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庄周论孔

春华秋实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一说为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一说为山东省菏泽市东明，一说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人。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在我看来，与其说庄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学家。庄子为文，想象奇幻，构思巧妙，文笔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儒墨为战国显学，而孔子为儒家宗师。庄子因知其学说无法实行，故亟欲将其学说融冶儒学，或寄托于孔子之口，合为一条由浅入深的路线，用以展现其思想。《庄子》全书33篇，其中言及孔子的就有21篇，有一百多处。《庄子》中，孔子， 是个学无常师，不断进步，求道而得道学人。在《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诸篇中，均有孔子见老聃，问礼，问道，问圣人之语。颜回本是孔子的学生，在《大宗师》里，颜回言及“坐忘”，孔子不解，问曰：“何谓坐忘？”对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他闻之而叹曰：“丘也请从而后也。”孔子从导师变成追随者，给人以通达而随和的印象。

庄子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逍遥自得的。《逍遥游》居全书的篇首，逍遥似乎就是庄子的别称。《逍遥游》气势磅礴，居高临下，远离人间烟火，而《人间世》则一上来就是孔子和颜回的对答，讨论的是一些十分世俗而功利的话题，即如何侍奉或应对人君。颜回欲去卫国，辅佐国君，征求老师的意见。在师徒间周详而设身处地的对话中，读者可以体察孔子以其洞察人事的绵密思虑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教导颜回如何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君臣关系。接下来 ，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求教于孔子，又是一段类似的对话，既有天地之命又有君臣之义等等。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孔子形象跃然于笔下。

但儒家所倡导的六艺，纷繁复杂，不易掌握又难以实施。庄子通晓儒道学，极尊崇老聃，常以老聃抑压孔子。《庄子》书中有多篇谈及儒家，有的地方轻薄儒家，痛骂孔子，如杂篇中的《盗》、《渔夫》等篇。庄子以为孔子其术繁复，“太多政法而不谍”（《庄子·人间世》），虽急欲为世主用，却徒劳无功。儒家的繁文缛节，也为后世所诟病。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家也有被道家称道的地方。太史公司马谈述六家要旨时，就谈及道家对儒家等别家长处的吸收。庄子自信比儒家更能理解孔子，故庄子设许多寓言开导孔子，鼓励孔子，然而他的实际对象并非已死为朽骨的孔子，而是一般的儒家，庄子希望一般的儒家亦能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虚心求道、得道、安道。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之，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秋水篇》）

道家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注重伦理道德，强调礼仪和忠孝等道德准则，主张通过教化和慎独来实现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庄子思想的核心则是“道”，道既虚无缥缈又无处不在，它主宰着宇宙自然万物和一切社会人事，万事天注定，人本身没有是非，因为一切都是天道使然。人世间的一切纷繁和争斗，都是人类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而人类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又是天道的自然流露。所以，庄子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而治，主张放弃功利和欲望，回归自然的无为状态。

在外篇中，孔子的形象明显褪色，对世事显得不怎么有把握。特别是他与老子相见时，自信心也略显不足，基本上是只有聆听后者的教诲和指点的份儿。老子问他学道如何，孔子称学了十二年，仍未得道。这情形有点悲催。在杂篇中，情况更为不妙，孔子成为揶揄和挖苦的对象，不仅书生气十足，而且还有点伪善，与内篇七篇中的孔子形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故苏轼铁定认为《盗跖》《渔父》等篇为伪作。

孔子以仁义为修己复礼之道，认为“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而老子则认为，兼爱有点迂腐，无私实际就是偏私。在《庄子·天道》中，庄子借老聃之口说仁义之术，乱人之性。

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故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

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日月原本就存在光亮，星辰原本就有各自的序列，禽兽原本就有各自的群体，树木原本就直立于地面。先生你还是仿依自然的状态行事，顺着规律去进取，这就是极好的了。又何必如此急切地标榜仁义，这岂不就象是打着鼓去寻找逃亡的人，鼓声越大跑得越远吗？噫！先生扰乱了人的本性啊！

一切均自然运行，在此之上硬要再去揭示什么仁义，那就是乱人之性情。在《庄子·天运》中，庄子又借老聃之口说仁义之术是假道而已。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结果又被老聃一通批驳：“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膚，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愦吾心，乱莫大焉。” 糠麸眯眼，蚊虫扰睡，仁义乱心，而且是最大的祸乱。庄子耤老聃之口，批评的焦点还是落在“仁义”上。这是道家对儒家总体性的批评，不仅表明道家的基本思想不同于儒家，而且也明确了儒家的核心观念为仁义。追溯起来，儒家的仁义从三皇五帝说起，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而来，是儒家推崇的治国之道。但是在道家看来，仁义治下的社会总体上越治理越差，可谓每况越下。儒家的仁义之道治国不效，所以道家的主张是无为而治。

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庄子·天运》）

仁义，乃是先王的馆舍，只可以停留一宿，不可以久居。形迹昭彰便多责难。

古代的圣人，把仁看作是借路，把义看作是暂住。他悠游于逍遥自在的境地，生活在简朴的田野，立身于不施给的园圃之中。这样便能逍遥无为。简朴，容易满足；不施，也就没有耗费。古代的人把它称作是探求本真的遨游。

在《盗跖》篇中，庄子借柳下跖之口面斥孔子：“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又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在《列御寇》中，则通过鲁哀公和颜阖的对话中，把孔子描绘成巧言令色，讲空话大话，不能干实事的巧伪之人，至于《渔父》篇，基本是从头挖苦到尾。

　　庄子笔下的孔子，未必是真实的孔子，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假托孔子的言行，让儒道两家的理念发生碰撞而彰显自己的学说。