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苦难

小许

我的父亲5岁那年，我爷爷因为一心想改变家里，祖祖辈辈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穷现像。他勒紧裤腰，送儿子去读书。

我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家里实在再也供不起了。

那时我父亲在我们家乡那方圆十来里的地方，已经成了有名的神童。家族嗣堂公中决定出资供他继续读书。族里出资培养他，希望他将来可以光宗耀祖。

父亲在私塾念了很多年的书，14岁那年，他进入了衡州府的道南中学求学。就这样，一个穷小子在初中又读了一年新学。因为贫穷让他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但是，我的父亲依然是当时我们乡里最有文化的人。

1943年，17岁的父亲进入了位于湖南武冈的，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学习。原计划毕业以后去参军打日本鬼子报效国家。谁知他分到宝庆（邵阳）军队不久，就恰逢日本宣布投降。战场已无他用武之地，随后他就离开了军队。

父亲在老家祠堂里的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

后来他去了广东连州地方法院任职。本以为从此踏入仕途，可以荫妻庇子。

1950年，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下解放广东。国民党被迫退居台湾。24岁的父亲因为牵挂父母高堂不愿去台湾。从此，他就一直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审查与冲击。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做梳的手艺人家。她从5、6岁时就开始随父兄学习做梳。

母亲结婚以后，她也曾跟随我父亲在广东连州居住。谁知去了才几个月，我的父亲就失了业。以后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做梳维持。后来父亲也加入到母亲的做梳行业。并且因此成为了他们的终生职业。

我的母亲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聪明，能干，勤劳，刻苦。

她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6个。她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但是，在经历了从1957年到1963年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后，她眼睁睁看着我父亲经受着运动的煎熬，自己却无能为力。她日日夜夜担心会失去父亲。终于于1963年因精神崩溃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她在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下的胡言乱语，又进一步成为了父亲的莫须有的罪名。

1969年3月，我的精神失常的母亲跟着父亲，带着3个幼小的子女一起被遣送回到衡阳县老家。父亲是个读书人，从来没有做过农村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受歧视，无论他怎样拼命劳作，所获得的工分也只有和农村妇女的工分一样多。

精神失常的母亲还患有严重的肾盂肾炎疾病，根本无法参加农村体力劳动。3个幼小的弟妹，最大的13岁，最小的7岁。全靠我父亲赚的那一点工分养活。

1956年出生的大弟，和1958年出生的小妹，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经历了1966—1968年的将近三年无书可读，13岁的大弟和11岁的小妹，此时也只能从此被放弃读书，去生产队出工，赚一点微薄的工分来补贴生计。

1970年年终结算，我老家那个生产队的劳动代价是1毛7分钱一个劳动日。我父母一家五口分到的全年口粮，包括杂粮在内，折算成谷子是1500斤还不到。父亲和弟妹们全年的工分价值竟还买不回这1500斤粮食。

算一下，1500斤谷子分成12个月，每个月是125斤谷子。碾成米约有70多斤，全家5口人平均每人有大约不到15斤米一个月。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

而这些粮食还不全是稻谷，还要包括红薯和豆子等杂粮在内。

这些粮食如果放在现在的今天是足够了。现在人们生活油水充足。肉类不缺，蔬菜管够。水果零食不断，大家为了减肥，饭吃的是很少。

可那个时候，在我的老家，绝大多数人家除了过年，各家能买上一两斤肉以外，人们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一点肉星。

人没有东西吃，拉出的粪便都不肥田。菜土里的蔬菜长得就像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小草一样。

那年过年，我父母全家在生产队分到1斤2两鱼，居然有13条，听说那鱼生产队都已经养了两年了。

生产队里分茶油没有办法用称来称，而是用调羹，每户一调羹一调羹的来舀。当地的人们一年12个月起码有11个月吃没有油的红鍋菜。有那么一点点油，只好留在过年和农忙双抢的时候来稍微补充一下。

人人都饿的慌。人均不到半斤米一天的口粮，给一个小孩子一餐吃了都嫌少。何况成年人。所以家家粮食都奇缺。而我父母家比较别人缺的更厉害。因为劳力工分不够，我父母家所分到的口粮往往还要被种种理由克扣。我那几个十来岁左右的弟弟妹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

生活的艰辛使我的父母家人饱受沧桑。更令人痛苦的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还经常需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从大人到小孩，他们连一个起码做人的尊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