该去重庆最大的闹市区解放碑看看。然而，当我约伴去解放碑时，竟约不着人了，因为大家都去过好多次了。最后，还是个热情的新疆老师伴我去了一次解放碑。

回到昆明不久，很快开学上课。我最早开的课是"中国法制史"课。后来，学校开设古代法学文选课，我又承担了这门课的教学任务。在大学里是一个老师上一门专业课的情况下，所以当动员我开第三门"司法文书写作课"时，副校长无奈地对我说："你看，教司法文书写作这门课，只有法学知识，没有文学写作知识不行；而只有文学知识，不懂法学知识也不行。所以上这门课，必须既掌握法律知识，又要掌握文学写作知识才行。你是中文毕业，又进修了法律，所以你来上司法文书写作这门课最恰当。"于是我又承担了"司法文书写作课"的教学任务。

多科的教学实践，使我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深入地探研，使我所掌握知识运用自如。我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教学经验，使教学质量步步提高。在学校，我曾一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九八九年，我的教学经验篇《中国法制史教学法管见》获"优秀教学成果"奖。之后又获一九九二年云南政法高等专科学校"学年度"优秀教学成果奖。

文化大革命后，百废俱兴，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为弥补文化大革命荒废学业的损失，社会上各行各业也自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培养专业人才。于是，除正规学校外，什么"电大""夜大""函大"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出世。而资资的培养又使之措手不及。一些学校给政法高等专科学校发来聘书，聘请老师授课。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又安排我去给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学生授课。于是，我的教学领域从校内扩展到了社会上，校内校外授课。我经常不分昼夜的奔波。就这样，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学之路。

一九九六年，我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发的"司法誉章"和证书。

学术成果

我深深懂得自己没有读过法律大学，法学知识底子浅薄，必须加强学习。于是每到期末，我就到图书馆里借些书拿回家，利用学校放寒假、暑假的时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撰写法学论文。

一九九四年期末。在全校大会上，校长对全校工作作总结。在科研领域这一块，当时的管理办法是：按照每篇科研论文被利用的刊物级别，如国家级、省级、校级等和每篇科研论文字数的多少评分论奖，不料我的科研论文竟获得学校一等奖。在当时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我获奖金726元，而二等奖奖金获得者领的奖金仅200多元。

另外，在教学领域，因为我上的是"中国法制史课",所以讲课就必从"夏""商""周"历史朝代讲起。可是，在教学中，艰涩的古文，深奥的含义，使文化大革命荒废学业后的青年学生很难学懂。为了解决教学中的困难，我开始给学生写辅导教材：将深奥的古文，一字一句解读，一字一句的讲解分析，并翻译成现代汉语，分析出古文的简要含义。准备发给学生人手一册，在教学中辅导使用。恰逢这时，青年教师张汉三到北京进修。我想云南边陲孤陋寡闻，我写的这些材料质量如何也不知道。于是我就请张汉三带了些去向北京请教。

不料，我写的这些材料，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所长高潮教授的肯定和重视。他说，写的文字通顺，内容好。还说为了弥补文化大革命对法律古籍领域冲击的损失，现在国家正需要这方面的书著。并且，高教授还给云南人民出版社写了推荐信，将我写的材料《中国古代法学文选讲析》推荐出版。

一九八七年，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法学文选讲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九九一年，我的《中国古代法学文选讲析》，获云南省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期间，我参加西南政法学院老师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一九九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优秀教材奖。

我的论文《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经济立法》，一九八八年获云南政法高等专科学校"优秀论文"三等奖。我的论文《商鞅法制改革的历史借鉴》，获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

还有我的《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五期）。此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法学卡片编写组编摘："法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排列号FX2-1995。卡片发行号，FX1996--208。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另外，我还对云南少数民族南昭（乌蛮、白蛮）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探讨研究。撰写了《云南南昭时期的刑法制度初探》（刊于《法学家》1994第6期，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0221)。还有《论云南南昭（乌蛮、白蛮）时期法律制度对当世社会经济的调整》（刊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等论文。

后来，我被调到校刊《云南法学》编辑部工作，一九九四年任《云南法学》主编（正处级）。

文化大革命后，百废俱兴。一九八六年，关于在高校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文件下达了。

由于搞法律工作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所以在当时的政法专科学校，既没有人写论文，也没有人写书。而我则是因为由"中文"改行"法律"的原因，所以攻读法学，写了些法学论文。并有《中国古代法学文选讲析》的书著。于是我申报了高职副教授。可在政法专科学校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当时的法律工作者有的被打倒，有的改行，有的被送进劳改队……。当后来恢复教学，被政法专科学校招聘到校任教时，已经是年龄达"花甲"。所以，参加这次评定职称，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也是人生最后一次。因为上级下达的职称名额有限，他们十分担心自己评不上，就结伙到校方闹事，声称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激化矛盾。

校方也一再动员年轻教师把高职的名额让出来，推到下一年再申报。面对这种情况，我想自己还年轻，还有参加评高职的机会，于是把原来申报高职"副教授"改为申报中职"讲师"。就这样，一九八六年我因为自动放弃申报高职名额，被评为讲师，一九八七年才被评为副教授。到一九八八年我申报高职"教授"时，国家却因为当时北京的政治风波，而冻结了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而等到项工作结冻时，我已经退休了。就这样，形成了我终身不能申报正教授的情况。但扪心自问，我也不后悔，因为在人生最初的决定中，我是想当一个像知青楷模邢燕子一样的，有知识（小学文化）的新式农民。

九十年代末，云南政法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入云南大学。

退休后，我随着云大退休教师队伍的行列步入了"云南高校教授合唱团"。二零零五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新人新作歌手大赛"，我荣获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颁发的"美声唱法业余组铜奖"。

2021年，我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关于我的从教情况、科研情况、我的获奖证书等，在云南大学档案馆有存。

聂秀娥 云南大学老教授学会会员

2024年（86)

保山市昌宁县风光

本文作者聂秀娥现今就在昌宁亲戚家

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