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叩天一阁

小楼听雨

一

我和天一阁的缘分，以十八年为一轮回。

三十六年前，到普陀游览，曾在宁波歇脚。天一阁的大名是久仰的，但年少轻狂的我，心绪早已飞向孤悬于海外的莲花之地。直到十八年后，才有了和天一阁的第一次亲密的接触。而当我再一次踏上叩访天一阁的青石板路，又是过了十八年。

十八年，足以让一座城市的面貌几经更迭，但天一阁仍以它四百余年的沉默，凝固着历史的呼吸。文化大家余秋雨在“宝书楼”前曾发出的灵魂叩问，还在回响：“你来了么？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知自己是第几代，甚至不知道算不算是“中国书生”。只知道十八年前，第一次造访“天一阁”时，是以“看起来有点像真正的读书人”的身份来朝圣，却得出“不需要再来了”的结论，绝尘而去，以至于每每回想，依然汗颜。十八年，应该算是一代吧，那就且算作是自我升级后的2.0版，只是再也不敢轻言“看淡了世间浮华和芥末得失”。

十八年前的首访，是因行程临时意动后的文化朝圣。而今天的造访则是刻意的寻踪之旅了。十八年前的首访，是为浩浩藏书的阵阵书香而来，而今天的造访，只是缘起于其浩浩书林中的一本书，缘起于松溪几代文史人的意难平。

这本书，呼吸着一方水土的气息，吞吐着一方百姓的悲欢，承延着一方文脉，收藏着祖先魂灵，这就是明嘉靖丁酉版《松溪县志》，松溪现存最早的志书。这本书由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松溪知县黄金主持纂修，并于三年后修成，刻板付印。而天一阁收藏的原本，为存世孤本！

1986年，为了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满足修志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的需要，松溪县志编辑委员会根据天一阁保存的原版残本，经上海图书馆代为拍摄胶卷复印本进行整理，随后再版，重新面世。

“全书共十四卷、三张图表，可惜现在仅存九卷一图”，在松溪人为得到弥足珍贵的明版县志欣喜过望时，也为明珠有阙而扼腕痛惜。为了能寻访到些许的蛛丝马迹，我决意再次走进天一阁，去捕捉些许方志密码，以期延伸松溪记忆的根系。

二

两次造访天一阁的日子都很特殊，第一次正是端午，第二次日近重阳。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端午和重阳都是正宗的晒书日。清代撰修明史的朱彝，随时可以腆着一肚子的学问，去做日光浴，这样的晒法一转身就可以完成。这是饱学之士的晒法，吾侪安能望其项背。不过恰在这样特殊日子到“天下储藏独此一家”的天一阁浸染书香，无疑让肚子里的书蠹们兴奋不已。

现在的天一阁，已经是一个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了。

沿途，亭阁水榭、山石碧水，漏窗层层、回廊处处，空灵剔透、宁静灵秀。江南园林的风致大致如此，换在别处，自然是可以牵绊流连的脚步。但，此行无关风月，吸引我们的只能是那穿越时空的一脉书香。

第一次到了天一阁，不等同行的大队人马，就和爱书的冯兄一起直奔“宝书楼”。而再次到天一阁，我和同事则直奔“藏书查询处”。不想一经询问，“藏书查询处”也正在宝书楼。

宝书楼依旧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檐角的风铃轻响如旧。楼前的“天一池”静默如初，池水映着《易经》中“天一生水”的防火祈愿，也浇息游人因种种俗念在心中引发的燥火。

踏入宝书楼二楼，木质楼梯的吱呀声仿佛历史的回响。阁内光线幽微，透过玻璃柜可见一排排明代地方志的刻本，泛黄的纸张上墨迹如新。天一阁以收藏明代地方志著称，其方志体系被誉为“古代中国的地理基因库”。这些泛黄的志书，既是历史的遗骸，更是未来的种子。

旁边一个研学团的指导老师，在轻声地向学生何讲解：“天一阁现存方志四千余种，明代方志存世者近半藏于此，藏有明代省、府、州、县志436种，其中孤本便有271种。”

指尖隔空抚过书脊，想起范钦宦游四方时“轻官禄而重典籍”的执念——他或许早已预见，这些方志终将成为后人解读地域文明的密钥。旁边的中小学生们听得很认真，但清澈的眼神时分明透出一丝茫然，毕竟从未经受也不该经受“生命之重”，又怎能体会得了历史之重？

其实又岂止是孩子们，就是自己也是在十八年的栉风沐雨和感悟顿悟后，才明白了不求闻达，定心静性，才是人生的又一个进阶，如眼前的范钦，心中有威，眼中有光。

三

第一次到宝书楼，是可以听到那浩浩七万余册珍籍善本活灵活现的呼吸的。

在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柜厨内，一本本的古籍被一个个仿古的铜锁精致地隔离在视野之内。时间一点一点地变慢下来，呼吸一点一点急促起来，一种令人疯狂得近乎产生巧取豪夺的妄想，倾刻间罩满全身。但冲动被一层薄薄的玻璃急促冷却。可望不可及，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残忍。原以为这是管理者保护古籍的应有之意，却不曾想这竟是传承了四百余年的铁铁族规。

族规自然定自于范钦。对天一阁来说，范钦是灵魂人物。

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氏。他是嘉靖十一年进士，做过京官，更多是在地方为官。后来，他辞官回家，从此，把毕生乐趣投入藏书，于是有了堪称奇迹的天一阁。这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在宝书楼的中堂，挂着阁主范钦的坐像，这位明万历年间的兵部右侍郎，长髯高冠，道骨高风。从武而善文，深谙易经和兵法之道的范钦，似乎一开始就预知他建造的是一座注定要历经磨难的藏书楼，所以唯一能让她纯洁如初的办法，就是不许任何人去亲近她，抚摸她。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周全的布局，精心的防范，使“天一阁”屡受劫难又得以劫后余生。天灾可防，人祸难料，于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异姓不得入阁”……种种的祖训，竟成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门槛，成就了天一阁四百年的辉煌，成就了阁主的宏愿，也造就了多少的幽怨和悲剧！

“一册册价可倾城的古籍，鱼贯而入，成为“三千佳丽”，从此被束之高阁，除了给范姓子孙少许的惊艳一瞥，竟都成了隔世离空的红颜。有了范钦的“铁腕”，天一阁就变成藏书“搁”。四百年来，又有几人能有黄宗羲般的幸运，轻轻地叩响天一阁的楼板。

“一条条暴殄天物的铁规，令多少饱学之士隔窗扼腕长叹，‘把栏杆拍遍’！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观，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较之司马，范钦“藏之名阁，传之后人”的苦心，虽然可以理解，但多了冷血，少了温情；多了眼光，少了气度，的确让人不够钦佩……”

这是第一次对“天一阁”的灵魂叩问。而再访故地，对范钦则多了几分钦服，少了几分苛责。这既是因为岁月的褪火，心态的静定，更是多了换位后的理性思考。

在查询系统的电脑上，明嘉靖丁酉版《松溪县志》的信息，将原本心存饶幸的“万一”，被无情地击得粉碎:“孤本。残本。缺人物志、杂志、文翰（诰勅、记述、题咏）志和松溪县坊郭图、湛庐山图。”

何以如此？终究还是因为范钦的铁铁族规，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大盗；防得了水火，防不了如贼寇般的世道！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总结出天一阁的“五劫”， 一为因明清易代的社会动乱而损失，二为因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好借不还”，三为道光年间英军占领宁波的掳掠，四为小偷趁太平军入甬之乱而盗取，五为巨盗薛继渭的洗劫。经过这五次大的劫难加上零星散佚，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藏书的五分之一。也不知《松溪县志》是在哪一次的劫难中佚失那五卷二图，只是从此松溪史志因天一阁之殇，有了一道永远的痛！

不管怎样，苦苦寻踪县志遗珠，当是代代史志人的一种责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

对于范钦的些许愤懑，其实更多地源自于对一个弱女子的深深同情。

天一阁厚厚的窗帷，隔绝了觐觎的目光，也曾残忍地隔绝一个弱女子近乎狂热的希冀目光。范钦去世二百年后, 宁波知府有一钱姓内侄女酷爱诗书。这位少女听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两百多年书籍不蛀，全靠夹在书页中的芸草。她只想做一枚芸草，夹在书本之间。于是，她天天以丝线绣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亦改成了“绣芸”。父母看她如此着迷，就请知府作媒，把女儿嫁入了范家。绣芸小姐以为终可以一偿进入天一阁心愿了，却那知范家家规森严，等闲不得开阁，妇女更绝对禁足。爱书的绣芸最后抑郁而终，临死前请求丈夫把她葬在“天一阁”附近。爱书如此，虽近于痴，其情仍可悯，足令天下爱书者一哭。

关于这个江南才女的身后，有一个传说：被家人葬在阁侧之后，绣芸的郁郁香魂长绕于高阁角檐，护佐着这个名阁，这些古书。这个传说，是我不喜欢的。当我将这个悲情故事讲给同行的小蔡和小王听时，作为现代的知识女性，她们的情绪理所当然地更为强烈：有了范钦冷绝果毅就够了，何必让这个弱女子“殉道”后，再来“护道”！

我更希望是这么一个结局：绣芸化身为防蛀的芸草，坦然地安身于古籍线本，让自己的灵魂幸福地游走在字里行间。“未成芸草驱鱼蠹，甘化流萤照旧楼。夜夜松风如诉泣，知君与我本朋俦。”流传四百余年的铁律，竟在一个弱女子如同纸鸢般的生命中訇然倒地。

“晒书之日，遭遇如铁的‘藏书之规’，令人感到正午的阳光一下子就淡去了灿烂，空气中也多了少许的陈腐霉味。

走出宝书楼，想让心静下来，便转入一段曲廊。突然身上打了一个寒战，我相信是和绣芸的精魂撞了一个满怀。此刻，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幻境：蝉在参天楠树上聒嗓，水榭却是那么静谧。我成了一个古装书生，在树下漫翻书卷。一个散发着芸草馨香的女子翩翩而至。对座、无言，静静地、痴痴地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水榭还在，楠木更是生机盎然，可惜上一次近乎唯美和柏拉图式的幻象，却再也找不回来。

时过境迁，环境在变，人亦在变。

五

变得更好是自然的，至少再也不会重现“天一阁之殇”和“钱绣芸之痛”。

如今的宝书楼一楼，多了游客的足音，却少了几分“狞厉仪式”的肃穆。楼内展柜中的《四库全书》影印本、明代科举录，与数字化查阅屏并肩而立，历史在科技的介入下变得触手可及。当然，在这里还可以静观古老藏书方式的情景再现。

知道我曾经来过，这里工作人员悄悄地说，这些樟木书箱是做旧的，荷包内的芸草是今年新晒的，而十八年前装得满满当当的珍籍善本，已经移存到了恒温恒湿的现代化的库房了。我听了哑然失笑，松溪县档案馆的档案都已经实现数字化保存了，更何况这里皆是价可倾城的孤本珍籍。

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我来到在古籍修复室，目睹师傅用鬃毛刷轻扫书页。当世界奔向比特与像素，天一阁仍以最原始的方式修复方志。这让我想起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先生所言：“对其本国已往历史需有温情与敬意。”方志的数字化工程虽已启动，但那些虫蛀的痕迹、批注的朱砂、纸张的肌理，仍需肉身亲临方能感知历史的温度。

或许真正的文明传承，从不是庙堂与江湖的割裂，而是让典籍与生活彼此照亮。历史与现代就这样在天一阁达成和解，以至共生。

十八年前，我为“极端艰难的文化奇迹”而戚戚；而今，我更惊叹于它“极端坚韧”的包容——古籍在恒温柜中沉睡，文化却在文创店的帆布袋、咖啡馆的拉花里苏醒。

范钦曾说：“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现如今，方志早已走出高墙：它们化身数据库里的字节、研学课堂里的故事、文创产品中的纹样。这座藏书楼，终究以最柔软的方式，将地方志的根系扎进了更广阔的土地。

这应该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吧。

往出口处走时，邂逅了范钦的铜像。或许是因为长期沐浴于阳光和青草之香，和宝书楼中堂的画像相比，显得平和与慈祥，犹如邻村饱学的先生。恍惚间，总感到他向我眨了眨眼，似乎在揶揄我十八年前的年少轻狂，也似乎在问：“还来吗？”

来吗？我想肯定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