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乡里乡亲

小许

袁家冲是一个比较富足平和的地方。全大队年人均口粮一般都在500到600斤左右。每个劳动日的代价平均在八角钱左右。这在当时来说要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了。老乡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起我们当时在城市的家还好一些。当地的民风淳朴而善良。在我们到达以前，当地的人们与外界来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左的思想在当地影响也不大。那年冬天，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

四队出了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武汉工作。

1969年的冬天，大学生回家探亲来了。

在大城市里亲身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亲眼目睹过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正统的革命派，而和反对自己的组织打群架熏陶的大学生；他觉得袁家村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气氛。于是他就想法要把气氛挑起来。

大学生家里的自留地，与他们队里一个地主家的自留地相邻。多年以来，两家经常为自留地的边界问题争论不休。

这一天，大学生以这件事为由，抓住这个地主分子暴打了一顿。地主分子被打的是奄奄一息。这件事情在当时激怒了整个袁家冲。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年代里，地主分子是受人民群众管制的。一直以来这个地主一家都是尽量的忍气吞声。而那个大学生家里则对那个地主的家庭却是长期的欺侮有加。平时大家都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一次乡亲们觉得也太过分了。整个袁家冲从大队干部到普通的老乡，人人都愤怒了起来。

那天晚上，大队通知召开群众大会，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人参加。我们知青每一个人都算一户，所以我们都要参加。

在大队部楼上那间比教室还大一些的会议室里，最前面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上方吊着一盏亮堂堂的烧汽油的汽灯。写字台前坐着我们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那个大学生在大队长和大队书记旁边的空地上，左右来来回回的走来走去。下面黑压压的坐满了老乡。

只听见大队书记大声的对大学生说；"你为什么要打人，你知不知道打人是侵犯人权的"。

大学生说；"我打坏人，又没打好人。我打的是四类分子"。

大队长说；"四类分子有我们贫下中农教育他，你有什么资格打他"？

大学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大学生在台前慷慨激昂的大声说道；毛主席还教导我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没有什么文化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哪里是大学生的对手。

他们最淳朴的原始想法是给大学生开个批斗会，好让他和他的家人以后不敢随便再打人欺负人。谁知反倒被他用毛主席语录给压的哑口无言。

全体村民一个个目瞪口呆。

最后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可是大学生不肯罢休，他找到公社革委会去反映情况。要把事情上纲上线到阶级路线斗争上面去。

好在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在群众中威望非常高，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被撤销了原来的职务。

原来的大队长变成了大队书记，而大队书记则变成了大队长。那个大学生后来倒是很少再回家。

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这与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因为我父亲曾经就读过黄埔军校，并加入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在我下放两个月后，1969年3月，我的父母及3个弟妹一起被遣送回到衡阳县老家。

当时我那年仅7岁的小弟刚刚就读小学一年级。

那时的小孩子上学学习的第一课，学的就是 ；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小孩子学会了就想去写，他捡来了粉笔头，在地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结果被一个激进分子看见了，他对我小弟大声喝道；"你怎么敢把毛主席写在地上"。吓得我小弟赶紧用脚把地上的字擦掉。那个人更加凶了；"你敢把毛主席用脚去踩"。然后，马上把我的父亲抓起来批斗。要他坦白交代为什么唆使儿子用脚踩毛主席。

我的老家在那时是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人均口粮年年都在300斤左右，这还要包括所有的杂粮在内。老百姓常年都吃不饱肚子。一年四季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餐干饭。其余从年头到年尾，家家户户餐餐吃的都是斋汤稀饭。老百姓想吃饱肚子，都指望着吃红薯的时期。

但是那个地方对搞政治运动的热情却异常高涨。比较起来，我倒觉得袁家冲有点象世外桃源一样。所以在许多同学都迁走以后，我却无论怎样一直都把户口留在那里。直到1976年招工离开。而几十年以来，那里的乡里乡亲至今也都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