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荀卿论孔

春华秋实

　　荀子 (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 (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两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名讳称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生话在“七雄争霸”（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时代。战国七雄各呈其志，通过战争或兼并他国，或苟求自保，天下大乱。荀子出生于赵国（今河北邯郸一带），后游历齐、楚等国，亲历了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荡环境。当时思想界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并存，士人通过游说诸侯传播思想，为各国因应形势出谋划策。荀子曾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术领袖），接触并批判吸收了各家学说，如儒家的仁礼观念，道家的自然观、法家的法治思想等。

孔子强调仁政和礼义的重要性，主张通过道德和礼仪来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荀子推崇孔子的思想，继承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同样重视礼义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孔子强调通过克己、慎独等内在自律的方式来提升个人仁德修养。荀子则认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实践来达到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地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 荀子推进发展了儒家思想。他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

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法治来加以约束和引导，使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和法治的重要性。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神秘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有尧这样的贤君而存在，也不为桀这样的暴君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天上群星互相跟随而旋转，日月互相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气候，阴阳变化万物，风雨普遍施予万物，万物各自得到天的和谐而生发，万物各自得到天的滋养而成长，不见天有什么特别行事，而造化有目共睹，这就叫作神妙。人人都知万物之所以生成要有天，却无人知晓天是无拘于定形的，这就是天的特性。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荀子·天论》）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 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 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

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荀子则更倾向于人定胜天，认为人的命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来改变。这种观念反映了荀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以及自然规律的利用和掌控。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

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材俭用，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也不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殃。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利用它呢？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而化育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品，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对它的控制呢？与其希望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遑论对它加以利用了。

儒家主张复古，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热情歌颂后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荀子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荀子主张，要面对现实，正视变化，面向未来，不要抱守残缺，泥古不化。

荀子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仁”“义”等伦理观念的支持，同时也认识到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性。他创造性地吸收法家的法治思想，形成了“隆礼重法”的理念，明确强调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指出强制性的法度能够有效促进礼义的践行‌。礼通过道德教化引导人们遵循规范，而法则通过外在的强制力维护社会秩序。当礼的力量不足以维持规范时，法律则作为有力的补充，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荀子笔下，孔子突破了只知道作揖磕头的谦谦君子的形象，变成了一位杀伐果决执法楷模。孔子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自荀子《荀子·宥坐》篇始作俑。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做鲁国的代理宰相，上朝听政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他的学生进来问孔子说：“那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啊。先生当政而先把他杀了，该没有弄错吧？”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其中的缘故。人有五种罪恶的行为，而盗窃不包括在里面：一是脑子精明而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又顽固，三是说话虚伪却很动听，四是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五是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这五种罪恶，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种，就不能免掉君子的杀戮，而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他居住下来就足够聚集门徒而成群结队，他的言谈足够用来掩饰邪恶而迷惑众人，他的刚强足够用来反对正确的东西而独立自主，这是小人中的豪杰，是不可不杀的。因此商汤杀了尹谐，周文王杀了潘止，周公旦杀了管叔，姜太公杀了华仕，管仲杀了付里乙，子产杀了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处在不同的时代而有同样的邪恶心肠，是不能不杀的。《诗》云：‘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小人成了群，那就值得忧虑了。”

孔子诛杀少正卯，在《荀子》之前的古籍里并未发现。诛杀少正卯并不符合孔子的仁者形象，何况孔子对作俑殉葬者尚且咬牙切齿，即使对批评他很厉害的隐者，孔子也是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很难想象孔子会对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痛下狠手。此事若是荀子杜撰，则表明荀子有异于孔子教化思想的法治刑罚思想。少正卯具备煽动门徒、混淆是非的能力，若不遏制可能形成以学术包装的暴力话语体系‌。荀子假托孔子杀少正卯之事，是为自己“元恶不待教而诛”（《荀子·王制》）的观点捏造历史依据，为法家寻找圣人也严刑酷法作伪证。明代冯梦龙点评此事说：“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这不仅仅是阻止那些以口才扰乱政局的状况，更是为学术杀人树立防范。所以要为“以学术杀人者立防”者不是孔子，而是荀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