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次走进刘氏地主庄园

大唐春秋

　　到现在（2025年4月）为止，我已第四次走进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

第一次走进这座地主庄园，是在1966年的冬天，我当时是一名正在读初中的红卫兵小将，响应号召参加全国大串联，为接受阶级教育去了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教育是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必修课。看了刘文彩靠剥削和强取豪夺积攒下的巨额财富，心里很是震撼，第一次知道富人有多富，穷人有多穷。参观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听了义愤填膺的现场解说，真还萌生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有的阶级关系彻底洗牌，地主富农的家产（包括房产、土地）清零，人也被划入社会最下等的类别。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虽然出身穷苦农民家庭，却没有机会受过地主富农的欺负，也没有机会受过剥削，谈不上对地主富农有仇恨。但是有一条阶级斗争理论却铭刻在心：如果不把已经倒下的地主富农踏下去，他们就会变天，刚刚翻身做主的贫苦农民就会受二遍苦，遭二遍罪。

第二次走进地主庄园，是在2002年的夏天。当时，成都周边尤其是郫县，农家乐、庭院式的旅游搞得如火如荼。我们学校几个同事约好，到郫县耍一圈，顺便去看看久违了的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地主庄园。此时的地主富农已经不是黑五类，在1980年前后就揭掉了帽子。整个社会以富有为荣，以穷困为耻，刘文彩也由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转变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差点给贴上“发家致富、造福乡里”的政治标签。那个时候，青壮年农民纷纷离乡背井，出门打工，到远方的工厂、饭店以及建筑工地去挣大钱，去心甘情愿的接受雇工剥削。当我从刘文彩庄园走出来的时候，突然陷入了深深的迷惘，谁能告诉我：刘文彩们莫非真要翻过身来？到底是剥削有罪，还是剥削有功？

12个春夏秋冬一晃而过，2014年8月9号，我第三次走进了刘氏地主庄园。这一回是陪同家人出门旅游。我一边观看，一边思索，发现我已经没有了十多年前的迷惘，倒是多了一层对刘文彩的认知。根据资料记载，刘文彩的侄子刘湘、弟弟刘文辉都是四川军阀，他本人先后担任过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毫无疑问，他是靠人脉关系和跻身官场才逐渐积聚财富成为一方富豪的。他生前积聚的财产有两个庞大的庄园，15000多亩田地，成都等地还有多处钱庄。从他的人脉关系和仕途经历来判断，他的财富都是民脂民膏，为了更多的聚敛财富，巧取豪夺也是免不了的；另一方面，刘文彩死了之后也给家乡留下了一笔财富，旅游观光的经济红利，只有当地人能够享受。当然那不是他的意愿，而是改朝换代让他的财产彻底充了公。

我突然想起了我老家的一个地主，这人姓李，外号李瘟狗，据说过日子很是节俭，赶一趟县城，怕走路磨坏了鞋，就打赤脚，到了县城找个水沟，才洗脚穿鞋；洗脸从来不烧热水，拿一块石头丢在灶肚里，石头烧红了，往水盆里一放，水就热了；半年也难得吃上一回油荤，穿也只是穿得不冷而已。到1949年前夕，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二十多亩薄地；买来的土地还没有踩热，就遇上土地改革。他老婆在被工作组逼着交浮财（金银）的时候受刑不过自己在颈子上抹了一刀，没死。经调查他们手上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才没有被拉出去枪毙，却都划成了地主分子。刘文彩是地主，李瘟狗也是地主，地主跟地主，差别咋就那么大涅？

第四次走进刘文彩的庄园，是在2025年4月12号。其时是6人团自驾三日游的第二天上午，离开浦江朝阳湖，路过大邑安仁镇，有人说没有去过安仁镇，于是我就第四次走进了地主庄园。庄园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凑巧在我的耳边响起了与几十年前不一样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作为社会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的一个活生生的注脚。在泥塑“收租院”展馆，我正在给身边的人说，收租院的泥塑，是当年四川美院两位老师带领一伙学生共同创作的。话音未落，旁边一位正在拍照的中年男子接过我的话头，说：“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耻辱！”他身边一个女人赶忙制止他：“不要乱说！”我无言以对，给了那个人一个微笑，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事情还没完，接着又有一个年轻大爷，用一口标准普通话向着我们几个人发表高论：“……就拿杨白劳来说吧，欠了别人的钱不还，还成了有理的一方！”对他的高论，我依然无话可说，因为这个话题过于沉重，过于复杂；如果要跟这两个人对话，恐怕扯到太阳落山都扯不清楚。我当然有我的看法，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为了阶级教育而创作的泥塑《收租院》至今保存完好，我们现在看它，既可以看到七十多年前四川农村的生产关系，还可以作为艺术珍品来欣赏；作为刘文彩私人财富的庄园，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让参观者在流连于庄园的富丽堂皇之时咀嚼过往，构想未来，对财富和幸福或者会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