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纪念馆

开心

延安革命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成的革命纪念馆之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西北延河东岸，距城1公里处，背靠赵家峁，东临王家坪革命旧址。

位于纪念馆前广场中心的毛主席像为青铜材质，像高5米、重约3吨，连基座通高8.15米，基座上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毛泽东在延安”六个金色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着中山装，双手叉腰，目视远方，展现出了一代伟人的豪迈气概和高瞻远瞩的领袖风范。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间是1935年10月 - 1948年3月。在这十三年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关键斗争，如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这些举措对巩固根据地、凝聚人心、壮大革命力量等诸多方面有着深远意义，延安精神也在这一时期孕育产生并传承下来。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落脚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得以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之后，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力量。

出发点：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陕北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随后便从这里出发奔赴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等抗日前线。此后，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为基点，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不断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陕北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开始组织武装力量。1931年，刘志丹在南梁地区建立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多次战斗和对地方武装的整合，陕甘游击队不断壮大。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陕北地区在谢子长等领导下，也建立了陕北根据地。1935年，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进一步增强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当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红十五军团是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力量强大。会师后的红军队伍在直罗镇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

红军东征

陕甘根据地巩固后，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回旋空间，同时解决红军物资和兵源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东征。

1936年2月20日 - 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红军在山西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打了许多胜仗，宣传了抗日主张。阎锡山军队在红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但蒋介石派军队增援阎锡山，为避免不利决战，红军主动回师西渡黄河。

红军西征

东征回师后，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击国民党马鸿逵、马步芳等地方军阀势力，中央决定西征。

1936年5月18日 - 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西征。西征部队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攻占了大片土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在西征过程中，红军与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友好相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适应了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依据。

1936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从1934年秋天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即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促使蒋介石意识到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日 - 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及时制定和确立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明确了抗日时期党的任务，使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复杂的环境中有了行动指南。

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全军编制4.6万人。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

新四军：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全军共1.03万余人，随后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速胜论”，部分人盲目乐观，幻想依靠国际援助迅速打败日本；另一种是“亡国论”，一些人被日军的汹汹气势吓倒，认为中国必然会亡国。在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下，为了澄清认识、指明抗战方向，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和方向，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反扫荡”有效地保存了抗日根据地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使日军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破产。

毛主席珍贵手稿。

从1944年起，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动出击，对日军占领的城镇、交通线等据点发动攻势。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解放区战场立即响应，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力量向日本侵略军发起全面的大规模反攻。他们迅速占领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迫使日军向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收缩。

抗战时期我军兵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以及全体将士英勇奋斗的结果。

延安时期这“十个没有”体现出延安时期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清正廉洁。在当时的延安，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多种方式，干部们保持廉洁奉公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环境健康向上，群众安居乐业。这种良好的风气是延安精神的一种外在体现，也成为吸引无数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大批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宝贵财富。形成了延安文艺精神：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生产运动使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给或半自给，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培养了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初期，边区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但由于辅币缺乏，市场流通不畅，边区银行于 1938 年 6 月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使用。1941 年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支持抗战，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以边币逐渐换回“光华商店代价券”，使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

延安时期，有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斯诺等来到这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延安时期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延安的窑洞，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询问中共能否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共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圣地延安浩气扬，窑洞灯火映穹苍。

军民垦拓荒田绿，将士挥戈敌寇亡。

整风明思除旧弊，齐心抗日谱新章。

精神不朽千秋耀，红色基因万代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