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好的告别》

零度

中国人对“死亡”二字很敏感，认为死亡是很痛苦的体验且具有不祥性质的谶词而逃避谈论死亡问题，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更强化了人对死亡问题的避讳。

西方人则认为死亡是人迟早要面对的自然规律而热衷于理性讨论，尤其是西方哲学家们，早在古希腊时代，他们就纷纷抛出各自的死亡观，并能坦然面对死亡，把生视为练习死的过程，持续至今的表现为大多数西方人在中青年就会立下遗嘱。

人必有一死，选择逃避不意味着它不会到来。逃避谈论死亡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恐惧？晦气？伊壁鸠鲁说“活着时死亡未至，死亡降临时我们已不存在”，恐惧从何而来呢。

想来，人恐惧的并非是死亡本身，而是因对死亡后的世界完全不知，死超出经验，是对死后的虚无和未知而产生的可怕想象的恐惧。无论如何，死亡意味着感知中断、隔绝、失去、遗憾、有限性、意义失落，这才是人恐惧死亡的根源吧。

无论恐惧与否，人必有一死，如何接受，如何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个必须面对，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曾经问过几个人，如果到了老年身体健康衰退，最不想得什么病？几乎都说是能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比如瘫痪、老年痴呆等，失去自由白白花钱又拖累家人。

这倒是没错，但我认为全身瘫痪成为植物人无异于死亡，别人怎么摆布自己根本不知道，不知道就不会害怕。对于这种担心可以采取提前预防的措施，比如加强身体锻炼和脑功能锻炼配合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何况全身瘫痪的概率极低。

如果不幸瘫痪了一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意识清晰而身体无感，怕是真正痛苦而麻烦的事。对于我这种无法容忍自己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的人自我了断是唯一选择。所以我必须经常叮嘱儿子如果我瘫痪了不管是全部还是一半或得了老年痴呆，必须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地让我睡死过去。

那么既不瘫痪又不痴呆，但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别人还硬给我插满管子天天在ICU维持心跳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拒绝施救坚决求死，如果别人不让我死就绝食。但想到囿于中国人的伦理观和医生的职业职责规定执行起来难度会很大，不免焦虑起来，我想这是作为凡人中招概率很大的事。

最近读了本书《最好的告别》——因标题中的“最”字——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告别世界的方式，而方式的好或不好以什么为评价标准，是非常具体且关涉到不同个体死亡观的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话题，作者何以敢用“最好”这个天花板上的词来命名？

好奇心驱使我准备一读究竟。

本书是美国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写的，以他的病人、朋友、家人为例，详细记录了他们在临终前如何选择医疗干预和生活方式，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主动生活、获得选择权、与疼痛做对抗、体面而不失幸福、不留遗憾地离开世界的事情。

当然，不生病无疾而终是最好中的最好，那么能保证这样的好运一定会降临自己的人请忽略此文。如果不能，我认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或者正在病中的人和家属，都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自然，还有医生。

虽然书中列举的告别案例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最终殊途同归于一个中心目标：痛苦最小、自主选择、生活能力最大化、延长生命、减少护理依赖、拥有尊严、花最少的钱、不折腾病体——这么多“最”合力，奇迹般地达到了“好”。

这些案例都是处于癌症晚期的人，有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40至70、80多岁的中老年人。他们一边应对疾病，一边跟家人朋友享受最后的时光，最后发现，不但极大降低了医疗费用，避免了不必要的抢救和痛苦，反而延长了生命并提高了生存质量。无疑，本书为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提供了重要思考和启示。

葛文德是个心怀仁慈和悲悯之心的外科医生，他的父母也都是医生，就是这样一个医生之家，在面临同是医生的亲人患了绝症时也跟普通人一样，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临终问题。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一般患者、家属以及医生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积极治疗，还有别的选择吗？但事实上，很多积极干预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给躯体造成更大的创伤和痛苦，增加医疗成本，也降低了生活质量，缩短了生命。所以他们改变了思路，不再徒劳地抢救，而是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的痛苦为目标，提高病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动性和理性掌控，做自己想做并且能做的事。当然，也可以选择带着止痛药注射器透析机等东西回家，必要时喊一下医生，顺势而为，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安详平静。

期间，医生的使命不再是挽救生命——实际也做不到，而是想尽办法帮助末期绝症患者消除疼痛提高生存质量。令人意外的是，经过比对，这种做法患者反而比积极抢救活得时间更长，且降低了痛苦和无效抢救的费用，让病人有尊严地同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读完这本书得承认，这种告别方式配得上“最好”。

葛文德：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死亡。

在我们看来，教授们一门心思地教导我们如何挽救生命，以为那才是医学教育的目的，眷顾垂死的生命完全是一个“界外球”。

其实，患者死亡并不代表医生的失败。死亡是极正常不过的现象。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死亡也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

无须同临终老人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相处太长时间，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医学经常辜负其本应帮助的人们。

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

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