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考古研究与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从商人起源问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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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2, 126, 251);">(第一篇理论方面的小文章,学识有限,可能谬误较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关于商人起源问题,一直是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张光直先生在《商文明》一书中对商人起源做了连续发问:</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2, 126, 251);">商文明起源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对中国早期具有学术兴趣的人如此,对那些受到商艺术或商文明其他方面的吸引的人们也是如此。由于商人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人起源问题不只有一般的重要性。但是“起源”这个字包括了许多复杂又互相纠缠的问题。在商人起源标题下起码有下列几个问题:商人从何处来?是原来就生活在他们现在的活动地区还是从别的地方迁来?其间是否曾有过一次征服,导致入侵的贵族统治了土著居民?这个复杂的阶级分化的商代社会是征服的结果还是社会进化——过程或长或短——的产物?归根结底,从考古资料来看,商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各种文明标志如文字、国家、阶级、城市、艺术等各自又如何发展,各种文明标志在发展过程中又如何互相影响?最后,是什么“推动”了商文明的发展并决定了商文明的发展道路?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span class="ql-cursor"></span>张光直先生发问可以看出,商王朝人群中贵族和平民有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来源,但历史学家们肯定更关心商贵族来自哪里,因为上层贵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文明不同于其它文明的特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 font-size:15px;">从文献记载上看商人曾经生活在豫东商丘一带,《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阏伯是不是契暂且不论,至少“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的相土时期,商人在商丘一带,这里应该是商文化分布区,但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商丘的岳石文化和商文化挂不上钩,反而位于豫北冀南一带的下七垣文化更像商文化,这样一来,考古学与文献学就产生了强烈的冲突。</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我认为,在史前文化研究上,考古学的尽量归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的归历史文献学,人类学的归人类学等等,各学科严格基于各自的研究范式得出有限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应该都是可靠的、正确的。之所以存在打架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过度进行联系或者错误地解释模型。考古学文化是一般是基于对器物(一般是陶器)演变的观察划分出来的,并不能和族群严格对应,尤其是在研究王室贵族来源的时候更是如此。使用同一类型器物的不见得是同一群人,使用不同器物的也可能有相同祖先。王建新老师的讲座演讲《欧亚草原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对天山南北游牧和农业两种生业类型人群使用的陶器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这两个地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草原与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出土的陶器形制几乎一致(见下图)。说明陶器器形、产地一致,不代表使用者必然是同一群人。虽然这是对两个不同生业类型人群的对比,和同为农业人群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一般情况下农业人群使用的陶器器形变化较慢,有一定规律,但用来研究一个人群核心贵族的起源就可能不太准确了。古代由于生产力的制约,环境变化时,古人为寻找更适宜生存的新家园,迁徙很常见。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迁入另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时可能会暂时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但很快就会因为自然条件的制约,融入被迁入地的人群。这个结论应该没有大问题,观察后来历史上的大移民,北方人群南下后,生活习惯、服饰、建筑等很快会和当地土著趋同,同时还会因地制宜有所创造。比如:土楼,中原并无此类建筑,这是比较平和融合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征战不断的文明起源阶段和之后的历史时期,贵族和平民往往不是一个来源,经常出现一小群人征服一大群人的情况,这时候被征服地区的广大平民使用的陶器面貌也应该不会有断裂式的变化。所以,用观察到的陶器面貌变化规律推测人群起源容易出现比较大的误差。</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应当谨慎地基于考古学研究范式进行表述,不可随意联系或扩大化。因为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我们基于考古学文化观察到下七垣文化演变为二里岗文化,据此我们只能推测它是灭夏前的商文化,再根据下七垣文化往前推就要谨慎了,要想根据考古学文化推更早的商文化就需要有完善的解释理论和很多概念上的限定以及多学科研究的配合。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span class="ql-cursor"></span>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历史文献记载,很多例子都证明了我们历史文献的准确性,比如秦人起源的问题。张光直先生为了弥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矛盾,提出了一个假设:商人上层来自豫东商丘一带的岳石文化人群,他们北上统治了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人群。这个假设还需要更多考古学和人类学尤其是分子人类学的多证据。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不过,严格来说考古学还是尽可能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里,用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就像许宏老师表述的意思那样:二里头并不能百分百就确定为夏,但这并不妨碍二里头遗址的都邑地位;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看中原只有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才展现出了王朝气象,之前的考古学文化都还看不出整合的迹象。 退一步讲,我们认可二里头文化为夏,那之前的夏朝用考古学理论不能完美解释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把它交给历史文献学等学科。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57, 181, 74);">其实,我们深厚的史学传统放大了我们对史前族群溯源的热情,研究族群起源当然很重要,但远不是考古学的全部,生业类型、文化宗教、生产技术等等人类生活的全幅图景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76, 79, 187);">(图文来自网络)</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