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韩吕之说

春华秋实

韩非和吕不韦都是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他们的著作中当然也绕不开孔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王(韩国君主)之子，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尊称韩非子或韩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师从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但没有承袭儒家思想。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对孔子的博学广通十分敬佩。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也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外储说左下》)
韩非非常认可孔子对“夔一足”解读。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显然，韩非子对孔子是尊敬与尊重的。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儒学和墨学是诸多学派中影响最广泛、地位最显赫的。同时，韩非子对孔子的批判是尖锐。他几乎把孔子说成是一个骗子了，而且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对于政治，孔子主张复古，注重教化，强调“为政以德”， 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韩非子在《五蠹》中直言 “仲尼，天下圣人也”，对前人赋予孔子圣人称号的高度认可。韩非的政治主张于儒家王权不同。他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赏罚分明和君主集权，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强调，一旦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所以制定政策要根据今天的实际，不必言必称尧舜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死守“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认为严刑峻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赏罚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强大。
孔子主张亲亲，尚贤。韩非认为要去“五蠹”（《韩非子·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所谓五蠹，是指五类蛀虫：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五蠹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八奸”都有良好的条件影响国君的决策，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在仁义道德方面，韩非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天下之大，仁义者一人”称孔子。但是，他对孔子以道德为政治的基础却予以否定，以为迂而无当，不切实际。他从君本位的立场出发，主张以权势为政治的基础。此论思想虽极深刻，于人情却太过浇薄。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战国后期秦国相邦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吕不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 将其列入“杂家类”，乃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之谓也。该书以“儒、道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郭沫若先生说：“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着它并不‘杂’，它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中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法，名家的诡辩苟察。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 《吕氏春秋》不同于各家，同时又将各家融会贯通，形成为它自己的思想。而它的思想便是以儒家为主流，兼取各家。事实正是如此，《吕氏春秋》作为治国的纲领，在其中的一整套政治主张中，以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即“法天地”）为基础，折中了道家、儒家的观念，形成了以虚君实臣、民本德治为特色的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
《吕氏春秋》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人民为天下之本，只有得到人民，以人民为务，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方针。同民本思想一样，德治主张也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如孔子就极力提倡统治者要“为政以德”，把德治看得十分重要。
《吕氏春秋》就是这样，如它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又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
以德治国，将会变得政通人和，无往不胜。所以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
除了德治以外，赏罚也是一种辅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而赏罚应该以“义”为标准，只有这样，才会促使人们遵行“忠信亲爱之道”。
《吕氏春秋》所谈的德治，其内容自然是儒家的忠孝礼乐。像传统的儒家那样，它也认为孝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在这里，《吕氏春秋》把孝作为道德思想的基础，甚至还说以孝为本就能使得“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这种以孝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正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除了讲孝以外，《吕氏春秋》还讲忠，以孝为忠的基础。另外，其德治思想也很重视礼乐之教。
　　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孔子毕生致力于儒家理论学说的宣扬，教授学徒，培养门生。他还带领弟子，奔走于各国之间，企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尽管孔子学说终未被用，但客观上却扩大了儒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